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1968：「第十二章：武器」

那张小小的、写着求救信息的纸条，在顾惟言的脑海中，燃烧了一个不眠的夜晚。

它像一个来自现实世界的、沉重的锚，将他那艘在纯粹理性的海洋里航行甚远的思想之舟，狠狠地拽了回来，拽向了布满礁石与漩涡的、危险的海岸。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同情，而是恐惧。

他，一个被与世隔绝的囚徒，怎么会收到这样一张求救信？那个递纸条的看守，是谁的人？是真心求助，还是李建国派来试探他忠诚度的“鱼饵”？如果他做出任何反应，会不会立刻被解读为“与外界串联”、“妄图干预现实”的铁证？

他清楚地知道，最安全的选择，就是将这张纸条付之一炬，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可以继续扮演那个顺从的、只负责解读理论的“工具”。只要他还有利用价值，他就能活下去。

但是，如果他这么做了，他又该如何面对自己正在解读的、那份光芒万丈的文本？

他该如何面对“个体即目的”这句庄严的论断？他将成为一个最可耻的懦夫——一个手握着最锋利的思想武器，却对一个具体的、正在走向毁灭的“第一性物理实在”（那个无辜的学生），见死不救的冷漠旁观者。

那将不仅仅是求生，那是一种比死亡更彻底的、精神上的自我阉割。

他被困在了一个逻辑的死局里。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用《安康》本身的逻辑，去为李建国，构建一个“不得不”救那个学生的、全新的“决策模型”。

他不能当“请求者”。他必须继续扮演“教师”的角色，并且，要上他迄今为止，最重要，也最危险的一堂课。

第二天的“研讨会”，依然在那个熟悉的、压抑的地下室里召开。

李建国显得兴致很高。他显然已经消化了顾惟言上一份报告的内容，并且渴望学习更多。

“顾教授，”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们来谈谈第三章。那个‘自愿联合体’的社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那个‘全民基本保障’，听起来，倒有点我们‘共产主义’的意思。”

顾惟言没有立刻打断他，而是顺着他的话，点了点头。

“主任说得对，第三章描绘的，是一个理想的、最终形态的社会模型。”他沉默了片刻，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用一种极为平稳的、学者式的口吻，巧妙地，将话题引向了自己预设好的轨道。

“但是，在探讨那个理想社会之前，《安康》的文本，其实隐含了一个更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检验一个理论的‘鲁棒性’（Robustness）。”

这个陌生的词，成功地勾起了李建国的好奇心。“‘鲁棒性’？什么意思？”

“就是指一个理论体系的‘强韧’和‘适用性’。”顾惟言解释道，“一个理论，不仅要能解释普遍情况，更要能解决那些最棘手的、最模糊的、处于边界地带的‘悖论案例’。只有通过了这种压力测试，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理论，究竟是空中楼阁，还是能真正指导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坚实的大厦。”

“有意思。”李建国点了点头，“那你举个例子。”

顾惟言等待的，就是这句话。

“好的。”他看了一眼低头做笔记的卫东，然后转向李建国，“那我们就来设想一个纯粹的、假设性的案例，一个关于‘理论与现实’冲突的案例。”

李建国的内心，微微一动。作为革委会主任，整个学校的动态，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当然知道，最近学生中，正在为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救火”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他正为此事感到头疼，不知该如何定性，才能既不打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又不显得自己“立场动摇”。

他不动声色地，想听听这个老狐狸，能说出什么花样。

“假设，”顾惟言的语速不疾不徐，像一个真正的老师，在引导学生进行思想实验，“在一个强调‘集体概念’高于一切的社会里，存在一个个体，我们称他为X。根据这个社会的主流分类法，X被贴上了一个‘负面’的集体标签，比如，‘出身不好’。”

卫东的笔，猛地停住了。他的后背，瞬间绷紧。他想起了自己的小兄弟向他求助时，那张焦虑的脸。他没想到，自己内心最深的困惑，竟然在此刻，被顾惟言用一种如此冷静的方式，摆上了这张秘密的解剖台。

“然而，有一天，”顾惟言继续说道，“这个带有‘负面标签’的个体X，独立地、自主地，完成了一项对集体有着巨大贡献的、无可争议的‘正面’行为。比如，他奋不顾身地扑灭了一场大火，拯救了公共财产，还救下了一个具体的、属于‘正面标签’集体的个体Y的生命。”

李建国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他百分之百确定，顾惟言说的，就是“刘建生事件”。

他的第一反应是：他怎么知道的？！是谁在向他传递消息？！

但顾惟言接下来的话，却将他的猜忌，引向了一个更深邃的、关于“权力运作”的思考。

“现在，悖论出现了。”顾惟言说，“这个社会的裁决体系，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如果它要坚持‘集体标签’的纯洁性和权威性，它就必须对个体X的行为，进行负面解读——比如，斥之为‘动机不纯’、‘伪善’，并最终对他进行惩罚。但如果它选择惩罚，它就等于在事实上，惩罚了一个‘拯救生命和公共财产’的、对集体有益的客观行为。”

他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直视着李建国：“李主任，作为一个体系的掌控者，请问，这个裁决，应该如何做出？依据什么原则？”

李建国冷哼一声，给出了那个他早已准备好的、标准的政治答案：“这很简单。当然是看动机。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首先要站稳立场。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的阶级烙印。我们不能被他一时的、虚假的善行所蒙蔽。”

“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顾惟言点了点头，“但是，李主任，让我们回到《安康》的逻辑框架下，对这个答案，进行一次‘压力测试’。”

他竖起了一根手指。

“第一，证据与事实。请问，‘动机’，存在于他人大脑内部，我们用什么‘物理手段’来客观地证实？是不是只能靠推测和逼供？而‘救火’和‘救人’，却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无可辩驳的‘物理事实’。一个理性的裁决体系，其判决依据，应该是建立在‘无法证实’的动机上，还是建立在‘可以证实’的事实上？”

李建国的脸色，微微一变。

顾惟言竖起了第二根手指。

“第二，概念的层级。我们已经讨论过，‘个体’是第一性的物理实在，‘阶级’是第二性的派生概念。现在，一个‘第一性实在’（个体X），拯救了另一个‘第一性实在’（个体Y）。您的判决，却是要用一个‘第二性概念’（出身标签），去惩罚那个拯救了‘第一性实在’的‘第一性实在’。这在逻辑上，是不是本末倒置？是不是为了维护‘地图’的权威，而去摧毁了‘领土’本身？”

卫东坐在那里，感觉天旋地转。他终于反应过来了。顾惟言，并不是在“凭空”设想。他是在用一种他闻所未闻的、抽象的、却又无比精准的方式，在为他，为张强，为那个素未谋面的刘建生……辩护！

李建国的额角，渗出了一丝细汗。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自己设下的陷阱。他渴望学习这套逻辑，但当这套逻辑被真正应用起来时，他才发现，它与自己的权力基础，完全不兼容。

“说得很好。”李建国强作镇定，“但你这套，终究是纸上谈兵。它忽略了最重要的社会导向。”

“不，恰恰相反。”顾惟言立刻接过了话头，竖起了第三根手指，“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点：系统的效率与激励。”

“李主任，让我们完全抛开哲学，只谈最功利的‘社会管理学’。一个系统，通过它的奖惩机制，来向所有成员发送行为信号。如果我们的系统，最终的裁决是‘惩罚’了救火者X，那么，它在向社会上所有与X拥有相同‘负面标签’的个体，发送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他自问自答。

“这个信号就是：‘你们的好坏，与你们的行为无关，只与你们的标签有关。你们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做一个对社会无用的废物。’……李主任，请问，一个鼓励社会上一大部分成员，都去选择当‘废物’的系统，从长远来看，它的统治成本，是不是会无限增高？它的社会总产出，是不是会大幅降低？这，是不是一种最高级别的、管理上的‘愚蠢’？”

“愚蠢”！

当这个词，从顾惟言这个“阶下囚”的嘴里，如此平静地说出来时，它所带来的冲击力，远比任何谩骂，都要强大一万倍。它像一枚精准的巡航导弹，直接击中了他作为“统治者”的、最核心的利益诉求——稳定、效率、低成本的社会管控。

李建国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了一种被彻底将军的、混杂着惊愕、愤怒和……一丝无法掩饰的“被说服”的复杂表情。

地下室里，陷入了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许久，李建国才缓缓地，将手中的茶杯，重重地放在了桌上。

“今天的‘研-讨-会’，”他一字一顿地说，脸上已经恢复了那种深不可测的平静，“到此结束。”

他没有说顾惟言的分析是对是错。他只是站起身，对门口的看守说：“把顾教授，送回去休息。”

然后，他看也没看已经呆若木鸡的卫东，一个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地下室。

当天下午，一份由革委会发出的、措辞极为审慎的“情况通报”，悄无声息地，下发到了各个院系的战斗队。

通报里，没有提及任何“反革命”的定性，只是说，关于刘建生同学的“救火事件”，其性质“比较复杂”，体现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求各单位“暂停讨论”，“等待上级进一步的调查和指示”。

一张无形的、即将把那个年轻学生拖入深渊的大网，就这样，被一个身在囚笼中的老人，用几句看似“与己无关”的逻辑推演，悄然地、暂时地，割开了一个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