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中埃及

1.机场的声音

五月到埃及出差，正好是伊斯兰历的宰牲月。清晨的开罗机场，女人发出高亢的尖叫声。尖锐的颤音如从疼痛中生出狂喜，女人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听出一种团结精神。

这种被埃及人称为Zaghārīt的声音，在英文里叫做ululation。年长的女人在婚礼、集会上尖声呼啸，这个声音深植于阿拉伯世界的民歌传统。我以为那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告别吟唱，后来听翻译思诚解释，朝觐在五天后开始，他们要去麦加朝圣的人。

朝圣者进入国际航站楼，我们转去本国航线，飞向尼罗河上游被旅游业攻陷的城市。安检闸门之后，神圣氛围冷却，候机厅一半都是中国游客。

我听到字正腔圆，带有一小撮口音的中文，转头寻找声源，看到一张当地人的面孔。

这是我在埃及工作的第一天。之后的三个月，由于工作需要，接触数十位埃及本地的中文翻译。从初会面，我已好奇，问身边的思诚，埃及人的中文怎么讲这么好？

十四年前，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在阿拉伯之春后来到开罗，他在当地找英文翻译，同样盛赞埃及人的语言天赋，他猜想，埃及人性情外放，不怯于开口，进步很快。

埃及的中文翻译们大多告诉我，埃及方言融入了大量外来词，以标准阿拉伯语为基础，吸收科普特语、土耳其语、英语和法语的元素，发音体系丰富，也因此埃及人在讲外语时往往没有太重的口音。

思诚的答案很特别。他本业是中文导游，这次在团队里做商务翻译。第一天上岗，他不忘带团的惯性，大讲游客专供的趣味故事：

“创世故事你有听说过吗？亚当——世上第一个男人，全人类的祖先——是阿拉伯人，所以一切的语言之初，都可追溯到阿拉伯语。”

阿斯旺河段水面平静，河床有巨石，水在河面优雅旋转。我转身去看无尽的水圈，没有回应他用创世神话解答埃及人中文能力的学说。

2.全民导游

“你好。”

在欧洲生活六年后，我对来自陌生人的“你好”有了创伤记忆。男人压低声音，夹起嗓子说“你好”，成为对东亚人的戏称。“你好”之后，没有下文，没有目光接触，经常不是在面对面，而是擦肩而过时，两个字如烟如魅，鬼祟地溜进耳朵。

进入开罗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正门，得到声声“你好”，我抑制住应激反应。在“你好”之后，听埃及人用中文滔滔不绝。

安检员讲：你好，请你把包打开放上来，把手机钥匙放进篮子里。

三个导游连番搭话：你好，我从艾因夏姆斯大学孔子学院毕业，会讲中文，请问你需不需要博物馆中文讲解？

在埃及，中文导游众多，旅客们可在出发前联系地接社，匹配本地导游。也可以随性出行，当日站在开罗主要景点门口，不必长久等待，就会有中文导游前来搭话。

不寻常的是，埃及的中文导游全由埃及本地人担任。在欧洲，中国旅行团几乎都由华人带团，当地即便有中文学生，也很少涉足这一行。在埃及，政府明文规定，具埃及国籍的人才有资格做导游。就业保护政策排除了中国人在埃及做导游的可能，也使多数大学里中文系的埃及学生，在毕业后自然流入旅游业。

埃及的“中文圈”是个紧密的小圈子，项目上的中文翻译们，如果不是早已相识，也往往是朋友的朋友。彼此介绍时，他们常说对方是“十年前的同学”、“同校大一届的师长”、“在某家企业上班时的同事”、“认识某旅行社的负责人”。

由于那份工作的性质，我在埃及的生活始终接近游客的路轨，所认识的埃及人，即便目前不从事旅游业，都曾或长或短、或主业或兼职地当过导游。

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档案馆助理多托，他陪我去了一次神庙。我们走在一面巨型浮雕前，他娴熟地从口袋掏出导游必备的红色激光笔，讲解墙上的战争场面。他曾是导游，之后做了某景点的负责人，最近转去档案馆工作。

开罗交通复杂，司机行车狂野，行人寸步难行，本地同事好意开车捎我。他给我讲自己十八岁开始工作，七年没有休假，他的父亲经营旅行社，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亲手下做导游、带游客。

“那些年，我的意大利语、英语、中文都很好。”

3.职业的古埃及学

思诚与我在工作中逐渐熟识起来，我们国籍不同，但都未在中国本土工作过，对百闻终于一见的老板派头，我们又是叫苦，又觉好笑。

“老板教，是我们的宗教。”我在开会时，悄悄给他发去微信消息。

他终于不再跟我讲那些哄游客的话，从严丝合缝的导游职业面具中，拉开几道缝隙，偶尔掉落几句对旅游业的不满。项目中另两位翻译都受荐于他，我问他的推荐理由，他说：“人品好，就是这一个原因。导游讲解词谁都可以背。”

思诚打开微信，滑至底端，好友共计两千七百多人，比我的还多两千，基本上是他这些年带团接的客人。

开罗是没有淡季的城市，不停来去的游客，累计起思诚的微信好友人数。

我们住在吉萨区的酒店，距离金字塔仅五公里。清晨五点的酒店大堂热闹如市。五公里外，古埃及人在黄沙中留下的角锥，是城市的历史；紧邻此地的是歪斜的贫民窟，是吉萨的现实。五星酒店的大堂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真空地带，每天早晨我穿梭在各国面孔之间，像走在宜家的样板房里。

旅游业是埃及的支柱产业，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埃及旅游业正达顶峰，全国百分之十二的劳动力受雇于旅游业，贡献超过百分之十一的国民生产总值。

朝觐也不例外。宗教旅游虽有娱乐外的目的，但全程严格受控于旅行业的管理框架，不存在合规“自由行”的可能。每年沙特王按穆斯林人口分布向各国公布配额，各国信众抽取朝觐“乐透”，幸运儿申请大朝觐签证套餐（Hajj Package），再通过本国官方认证的旅行社预定机票酒店，统一安排前往麦加。

我点进埃及地接社的网络页面，导游们多以埃及学家（egyptologist）自居。

“阿哈默德是职业埃及学家。2003年，他毕业于开罗大学旅游与酒店学院，且获得埃及学学士学位。他在埃及全境接待高端客户，包括好莱坞明星，重要的政治家，还有全球数一数二的商业大亨。”

强烈的旅游语境赋予“古文明学”脱离学术的新标准。自称埃及学家的导游，有的是历史、文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也有些没有经过大学教育，只是通过了旅游部门的培训与考试。旅游部的考察除了古埃及的三大王国时期以及象形文字的知识，还包括三个面向的培训：讲故事的技巧，公共演讲能力，以及与游客的互动能力（visitor engagement）。正如阿哈默德的自我介绍所言，这是“职业的古埃及学”，为旅游业服务的古文明学。

4.会说中文的埃及人没有来过中国

“我去过中国五次，一共去过四十五个城市。”

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张虎就把这句话一字不差地讲一遍。

张虎是翻译里年纪最长、资历最丰的一位，多次随公司出差去中国。他说，还想有机会去西部看看。所谓机会，指工作机遇——出差公干，顺便踏足一些地方。

还有一位年轻翻译，叫小石。我和他初次见面，他就评价我的普通话在四川人里算好的。他的中文说得字正腔圆，刚从大学毕业，带着学生气，见到其他埃及翻译，总上前问对方从哪所学校毕业。

顺着话头，我问他开罗哪所大学中文系最好。

“我不相信学校排名这件事，我的大学算一般的，但我和开罗大学中文系学生交流，我觉得自己......”

“不比他们差。”

“不止，我比他们说得好。”

小石没去过中国。我向他要护照信息时，他递给我国民身份证，这才意识到他从未离开过埃及。2020年，他原本获得去中国交流学习的机会，却因疫情项目取消。“我很想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埃及是旅游大国，学外语埃及人，翻越了语言的巴别塔，大多并没有去外国休闲旅行的打算。背后首先是经济原因。他们中有人少年时期便开始打工，出国旅行不是生活习惯。许多说着流利中文的埃及人，从未去过中国，有的在中国仅待过半年以下的时间。

在欧洲，由于地缘关系和语言相近，会说多国语言是平常事。身为生活在欧洲的外国人，会说当地语言，是被视为理所应当，不会得到过多赞赏。但在埃及，语言的权力象征是赤裸的：中文翻译日薪在100美元左右，这是做餐厅酒店服务生的埃及人一个月的工资。

于是，他们对语言抱持最务实的态度。

我与另一位埃及同事聊起开罗街头的无家者，他鄙夷躺着不工作的人，相信努力通达上层阶级，他讲到贫穷家庭的朋友，学习外国语言，现在都有不错的工作。是否能够流利使用一门外语，在他眼中等于就业竞争力。他同样把中国同事分为两类，“会英文的”与“不会英文的”，因此待我不错——这是他划分人素质的最高标准。

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写过一首诗《皮提亚》，在诗中，解读神谕的女祭司皮提亚精神狂乱，被语言圣灵附身，失去主体，替神说话。他结尾的诗章将语言比作“进入凡胎的上帝分身”（le dieu dans la chair égaré），这句话被弗朗茨·法农用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写塞内加尔殖民地部队的现象，当地人在军营中做翻译，精通法语使得他们进入法国部队服务。

语言的地位，在许多就业市场已渐褪色；在另一些市场，由于与外国往来有限，需求不旺。但在埃及，外语仍然是张实用的通行证：进入旅游业，或随着能源、基建、房地产领域的外资流入，获得工作机会。语言的“神力”尚未褪去。

吕晓芸是中文系的大三学生，利用暑假的时间，清晨从塞得港通勤一个半小时到开罗的孔子学院补习中文。她是系里排名第一的好学生，正在申请去四川大学公费交流，她期待终于有去中国的机会。

也是因为还是学生，她的语言观不完全功利，对中文怀有诗意的情感。她喜欢看古装电视剧，参加古诗朗诵比赛，对中国有细节的认知与想象。她谈起中国的城市时态度鲜明：不喜欢上海的快节奏，外国人太多，不够“中国”；喜欢成都的安逸生活和麻辣饮食；她说起杭州、绍兴一带，“江南水乡，太漂亮了，我太喜欢了”。

她的口吻让我吃惊，仿佛已去过中国多次。那些她确信的碎片，拼出中国各省市流行观点地图。吕晓芸的老师都是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她于是笃信地转述在海外年轻中文教师关于国家的描述，只是讲到成都LGBTQA群体，她告诉我，“在埃及这不可以”。那一刻她的眼神严肃，我觉得这个时刻很重要。她去到中国，将面对诸多中国可以在埃及不可以（或者相反）的情况，在复杂性中，梳理自身生命体验，她渐会产生自己对中国的看法。

5.空的旧都与空的新城

工作结束后，我在开罗逗留一周，约张虎出来闲逛。走过老开罗中心的解放广场时，我正想举起相机拍照，张虎按下我的手腕。

“这里不能拍。你看——警察，警察，警察。”他手指向三个方向。

他指着酒店的窗户说：“革命爆发的时候，每栋大楼都住满了记者。”

不仅是酒店，阿拉伯之春爆发的那一年，解放广场附近的房主们看到机会，纷纷把房子租给外国媒体。我顺着他的手指，看一扇扇窗户，想象每扇窗前架起摄像机的样子。

广场以方尖碑为中心，四周环绕埃及国家博物馆、The Mogamma政府办公楼、阿拉伯联盟总部、开罗美国大学。

在被张虎阻止之前，我的镜头正对准 The Mogamma。这座大楼曾是开罗官僚体系的心脏，聚集了税务局、消防局、移民局等一众政府机构。

2021 年，The Mogamma 正式清空。这栋大楼曾容纳 18,000 到 30,000 名公务员同时办公，开罗市民办理出生证、签证都得来这里，它被视为造成老开罗交通拥堵的罪魁祸首。

官方早在 2005 年宣布了撤空大楼的计划，但这项举动——连同拆除公共艺术墙、民族民主党大楼，以及在沙漠中新首都的建设——被看作是清洗解放广场革命符号的行动。

大楼搬空的同年，开罗政府发布公告，宣布重整解放广场，要把这片具有独特历史意义的空间，打造为旅游与文化遗产目的地。

每一天，重装甲车堵住通向 The Mogamma 的路口，路障前，军人全天守卫。大楼早被五星酒店收购，未来将改建为奢华酒店。内部搬空，窗户拆除，上百扇空洞的窗口如上百只失去眼珠的黑色眼眶，顶部悬下万豪集团的标志。旅游语境附着在古文明学，语言学习，往昔革命之上。

谈起革命，张虎很失望，他说，革命前五埃镑就可以换到一美元，现在要五十埃镑。

谈及埃及的种种面向，同事们习惯铺开一张坐标，把欧美主流国家摆上去——有时也摆上中国，这是近十年的新潮——再来推算埃及在其中的位置。他们用埃镑兑美元的跌幅来衡量革命得失，用“这里一半的居民都是外国人，你会觉得自己在意大利”来推介本土的旅游地。这让我心里生出难以理清的复杂。

有学者说，当代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回归传统”，是殖民时代欧洲同化政策的反作用：如今，他们要竖起标识，与欧洲文明区隔开来。在埃及，我察觉到反作用之上的“反—反作用”。他们仿佛替我设想了惶恐，主动宽慰：“我们很欢迎外国人。”又补充：“在海边城市可以买到酒，也可以穿泳装。”我并未开口询问。

我和张虎乘轻轨去往新首都。老开罗以东六十五公里，新的行政中心在沙漠上拔地而起。2022年，政府部门陆续迁入。2024年，总统塞西宣布连任。

轻轨由法国SNCF运营，一家中国公司负责维护。车站里，我举起相机，张虎没来得及提醒我，警察先制止了我。车站的设计谈不上新颖，进站口天花板上悬下埃及总统塞西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巨幅合影。

驶向新开罗的路上，两侧是黄土，分不清是沙漠还是工地。天际线上，浮现连排的高楼。CBD的主承建方是中国建筑公司，主楼外墙挂着中埃两国元首会晤的照片。工地里有年轻的中国工人，印着“小XX牌”的施工车来回穿梭。深蓝色的玻璃幕墙折射出数字时代的冷光，像极中国大城市的高新工业园区，棕榈树稀稀落落，勉强延续北非风情。

老开罗的地点常用日期命名，用于纪念革命与军事行动，位于扎马莱克岛的七月二十六日街，以及横跨尼罗河的十月六日桥。新开罗地名风格直截了当：国际体育城（International Sport City）、艺术与文化城（Arts and Culture City）、绿河公园（Green River Park）、知识城（Knowledge City）、工业园（Industrial Park），甚至有一站叫“未来”（Future)，新首都地名像地产公司沙盘上的建筑群，标列各楼组的功能。向来者宣告：你正在沙漠上新城市中，这里没有典故，不必修辞。

我再次步入没有时间的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