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与“大和民族”神话的建构——基于黄亚南先生所著《畅销书中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的思考（第一篇）

前言 Prologue

大家好，我是何同志！欢迎来到第三期的“老何的政治与历史小文章”！

2024年暑假回国时，我曾到上海徐家汇天主堂旁的徐家汇书院闲逛。在历史类书籍区，因为对日本近代史颇感兴趣，我随手拿起了一本书，没想到这一翻，竟然捡到宝了——没错，就是标题中提到的黄亚南先生【1】所著的《畅销书中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2】。

翻开这本书的那一刻，我立刻被它吸引住了。书中的观点对我而言既新颖又深刻，内容引人入胜，不知不觉翻了好几页，最终决定带回家细细品读。而在读完之后，我仍觉意犹未尽，于是决定提笔写下了这一期的“老何的政治与历史小文章”。【3】

这篇小论文主要是为作者的个人兴趣爱好所写，它既是一篇历史论文，也带有一些读后感性质，同时还参杂有大量的笔者的个人思考与论述。如有不严谨之处，也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并不吝指出。如果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鄙人个人观点引起了您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的不满，也敬请您的谅解。

那么，我们开始吧！

第一章：明治维新之谜与倒幕运动

Chapter I: About the Meiji Restoration & Anti-Shogunate Movement

第一部分：萨长史观的荒谬性
Part I: The Absurdity of the Satsuma-Choshu Historical View

纵观整个世界近代史，不知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日本能够迅速的从一个饱受欧美列强欺凌的落后封建制农业国家，快速的脱亚入欧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成为东亚地区的唯一一个列强国家呢？“

对于这个答案，想必在中国的历史课上认真听讲过的朋友们肯定有内心的答案：当然是当时各大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虎视眈眈，日本面临着灭亡的风险。于是，当时忧国忧民的志士们便开始了救亡图存，先推翻了腐败落后的封建幕府统治，再通过明治维新，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才使得日本跻身成为了世界列强。而这种史观，则被称之为“萨长史观”，它长期以来在日本占统治地位，也是曾经日本政府的官方意见。

然而，在现代很多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日本）的历史学学者们，例如黄亚南先生看来，却是阉割了日本近代史，正如黄亚南先生在《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中所言：“但是，这种成王败寇的史观实际上阉割了日本的近代史。”（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4】

首先一点，当时的日本真的有所谓的当时各大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虎视眈眈，日本因此面临着灭亡的风险的这种情况吗？

“……当美国的舰队‘黑船’来到日本的时候，日本的民众都把它当作一种西洋镜来看，还有人撰写了打油诗：太平梦醒上喜膳（上喜膳日语谐音蒸汽船，指‘黑船’），四杯（指四艘美国军舰）落肚再难眠。这样的嘲讽并不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危机麻木不仁，而是当时的帝国主义并没有鲸吞日本的意思，这从美国和日本最初签订的和亲条约上就可以看到，美国只是要求日本能对过往的美国船只提供淡水和燃料，让美国的船员能上陆稍作休整而已。1848年12月，美国总统在国会发言指出，美国获得了加利福尼亚，让隔着平静大洋的亚洲（中国）成了我们的邻居。而这个邻居给我们带来的贸易要远远超过美国与欧洲贸易的总和。我们开往中国的蒸汽船每月或者每周都要经过日本狭窄的海峡，我们需要启蒙日本，让它知道我们的商船会给它带来真正的利益。显然，过于贫穷的日本还没有引起美国人足够的兴趣。“

——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5】

在这段引文中，黄亚南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为什么当时日本没有生死存亡的危机，更不需要什么救亡图存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 第一、当时的帝国主义并没有殖民日本的打算；

• 第二、当时的帝国主义列强如美国，主要贸易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而非日本；

• 第三、当时的帝国主义对于日本的唯一想法是要启蒙当时还很贫弱的日本，让日本人明白美国人的商船能带给他们真正的利益。

因此，日本当时并没有面临什么灭国危机，更何谈救亡图存？

至于所谓倒幕运动，以及所谓“当时忧国忧民的志士们便开始了救亡图存，先推翻了腐败落后的封建幕府统治，再通过明治维新，采取富国强兵的政策，才使得日本跻身成为了世界列强”的史学观点，更是显得有些奇异搞笑：

“更有趣的是由下级武士和没落贵族组成的维新志士一开始主张的是“尊王攘夷”，是不愿开国的，而被视为封建落后的幕府在当时却是坚定的开国推动者。然而，维新志士把幕府打倒后，却抛弃了自己攘夷的主张，而是接过幕府开国的旗帜，这也使得维新志士的斗争似乎是多此一举。“

——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6】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都能看出来的是，萨长史观之所以被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奉为圭臬的原因已经水落石出了，正是日本政府的政治需要，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给予自己执政合法性，正如黄亚南先生所言：“为了显示他们的革命性，获取政权后他们只能把德川幕府描写得一团漆黑。” （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7】

这实际上是一大败笔，就算是在明治时期，也有相当多的史学家对此表示不认同，比如夏目漱石先生、永井荷风先生、芥川龙之介先生等等。

“夏目漱石在他的代表作《吾辈是猫》里坚决不用“明治维新”一词，而是使用“御维新”的说法，这实际上就是不承认明治维新是一场革命。永井荷风、芥川龙之介等一批具有江户血统的老江户也都抵制明治维新这一说法，从他们的体验和认识来看，明治维新实际上只是一场宫廷政变。“

——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8】

虽然他们的观点看似是一种比较客观理性的观点，但是其实他们仍然陷入了一个陷阱之中，是什么样的陷阱呢？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引言：

“然而，宫廷政变之说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萨长史观，即通过明治维新，日本从一个边陲小国到跻身世界列强，仅用了20多年时间。而正是这样的时间上的限制，实际上掩盖了维新志士前后行为上的矛盾，增加了说明明治维新之所以获得成功原因的难度。”

——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9】

这句引言说明了什么呢？它实际上很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这么一个逻辑漏洞：宫廷政变论本质上仍然掩盖了所谓“维新志士”们在发动倒幕运动前“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后的“明治维新”前后行为上的矛盾，他并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因此，明治维新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原因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以至于很多的历史学家都失去了兴趣。【10】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历史学家则开始提出更新颖的“明治维新”的概念和范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苅部直提出了长长的明治维新的概念，把明治维新的范围向前扩展到整个19世纪。而铃木淳把这个范围往后拖，扩展到明治中后期。实际上，很早就有人尝试过把明治维新涵盖的时期拉长，比如远山茂树就把1841年当作明治维新的开始。而福地源一郎早在明治时代就从德川幕府建立之时来论述明治维新发生的原因。”

——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11】

但是正如黄亚南先生在书中所言：“这些尝试都是试图用更多的细节来说明这一历史的转折。注意可能被发现的细节固然重要，但是，历史还有很多被遗忘和遗失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在历史上也同样发挥了作用。如果不考虑这些细节，不给这些细节留下合适的位置的话，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依然会有很大的漏洞。“（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12】我们在看待历史问题时，最需要注意的便是细节。我们需要重新细读日本的近代史，以了解是什么样的细节在明治维新的历史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当萨长史观的三重虚构被戳穿，一个更黑暗的真相浮出水面：以“革命”之名夺权的集团，有时其权力逻辑甚至比“黑暗的”前政权更加残酷——

|第二部分：明治新政府掌权后的鸟尽弓藏|
|Part II: "Shooting Birds Then Hiding Bows": Post-Accession Purges under the Meiji New Government|

在明治维新中，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长期战争，但是暗杀等恐怖活动却一直贯彻期间。比如樱田门外事件，要知道，在这件事件中被暗杀的大老【13】井伊直弼可是坚定的对外改革派——这显然与日本过去的官方宣传不符。【14】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井伊大老之后，德川幕府的权威迅速坠地，也为明治政府后面的上台进行了铺垫。

当然，我想有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是所谓的“必要的牺牲”，毕竟政权交替如果结果是好的那当然也是一种进步，但是呢？明治新政府，走的竟然还是德川幕府走过的老路，在推翻德川幕府后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继续维持幕府的政策。【15】进入江户（今东京）的西南藩武士们，没有带来后世所以为的什么执政新风，而是“五子登科般地接受了旧政权的一切”。【16】

对于长期以来在日本近代史这一块接受萨长史观的教育的我们来说，这简直匪夷所思——如果倒幕运动真的是一场革命，那么为何还要继续维持前朝的“固步自封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呢？

而且，据黄亚南先生在书中所言，武士们“……吃相还非常难看，甚至引起了西乡隆盛【17】的震怒……”——要知道，西乡隆盛在此前可是积极的倒幕派。【18】

由于武士们在“改朝换代”后所引起的广泛不满，因此不少的人也开始痛骂这些所谓的“没有文化的蛮族”（因为参与倒幕运动的武士们都来自于日本的一些当时被视作“穷乡僻壤”的小地方，尤其是西南诸藩）：

“……几十年后，继承江户血脉的永井荷风还念念不忘，他指出‘萨长土肥的浪士高呼不能落实的攘夷口号，巧妙地利用天皇的旗帜而颠覆了德川幕府，实际上他们都是没有文化的蛮族’。”
——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19】

而一些“武德充沛”的反对派们，就不仅止于“批判的武器”了，更是改用“武器的批判“，对于这些所谓的”蛮族“进行了血腥的暗杀。比如在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广泽真臣，在倒幕运动中参与谋划幕府的所谓”伪诏“的长州藩重要人物便在夜间被刺杀；本来按说已经扫清了政敌，高枕无忧的大久保利通”也被刺杀在春风得意的路上。“【20】甚至于连武士们自己创立的政府，都参与到了这一血腥的大清洗之中——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就连被明治新政府隆重请回来的西乡隆盛，都被政府军逼进死路——要知道，他可是为了政府煞费心血，不仅亲自率领先锋队直扑江户（今天的东京）直捣黄龙推翻了德川幕府，更是亲手缔造了政府军的大功臣！类似的这种案例更是数不胜数：雄藩藩主、佛教徒等等等等……【21】

不得不说，“鸟尽弓藏”这个成语，似乎放到日本去也是同样可以应验的。

那么，当明治新政府踩着自己同僚的鲜血登上神坛后，他们便需要面临一个艰难的问题：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或者换句话说，如何使这个国家相信他们的合法性？

第二章：建构“大和民族“神话的必要性
Chapter ii: The Necess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amato Nation” myth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期的另一个主题：“大和民族”神话的建构。这一主题同样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一个关键问题：近代日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崛起的？而关于“大和民族”神话建构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民族主义，就像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的一样，它是一个重要的用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工具：

“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

——孙中山，《三民主义》【22】

毫无疑问，孙中山先生在这里所提及的显然是民族主义的正面作用，我也完全不否认这一点。然而，我眼中的民族与某一些民族主义者们眼中那完全脱离大众，宛如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明或“集体意识”完全不同。我所肯定的具有正面作用的“民族主义”中民族的定义是“一个基于共同的价值观/文化/语言而形成的由人民组成的共同体”。而在我看来，具有负面作用的民族主义便是因为，统治阶级们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机器能发展壮大，能够鹤立鸡群，能够在与其他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的明争暗斗之中取得胜利，便需要通过一个所谓的“想象中的共同体”（即“国家”、“民族”的抽象概念）来实现这个目标。或者也可以说，他们需要通过建构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来加强国家的所谓凝聚力，来形成一种近似宗教的“爱国主义”情结——我将其称之为“国家教”。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机制，人民被动员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误以为自己是某个伟大集体的一部分，甚至甘愿为之牺牲自我。——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新左翼份子【23】的立场与观点，大家大可以自行解读。

黄亚南先生也同样有类似的观点，他在书中如此说道：

“在自己革掉自己的命这种奇怪的历史逻辑推动下，留下来的日本人不得不寻找凝聚他们的力量，因此就产生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那种传统的创造，即从国家的象征、国家礼仪乃至意识形态方面创造出很多好像固有的传统，从而使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

——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24】

在这段引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统治阶级们自然也需要，也不得不建构出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以构建服务于自己的“日本国家教”，即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大和民族”便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然，我们也需要明白的是，虽说统治阶级当然在“大和民族”的建构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也离不开各界人士的推波助澜，正如黄亚南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日本，这样的传统创造并不是由政府统一规划布局的，而是由各方面的人，有的还是和政府针锋相对的人抱着不同的目的从各个层面上进行创造的。而这样的创造最后竟能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形成了日本作为近代国家的凝聚力。同时，这也是对以往很多细节的最理想的抹消。”【2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明治维新，这场“成功的洋务运动”，一方面了解日本是如何进行社会的全方面改革，以至于在近代一跃而起挤入列强之列，另一方面也能够了解大和民族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背景，以及明治新政府是如何通过塑造“日本国家教”以形成国家凝聚力，并在此基础之上稳固其统治阶级自身的统治地位与合法性的。

第三章：生活的现代化，民间民族意识的兴起以及父权主义的解构
Chapter III: the modernization of personal life, The rise of nongovernmental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Patriarchism

在明治维新开始后，正如许多国家在开国后所经历的那样，日本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欧化风气，例如1883年落成的鹿鸣馆便是这一现象的重要标志。【26】当时的日本甚至认为，文明就是西方的生活式样，开化就是引进西方的生活式样，而这也是所谓“让列强接受日本的条件”。【27】

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很多外国人无法接受日本的很多传统所导致的，因为日本的文化与西方的截然不同。光是衣着就是如此，据跟随佩里将军来日本的传教士威廉姆对于幕府末年日本人日常生活的记录，“日本女性随意敞胸露怀，走起路来大腿也会裸露出来。 而日本男性更是在肚子下用布条简单地围一下就在外面行走了。”毫无疑问，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这种近乎裸体的衣着是非常平常的风俗，也与当时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然而，对于彼时已经经受了基督教文化千年以上洗礼的西方人而言，尤其是对于传教士的角度来看，这种风俗便已经可以称得上是“近乎野蛮”了。【28】这甚至影响到了日本与西方的外交，当时日本政府试图与西方列强交涉废除外国人的治外法权【29】，但是西方列强却以“日本还处于未开化的时代”为理由拒绝日本政府的这一请求，而证据则是日本社会中的很多传统（如同前文所说的一样），以及包括凌迟、斩首等在内的诸多放到彼时的欧洲，以及现代的几乎整个世界（当然，一些如同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之类的“保守主义神国”除外）来看都算的上酷刑的刑罚。【30】

于是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们便开始了生活上的西化（所谓“文明开化”），以作为使西方人接受日本的条件。而服饰上的改革与裸体习俗上的改革便是第一步，正如黄亚南先生所言：

“……结果，选择文明开化的明治政府也认为要让欧美人接受日本，日本人需要从服饰开始改革，不仅政府官员要穿着欧美式样的服饰，后来被称为制服，而且，也必须要求普通百姓放弃随意裸体的习俗，所以，从明治元年（1868年）开始，日本在外国人比较多的横滨禁止裸体习俗，明治四年（1871年），东京市政府也发布了裸体禁止令。第二年，东京又发出了禁止男女混浴的条例，政府用欧美人的社会观念作为文明开化的标准要求日本国民接受，对违反者加以处罚。”

——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31】

而所谓的文明开化的最典型事例便是鹿鸣馆的诞生。正如前文所言，外国人出于自己的一系列顾虑（或者说，给出的借口），因而拒绝日本政府提出的废除治外法权的请求。因此为了使外国人放弃这些顾虑，时任外务卿井上馨便在推动欧化政策的同时，还建造一座欧式迎宾馆来招待外国人——这便是鹿鸣馆了——以此来向外国人表明日本已经成为了一个“文明国家”。【32】

那么，作为日本的国家面子工程的鹿鸣馆有多豪华呢？日本政府又是如何费尽心思让西方人接受日本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引言一探究竟：

“鹿鸣馆是由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设计的二层西式建筑，内设大餐厅、酒吧、会客室、图书室和台球室等西式设施，最著名的是二楼的大舞厅。1883年11月，井上馨在鹿鸣馆举行了落成庆祝舞会，招待了1200名内外宾客。实际上这一天也是井上自己的生日，用舞会庆祝生日也是开时代的新风。不过，日本的政府高官和贵妇人要适应西方的舞会还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连夜举行的舞会上，出现了各种笑话。为了凑足舞伴，不仅动员了很多艺伎来练习交谊舞，而且还动员了很多女校的学生，这还引起了很多非议。这也说明，为了让西方接受日本，当时的日本人还是十分认真的。”

——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33】

然而，如此“崇洋媚外”的行为也必然会引起民间的强烈反弹。三宅雪岭【34】直接在《我观》中如此一针见血道：“一面是鹿鸣馆高官醉生梦死，一面是政府执行保安条例，镇压民众。”【35】以三宅雪岭为代表的一些民间的自发民族主义者们便愤而抵抗，成立了政教社，创办了《日本人》杂志，提倡国粹保存主义，以抵制全面西化。【36】同时，在明治七年（1874年）正月，《邮便报知》，日本当时的一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报纸就刊登了一篇批判社会风俗的文章。在文中，他们直接批判女学生奔放的举止批判文明开化的社会风气。【37】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和民族”的概念便逐渐自发形成了。虽然此时的日本政府为了推进西化政策，而下达了一系列政令对抗这些民间自发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但是这却只是暂时的。在将来完成现代化改革后，日本政府也必将重新利用起这些自发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借此形成服务于统治的“日本国家教。而关于这一点所谓民间自发民族主义的异化，我们将会在下一章进行探讨。

我们不妨重新回归生活的西化这一问题吧。当时明治政府所推行的西化改革不仅限于服饰与穿着，就连饮食也开始了西洋化。其实想必很多现代人所不知道的是，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是不吃肉的。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人长久以来一直认为，牛马等家畜是重要的劳动力，且日本神道教的思想观念也是不提倡肉食的，因此大多数日本人并没有吃肉的习惯。【38】——说不定如果你穿越到明治维新之前，问日本人吃不吃肉，他们的第一反应会是：纳尼（什么）？肉还能吃？

于是乎，日本政府决定让天皇亲自出面，引领生活西洋化改革。

“明治四年（1871年），日本政府通过新闻报纸，介绍了明治天皇积极剪掉头发改变传统的发型，又改穿西服，并开始吃面包、牛肉，喝牛奶。大久保利通认为，宣传天皇的西式生活，既能增加国民对天皇的亲近感，同时又能宣传和推广所谓的文明开化的生活。明治七年（1874年），士族出身的木村安兵卫烘烤的赤豆馅面包得到机会献给了天皇并得到了天皇的夸奖，成为宫内厅的御用商人。这给木村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也让有馅面包成了市场的畅销品。“

——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39】

于是，此举明显的带动了民间对于牛肉、面包等“舶来食品”的接受，虽然经济上跟不上【40】，但奈何有天皇，这等“人间神”在带动啊！于是乎，从军队开始，面包等食品开始逐渐在日本社会中得到普及与接受。

“这一时期日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巨大改变，进而改变了日本的家庭关系。到明治初期为止，日本一般老百姓也是一日三餐，早饭是米饭和味增汤，中午大概是茶泡饭和酱菜，晚饭是米饭、味增汤还有煮蔬菜等。这些都放在一个盘子里，大家随便找个地方吃，吃完后，就把餐具各自收起来。所以，一家人吃饭往往不在一起。这是因为在幕府时代，武士支配的社会特别强调上下关系，在家庭生活方面也有这样的严格的关系，所以也就不允许全家围坐在一起吃饭。到明治中期，日本已经出现了很多西餐馆，日本人也开始习惯使用桌椅。所以那个时候，在日本的家庭里出现了一种小矮桌，这改变了一日三餐的风景，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家庭成员可以聚集在一个小矮桌前一起吃饭了。这样其乐融融的全家团聚不仅改变了家庭的气氛，也显示了家庭关系中绝对权威逐步消失，家庭成员的一切都是家长包办负责的情况开始改变。”

“日本传统的家庭观念是基于中国儒家思想结合日本特殊情况而产生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以维持以祖先代代相传的家为至上的命题。在这一命题之下，家督（家长）是维系家族存亡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每一家都会千方百计地确保他们拥有家督以及家督继承人，江户时期，养子和招女婿的盛行也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当然，日本人也重视血统，生孩子就成了一种任务，拥有众多妻妾也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完成任务，所以，家督拥有众多妻妾当然不成问题。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在西方生活方式的冲击下逐步发生变化，随着启蒙思想家提倡的一夫一妻观念和废除娼妓的主张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同，像伊藤博文那样的男女关系就开始受到批判。”

“家庭观念的变化从用词上也得到了体现，日本传统上只有“家”这个概念，而“家庭”这一概念是在明治20年代以后才在日本社会上取得主流的地位。“

——黄亚南，《畅销书里的日本国民史|“大和民族“的形成》【41】

于是，以饮食结构为起点，日本传统的父权主义家庭结构也被明治维新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虽然我们都知道即使在今天，父权主义仍然广泛盛行于整个日本社会之中，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明治维新将父权主义思想大幅削弱，从而奠定了后来的短暂的大正民主时期，乃至于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基础。这也算得上是明治维新带给日本人民的福音了。

与此同时，电灯与铁路也开始随着明治维新在整个日本推广开来。1882年，东京银座点亮了电灯，仅仅五年后，以东京为核心，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等大城市都纷纷成立了电力企业，电灯在日本的家庭中得到了广泛普及。要知道，这离爱迪生注册发明白炽灯的专利才八年时间！【42】同时，在明治五年（1872年），在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开通四十七年之际，日本第一条铁路便开通了，随后，铁路便在政府的支持下快速的在日本本土扩张起来，火车与公交车的精确时刻表也反过来推动了民众的时间观念的形成，交通效率更是大大提高，甚至出现了乘客不敢相信这么快就到站了而不肯下车的现象。【43】这也为后来日本发达的交通系统（比如现在的东京首都圈，竟然有足足154条铁道！且运行实际上与所谓的地铁别无二样，只是名义上叫“电车”（電車，でんしゃ））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