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应该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

2025年11月7日，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先生去世了，他在八十年代曾经担任过七年的武大校长，在任内推动了一系列高等教育的改革，开风气之先，学生们在在校学习与职业生涯规划上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教师们也能够在课程设置与科研内容的选择上享有自主权，甚至据说还尝试了现在都罕见的“学术休假”制度。那也是武大学生成才率很高的时期，经济学家杨小凯、邹恒甫，哲学家邓晓芒，百家讲坛上讲三国出名的易中天，创办小米的雷军，都得益于刘道玉先生的改革。

对于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我来说，我会带着滤镜看过去：那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是教育应有其本来面目的年代。但是正如《花样年华》中引用刘以鬯《对倒》的一句话：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现在“主流”的大学教育是什么样子呢？简单而形象地说，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像中国的高中了。

刘道玉先生尝试过废除辅导员，现在的有些大学甚至会安排辅导员常驻在学生的宿舍楼里。

刘道玉先生鼓励学生修学分、转专业自由，而现在则是政治课的比重越来越高，很多教材内容编得就是狗屎拼盘，还不允许用国外教材，课程设置死板、陈旧。遇到转换学分和转专业，则一堆“原则上不许”，完全没有灵活变通的地方。

大学课堂，学生们浑浑噩噩，老师们也浑浑噩噩，百分之十认真备课讲课的老师面对的是百分之九十的不认真听的学生，百分之十想要从课堂上学到东西的学生面对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应付讲课的老师。很多重要课程，都是选课系统分配好的，这意味着遇到认真的老师与认真的学生概率很低。

显然，糟糕的大学教育带来的是糟糕的师生关系。这与我心目中的理想主义教育相去甚远。

在我博士毕业，即将回内地教书时，我去看望了曾经的一位老师，她勉励我说：“小环境是能影响人的，回去做一些事情，改变你周围的小环境，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一直把这话记在心里，也一直实践到今天。其实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周围的老师都战战兢兢，十分害怕与学生有过多交流，特别是自己的说的话被“断章取义”，发到“小红书”，成为流量明星，酿成“教学事故”，乃至出现“师风师德”的问题。

我的心态是，除了讲我应该讲的内容之外（没错，很多主要课程的内容是由课程组决定的，单个教师没有授课自主权），“救救孩子”，能挽救一个算一个。

每周为他们安排固定的office hour，愿意聊什么就聊什么，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学生之间流传的八卦，什么都可以。这样试验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甚至为学生提供了“奢侈品”，很少有老师愿意积极主动地回复他们的问题，更何况花一些时间来闲聊。

我会鼓励他们，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即使没有奖学金，也可以尝试一下申请海外的硕士项目，趁着新冷战和铁幕还没有落下，多看看不一样的观念、思维、与生活方式。当然，如果能申到有奖学金的项目更好。总比留在国内强，中国大陆各个大学的研究生一再扩招，早已贬值，成为了缓解失业率的工具。

我还是对年轻一代有一些希望的，至少我发现还有学生在读熊培云，中学时候，《自由在高处》里面的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也正好暗合我的老师对我的鼓励：

“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信念是，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