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退路的社会，和必须留退路的国家——在“新加坡式路径”里待过十年之后，我看到的差别

如果只看结果，新加坡当然是成功的。这一点其实没什么好争的。秩序、效率、人均 GDP，这些指标摆在那里，你很难否认。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太亮眼了，反而很少有人再去问一个不太讨喜的问题：

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的人，到底是怎么活着的？

我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扫兴”。因为一旦你问了，就很容易被理解成：你是不是在否定成功？是不是在挑刺？

但问题是——不问这个问题，很多东西其实是看不见的。

一、我当过那种“被系统信任的人”，而且当了十年

我在 PwC 工作了十年。那十年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大概就是那种任何一个高强度系统都会觉得“用着放心”的人。也就是新加坡人所典型的成功通道：事情给到你，你知道怎么拆；节点放在那里，你知道什么时候该交；不用人盯，也不用人催。老实讲，在一开始的几年里，那种状态并不痛苦。甚至是让人安心的。你很清楚自己在哪条路上，也很清楚只要继续往前走，大概会走到哪里。从系统的角度看，这是一条非常理想的路径。

二、问题不在于这条路对不对，而在于：能不能一直走

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一个问题。不是这条路有什么问题，而是它默认了一件事——你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

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你都得保持差不多的状态：能扛、能交付、能继续往前。人当然可以做到一段时间。这一点我自己很清楚。但谁能保证，自己永远都做得到？

人不是项目。人会累，会分心，会遇到家庭的事情，也会在某个阶段，突然不想再向上了。

而很多高强度系统，其实并没有认真想过：当一个人只是想慢下来一点的时候，应该把他放在哪里。

三、新加坡不是苛刻，而是真的输不起

我后来越来越明白，新加坡的问题并不在于严苛，而在于它真的输不起。这是一个没有腹地、没有资源、没有战略纵深的国家。节奏一旦慢下来，竞争力掉得会非常快。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做了一个很现实、也很冷静的选择：不把希望寄托在平均状态，而是寄托在所有人尽量不要掉线。

说白了，新加坡不是选择了高强度，而是没有资格选择低强度。这不是价值判断，是生存判断。

说到这里，其实可以用一个不太好听、但很直观的比喻：新加坡当然也把人当“螺丝钉”，但那是一种真正要承重、要长期运转的螺丝钉。你必须一直拧在那个位置上，不能生锈，不能松动，最好一辈子都保持功能完好。这不是象征意义上的“为社会服务”，而是非常现实的使用逻辑—你是被指望一直能用的。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在外人眼里很刺眼的画面：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还在写字楼里打扫卫生；上了年纪的出租车司机，依然每天在路上跑。不是因为他们热爱劳动，而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退下来”本身就不是一个被默认的状态。

这和中国过去那种“螺丝钉”其实完全不同。

中国的螺丝钉，很多时候是口号里的、象征性的。说是螺丝钉，但大多数人其实是被允许“躺在那里的”。系统并不真的指望每一颗螺丝钉都要高强度、长期运转；所以你可以下沉、可以慢下来，可以去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位置待着。

新加坡的螺丝钉，是功能性的；中国的螺丝钉，更像是占位的。

一个社会需要你一直拧着，一个社会至少允许你不再承重。

四、少数人的状态，被当成了默认前提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新加坡真正依赖的，是一种只有一部分人才能长期维持的状态。专注、稳定、抗压、持续输出。这些东西当然值得肯定。

但现实是，这种状态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可能属于大多数人。

新加坡并不是奖励这部分人——它是把这种状态，当成了社会运行的默认条件；你如果跟不上，不是立刻被惩罚，而是会慢慢感到不适。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开始不符合那个“默认值”。

五、为什么在新加坡，“换一种活法”特别难

新加坡让人觉得压抑的地方，其实不在于管得严，而在于几乎没有替代方案。这是一个城邦国家。国家就是城市，城市就是全部。

你不能说：“我不参与这个强度了，我去一个慢一点、便宜一点的地方。”因为没有那个地方。

当你开始觉得撑得有点吃力时，你会发现问题不是你不想努力，而是你不知道该怎么退下来。这和个人能力关系不大，更多是结构问题。

如果把视线从制度逻辑，稍微挪回到现实生活层面，其实有一些信号是很难忽视的。

新加坡长期被认为是一个秩序良好、社会稳定的国家，但与此同时，它的自杀率在发达经济体中并不算低，尤其在工作年龄段人群中，自杀一直是一个反复被公共机构提及的问题。近几年，关于心理健康、情绪耗竭的讨论，在新加坡社会内部也明显变得更频繁。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制度本身。

自杀从来都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用单一原因解释。但它至少说明了一点：当一个社会长期假设“你能一直撑下去”，那些撑不住的状态，最终一定会以别的方式显现出来。

另一条同样值得注意的路径，是人口的外移。

这些年，选择在海外长期生活的新加坡人数量持续增加，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都是非常典型的目的地。对很多人来说，这并不是一次激烈的“逃离”，而更像是一种安静的选择——去一个节奏更慢、对失败容忍度更高的地方生活。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当一个社会内部几乎没有“降速区”，压力就只能向两个方向释放——要么向内坍缩，要么向外转移。

六、中国为什么反而必须留出“松动空间”

理解中国，反而要从另一个极端出发。一个十四亿人口的社会，根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长期保持高强度在线。

如果强行这么做，问题不会是效率，而是风险。

所以中国并不是“愿意”让社会看起来松散，而是必须保留大量缓冲空间：三四线城市、城乡差距、非正式就业、低预期生活——这些东西看起来不精致，但它们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作用：当你扛不住的时候，你可以掉速，而不是掉出系统。

在中国，你可以选择不在一线城市待下去；可以降低目标；可以过一种不上进、但也不至于走不下去的生活。这不是被鼓励的生活，但它是被允许的。这就是现在在中国很流行的一个话题，叫“躺平”。

七、两种国家，其实是在用不同方式处理风险

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和中国的差别，并不在于谁更文明、谁更先进。

而在于——风险是集中在个人身上，还是被分散到空间和层级里。新加坡把风险压在个体身上：你能不能一直跟上。中国把风险分散出去：有人上，有人下，有人慢一点。

一个更干净，一个更嘈杂。但后者，至少给了人一点缓冲。

一句可能不太好听的话

新加坡不是一个不适合生存的社会，它只是一个默认你能一直撑下去的社会。而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敢做这种假设。当一个国家足够小，它可以要求每个人都在线；当一个国家足够大，它就必须允许一部分人慢下来，甚至停下来。

我并不是否定那条我走了十年的路。我也不否认，新加坡正是依靠这样一套高度自律、高强度的制度，取得了相当显著、甚至令人羡慕的成果。

那条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有效的、清晰的，也确实回报了那些愿意投入、能够承受的人。对我个人而言，那十年并不是被浪费的时间。

我只是后来逐渐意识到——那条路的成立，是有前提的；而那样的前提，并不是每个人、也不是每一段人生都能长期满足的。

一个社会真正的分野，往往不在于它能把最强的人送到多高的位置，而在于，当一个普通人慢下来、掉队，甚至只是想换一种活法的时候，它是否仍然愿意给他留下继续生活下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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