節錄《紅色滲透》世界中文媒體的政治版圖

中國官方認為，中文媒體對海外華人能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中國經濟上崛起之後，通過金錢統戰並創辦中文媒體，就我們現在不是海外關係太多，而是太少。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係。

——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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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僑、華人的宣傳工作，是黨和國家對外宣傳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一項增進廣大華僑、華人對中國的瞭解和感情、爭取人心的工作，也是一項深層次的、基礎性的工作，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江澤民

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世界各國中文媒體進入政治上的重新定位，以及數量上的擴張時期，這種變化，既與華人移民數量及原居地構成變化有關，也與中國的經濟實力增長及國際地位變化有關，不變的是其擴張原則還是列寧主義式的：用金錢實力辦媒體，教育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華人。更重要的是，北京當局此時已經意識到將中文媒體作為政治工具的重要性，通過它可以控制海外華人並通過華人社團影響其所在國政治，可以很好地「維護中國形象」。中國的外宣負責人經常引用一個調查資料說明這一重要性：在美國少數民族中，四分之一的人依賴本民族語言媒體獲取資訊並表達自己的意見。這類媒體的價值觀、影響力超過僑居地媒體的影響。西方許多媒體將這類媒體稱之為「躲藏在平常人視野之後的巨人」。

一、中文媒體的生態變化

中國官方認為，中文媒體對海外華人能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中國經濟上崛起之後，通過金錢統戰並創辦中文媒體，就構成中國「大外宣」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文媒體、華人社團與中文學校，也就成為中共「海外統戰三寶」。本章主要以美國中文媒體為研究對象。理由如下：第一，在西方國家中，歐洲的中文報紙無論從質還是從量上，均遜於美國；第二，美國在中國外交中居於第一位置，因而也是中國「大外宣」攻略的主要目標。

1、1980年代：中文媒體的政治取向多元化

以美國為例，自1950年代至1960年代放寬移民限制之後，大批港、台移民來此定居，許多港、台留學生也改變身分成為移民。與早期華人移民相比，這批移民大多擁有較為雄厚的經濟基礎和較高的學歷，成功地躋身於美國中產階級行列。隨著華人移民數量的增多、聚居區域的形成，以及移民文化層次的提高，為中文報紙的興起提供了社會條件。一批以港台移民為發行對象的報刊率先創辦，香港《星島日報》在美國印刷、發行，台灣聯合報系則在美國創辦《世界日報》。

從語言與歷史傳承看，香港、台灣與中國大陸同屬「中華民族」，但自20世紀中期以後，兩岸三地在社會制度、文化環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同，由此決定了兩岸三地的居民在政治理念、價值取向以及目標訴求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決定了三地移民的價值取向與閱讀偏好不同。中文媒體要想生存，必須適應這種口味不同的偏好，瞄準讀者定位。也因此，市場本來就不大的中文媒體還被切割成為港、台、大陸讀者三個不同的媒體區塊。

從中文媒體的資金來源分析，最開始有居美華僑自營及港台報業財團投資等各種形態。以美國為例，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文媒體大致為三種資金來源，大陸、港、台；1990年代中期以後，大陸資金漸成主流，連台資背景的《世界日報》，也不得不依賴有大陸背景的廣告資助。

◎第一類是有大陸背景的中文報紙

這類報紙的資金來源分兩種情況，一是中國政府或新聞媒體在美國投資經營的。這種類型包括《僑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投資）、《新民晚報》（母報是上海《新民晚報》）等；二是大陸新移民創辦的報紙。這類報紙據說在8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至90年代以後，這類報紙的數量不斷躍升。據統計，目前美國中文報紙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為中國大陸新移民所辦；加拿大約有30多家中文報紙，其中的70%為大陸新移民所辦；澳洲的20多家中文報刊，其中絕大部分由大陸新移民所辦；日本現有中文報刊30餘種，其中80%為中國大陸新移民所辦。

與原有的「港台化」中文報紙不同的是，這些報紙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都頗為大陸化：報紙的外觀設計大部分為橫排、右行文，一些報紙使用簡體字。在行文風格、話語方式亦與大陸趨同，比如大量引用新華社、中新社的電訊稿或中國國內報紙、網站上的資訊，大量報導與中國有關的新聞。這種特色是以前的中文報紙所不曾見的。統計數字顯示，從1990年到2017年，在美國各大移民族群中，來自中國的移民數量由此前的第四位躍升到了第二位。二十七年間，總計超過240萬移民來自中國。據聯邦人口普查局發布美國亞太裔人口統計數字，截止2017年，美國亞裔人口2141.92萬，其中華人以508.17萬人居首。在美國的華裔移民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占據多數。據統計，美國華裔移民每5個人當中，有3人來自中國。這種移民人口結構，決定具有中國背景的媒體漸成中文媒體的主流。

◎第二類是港台新聞媒體投資的

比如《星島日報》（香港）、《世界日報》（台灣《聯合報》投資）、《自由時報》（2000年起改為授權代理）。因以上部分非本文主要關注的範圍，故不多加詳述。

上述第一類及第二類報紙由於資本投入大，據業者分析，這些報紙在前五年開拓市場時基本處於虧損狀態。初期資金充裕時，在全美南加州、北加州、美南、美中、美東等五個市場區域均能見到。經營狀態不佳時，則收縮市場。近年來因網路的衝擊，上述三家港台報紙經營規模日漸縮小。只有《僑報》背後有中國政府資金，無需自負盈虧，至今在美國東西部大、中城市華人聚居區的超市還可見到免費派送的《僑報》。

◎第三類是美國華人自行經營的報紙

這類報紙在21世紀初期還可在一些華人經營的超市見到。以後隨著網路對傳統媒體的衝擊日益增大，這些小本經營的報紙慢慢消失，即使存在也是慘澹經營。

媒體的風格往往由受眾塑造，這種情況顯然使得中文媒體很難走向規模化經營並提升文化品味。一些媒體業者對此觀察得比較清楚：「華人群體的大部分，對中文傳媒的需求還是比較簡單的、淺層的。他們在這方面的需求，基本上還是在生活資訊、經濟資訊和周邊所發生的事情的領域裡，而高品味的、深度的中文文化還只是一個較小群體的需求。」

由於資金來源不同，媒體的受眾存在政治區隔，整個1980年代，中文媒體的黨爭、政爭現象都相當突出。不過這種局面與90年代以後的媒體價值一元化相比，更符合自由媒體原則。

2、1990年代：中文媒體逐漸向「祖國」靠攏

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地位的日益重要，各國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增多，香港回歸日久、台灣島內政治生態亦發生重大改變，中文傳媒港、台、大陸三足鼎立並因政治觀點歧異而發生爭執的情況到1990年代已有很大改變。金錢讓它們消弭了爭端，成了服務於同一「恩主」的「侍從」。

這一時期，中共政府提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並形成「一國兩制」的構想，在全球60多個國家成立了100多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以消解「台獨」影響為主要目標。在政治環境與讀者群體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之後，眾多中文媒體為了生存，逐漸向「祖國大陸」靠攏，漸以刊登中國大陸的新聞與各種消息為主，價值取向發生極大變化。

但是，這種靠攏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文媒體的生存，因為華人當中，有一大批人不讀中文。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間來自大陸的華人，其中大多數人通過接受教育，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工作，早已融入網路世代，很少訂閱中文報紙。早期的港澳華人移民的子女（即第二代華裔），他們成長於美國的環境中，絕大多數對中文和中華文化很陌生，缺乏親近和歸屬感。中文媒體的生存越來越困難。中文媒體相關人士承認：「今天在美國的中文傳媒，能夠做到盈利的，是很幸運的少數幾家。因為中文傳媒的規模和影響有限，欠缺媒體的主要經濟來源——廣告和投資，顯然就會困難。」

這種情況使得中國政府與海外中文媒體產生了一種特殊的供求關係，經濟實力日益雄厚的中國政府需要在海外對華僑統戰，並願意為統戰工作支付大量金錢；而中文媒體大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資金困難的問題。基於這種互相需要的「供求關係」，中國政府與海外中文媒體之間的合作越來越多，形式也日益多元化。

一些聰明的中文媒體從業者預測：「在全球一片中國熱中，美國中文媒體豈能置身事外，如何積極扮演好中國媒體與企業進軍美國市場的橋樑與合作夥伴角色，恐怕是未來美國中文媒體發展的關鍵與機會。」《英中商報》首席執行官楊騰波毫不隱諱地說：「從某種程度上說，海外中文媒體的發展，也是中國全球影響力發展的一個重要體現。」這段話等於承認海外中文媒體就是中共延伸至海外的喉舌。為了在眾多中文媒體中引起中國當局關注，相關負責人競相表達忠誠：「要發揮輿論工具的導向功能」，「大力宣傳和努力推動反獨促統（反對台灣獨立，促進大陸統一台灣）是我們海外中文媒體的光榮使命和歷史責任」。

海外中文媒體為何願意向「祖國母親」靠攏？日本一位中文媒體從業人員參加第三屆「世界中文傳媒論壇」，回到日本後寫了一篇〈在冷靜與熱情之間〉，談了他本人對出席論壇的感受。願意公開表達這種細微個人感受的文章極為少見，但魔鬼往往藏在細節裡，所以筆者在此多摘錄幾段。

談到中國主辦方的熱情時，作者寫道：「海外人士在異國他鄉學會了低頭，學會了忍耐，乍一下回歸故園享受嘉賓待遇，還真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開會之外，武漢市政府精心安排了參觀活動，湖北省博物館裡的編鐘表演，武漢雜技團的絕活，天下第一樓黃鶴樓，武漢市管理得最好、讓溫家寶總理感動得落淚的社區，我們都一一觀賞或體驗了。」與武漢同樣熱情的，還有會議代表們兵分三路的參觀之地，如廣東、江西、山西等地。

這種接待的效果顯而易見，與會者均「為海外中文傳媒這一世界傳媒中的『弱勢群體』，在中文的故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而歡欣鼓舞」，感動到開始想自己「能為這片廣袤的故土做些什麼？」。接下來，他對另一位參加會議的華人媒體作者文揚所持的「招安」說法不以為然，認為「與其說是『被招安』，倒不如說是海外傳媒主動『靠攏組織』。已有事實證明，有『大陸背景』的海外中文傳媒聲勢更壯大，腰杆挺得更直些」，「我承認，主辦方對海外中文媒體有所期待，誰能說這種期待對海外辛苦經營的傳媒業者來說不是一個方向呢？這次論壇的主題很精練、很及時，……給正徬徨著的海外中文傳媒提了個醒，報導中國是我們永遠的主題，是生命力所在；以自己的方式報導『中國熱』，是最緊迫的課題。在海外為中國說話，維護中國的利益不必羞羞答答，……的確，能夠讓五湖四海的同行手牽手，在世界範圍形成『中文網』，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這些中文媒體的負責人有不少是當年千方百計從大陸移民至海外者，為什麼現在卻表現出這種與他們移民初衷完全相反的態度？關鍵還是生存壓力，在中文媒體當中，認為「有大陸背景的中文媒體腰杆粗壯」已經成為共識，許多中文媒體將自己有大陸背景引以為重要的社會資本，並以此獲得中國駐外領館的信任與支援。一些老中文媒體因為在背景上無法與後來的新辦媒體競爭，對此頗有怨言。美國休士頓一家中文媒體的總編與社長就曾抱怨過這種競相爭寵帶來的過度「競爭」：「由於新的媒體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有時甚至打著『獲得了某某權威機構、權威人士支持』的旗號，很容易成為僑社的新寵，所以原有媒體便擔心僑社和廣大僑胞可能會『喜新厭舊』，一定會更加積極地參與僑社活動，努力地為僑社服務，爭取在僑社和僑胞之中不會失寵。」

這兩位負責人還委婉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國內某些方面的不恰當支持造成了混亂。海外某些中文媒體在資金不足、創辦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通常會尋求國內有關方面的支持。國內有關方面，尤其是某些領導部門，如果給予了個別媒體以財力、物力或版面上的支持，實際上是對其他中文媒體的不公平。獲得國內支持的某些媒體可以打著某種旗號，以更低的成本和特殊的身分參加當地的市場競爭。國內這種實質支持的結果只會造成當地新聞傳媒市場的更加混亂，造成其他一些熱愛祖國中文媒體的更大困難。因此，筆者認為，國內有關部門對於海外中文媒體的支持應以精神鼓勵為主，對於某些尚未取得信譽的新辦媒體的實質性支持應該慎之又慎，對於熱愛祖國的其他中文媒應該做到合理公平。」

為了得到來自中國大陸的資源支援，中文媒體之間的爭寵已到如此地步，自然只會對北京政府這類提供資源者的要求予取予求，哪裡還敢提什麼媒體的獨立性與媒體人的職業道德？

3、北京對海外中文媒體的紅色滲透

中國政府對海外中文媒體的控制，始於1990年代中前期，從現有資料來看，一開始滲透的，始於對香港的幾家中文媒體，如《星島日報》、《明報》等。

自從中國政府通過改革開放積聚了財力之後，就開始通過資助或者直接出資創辦貌似獨立的中文媒體、中文學校，並鼓勵開辦各種華人社團，作為海外「統戰」的主要工具，並將這三者合稱為中國政府海外統戰的「三寶」。

所謂「統戰」是「統一戰線」的簡稱，當年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政治對抗時，曾使用「統一戰線」這套方法，爭取中間勢力的廣泛支援，其內容就是「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勢力」，通過「統戰對象」的口向外界宣布中共的聖明，獲得最廣泛的社會支援。中共建政之後，所有中國駐外大使館、領事館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從事「統戰」（統一戰線）工作，爭取盡可能廣泛的支持。

從1990年代以來，中共海外「統戰」工作的重點之一就是扶持中文媒體，塑造中國政府的好形象。中國官方一直認為，「世界上話語權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資訊被西方媒體壟斷」，因此，中國政府從2008年開始，就大張旗鼓地全力推行「大外宣計劃」。這一計劃分為中、英文（含其他語文）兩大部分，以雄厚的金錢做後盾在世界各國穩步推進。對於香港、台灣兩地的中文媒體，中國政府各有不同的控制與滲透方式，另有專章敘述。本章主要陳述中國政府如何控制港台之外的世界中文媒體。

有關中共控制與滲透海外中文媒體的研究，最早當是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在其會刊《中國簡訊》（China Brief）上發表的〈中國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國的華語媒體〉（2001年11月21日）。該文指出：中國政府花費了巨大努力介入海外的中文媒體，其主要策略有：投資控股、給予媒體（老闆）在大陸的商業利益、安插人員等等。不少中文媒體被收買，或因不敢得罪中共，在有關中國的報導上越來越接近中國大陸媒體，所使用的語言也日益接近中國的官式語言。該文披露，當時美國主要的4家中文報紙——《世界日報》、《星島日報》、《明報》和《僑報》，發行總量約70萬份，但都受到中國大陸直接或間接的控制。

由於中國政府「金錢統戰」的結果，這些以「中國主流媒體在海外延伸」自命的中文媒體，「在辦報宗旨上秉承中國主流媒體的理念和觀點」，已經有不少日益偏離新聞自由的軌道，對中國的報導越來越與西方主流媒體的價值判斷相反。

在眾多海外中文網站中，值得一提的是「多維新聞網」，該網站開通於1999年1月，網站由「六四事件」之後流亡海外的媒體人何頻創辦，投資者包括李錄代表的美國風險投資，以及現在的「立方網」CEO熊萬里，投資高達5000萬人民幣。2009年9月，香港商人于品海的中國數碼資訊有限公司收購了網站部分股權。此後，多維陷入混亂，何頻離開，並認為「靠官方在海外建立和收購媒體是一種笨重的辦法，只有用更開放的心態面對西方媒體，或者讓中國人的民間媒體用專業手法進入西方，才能使中國的形象降低扭曲度」。《鳳凰週刊》記者田路注意到：「多少顯露出，國內在互聯網資訊的攻防戰中，已經由單純的建造『圍牆』，開始走向在『圍牆』外設點主動出擊。」隨後，網站總部遷往了中國數碼的北京辦公地點，成為一家在北京製作中國新聞並在美國發表、供海外閱讀的網路媒體。

在眾多海外中文媒體中，多維新聞網有個特點：每當中共內部爭鬥激烈、陷入某種矛盾時，承擔放風闢謠的工作。在中國國安部線人、前國安部常務副部長的商界馬仔郭文貴於2017年在海外中文推特進行所謂「爆料」，引得一眾民運大佬競相附從時，國內媒體不能就此發言、海外中文媒體不敢涉足此事，只有多維新聞網連續發表幾十篇文章，對郭文貴事件進行分析解疑。如果要對海外中文媒體做個案研究，號稱集「承載媒體帝國理想與山寨新聞」於一身的多維是個經典個案。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多維新聞網之外，還有數家中文媒體被美國的《胡佛報告》點名。該報告由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與安納伯格基金會陽光之鄉信託共同發布，原名為《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該報告第六部分點名了十餘家美國中文媒體，並詳細介紹了「文學城」（wenxuecity.com）的來龍去脈。報告引證資料稱，「文學城」網站首席執行官林文在2011年，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透露，「我們『文學城』的新聞報導，多數都是採用中新社的文章。絕大數稿件，都是來自國內官方媒體的報導」。《胡佛報告》還指出，自從文學城被轉手之後，就與新華社以及中新社簽署合約、刊登其新聞；甚至還有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購買網站的費用中有中共宣傳部門提供的100萬美元補貼。

除傳統的媒體報紙外，中共還廣泛涉足廣播電台、電視，操縱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華語廣播電台，電視。美國現有華語電視台約10多家，大陸背景的華語電視公司也開始進軍美國市場。繼香港鳳凰衛視控股有限公司下屬的「鳳凰衛視美洲台」於2001年在洛杉磯啟播之後，洛杉磯的「洛城雙語廣播電台」、「洛杉磯中文廣播電台」相繼開辦。2004年，中國中央電視台與美國第二大衛星電視公司「回音之星」推出中文「長城平台」套裝，包括12個普通話頻道、2個粵語頻道、1個閩南語頻道、1個英語頻道，1個西班牙語頻道和1個法語頻道，成為全方位展現今日中國的「平台」。

2004年，梅鐸的「新聞集團」為取得中國政府的好感，聘請了一位美國顧問幫助中央電視台的幾套節目在「時代華納」、「新聞集團」運營的美國電視網中落地。自從開始這項合作之後，「時代華納」旗下的CNN對中共的態度變為「友好」。2010年，中央電視台與「美國線上時代華納公司」達成協議安排，中央台第九頻道英語節目（CCTV-9）自2011年1月起在美國紐約、洛杉磯和休士頓三城市播放。作為回報，自2011年起中國准許美國線上時代華納（AOL Time Warner）的普通話電視頻道CETV在廣東珠江三角洲播出，這是美國的電視節目首度獲准在中國境內播出。

為了將中文媒體「做大做強」，北京還支持海外中文媒體跨國合作、合併。2007年1月，同樣由張曉卿持有的香港《明報》集團宣布與馬來西亞最大的兩家中文媒體——星洲媒體及南洋報業合併，交易涉及金額約34億港元。《明報》大股東張曉卿表示，合併僅是第一步，集團其後將進軍內地及全球媒體市場。中國新聞社社長郭招金在國內接受媒體採訪時稱，這些中文媒體合併之後，將發展成全球最大中文印刷媒體平台之一，於北美洲、東南亞及大中華地區各主要城市擁有超過5份報章（約15個版本），每日發行量超過100萬份，以及29份雜誌刊物。北京的座上客、「愛國僑領」熊德龍在美國主辦的《國際日報》，發行到泰國、印尼；法國《歐洲時報》與上海《新民晚報》合作，在法國共同出版《歐洲聯合周報》，並在奧地利、德國、希臘、葡萄牙合作推出各種語文的版本。

義大利《歐聯時報》能夠在短時間內成為歐洲知名的中文媒體，得益於與大陸主流媒體的合作。2007年《歐聯時報》首先與中新社浙江分社合作，雙方達成共同出版發行《歐聯時報》的「戰略協議」，隨後《歐聯時報》又與《人民日報》海外版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而《歐聯時報》的編輯中心設在中國浙江省首府杭州市，發表的各種報導堪稱《人民日報》的翻版（www.ouhuanews.com），比如「海外中文媒體有責任讓世界瞭解真實的西藏」、「中國走入西方用事實證明西藏進步」、「中國西藏政策必會憑自信贏得國際認同」。這些文章被中國官方以引述外媒的方式轉載於《中國網》上。就是這麼一家已經完全變「紅」的媒體，不僅成為中國官方希望中文媒體學習的樣板，也成為海外中文媒體爭相仿效的對象。

毛澤東當年讓新華社「將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這一宏願，未能通過其「世界革命領袖」的政治影響力達成，但終於在他逝世幾十年後由其政治繼承人運用金錢的影響力達成。按照中國政府的統計，目前全球有4500多萬華人、2萬多個僑團、5000多所中文學校、數百家中文媒體，如何控制管理這些中文媒體，影響華人的思想，增強中國政府的凝聚力，被中國政府視為相當重要的「海外統戰工作」。

二、為世界中文媒體從業人員提供交流平台

中國政府既然要實現「讓新華社將地球管起來」這一政治願望，僅有投資是不夠的。還得通過一些組織活動形成向心力，既讓海外中文媒體感到有「組織」可依靠，還有「組織」給定的工作原則與目標，並用這些原則來約束規範媒體報導。自2000年代中期開始，北京政府對海外中文媒體採用了更成熟的控制與滲透策略。除了採取前述手法繼續滲透並加強控制之外，還多管齊下，為世界各國中文媒體提供了各種交流與聚合的平台。負責與海外中文媒體聯繫的有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僑辦、北京大學世界中文傳媒研究中心、中國新聞社等機構。世界中文媒體合作聯盟的名譽主席由中國國務院僑辦副主任趙陽擔任。

經過將近二十年辛苦經營，北京與海外中文媒體的「指導交流」已經形成相對固定的幾種模式：

1、開辦專門為海外中文媒體服務的研究中心、網站、雜誌

早在2002年，北京大學成立了世界中文傳媒研究中心，其目的是「聚合海內外研究資源」，該中心與中國專事對外傳播的政府管理部門及世界華人報業協會等有著密切聯繫與合作關係，經常組織各種交流活動，為海內外中文媒體的合作及業務拓展提供「對策研究」，為配合兩年一次的世界中文傳媒論壇而編纂出版《世界中文傳媒年鑑》等。此類中文媒體研究陸續開辦了好幾個，來頭最大的是2008年掛牌成立的中國新聞社中文傳媒研究中心。

海外中文媒體的負責人在這些平台上發表一些什麼研究成果呢？大都是如何向世界傳播中國（即中國政府）的聲音，還有世界各國中文媒體的工作心得，如美國中文雜誌《彼岸》的副總編王威在〈中文媒體在美國的作為以及與中國大陸傳媒之間的互動〉一文中，心領神會地指出，要「充分利用美國中文傳媒的作用」，「影響美國主流社會」。

如果說王的文章還比較含蓄，那麼有些文章就更露骨。比如美國《芝加哥華語論壇》報社長兼發行人張大衛就乾脆直接了當地表態：「大力宣傳和努力推動反獨促統是我們海外中文媒體的光榮使命和歷史責任」，「作為海外華人的喉舌，應當運用自己的輿論工具大力反獨促統」。為了讓北京重視他的作用，張大衛還力陳其執掌的媒體優勢：「由於具有非官方、非政治、非政黨的色彩，發表的消息和言論更有親和力和說服力」，可以「通過與當地主流社會的接觸和對主流媒體的瞭解，可以有的放矢地通過各種方法推動反獨促統，做好主流人士的工作」，能「用較大篇幅報導或轉發有關反獨促統的消息和動態，包括當地和世界各地的和平統一新聞」。並急切地表示，「在反獨促統中，媒體不能僅僅是冷漠的旁觀者、客觀報導者，而且應當是熱情參與者、積極推動者」。這些中文媒體以當喉舌為榮、竭力取寵之態躍然紙上。

如此交流經驗，已經不是交流如何辦媒體的經驗，而是交流如何更好地充當宣傳工具的經驗。

2、舉辦各種海外中文媒體研修班，規訓海外中文媒體從業人員

在形式各異的研修班當中，目標比較固定而且密集舉行的是「海外中文媒體高級研修班」。這一研修班的主辦者是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有時亦邀約中國新聞社、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充任共同主辦機構。從2006年1月開辦第一期以來，至2018年一共舉辦了17期。每次規模不大，一般為幾十個人，為期四至五天不等。參加者是北京認為在所在國有一定影響力的中文媒體負責人及採編人員，如「第三屆海外中文媒體高級研修班」（2007年11月21日在北京開班），有來自15個國家22家海外中文媒體的負責人趕來北京「聽課」，其中有法國《歐洲時報》、英國《英中時報》、芬蘭大眾明天媒體集團、葡萄牙《歐洲聯合周報》、澳洲《生活周刊》、紐西蘭「中華電視網」、美國「中國之星」電視台、日本《日中新聞》等。越到後來，規模也越大，第十七期共有來自美國、加拿大、巴西等41個國家和地區91家中文媒體的94名負責人和主要編輯、記者參加研修。

這種研修的主題一般都與中國的政治需要相結合，比如2017年5月，在廣東舉辦的第十六期海外中文媒體高級研修班，主題就是要求參與研修班的海外中文媒體「廣泛、深入地宣介『一帶一路』理念，積極宣導當地僑胞參與建設、分享機遇，努力擔起中華文化宣揚者的使命」。

參加「研修」的中文媒體負責人的任務是「聽課」，講課者多為中國政府的媒體管理部門及僑務部門負責人，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44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劉澤彭、中國新聞社總編輯郭招金、副總編輯王曉輝以及官方認為政治可靠的「新聞業務專家學者」，講授「中國特色」的新聞理論、採編業務、媒體管理、中國國情與經濟形勢、中文化等課程，並組織學員與中國新聞媒體展開交流。向研修者介紹中新社通稿、世界中文傳媒論壇、海外中心供版服務，以及「中新網」和「中國僑網」等新媒體業務，也是研修內容之一。

這類研修班有時根據北京政府的政治需要作專題「研修」。比如2010年8月29日開辦的第六期海外中文媒體高級研修班，主題為「新疆和西藏的歷史與文化」，參加者有來自23個國家的40家中文媒體的負責人及代表，如法國《歐洲時報》、英國《倫敦時報》、德國《歐洲新報》、匈牙利「萬事達傳媒」、美國《僑報》、加拿大《華僑新報》、日本《西日本僑報》、菲律賓《世界日報》、澳洲《移民鏡報》等海外中文媒體。國家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到場講課。北京的課程研修結束後，學員們由專人帶隊去烏魯木齊、喀什、阿克蘇等地，就新疆民族歷史與文化、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等進行「深度採訪」。這種研修的目的是讓海外中文媒體寫出合格的宣傳品，並用各種所謂「親見親聞」的宣傳攻勢去改變部分西方媒體的慣性思維，還原一個所謂「真實的新疆」。

3、定期舉辦會議

這類會議有好幾種，其中北京最為重視且定期舉辦的會議是「世界中文傳媒論壇」，每兩年一次。從2001年9月舉辦首屆以來，至2017年9月，一共已開辦九屆。

2001年9月首屆世界中文傳媒論壇，來自五大洲30個國家及港澳台百餘家中文媒體的負責人出席了會議，海外主要的中文媒體幾乎全部到齊，包括北美地區的《世界日報》、《星島日報》、《明報》報系，新加坡的《聯合早報》，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南洋商報》，菲律賓的《商報》、《世界日報》，法國的《歐洲時報》，香港的《亞洲週刊》、鳳凰衛視、《大公報》、《文匯報》，台灣的《中國時報》、《聯合報》等。儘管主辦機構是中國國務院僑辦與官方媒體中國新聞社等，協辦者是會議舉辦地的地方政府，如成都、上海等地的市政府，中國的宣傳還是很坦然地宣稱，世界中文傳媒論壇被譽為「民辦中文傳媒之家」。

按中國官方總結，這個論壇有四大特點：一是規模大，邀請的範圍廣，與會人數眾多；二是傳媒類別齊全，報紙、雜誌、廣播電台、電視台、網路媒體等一應俱全；三是層次高，與會者均為中文媒體的董事長、總裁、社長、總編等；四是地區分布廣泛，世界上有中文媒體的國家和地區均有代表參加。隨著中國國力增強，中國向外擴張的雄心高漲，這類會議有越辦越興盛之勢，例如2011年9月舉辦的第六屆世界中文傳媒論壇規模號稱最大，參加人數最多，來自美國、加拿大、紐西蘭、俄羅斯、澳洲、巴西、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港澳台等近50個國家和地區的400餘位中文媒體總編與會。

通過此論壇，中共當局對海外中文媒體進行業務指導，比如2017年第九屆世界中文傳媒論壇，當局進行的業務指導就是要求海外中文媒體順應世界傳播介質深度變革的潮流、利用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體，境內外中文媒體互聯互通，以美國梁彼得事件為例，深度介入影響海外輿論熱點事件。

北京花費如此之大的精力辦世界中文傳媒論壇，其目的是「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與會者心中也明白自己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據一位與會者事後感概，這種「有吃、有喝、有玩樂、有鼓掌、有照相、有發言、有總結、有資料、有禮物、有歡迎、有道別，一種典型的中國廟會式的『大會』，對於移民海外者確實有吸引力。舉辦者意在『招安』」，而參加者更是希望自己表現好，在眾多受招安者當中鶴立雞群，備受中國當局重視與關注，從而獲得更多的資源。

每舉辦這些會議，中國媒體都受命刻意渲染，有意誤導國內人民，讓他們產生錯覺，真以為心向北京的「中文媒體」已經擠入世界媒體主流。一些不明就裡的中國媒體還煞有介事地報導海外中文媒體正在探尋與中國媒體的「合作之路」。沒有人會指出一個事實，在參加世界中文媒體論壇的幾百家中文媒體當中，有不少媒體事實上早就接受中國政府資助，更有媒體是中共自家創辦，只不過裝扮成「獨立媒體」的模樣罷了。

海外中文媒體為報效北京的支持與重視，除了日常報導必須心向北京之外，在北京政府眼中的重大事件當中，都需要配合北京的宣傳計劃。比如2008年北京奧運、中共的重大政治活動，例如每年的「兩會」及中共中央的歷次代表大會，海外中文媒體都需要大篇幅地「正面」報導。

1、海外中文媒體奉命配合政治宣傳

中共需要海外中文媒體配合報導，目的不只是在海外華人社群中宣傳，另一個作用是在國內媒體上渲染「中共德政天下歸心」的氣氛。

比如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開，中國「人民網」（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官網）及各大網站紛紛刊登了如下消息：「海外華僑華人和中文媒體高度評價中共十七大：美國紐約華人社團聯席會23日舉辦座談會，與會僑領高度評價十七大取得的成果以及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美國中文媒體對此關注度日益升溫。翻開2007年9月9日紐約出版的《僑報》、《世界日報》等報紙，『中共十七大』成為這些報紙要聞版或者中國新聞版的關鍵字。」「〈俄羅斯中文媒體高度關注十七大紛紛推出專版、專刊、專題〉成為刷版的文章。」從2013年開始，海外大外宣的重點就變成了高調宣傳「一帶一路」。以中國國務院僑辦的美國僑報網為例，近年連篇累牘地推出與「一帶一路」相關的話題，密集度之高，幾乎成了日常報導內容。僅以2017年為例，3月發表過〈華僑華人藍皮書發布聚焦「一帶一路」〉這種重頭專題，緊接著就在配合第十七屆世界中文傳媒論壇舉辦，於2017年5月12日開始，陸續推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專題，並配發〈「一帶一路」是中國崛起必由之路〉這類社論。

有時北京政府擔心海外中文媒體不能很好地領略意圖，只是簡單地照抄新華社新聞，影響宣傳效果，於是由政府大員出面耳提面命，親授機宜。為了宣傳2008年奧運，北京奧組委於2007年11月1日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召開了中文媒體見面會，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奧組委主席劉淇出席會議，當面向中文媒體傳達宣傳要求。外國媒體對國際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的熱情不高，為避免冷落，北京奧組委又特別致函給海外中文媒體，要求它們儘快註冊採訪帕運會。

從功能來說，這些與北京關係密切的海外中文媒體基本上是中共宣傳機器的延伸，它們與其所在國的獨立媒體的報導很不相同，基本上是按照中國當局規定的口徑宣傳。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海外中文媒體也均不避諱這點。

2010年廣州亞運會時，為了擴大廣州亞運會在海外的影響，由廣州市僑辦和廣州亞組委宣傳部聯合主辦的「2010年，相約廣州——海外中文媒體廣州亞運行」，於5月16日至20日在廣州啟動，近20家來自亞洲、美洲的海外中文媒體，在廣州集中採訪報導廣州2010年亞運會籌備情況。出席的海外中文媒體包括香港《星島日報》、《澳門日報》、美國《美中報導》、加拿大《華僑時報》、泰國中文電視台、日本《新華僑報》與《中文導報》、菲律賓《世界日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印尼《千島日報》、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等。這些媒體剛參加過國務院僑辦舉辦的「華僑華人回家看世博」的系列採訪報導，立刻又接受廣州亞組委宣傳部邀請採訪廣州亞運會的籌備情況。東道主廣州市政府的目的也很明確，是讓這些華媒「感受『激情盛會，和諧亞洲』的亞運理念，在世界華人社會營造良好的亞運氛圍，使更多的海外僑胞來廣州觀看亞運會」。上海世博會也同樣組織了多家海外中文媒體集中報導。2010年5月9日至15日，24家海外中文媒體的27位記者參與了國務院僑辦與上海市僑辦聯合舉辦的「海外中文媒體世博採訪周」活動。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是中共官方辦的NGO，從2011年起，該組織每年找來海外中文媒體記者團走訪藏區。葡萄牙「葡新國際文化傳媒」總裁馬麗梅是每年必到的受邀嘉賓。2018年夏天，她第七次作為海外中文媒體的代表探訪藏區，並對《人民日報》記者談自己的感想：「有幸用人生中的七年去做一件事，去見證一個貧困落後地區的重生，是非常有意義的。」與她同行的「南美新聞網」的一名記者在參觀完拉薩和日喀則的寺廟後寫下這樣的觀感：「藍天之下，是觸手可及的信仰……和諧、寧靜、平和、世俗的那些寺廟在藍天下構築了藏區人民內心最深刻的幸福世界。」這些海外中文媒體報導的西藏，幾乎與國際媒體呈現的西藏景象完全相反，國際媒體經常報導的藏人自焚、抗議中共對西藏的掠奪性開採以及對西藏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在海外中文媒體中都毫無蹤影。

可以說，自2000年以後中國強力推行大外宣計劃以來，世界中文媒體的版圖已呈現紅色與粉紅色的狀態。還能夠堅持獨立立場且有規模影響的中文媒體，只有美國之音、BBC英國廣播公司、自由亞洲電台等少數幾家，還有因反抗中共迫害而問世的法輪功系列媒體（《大紀元時報》、新唐人電視、希望之聲廣播電台）等。少數異議中文網站由於其內容的限制，與其說是公共媒體，毋寧說更像是同溫層的討論圈。

除了港台兩地媒體被北京採用種種手法滲透控制之外，世界各國的中文媒體也早就被中共採取本章所述各種手法收歸己用，其報導方針迥異於中資入主之前的90年代中前期。雖然增加很多關於中國政經民情的報導，但卻有意忽略中國每天都在發生的各種涉及侵害人權、民間抗爭、官員腐敗與社會不公的消息，只側重於中國經濟如何飛速發展，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如何提高等，幾乎就是新華社消息的延伸。

這樣辦出來的中文報紙，究竟是什麼面貌的呢？2011年9月，在「第七屆世界中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北京多年的重要統戰對象、新加坡《聯合早報》前總編林任君有個發言，表達了他對這種拙劣制式的外宣產品的不滿。林任君是這樣說的：「這些海外中文報，有很多是以僑報的身分存在，以僑報模式經營的；有些連效忠的對象也是中國，而不是當地的政府。在資源方面，包括報社的資金和人力、新聞來源等，則相當依賴中國國內的支援。由於它們的新聞主要由中國的媒體提供，甚至整個新聞版面都由國內媒體直接承包傳送，其內容受到很大的侷限，即使本地新聞也僅僅報導當地的華社活動。不但新聞如此，連言論也不是自己的、而是中國的，有時甚至與中國官方的口徑相當一致。這種現象，使這些報章在客觀上形成了『部分中國化』的傾向，與其說它們是『海外中文報』，不如說是中國報章的『海外延伸版』。」

林任君這番話的意思是，希望這些中文報紙向新加坡的中文報紙學習，即使與中國關係密切，也必須外表上像獨立媒體，才能獲得較好的宣傳效果。

2、中共對外傳播的「第三陣營」

中國意識形態部門動用巨額資金在海外搭建外宣平台，早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這些由北京支持的海外中文媒體越來越像宣傳品。在網路時代，這些宣傳品的華人讀者主要限於5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這些報紙完全無法依靠市場，只能依靠北京方面持續不斷的投入，放在海外華人為主的超市裡免費派送。中國主管海外大外宣的政府部門當然不會承認，這是中國當局賦予的宣傳功能讓中文媒體變得面目可憎，導致讀者流失，但也得面對這種宣傳品陷入生存困境這一事實。

2015年12月，官辦機構中國記者協會組織一個新聞代表團赴美國洛杉磯、舊金山、紐約等地，訪問了鷹龍傳媒有限公司、《星島日報》、《世界日報》、多元文化傳媒集團、華人資訊網、《新象》雜誌等10餘家中文媒體，召開座談會後，也不得不承認：「中文媒體普遍存在規模小、市場分額小的問題，導致不少媒體陷入了『資金短缺、採編力量不足、無法提供高品質的播出內容、受眾流失、市場分額進一步縮小』的惡性循環，這成為制約中文媒體發展的最大短板。」

儘管扶持的傀儡媒體不是特別中用，但在北京看來，有它們比沒有它們的情況要好得多。中國官方傳媒學者將中國對外傳播體系劃分成「三個陣營」，認為以對外宣傳為主的中國新聞社已經建立了覆蓋全球80%華文媒體的對外供稿服務體系，海外數以千計的華文媒體構成了「第三陣營」。

何謂中國對外傳播的「第一陣營」及「第二陣營」？中國對外傳播的第一陣營是國內媒體，但國內媒體語言在外語文化圈易引起排斥；後來發展為借助境外媒體，算「第二陣營」，但也往往由於後者的「有色眼鏡」而事倍功半。官方文章未解釋第二陣營的具體構成，但據我多年的研究，應該不是指自家人掌控的港台媒體，而是指英文媒體的駐京記者群。每有重大事件發生，官方會有意無意利用各種管道、尤其是外媒駐華記者的中國助手（官稱為「中文秘書」，簡稱為「中秘」）透露資訊。這些隱藏在數百位外國媒體駐華記者身影後的「中秘」們，他們的名字雖然從未出現在報導中，但他們其實才是新聞的真正炮製人。這是行內公開的秘密，但直到路透社駐華首席記者林洸耀寫文章公開談論此事，才為外界所知。

林洸耀指出，「為外國媒體工作的『中秘』負責新聞調研、採訪、協調、翻譯等工作，職責與外籍記者差不多。他們會和外國記者一起天南地北地報導中國新聞，你也可以在電視直播新聞發布會上看見他們的身影。你可以叫他們秘書或新聞助理，也可以稱之為翻譯，還可以稱之為研究員或分析師，但就是不能叫記者。……按（中國）政府有關規定，他們只能做『輔助性工作』，但事實上，如果離開了他們，大多數外國媒體駐華機構很可能就無法運轉了。他們就像私生子，你不能否認其存在，但是合法地位卻不被承認。」所謂「有色眼鏡」，應該是指這些外國媒體雖然得到了資訊，卻不會完全按照中國政府的意志撰稿。

在中國官方看來，注重「第三陣營」，即常說的「中文外宣」，使之與「內宣」共同形成對外傳播體系，在一些重大政治話題的報導上，巧妙利用海外中文媒體亦中亦西的角色，可以獲得一定程度上的資訊緩衝，「對於消弭西方社會對中國大陸社會及政府的誤解，以及粉碎一些集團的陰謀有著『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這也是『巧實力』的體現」。以下這個例證應該算是巧實力的體現：

2014年10月3日，在香港民間民主人士發動「占中運動」（占領中環運動）期間，遍布世界數十個國家的142家海外中文媒體聯合發布〈百家海外中文媒體保衛香港宣言〉，力挺中國當局強力壓制占中運動。據調查，領銜的海外中文傳媒合作組織是中共控制的社團，由中共在香港的黨媒《文匯報》發起，於2009年10月成立，其時擁有87家媒體成員，覆蓋全球五大洲、27個國家和地區。這次海外中文媒體連署挺共宣言之舉，被中國媒體人戲稱為假外媒集體站台，香港資深媒體人程翔則視之為「大外宣計劃」拿出的「最出色的成績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