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核武與沉默的社會:當決策權遠離人民
引言:誰來按下那顆按鈕?
那是一個令人難以察覺的新聞標題,像是隱身在每天資訊洪流中的一粒塵埃。《中國核武庫規模急速增長,或於2030年達美俄水平》——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在六月的一份報告中,冷冷地列出了一串數字:中國已擁有約600枚核彈頭,並正在西部沙漠中建設超過350座洲際導彈發射井。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份報告首次點名了中國政府正在讓人工智慧(AI)系統進入核指揮與預警決策的關鍵層級。
這不是冷戰復古,也不是好萊塢的科幻虛構,而是一場幾乎無聲地進行中的技術與毀滅聯姻。在中國,這場擴軍與自動化的進程進行得格外安靜——沒有選票、沒有媒體追問,甚至沒有任何來自人民的知情權。這是一場無人發問的競賽,也是一個「沉默社會」的深層徵兆:當AI正在學會「決定何時開火」,人民卻無權知道,無權質疑,甚至無權害怕。
我們活在一個奇特的時代:一方面,科技正以加速度塑造世界;另一方面,那些可能改變人類命運的重大決策,卻逐步從公共討論與民主監督的範圍中滑落。我們正被帶離控制權,而不自知。
這篇文章,不是談論核武本身,而是關於「誰握有決策權」。當核武與人工智慧合體成為極權國家的新權杖時,我們必須問:在那個最終按鈕被按下的那一刻,誰能說「不」?又有誰知道,那個按鈕其實早已交給了沒有靈魂的系統?
二、黑箱中的火箭:中國核武擴張的真相與技術化邏輯
在中國的西北部沙漠,衛星照片悄悄地記錄下一個龐大的建設計畫——一排排整齊排列的混凝土結構,形狀如井,排列如棋盤。這些不是民用建設,也不是荒野中的試驗場,而是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井。根據美國與瑞典研究機構的公開報告,中國目前已建成超過350個此類發射設施,數量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的規模。而這,仍只是「第一階段」。
這不是一場秘密行動,但它發生在一個缺乏新聞自由的國家,於是「眾所周知」與「無人知曉」成了同一句話的兩個極端。中國的核武計畫並非完全隱蔽,但卻幾乎無需向人民解釋、無需接受立法監督、無需媒體揭露任何細節或成本。導彈在哪裡?指揮鏈如何運作?何時啟用、誰來判斷?這些對公民而言,皆是黑箱。
更令人震驚的是,隨著軍事系統向「智慧化」升級,這個黑箱的內部也逐漸變得不再由人主導。根據 SIPRI 的報告與其他軍事觀察家的評論,中國正在研發結合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的預警系統,目標是將核決策鏈的反應時間壓縮至「自動即時」。意即:在極端狀況下,一套由AI控制的系統,將可能根據即時雷達數據、自動識別敵方行動,進行反擊啟動,而無需人工判斷的延遲。
技術的確提升了效率,也強化了政權的執行力。但這種效率若嵌入於一個不容挑戰的政治結構中,反而成為毀滅的捷徑。當技術被視為「理性中立」的幫手,它實際上可能遮蔽了整個決策過程中最需要問責與反思的環節。
在民主國家中,即使核武器的控制權也仍然必須通過多層級的檢視與冗長的預警機制。因為每一個「發射」的決定,背後都牽動著千萬生命的終結。而在中國,當決策權集中於黨國體系頂端,再被算法自動化處理時,「發射」將變得前所未有地容易,卻不再需要說明。
導彈還在沙漠裡繼續挖井,AI的演算法還在優化模型。但對於千萬個普通人而言,那些裝填著烈焰與毀滅的火箭,始終封存在他們永遠看不見的世界裡。那是一個不發光的未來,但正逐步接近我們的日常。
三、沉默的社會:資訊封鎖與缺席的輿論空間
在中國,新聞不會用「導彈」作為頭條,除非那是國慶閱兵的畫面,或由央視剪輯過的「科技強國」特輯。公眾的視野被嚴格調控,不是因為人們不關心核武,不是因為他們支持擴軍,而是因為他們根本無從得知,自己正活在毀滅可能性的陰影下。
這種沉默不是偶然。多年來,關於軍事的報導早已被納入「國家安全」的高度機密範疇,任何企圖追問導彈基地位置、核彈數量、或軍費支出的人,都會被迅速噤聲,甚至羅織成「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記者無法追問、學者無法討論、社會無從參與。於是整個國家,對毀滅性的力量建構過程保持著一種近乎宗教式的服從與無知。
2015年,在山西大同附近的某地發生一起導彈基地施工爆炸事故,有地方居民在微博上貼出模糊煙霧與軍車畫面,不到兩小時,帳號被封鎖,關鍵詞全面屏蔽。這不是孤例,而是中國軍事資訊「失語機制」的日常寫照。在這樣的環境下,資訊封鎖的結果不是製造恐懼,而是製造一種冷漠的常態——彷彿國家永遠知道它在做什麼,而人民則永遠無需知道為什麼。
新聞自由,從不是僅僅為了知道某件事發生了什麼,更是為了讓社會有能力對那些不可逆轉的決策說出不同意見。而在中國,媒體已失去監督軍政的功能,公民則從未被視為核政策的「利益相關者」。甚至,在社交媒體被嚴密監控的時代,連害怕都可能被標記為不忠。
我們能看到的,只是導彈升空後的煙雲與閱兵台上的旗幟,卻無法參與這一切發生之前的討論。當新聞成為國家敘事的一部分,當真相僅被國安機構所掌控,沉默便不再是個人選擇,而是一種被制度設計的現實。
在這樣的社會裡,我們無法問「導彈為何而建」,也無法問「我們是否同意它存在」。我們只能被告知:「這是國家的需要。」而國家,從不對沉默的人民說明。
四、技術與極權的結盟:AI 的冷血演算法如何成為政權的新武器
在一個由代碼主導決策的世界裡,「錯誤」不再是人類的情緒選項,而是一場系統邏輯的崩潰。當中國將人工智慧導入軍事系統,特別是導入預警、敵我識別、攻擊指令鏈中,這不僅是對效率的追求,更是一場治理模式的轉型:讓技術為專制制度服務,讓毀滅行為不再需要負責。
這種結盟並不難理解。極權政體渴望掌控一切,但在現實中,它也會懼怕人性——恐懼懷疑、懼怕延遲、拒絕猶豫。而AI恰恰提供了一種「完美的中介者」:它不會猶豫、不會提問、不會內心糾結。它執行命令,無需合法性,無需解釋,無需思考未來的代價。
在中國,AI早已廣泛應用於維穩系統中:面部識別用於掃描異議者,語義分析系統在網路上自動過濾「敏感詞」,預測演算法用於評估潛在的抗議風險與社群聚集點。這些技術現在正逐步被移植到更危險的領域——軍事打擊與核反應。
想像這樣一個場景:某個雷達誤讀了飛行物軌跡,一個演算法將其評估為「高可信度攻擊」,而由於預設了「快速反應」邏輯,AI系統啟動了報復性打擊準備。在一個沒有人能阻止的決策鏈條裡,錯誤將不再是延誤的結果,而是自動化邏輯中的必然發生。
這種風險在民主制度中至少可以被討論、被揭露、被制衡;在極權制度中則不然。當技術成為神聖不可質疑的效率象徵,它便從工具轉化為權力的掩護——那些做出決策的人可以把一切失誤歸咎於「系統」,而那些承受結果的人,甚至連知道發生了什麼的權利都沒有。
更諷刺的是,AI的冷血邏輯與極權政體的政治哲學驚人地一致:它們都不需要人類主體,都視不確定性為敵人,都以統一與規訓為信條。科技不會拯救我們,它只會放大我們的制度本質。當科技進入一個壓制異議、排除多元的體制,它不會帶來進步,只會把毀滅的可能性,變得更加快速與不可逆轉。
五、民主與知情的價值:我們該如何阻止「沉默決策」的常態化
當歷史回顧二十世紀最接近毀滅的時刻時,幾乎都不是因為武器本身太強,而是因為人類太慢才理解它的代價。古巴飛彈危機、切爾諾貝利事故、五角大廈文件的揭露、甚至斯諾登對美國情報系統的挑戰——這些關鍵瞬間之所以未走向無法挽回的結局,並非制度完美,而是因為有人能說出真相,有人願意在體制面前按下暫停鍵。
這正是民主社會最基本卻最容易被忽略的能力:知情、討論、質疑。不是所有人都能決定世界要怎麼走,但至少,在最危險的岔路上,我們必須知道自己身處何處。而在中國,這些基本能力已被剝奪多年。
民主並不保證和平,但它提供了防止災難的最低保障。它讓記者能問:「這顆導彈真的需要嗎?」讓學者能說:「這場軍備競賽是錯誤的方向。」也讓普通人能上街,舉起寫著“NO NUKES”的手牌,而不用擔心第二天被帶走。這些看似微弱的權利,在核與AI結合的當代,才真正顯現它們是多麼稀有的抵抗力量。
同樣地,我們也必須承認:民主社會並非總能做出對的選擇。但它至少保留了一種修正機制,一種將錯誤還原為經驗、而非終結的空間。當我們討論中國核武擴張、人工智慧的介入、資訊的封鎖時,我們其實討論的是:我們要接受什麼樣的未來?是一個在沉默中被系統決定的未來?還是一個即使痛苦,也必須保留反思與說話權的未來?
我們也該問台灣自己的社會:我們是否足夠重視那些知情的權利?是否給予媒體足夠空間監督國防政策?是否在面對威脅時,依然堅持透明與討論,而不是走入另一種技術迷信與沉默的鏡像?
因為一旦我們失去知情與辯論的空間,毀滅就不再需要預告。它會在我們毫無知覺的時刻來臨,就像一枚導彈,無聲升空。
六、毀滅的距離,不在於技術,而在於我們是否有話語權
在一次公開訪談中,有人問已故歷史學家東尼·賈德(Tony Judt),我們這個世代最大的風險是什麼。他沉思片刻,回答道:「不是錯誤的決定,而是我們習慣於不再決定。」
核武與人工智慧,這兩種人類文明中最極端的技術結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合流。而在中國這樣的體制裡,這場結合正在被包裝為一種理所當然的「進步」。無需審議,無需公投,無需人民的同意。「決策」變成了專家的事,工程師的事,黨的事,甚至某個無名演算法的事。
我們曾以為,毀滅來自技術的失控。但更深的危機,或許來自語言的消失——當人們不再問「為什麼」,當媒體不再敢說「不對」,當一整個社會被訓練成只需執行命令,那些代表毀滅的指令,將毫無阻礙地通過每一道通道,直到最後那顆導彈升空為止。
而此刻,世界仍在沉默中轉動。在沙漠中建井的工程仍在進行,在辦公室裡寫演算法的工程師還在優化預測模型。沒有警報響起,也沒有人在街上奔跑。所有人都在按部就班,直到有一天,我們才發現,真正失控的,不是那台機器,而是那個不再說話的世界。
我們不是要反對技術,也不是反對國防。我們反對的是在無知中被代表,在沉默中被決定。反對的是當技術被用來強化極權,而不是強化人性時,它不再是一種工具,而是一種審判。
在AI與核武交織的時代,我們真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防火牆,不只是軍控條約,而是一種說話的空間,一種能夠發問的勇氣。因為,決定我們是否能避免下一場災難的,從來不是技術的進步,而是我們是否還保有話語的權利,記憶的能力,以及對未來的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