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彿一切問題都是從裂縫裡長出來的

我在斯德哥爾摩的街上聞到了一陣類似木炭燃燒的味道。和北京的氣味很接近。我突然意識到，可能在所有有秋天的地方，人們都會聞到相近的氣味。

會議結束後，我和同事們在一家小酒館碰面——深色木桌，昏暗燈光，啤酒總帶著淡淡的青草香。我們的談話輕鬆地進行著，直到有人提到東亞，氣氛才開始轉變。不能說尷尬，但多少有點小心翼翼，像客人在門口停下腳步，抖掉靴子上的雪。

一位學過戰地新聞的朋友轉向我，問我關於中國新聞機構的問題。他問得輕描淡寫，似乎在試探自己會不會說錯話。我笑了。“沒關係，你想問什麼就問吧，如果我知道，我就告訴你。”

我聽到一聲短暫的吸氣。我正慢慢試著習慣。後面的討論倒是很有趣，我們聊了算法和審查制度，中國的數位監管在辛巴威帶來了什麼影響，科技是如何和國家控制集中在一起的。我們聊了很久，也聊了很多其他話題，後來，他們問我來到瑞典之前一直在中國讀書嗎，我說是的。他們說你不像中國人。

我笑了一下，我感覺不太舒服，我覺得它帶有一種對於一個國家的人應該是什麼樣的預設，幾乎是一種刻板印象。我說，我認識的中國人太多了，他們每個人都很不一樣，在中國的，在瑞典的，在世界各地的，我只能談論個體，就連我都很難說中國人是什麼樣的。但說完我還是不舒服，我想又或者它讓我意識到了自己身上的特權——能比較流利的用英語和瑞典語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想法，能接受質量較高的新聞學教育和培訓，這是我有而別人沒有的東西，讓我感到不安。回到酒店之後，我開始輾轉反側，想著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直到後來我和這位朋友再在卡爾馬見到，我才理解了他這句話的意思，我們吃飯的時候，朋友和我說，他認識的許多有中國背景的媒體同行，在談論政治的時候好像都有一些困難。他問我為什麼。我簡單說了一些，比如在這個領域的訓練較少，或者習慣在不是那麼熟悉的話題上保持沈默，沈默是美德，中國的複雜性讓他們難以討論，然後我突然想起來了另外的東西。創傷。

多年來，我交往的許多來自中國的朋友身上都帶著不同程度的創傷。我和這位朋友講。有人的創傷是在街頭抗議之後逃離那個國家，有人是常年經歷低薪高負荷工作，與新聞編輯室的審查制度抗爭，有人在非政府組織奔波勞碌，直到精疲力竭。離開之後，他們就不再主動談論政治。有些人或許是恐懼，但還有些人是燃盡了，精疲力竭，內心深處某個角落再也無法承受更多重負。

每個人在和中國保持著不同的距離，面對創傷的反應也各有不同。我和他講，有人一觸即痛，有些人在迷霧中回望，有些人拒絕回頭，你不能要求他們開口。那是什麼讓你戰勝這些痛苦的呢? 他問我。

我沒辦法講一個戰勝痛苦的故事，或者說自己是一個強大的人，這都是不誠實的。我一直以來的缺陷令我免於煎熬。我其實缺乏感受痛苦的能力，也不會害怕太多事，我的神經系統是以另外的方式運行的。

不過對於中國，我關注它是因為我了解它，一個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巨大的又不可預測的大國，它是國際政治最不穩定的來源之一，全球監控的一個推手，全球人權壓力的來源。我覺得我對它有了解就應該對它有關注，我對它關注是我負責的表現。我好像是從旁觀者而不是親歷者的身分關注他的——雖然毫無疑問，我就是親歷者。

從情感上，我其實對所有深情描寫故土的文章都讓我有些難以理解。逃離故土給我帶來的解脫和輕鬆感已經蓋過了我曾擁有的許多痛苦。我不會哀悼自己失去的一切——一個離開是因為留下來就活不下來的人，我怎麼可能對那裡有留戀呢。我只希望我的朋友們能過的好一點，從這個角度看，我又必須關注它，談論它，因為中國一天還是現在的樣子，我的朋友們就不會得到真正的輕鬆。

話又說回來，人與人都不同，我能感覺到，中國的問題裡好多也都源於這些不同的距離，因此，人與人難以相互理解。不在於激烈的政治鬥爭，而在於潛意識的情緒，不在於集體決策，而在於無意識的姿態。這些立場，這些感受——接近或退縮，沈默或回應——決定了我們今天如何談論中國，以及任何關於中國未來的討論都必須從何開始。

發聲是一種特權

你知道我眼中的中國是什麼樣的嗎？幅員遼闊，但裂痕累累的國家。

中國並非一個完整的整體，它就像一塊繃得太緊的布：有的地方光滑閃亮，有的地方卻破損不堪，露出底下的線頭。

我突然想到，我認識的那些在政治議題上最敢言、最敢於表達公眾憤怒的朋友，大多來自城市的中上層社區。他們家境殷實，居住穩定，就讀於優質學校。他們生活在中國不平等地圖中相對光明的一面。他們幾乎從未經歷過真正的貧困或體制的殘酷壓迫。但他們對農民工、失業潮和暴力執法的了解甚至遠在我之上，但這些對他們而言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他們都是特別好的人，這不是他們的錯，但卻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後果：在中國的公共話語體系中，最響亮的聲音，很少來自最深切的痛苦。底層者的聲音並非由真正的底層發出，而是來自其他的代表人，他們可能更專業，更擅長表達，甚至受過訓練，他們佔據了大部分語言空間——網絡、媒體、社會評論。他們的視角常常被誤認為是“代表中國”。

一個北京體制內長大的孩子如何去想象一個農村孩子的命運呢？一個上海的專業人士如何去理解鄉鎮居民的焦慮呢，他們可能會誠實的講：“我真的想象不出來。” 類似的苦難從未真正觸及過他們的生活。可是，他們恰恰是最有可能寫作、發聲、被分享、被引用的人。

但真正承受壓力的人往往缺乏發聲的力量，也沒有機會被傾聽。他們沒有時間寫文章，沒有精力進行調查研究，也沒有語言來清晰地表達自己的經歷。苦難已經剝奪了他們的一切，讓他們沒有辦法思考。他們身處這個廣袤國土的底層，在黑暗中被推著前進。

當我們試圖瞭解中國時，實際上是在瞭解兩個平行的世界：一個是可見、可聞、可書寫的世界，另一個更浩瀚無垠，難以想象，卻又在靜悄悄中被忽視。真正的裂痕就存在於這兩個世界之間。

無意義王國

其實在我眼中，中國人的絕望大多並非源於政治。更像是來自一種生活體驗——不是憤怒，而是淡漠，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日積月累，並非來自重大危機，而是源於那些最終無疾而終的小事。

我聽一位上海朋友和我講，他曾與鄰居們一起發起請願，要求改善停車安排。這並非出於政治目的。幾十戶​​人家希望減少衝突。他們收集簽名，起草提案，然後前往區政府。六個月後，一切都歸於沈寂。沒有進展，也沒有拒絕。彷彿有只無形的手將它悄悄塞進抽屜，然後關上了。

“我並不生氣，”他告訴我，“只是覺得做什麼都沒勁。”

好像在中國的時候，我最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大概是：“我沒有辦法，我好像做什麼都不對。” 這句話每聽一次，就讓我內心的光芒就黯淡一分。

人是人，人不是什麼能一而再三克服困難的機器，人會因為一次重創而悲觀，也因為生活中的小事從未改變而沮喪。生活不斷提醒他們：努力不會帶來結果，只會讓事情變得更複雜。直到人們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心理學家稱之為習得性無助：當你所做的一切都得不到回應時，一切似乎都毫無意義。這種無意義感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使人們不願表達、不願期待、不願參與。它使沈默比自由更讓人感到安全。

這不是懦弱，是一種燃盡。最大的絕望其實不是痛苦，而是麻木。不是失去希望，是停止期待，是相信未來不會因為你而改變。

距離

身處異鄉的我常常覺得中國就像一條遙遠的海岸線——晴天時隱約可見，雨天時則消失不見。有時我又感覺離它很近。有時，它又退成一個與我的生活毫無關聯的地理術語。理解中國的難點不在於其複雜性，而在於我們與它之間不穩定的距離。反復的接近與退縮也是一道裂縫。

語言又造成了另一道裂痕。當你試圖在國際上描述中國時，語言往往難以跟上你想表達的步伐。每次，我想討論制度的時候卻變成了講故事，想描述體驗的時候，又變成了抽象概念。對我來說，中文缺乏公共話語所需的養分，而英語又缺乏生活體驗的質感和情感。最後，討論中國變成了在兩種不完整的語言之間搭建橋梁，而素材總是略顯單薄。

另一個難題是：理解政治需要長期的訓練，而中國教育恰恰缺乏這一點。批判性思維不會在大學里突然綻放。它需要多年的質疑、懷疑和表達“我不同意”的機會。在民主國家，孩子們從小就寫評論文章、參與辯論、分析新聞。而我們被訓練的是死記硬背答案，而不是自己創造答案。

距離讓一切變得更加複雜。身處異鄉，就要帶著兩種視角生活：一種是疏離的視角，審視著中國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另一種是記憶中模糊而親切的視角。這兩種視角不斷衝突，使你既無法徹底批判，也無法徹底放下。你既是局內人，又是局外人。這種不穩定的處境本身就是一道裂縫。

或許最大的裂縫在於，每個人與中國的關係都在不斷變化。對一些人來說，中國是一個需要暫時保持距離的地方，對另一些人來說，中國是一個需要持續理解的對象，還有一些人將中國視為難以理解的事物，默默地藏在心底深處。這些不同的立場本身並無對錯之分——它們只是提醒我們，理解中國並沒有統一的節奏。

直到大廈崩塌

有時我總有一種中國即將崩潰的感覺。因為我幾乎無法想象三十年後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

人們通常認為，只有在重大事件發生時——政策轉變、權力更迭——系統才會出現鬆動。但歷史告訴我們，實際發生的崩塌往往更平靜：系統會先在日常生活中鬆動，在往往不為人所察覺的地方。突然取消的補貼。削減的醫療經費，幼兒園合併，地方電視台悄然取消公益節目。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變化，卻最能反映一個國家的生存狀況。

多年來，中國各地政府承擔著超出自身能力的重任，依靠土地出售來維持運轉。隨著房地產市場降溫、稅收減少，財政狀況如同突然失去了一條重要的動脈。這種變化並非體現在宏大的敘事中，而是體現在最細微的公共服務上，路燈不再維護，養老院減少活動，診所縮短營業時間。人們有所察覺，卻難以言表——只是覺得“比以前難多了”。這種難以言喻卻又普遍存在的衰退，構成了第一個可見的裂痕。

如果看看我們身邊呢？看看我們的同濟們，年輕人們。我們這一代人擁有前所未有的教育水平，也承受著前所未有的迷茫。大家從小就被灌輸只有學歷才能成功，擁有光鮮亮麗的簡歷，但畢業後卻面臨著截然不同的現實——一份份投出的簡歷石沈大海，最終音訊全無。

中產階級群體在過去二十年間迅速壯大，他們穩定著城市生活，推動著消費。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他們樂觀向上，他們相信擁有住房能帶來美​​好未來，教育能帶來社會流動性。然而，近年來，他們的信念開始動搖：今天，房價停滯不前，托兒成本翻番，就業形勢不穩定。這種動搖並非革命性的——而是悄無聲息的。他們不會走上街頭，而是悄然減少消費，縮減家庭計劃，選擇沈默。他們並非拋棄體制——而是停止為其注入活力。國家的穩定不會在憤怒中崩潰。但它可能會在疲憊中走向終點。先失去支持，再慢慢死亡。

「自上而下、過度集中」的決策鏈條可能會在重大危機面前裂開，我們已經看到過疫情防控的後果了。地方財政體系賴以生存的土地財政，高槓桿建設，人口紅利都在漸漸消失，如果地方政府連基本支出都無法維持，整個國家治理能力會在基層先裂開。依賴於現代科技的監控體系依賴於全國性的基礎設施，複雜的算法，任何一個點出現系統性問題，都會造成巨大後果。我好像已經可以看見結果，只是不知道他會何時發生。

外部世界能做什麼

距離帶來的不是膨脹的力量，而是更深刻的洞察：外部世界無法直接改變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從未因外部意志而突然改變。決定一個國家走向的往往是內在的力量——是人們的人們的記憶、情感、生活和信仰。

我想，外部世界的能做的或許不在於推動，而在於守護；不在於改革，而在於保存。有時，權力不在前線，而在那些最安靜的地方。

外部世界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在我看來是保護那些願意說真話的人。保護他們生存的機會——讓人們在失去語言的地方重獲自由，在被追捕的地方找到呼吸的空氣。提供和保護一個避免沈默的空間，而這種空間永遠比嘗試改變更重要也更有效。

在歷史和敘事極易被抹殺或扭曲的地方，外部世界便成了一個巨大的檔案庫——被禁的紀錄片、被刪除的報道、被壓制的文獻，都被保存在外部。世界應該知道有無數不屈的意志與強權對抗著，這是重建的力量。

我們應當為未來保留敘事的空間。並非為了抵抗或革命，而是為了讓有一天，當一切準備就緒的時候，我們能夠找到與世界對話的語言。隨著中國公共領域的萎縮，海外的華語作家、學者、記者、研究人員——他們的存在就像一根連接未來與現在的細線。這根線不會將中國拉向任何方向，但它卻能防止中國的未來徹底陷入黑暗。

如今，我已經不覺得外部力量會將中國推向某個方向，一切向那裡發出的聲音都可能被捕獲，成為滋養怪物的力量——但如果換個方向，如果外部世界能幫助我們，讓未來保持可想象性。那它就是極其重要的。

如果中國的裂痕在內部不斷擴大，外部世界所能做的，就是阻止這些裂痕完全被填滿，讓它們以未來可能性的形式存在。因為未來從來不會在最耀眼的地方出現，而是在最細微、最脆弱、最容易被忽視的裂痕中緩慢萌芽。外部世界所能做的，就是確保這些裂痕保持通風，那光芒就有穿透的機會。

從不斷提問開始

如果我們試著深入的討論中國問題，可能會發現，真正的改變不在於對中國的理解，而在於理解的方式。那些看似針對中國的問題，實際上正在重塑你與世界的關係。提問不是一種技巧，而是一種態度——不是知識的匱乏，而是對語言重獲能量的渴望。所以，在我看來，應該多提問題，多問問，如果如何如何，那會如何如何，多思考不同的可能。

許多人在討論中國時感到絕望，並非因為他們看清了現實，而是因為他們想象未來的能力長期處於被壓制，處於削弱狀態。一個問題之所以重要，要看它是不是保留了想像力。你願意提問，那你就願意相信未來值得探討，即使它的輪廓模糊不清。這種信念並非樂觀，而是一種拒絕屈服的倫理立場。未來是否存在，往往取決於是否還有人嘗試描繪它。

人應當致力於恢復一種特殊的誠實：尋求與現實相符的語句。不把任何問題視為激烈的政治辯論，而將其視為正確聚焦於世界的一種方式。不刻意迴避，將一切討論正常化，讓那些通常被忽略或黯淡的部分重現眼前。這種努力看似微不足道，卻蘊含著深遠的力量：它讓世界得以被描述，讓描述接近真理。只要一個社會還能描述自身，它就還沒有完全迷失方向。

質疑本身就是一種深刻而溫和的抵抗。它不發出任何聲音，也不需要任何姿態。它只是存在著，靜靜地卻堅定地提醒我們：裂痕存在，但裂痕並不等同於終點。語言曾受過傷害，但語言可以治癒。未來暫時無法被看見，但這並不意味著未來已經消失。

質疑並非理解的起點——它是未來開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