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ry Criticism: Beyond the Author

目前，我在中國的兼職工作就包括「網絡寫作」這個工作。這對中國大陸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來說是個相對陌生的職業，即便歐美國家也有那種利用Amazon等平台進行網絡自助出版的創作者，但這種網絡自助出版與中國網絡寫作其實還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總體而言，中國網絡寫作更像是一個高度商業化、受嚴格監管的「內容工廠」，其核心是通過龐大的用戶基數和 IP 衍生實現規模化盈利，但內容受限嚴重。而歐美網絡自助出版則更像一個「獨立作者孵化器」和「自由市場」，強調作者的自主性、內容的多元性，並直接將作者與讀者聯繫起來，儘管它在商業上可能需要作者承擔更多風險和工作量。兩者在 「誰來決定內容能被看到」 這個問題上，有著截然不同的答案。因此一些我認識的中國網絡創作者在試水進入歐美網絡自助出版平台的時候，他們的銷售成績往往不理想。當然這其中也和這些平台上的中文閱讀者數量較少有一定的聯繫。可最終的結論基本還是中國網絡寫作者對於歐美網絡自助出版大多「水土不服」。

目前中國網絡寫作平台流行的一種寫作主題就是「文娛文」，大致的內容就是主角從現代回到1970年代等過去的時代，然後一邊將後世成名的文娛作品「抄襲」過去一邊再利用自己的名氣和權勢與當時知名的俊男美女發生曖昧或性關係。這樣的作品當然談不上什麼深度，主要的「賣點」就是讓讀者跟隨主角獲得一種「集郵」的快感。而在寫作過程中，作者也會對文中主角所處時代裡尚未成名的後世作家進行各種點評，而其中像是莫言、余華、蘇童這些中國當代著名作者則當然是被批評的主要對象。

我當然不會反對作者利用自己的作品去表達自己的觀點，同時也不認為哪個作者是沒有被批評的權力，可問題在於文學批評的尺度在哪裡？因為很多網絡寫作者借用自己筆下的主角對莫言、余華等人進行批評時往往會集中在他們這個人身上，而並非他們的作品。而他們被批評的點更多體現在他們的作品過多地反映了所謂「中國人的人性醜陋」、「對『文化大革命』的過度反思」等等。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文學界湧現出「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它們是特定歷史時期中國社會思想解放、精神重建的重要標誌。這兩種文學現象關係密切，常被視為「新時期文學」的開端，但側重點有所不同。

「傷痕文學」的名稱來源於盧新華1978年在《文匯報》上發表的小說《傷痕》。它通常被視為揭露和控訴文革帶來痛苦的先聲。這類作品的主要特點在於聚焦個人苦難，字裡行間表達了創作者那強烈的情感控訴。作者多採用寫實手法，直面社會現實，打破了文革時期「假大空」的文風，恢復了文學直面人生的傳統。同時許多「傷痕文學」作品探討了文革如何破壞了傳統的家庭倫理、人際關係和道德秩序，試圖喚醒並重建社會的良知。

不過「傷痕文學」也有它的局限性所在。由於這些作品大多創作時間較早，且作者多為文革的親歷者，作品常帶有較強的情緒宣洩色彩，有時在藝術上略顯稚嫩，缺乏足夠的藝術沉澱和思想深度。一些評論認為其對文革的認識停留在「好人受苦」的表面層次，尚未觸及更深層次的體制或文化根源。但是「傷痕文學」在當時起到了重要的「療傷」和「撥亂反正」的社會作用。它開啟了人們集體回憶和批判文革的閘門，推動了社會對文革的反思，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思想上的準備。它也重新喚起了文學的社會責任感。

「反思文學」是「傷痕文學」的深化和發展，它不僅止於控訴傷痛，更深入地探討文革發生的歷史、社會、政治和文化根源，以及其對民族精神和國民性的影響。反思文學不僅描寫表層的傷痛，更試圖追問「為什麼會發生文革？」、「文革對中國人產生了怎樣的深遠影響？」等問題，具有更強的批判性和理論色彩。其中一些作品開始審視中國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表現出的奴性、盲從、極端等國民性弱點，具有自省和警醒的意味。並且相較於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在藝術上更為成熟，運用了更多元的敘事技巧和象徵手法，人物塑造也更為複雜立體。同時反思文學不僅關注受害者，也開始描寫施害者、旁觀者、甚至反思者等不同群體，呈現文革的複雜圖景。

「反思文學」在思想上邁出了更大一步，它推動了對文革的系統性反思，促進了社會的理性認識和新啟蒙思潮的發展。它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了早期探索。許多反思文學作品在藝術上達到了較高水準，為新時期文學的繁榮奠定了基礎。不過部分作品可能因其深刻的反思觸及了敏感領域，在後期發展中也面臨一定的審核壓力。同時，對於文革的某些深層次問題，反思文學也未能完全徹底地觸及和揭露。

寫到這裡，我想很多人能理解為何有那麼多中國網絡寫作者開始要批評「反思文學」和「傷痕文學」了吧？因為目前中國網絡輿論環境對於「文化大革命」越來越趨於積極，甚至有部分網民認為中國現在還需要一場「文化大革命」。在這些人的想法裡，那個時代是個「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工做」的「烏托邦」。我不想去分析這背後所代表的含義，因為這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範疇。

但是作為一個文學專業的畢業生，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從「文學批評」的尺度方面來談談為何我很反感這種將針對作品的評論上升到作者本人的做法。因為在文學批評當中，「文本中心原則」是最最首要的原則。批評應首先且主要地聚焦於作品本身。分析作品的語言、結構、主題、敘事技巧、人物塑造、風格、意象等內在元素，探討它們如何共同建構作品的意義和美學價值。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批評的客觀性和作品分析的深度，避免過度偏離文本，陷入無關的外部考量。

其次我們還應該考察作品創作時的歷史背景、社會思潮、文化氛圍，以及作者所處時代的特定規範和價值觀。理解作品如何反映或回應其時代。避免以今非古，或脫離特定語境來理解作品，幫助揭示作品更深層次的意義。同時在文學批評時應當運用已有的文學理論（如形式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批評等）來分析作品。因為這些理論提供了一套工具和視角來解讀作品，這將使得批評更具系統性、深度和學術嚴謹性，避免僅憑個人感受進行評價。

當然，考慮作品如何被讀者接收、理解和闡釋，探討作品對讀者產生的情感、思想或社會影響。從「接受理論」角度出發，讀者的多元解讀也是批評的一部分。這樣做有助於認識到作品意義的開放性和動態性，以及批評本身也是一種讀者反應。最後則是應該評價作品的藝術成就、原創性、感染力以及其是否提供了獨特的美學體驗。這包括語言的精妙、結構的巧妙、情感的真摯等。這會是衡量作品作為藝術品的成功程度，區分文學作品優劣的關鍵。

而就「文學批評是否應該針對作者的道德水平或政治傾向進行批評」這個問題，我必須要說這是一個高度爭議且複雜的問題，沒有單一的絕對答案。

文本論及新批評主義者主張「意圖謬誤」和「感受謬誤」，認為作者的個人意圖或讀者的個人感受不應作為判斷作品意義或價值的標準。作品一旦完成，就獨立於作者而存在。因此應關注作品本身傳達的信息和藝術價值，而非作者的私德或政治立場。如果將作者的道德問題投射到作品上，可能導致「取消文化」或「道德綁架」，扼殺藝術創作的自由。

但是持歷史批評、文化批評及倫理批評觀點的人則認為文學作品是作者「人」的投射，不可能完全脫離作者的道德觀念、政治傾向和時代背景而存在。尤其是當作品的內容直接反映或宣揚了某些道德觀點或政治立場時，批評者有權利也有責任去分析這些觀點對社會、文化可能產生的影響。文學不僅是美學活動，也是倫理和政治活動。批評作品所暗示或傳遞的道德倫理觀、意識形態傾向是文學批評的應有之義，假如一部作品宣揚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那麼僅僅從美學角度去分析其技巧是遠遠不夠的。

我個人是傾向持折衷觀點，即文學批評可以分析作品中表現出的道德觀念或政治傾向，以及這些傾向如何影響作品的意義和讀者的解讀。但是，這應與對作者個人私德或政治傾向的「審判」區分開來。

如果決定批評作者的道德水平或政治傾向，其尺度應該非常謹慎。批評應主要針對作者的道德或政治傾向在作品中如何被表達、塑造、暗示或作用。例如，分析作品的人物行為、故事情節、主題思想如何反映或傳播某種倫理觀點，而非簡單地指責作者本人。尤其是應該注意避免「人身攻擊」或「道德獵巫」。批評者需要時刻提醒自己所批評的對象應該是藝術品，而不是對作者進行道德審判。

同時批評應基於文本證據和合理的推斷，而非對作者未經證實的個人生活、動機或隱秘思想進行臆測。任何「主觀臆測」和「誅心之論」都不應該出現在文學批評當中。並且在批評作者的道德或政治問題時，應避免走向極端，從而導致對作品本身的全面否定或要求徹底「抹去」其存在。藝術作品的價值是多元的，其藝術成就與作者個人品格或觀點不一定完全劃等號。應鼓勵對作品進行多角度的、歷史性的和批判性的審視，而非簡單地「非黑即白」。

尤其是當作品中對出現暴力、歧視或其他爭議性內容時，我們應當明白「呈現」不等於作者本人「認可」或「實踐」這些行為，批評應區分開文學描寫與現實行動的界限。但如果作品明顯是在宣揚或美化這些負面價值觀，批評者則有責任指出。批評者自身也應意識到其批評帶有自身的視角和價值判斷。批評的目的是促進更深入的理解和對話，而非最終的裁決。

文學批評的核心是分析作品，但當作品承載或暗示了重要的道德、倫理或政治觀點時，對這些觀點進行分析和批判是文學批評不可迴避的責任。關鍵在於，這種批評應以作品為依託，以理服人，而非陷入對作者個人的道德審判或政治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