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77: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1979年翁松燃說在香港談統一問題才可以暢所欲言,由此點出了殖民地香港在言論上推動兩岸進步的重要性。在那個年代,台灣問題絕非只有統一前景問題,而且那根本不是主要問題。台灣當時,是處於黨外人士爭取民主爭取言論自由的關鍵時期。立法院和國大代表增額補選的政治對抗,縣市選舉,特別是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為訴求的反威權政治的言論,是當時台灣向自主轉型的推動力。在言論上,香港《七十年代》扮演了一個特殊角色。
翻看《七十年代》總目錄,自1972年以來,台灣話題每期都佔相當篇幅。在批判蔣政權的政治壓迫和報導黨外的抗爭方面,我們幾乎對每一事件都沒有缺席。陳映真、柏楊、台大哲學系風波,雷震、余登發、陳明忠、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案、陳文成案、鄭南榕自焚……我們都大篇幅地反威權,和支持台灣人為自主權利的勇敢抗爭。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多貼近現實的來稿呢?原因之一,是台灣留美歐的知識人,許多都是我們的讀者,他們既有台灣內部的信息來源,又具有較強的分析能力和寫作能力,或者早有許多洞見蘊藏胸中,《七十年代》提供他們發表的園地。原因之二是有所謂「外轉內」言論,就是台灣黨外及自由派的論政者,委託一些支持台灣民主的外國人,把他們寫好的報導與文章,帶到香港,交給《七十年代》發表,然後在台灣的黨外雜誌再以轉自《七十年代》的名義刊登,推動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支持台灣民主的外國人中,最重要的一人,就是長期致力於台灣人權及民主運動的美國人梅心怡(Lynn Miles,1943-2015),他主動跟我聯絡,把許多台灣黨外人士的文章帶給《七十年代》發表。他有兩三個拍檔。
印象較深的兩次,一是《雷震回憶錄》的出版。《自由中國》負責人雷震因言致禍,十年牢獄中所撰的《回憶錄》被沒收,他出獄後重寫,但被禁制不能出版,於是他將手稿交陳菊,再輾轉送到在日本的梅心怡手上,由梅親自帶到香港交給我,《七十年代》雜誌社於1978年12月出版了這本書。
另一次是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施明德被通緝,他的美籍太太艾琳達(Linda Arrigo)被強迫離境,先到日本,後來香港,由華裔英國人黃世雄(Dennis Wong)與我聯絡,於19日接受《七十年代》的長篇訪問,詳細談「美麗島」的背景,事件經過,和她自己的經歷。這是台灣官方對美麗島事件報導之外、作為被鎮壓一方的說辭。這篇報導震動海內外,也傳回台灣。
在台灣民主運動開始活躍,並掀起一波一波浪潮的七、八十年代,為什麼在香港眾多傳媒當中,台灣的黨外人士,和支援台灣民主的梅心怡等人,要選擇供稿給《七十年代》呢?原因是香港媒體左右分明,右派的不敢得罪台灣掌權的國民黨,而左派因為摸不清黨外民主人士的底細,不是懷疑台獨,就是懷疑「外國勢力」,所以對台灣黨外的抗爭,不敢大篇幅報導,更遑論發表評論了。而香港一般市民不關心台灣政治,也使電視新聞不怎麼報導。
我當時秉持著反專制、反威權、爭民主、爭自由的意識形態,也因為長期形成的對國民黨的莫名惡感,又沒有正統左派那種怕這怕那的心態,因此在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就抓住時機大量報道了。
台灣其後走上民主之路。我們的「外轉內」言論,是否也起過推動作用呢?我雖不願意妄自菲薄,但也必須承認,若有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功勞,這功勞也首先屬於台灣提供信息和評論的黨外人士,其次屬於支援台灣民主的外國友人,而其三,是屬於香港這個靠近海峽兩岸的自由法治的殖民地保護傘。
2017年臺北市長柯文哲說「香港很無聊」。現在,或許是的。但在四、五十年前,在海峽兩岸都缺乏言論自由的時代,許多臺灣的知識人、黨外人士來香港,如饑似渴地到圖書館看資料,看香港報紙,買香港雜誌,對他們來說,香港不僅不無聊,而且十分有聊,甚或是全世界最有聊的地方。
現在回想起那個時期《七十年代》對台灣政治的報導和評論,固然有推動民主自由的作用,但對蔣政權的批判則未見公允,特別是只看到專權政治的一面,而沒有看到還有好的一面,如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以及在中共的威脅下,不得不嚴密防範滲透,而且即使在這樣的地緣環境下,仍然逐步開放人民的自由。我想,這是我那時的左派思想意識根源所導致的偏差。
      (原文發佈於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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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重生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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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失敗者回憶錄》此前在《蘋果日報》連載,現正在Matters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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