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頁未刊的報導，一個被關掉的世界：記RFA與VOA中文部門的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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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後的播報
電腦螢幕投下微弱的藍光，在林梅的小公寓裡映出牆上斑駁的裂痕、書桌上一疊凌亂的筆記本，還有那杯早已涼透的茶。她的顯示器上，自由亞洲電台中文網的發稿後台卡在那個永無止境的轉圈畫面中，像一場失語的儀式。整個房間，唯一的聲響，是老舊筆電發出的低鳴——它在等待一個再也不會完成的上傳。
那天晚上，沒有編輯的通知，沒有系統提示，也沒有最後一次的會議。只有工作群組裡傳來的一句簡短傳言：「結束了。」
林梅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組工作了近十年。她從華盛頓一間堆滿舊書與天安門模糊照片的狹小辦公室裡，報導那些永遠不會出現在中國官媒上的人——凌晨被突襲的家庭教會、在電話另一端低語的維吾爾母親、以及年復一年在信訪辦門口等待的村民。她總說，自己的工作不是「講故事」，而是「記住這些人」——在他們被世界徹底抹除之前。
剛入職那年，使命感清晰有力。她的第一位主編把一張工作證和一本《孫子兵法》遞給她，說：「我們為不能發聲的人說話——而這，讓我們變得危險。」
可如今，沒有戰爭，只有投降。在預算削減與美國全球戰略重組的陰影下，華府中斷了對自由亞洲電台與美國之音中文部門的主要資助。官方說法聽來中性：策略調整、數位重整、任務重複。但對於流亡媒體圈的人來說，訊息再明確不過：你的聽眾，不再是我們的優先考量。
那個夜晚，林梅坐在螢幕前一遍遍刷新頁面，如同參與一場無聲的送別儀式。她的最後一篇報導——關於一位在義大利的中國勞工組織者——始終沒能刊出。「那是我寫下的最後一篇文章，」她後來說：「像是一場我被禁止寫下的告別。」
華府城外沉睡如常，而她心中的那個聲音，就此沉默了。
二、一條脆弱的生命線
對於散居世界各地的數百萬華語使用者——不論是普通話還是粵語——尤其是在中國境內靜默收聽的人而言，自由亞洲電台與美國之音從來不只是新聞網站。
它們是一條生命線，是封閉房間裡忽然被打開的一扇窗。
在部門關停之前，林梅的信箱經常爆滿，裡面有用加密軟體寄來的郵件，也有從中國掃描傳出的手寫信。有的是河南農民揭露非法徵地的材料，有的是四川大學生冒著風險，在校園樓梯間拍下反抗標語的照片。一封來信簡單寫道：
「請繼續寫下去，否則，沒有人會記得我們。」
RFA與VOA提供的不只是資訊，更是一種連結——
那種連結，發生在烏魯木齊的一位維吾爾母親，透過短波電台，聽見了早已流亡德國的兒子的聲音；也發生在廣州的一位老人，透過VPN得知，他那段被強拆的往事，終於登上了國際報導。
這些並非什麼光鮮亮麗的媒體帝國。它們的辦公室簡陋，伺服器偶爾當機，預算始終緊縮。但它們卻用報導織出了一張跨越世界的記憶網，從東莞的工廠車間延伸到紐約皇后區的移民協會。
在中國國家媒體透過數十億美元的一帶一路項目、洗鍊的英文節目、與大量西方社群帳號，不斷擴張話語權的時代，RFA與VOA的存在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平衡。它們以真實為武器。
也正因如此，它們成了脆弱的標靶。不僅是中共的審查機器長年干擾其頻率、恐嚇其消息來源，更來自美國本身資助方的冷漠與政治疏離。
那條生命線，原本纖細卻穩定，如今已被割斷。
對許多曾仰賴它的人而言——不只是為了「被聽見」，而是為了「被看見」——這感覺就像又一次，被打回無聲的深海之中。
三、關停行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是現在？
這場終結，不是從一則新聞標題開始的，也不是從什麼正式的記者會上宣布的。像多數官僚式的死亡一樣，它是從低語開始的——預算被悄悄削減，出差凍結，外包合同不再續簽。當消息在 2024 年初終於被公開時，實質性的破壞早已發生。
負責監督美國海外媒體的美國全球媒體總署（USAGM）早已深陷內部混亂：高層頻繁更迭、政治化指控不斷、削減資源與「組織重整」的壓力日益加劇。在川普政府卸任後的餘波中，許多由他任命的官員及其意識形態盟友仍佔據著關鍵位置，默默地調整著美國對外媒體的結構與使命。
對於長期觀察此事的人來說，這一切早有跡象可循。隨著美國國內政治風向轉向孤立主義，對中國的兩黨共識也從人權轉為純粹的經濟對抗，像獨立中文媒體這樣的「軟實力工具」，開始被視為一種代價高昂的冷戰遺物。安全鷹派要的是網路戰與出口管制，而不是一篇關於江西拆遷抗議的中文評論文章。
2023 年底，VOA 與 RFA 的多個語種部門的資金被列為「待審核」。不久之後，整個團隊被告知合約將不再續簽。一些記者——許多已是美國公民的華裔移民——距離被解雇時只收到幾週的通知。
「我還是從朋友那裡聽說的，」一位被裁的製作人說，「沒有任何告別會，只有一封會議邀請，上面寫著：『最終清場』。」
在會議室內，官方的理由充滿技術性術語：收視數據下降、戰略重複、優先推動數位互動。但在第一線的人眼中，這更像是一場背叛。
對海外華人社群而言，這不只是節目的停播，更是信任的崩解——那種信任是：在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裡，曾有人願意花時間，傾聽他們的聲音。
而在中國境內，反應則迅速而冷峻。官媒以此嘲諷「西方言論自由的雙標」，宣稱這是美國所謂新聞自由本就與國營媒體無異的證據。審查機器歡呼，宣傳部門則筆記在案。
當美國政府選擇讓最堅持真相的人噤聲，它關掉的，不只是幾個網站。
它給了北京一個完美的宣傳話語點。
四、被留下的記者們
新聞編輯室關門時，被帶走的不只是薪水與採訪證，還有人生的意義。
對林梅和她在美國、台灣、歐洲各地的數十位同事而言，這場關停不僅是經濟上的衝擊，更是一場存在層面的崩塌。他們大半生都在流亡中度過，無法返回中國，卻始終緊咬著報導真相的使命。他們懷著一種「離散者的緊迫感」發聲——因為他們知道，距離不會削弱不公，只會讓它變得更難被看見。
有人是天安門世代，1989年的槍聲為他們鑄成信念，也成為數十年抵抗報導的起點；也有人是較年輕的一代，在流亡中出生長大，熟稔VPN、推特與加密通訊，深信中文媒體仍有價值——即使讀者只能在防火牆後悄悄閱讀。
如今，他們成了漂浮無依的靈魂。
「我在北京是黑名單，在華府是失業人口，」一位曾主導香港抗爭報導的RFA前記者這麼說，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我回不去了，但現在連往前走的路似乎也被封死了。」
對他們而言，接案工作並不容易。美國的華文媒體整體在萎縮，不是在擴張。有些人嘗試轉向學術或非營利倡議，但很快發現，他們擅長的那些事——採訪異議人士、核查洩密文件、對抗監控系統——在一張履歷上並不好寫。
情緒的重擔同樣沉重。他們這些年所記錄的，往往是別人的創傷：流亡藏人、被秘密關押的吹哨人、尋找失蹤親人的家庭。如今，創傷第一次成為自身的：那些透過短波電台傳播出去、在微信暗網群組中被轉發的聲音，徹底沉寂了。
在這寂靜之中，罪疚悄然發芽。
「我一直想到去年在湖南訪問的那些農民，」一位現在靠送外賣維生的前編輯說。「我答應他們，他們的故事會被聽見。可現在，我連承諾一個能刊登的地方都做不到。」
有人轉向個人博客、Substack電子報，或與國際媒體展開零星合作；也有幾位結成非正式的小型團體，試圖籌措一點點資源，繼續追蹤打工族群、數位審查、勞工議題。但這些努力都極其不穩，也無法真正替代過去的支撐——那套制度、編輯背書，以及那份曾經深信「背後有人撐你」的力量。
在流亡裡，沒有所謂的退休金；對異議者而言，也從來沒有遣散費。
只剩下一個問題，在內心不斷回響：
這一切，真的值得嗎？
五、走出新聞室：這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在一場媒體噤聲後所留下的演算法寂靜中，悄然滋長的，是敘事的壟斷。
隨著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與粵語部門的關閉，以及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縮編，本就岌岌可危的資訊生態，如今更加窒息——不僅限於中國防火牆內。
多年來，RFA與VOA一直是中共龐大且精密運作的宣傳機器少數的抗衡者。他們的角色早已超越新聞更新，更深入報導新疆強迫勞動背後的供應鏈、在國際媒體撤離後仍堅持駐守香港街頭、記錄微博在黎明前便刪除的故事。
而如今，隨著這些平台被關停或掏空，一道空缺迅速張開——北京沒有浪費一秒，立刻填補。
僅在關停消息曝光後數日，中共官媒如CGTN與《環球時報》便趁勢發文，嘲諷「美式自由」，聲稱此次關閉證明美國在新聞自由問題上的虛偽。他們的論調粗糙，卻有效：「你看，連美國都封殺記者；我們的，只是穿了制服而已。」
這不只是語言上的攻防，更是地緣政治的槓桿。在東南亞、非洲、東歐等地，中國官媒正快速擴張，往往幾乎無人制衡。當民主國家停止資助獨立中文報導時，北京那套精緻打造的敘事——關於和諧、繁榮與全球崛起的未來——將輕易佔領空白。
而在中國國內，這樣的缺口所帶來的風險更為深遠。對那些出生於1997年之後、從未經歷過「新聞自由」的年輕人而言，流亡媒體曾是極少數能讓他們一窺真相的窗口。如今，那扇窗也暗了。鏡像網站下線，YouTube頻道停更，VPN連上的，是無盡的404錯誤。
而這些後果，並不抽象。
當媒體死亡，記憶就會失焦。
像李翹楚這樣的勞權與女權行動者，因聲援許志永而被長期單獨關押，她的故事可能再無人知曉。像張展這樣曾深入武漢、在疫情初期發聲的公民記者，她的名字也可能漸漸被數位遺忘所吞噬。
當這些聲音沉默，歷史就被改寫。
抗議變成「騷亂」，受害者成了「罪犯」，國家則被描繪成仁慈而公正的守護者。
而世界，滑著手機，一滑而過，幾乎無人察覺。
六、沉默的代價：民主的退卻
民主不是死於驟然的宣告，而是死於一張行政備忘錄、一場預算重分配，和對那些「令人不舒服的真相」的默默撤資。
自由亞洲電台與美國之音中文部門的關閉，不僅僅是一則媒體新聞——它更是一場人權危機。這不只是對新聞自由的撤退，更是對新聞存在價值的背叛：追責、透明、與那句古老卻堅定的信念——每個人，不論國籍，都有權知道真相。
而這場撤退，並非孤例。今天，在全球許多民主國家，公共媒體正遭受壓縮與邊緣化：英國的BBC面臨政治施壓與預算壓縮；澳洲的ABC年年與削減搏鬥；美國則逐步失去對公共利益媒體的文化支持，取而代之的是對「數據指標」與「市場表現」的近乎迷信——「互動率」，似乎成了新的新聞倫理。
然而，當這種侵蝕被輸出到國際上時，其破壞力最為深遠。
曾經以捍衛新聞自由自豪的民主國家，如今轉身向內，任由牆外的盟友與聽眾被遺棄。
中國正精準觀察這場撤退。
北京無需抓走每一個異議者。它只要確保世界不再為他們發聲。
當獨立的中文媒體被迫噤聲，威權政權獲得的，不只是資訊控制的勝利，更是一次對民主敘事主權的奪回。
從這個角度看，RFA與VOA的關停，不是節流，而是一種倦怠的告白。
更嚴重的是，它揭示了民主社會對於「該保護什麼」的想像也在日益收縮。人權，這個曾被視為普世議題的價值，如今越來越多被國家利益與民族主義的鏡頭所取代。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擺盪於貿易競爭與軍事對抗之間，卻很少納入中國人民自己的聲音——那些組織家庭教會、爭取基本工資、或僅僅只是敢於發聲的人。
當這些人的聲音被迫沉默，民主社會也正在變成它最害怕的樣子：冷漠。
這，就是沉默的真正代價。
不只是對中國，而是對我們自己。
我們失去了傾聽的習慣，
我們忘了，如何去關心。
七、無聲的抵抗：下一步是什麼？
當制度崩塌，人們便開始即興創造。
在這場關停之後，並不是所有的燈光都熄滅了。在台北、紐約、柏林、多倫多等城市，一場無聲的抵抗正在悄悄形成——它不靠宣言，而靠一種倔強的堅持。那些被剝奪經費、失去頭銜的前RFA與VOA記者們，仍然在報導：在廚房的餐桌上，在與孩子共用的房間裡，在圖書館借來的公共Wi-Fi下。
他們的舞台小得多了。這裡是一個Substack電子報，那裡是一個Telegram頻道。有些人用客廳錄Podcast，有些人以Google文件流通像地下刊物般的文章。這些工作報酬微薄，甚至根本無酬。但它們仍然在呼吸。
「我馬上就要沒有記者證了，」一位通訊記者說：「但我還有一支手機，我還記得怎麼傾聽。」
有些人加入了流亡社群中的新興媒體，試圖建立不受國家與資本控制的中文平台。另一些人投入國際調查計劃，翻譯法院文件、驗證來自新疆的洩密圖像。還有少數人，重拾長篇敘事的筆，緩慢書寫那些不會爆紅、但能留存的報導。
這些微小的努力是重要的。它們是支離破碎媒體生態中的連結組織，證明了新聞報導無需官方許可——只需要意志。
科技也提供了新的庇護所。防火牆雖日益強化，繞過它的工具也在演進。VPN升級了，加密RSS、IPFS等去中心化技術使資訊得以流動。行動者開發了鏡像網站、數位檔案庫與暗網社群帳號，維持著一種「幽靈式的資訊循環」。
支持也來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一所大學提供主機空間；
一位在加州的阿姨匯來一筆生活費，資助一位流亡記者；
一個歐洲人權基金會給予為期六個月的獎助金。
這一切雖然拼貼零碎，但足以支撐他們繼續前行。
聯繫他們的，不是樂觀，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拒絕。
拒絕相信沉默才是自然狀態；
拒絕相信威權主義是歷史的終點；
拒絕讓真相，在無聲中死去。
因為即使制度消失，記憶仍然存在。
即使預算被削減，勇氣，永遠無法被撤資。
八、尾聲：虛空中的聲音
馬里蘭州的凌晨時分，林梅的公寓靜得只剩雪聲。窗外雪花細細落下，像燒盡的紙灰那般輕柔。書桌燈發出微微的嗡鳴，是房間裡唯一的背景音，除了她指尖在二手鍵盤上的敲擊聲。
她又開始寫了。
不是為了哪個媒體機構，不是為了編輯，也不是為了那曾經橫跨防火牆、收聽她節目的數十萬人。
她是為了那個陝西的母親而寫——那位在兒子因發文批評封控而被捕後打電話給她的女人。
是為了福建那位牧師——在教堂被推倒前，用一次性手機低聲祈禱的人。
是為了廣東那位工人——他曾簡訊說：「如果你能在節目裡讀出來，我就知道，我不是瘋了。」
她的新部落格沒有廣告，沒有技術支援。每個月，她自己掏錢支付網域費，就像繳房租一樣。流量不多，但穩定——是一些流亡的學生、翻牆的聽眾，以及那些還在用手電筒尋找真相的少數人。
「我不知道自己還能撐多久，」她說，「但我也不知道，怎麼停下來。」
她最近發布的那篇報導，是一封被拘留詩人寫給女兒的信的譯文，被主機提供商標記為敏感內容。她仍然把它存檔、加密、並製作了鏡像。一位馬來西亞的讀者來信說：謝謝你。我把它印出來給父母看。他們總覺得媒體都在說謊，但這封信……是真實的。
窗外，雪還在落下。她打開一個新的文件。
「也許，我們不再被千萬人聽見，」她寫道，
「但沉默，從來就不屬於我們。」
然後，她再次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