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作弊》
作弊
我惴惴不安地四下里张望，又蹿到了Sam的办公室门口。这回敲了门，里面有了挪凳子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几乎不敢呼吸。
门开了，出来一个卷发戴眼镜的大个子，料想是和Sam同办公室的研究生。他告诉我，Sam还没有来，于是我又只得下了楼。我看了一下手表，还不到五点半。昨天Sam在课堂上说，今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半，他会在办公室里等大家去向他认错，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他还没有露面。
Sam是我们Management Behavior这门课的任课教师，也是商学院管理学专业的在读博士生。因为不是教授，也尚未获得博士学位，没有可以被称呼的头衔，大家就直呼其名了。
和其他任课教授一样，Sam在第一节课就把”课程简要”发给了每一个学生，内容包括课程进度安排和评分规则。评分规则里提到：任何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例如剽窃、抄袭或考试作弊，一经发现将立即交校方处理。在美国的大学里，每一个教授都会在课程简要中重申学术道德，有的还会在第一节课口头强调一遍。对这些规程，高年级学生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商学院的学生看重分数是出了名的。GPA一旦跌破3.0，就可能被迫转系。更要命的是，每门课里，A和A－的人数被严格压在不到五分之一。久而久之，分数在我心里变了味：A才算真正的A，A－已经像B，B＋更接近C，至于B，不过是勉强站在及格线上的挣扎。
我喜欢暑假修课，六周专攻一门，学分拿得快。Sam任教的这门课，Presentation占总分的百分之四十，期中和期末考试各占百分之三十。我们那组演示结束后，课间我在走廊里遇见Sam，他说”Good job”，还特意提到演示的总结报告写得相当不错。我自豪地说那出自我手，又问他，我们的Presentation该得个A吧。他笑了一下问我：“你觉得得好分数重要，还是获得知识更重要？”
“当然是得好分数更重要！“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听了我的话，Sam又笑了。我有些后悔，觉得实话实说有点傻，应该回答”两个都重要”才算圆满。
在走廊里的电脑边闲呆了十五分钟，我又踱到Sam的办公室门口。门关上了——我知道那个女生已经离开。美国大学有很多严格的禁忌，异性学生单独来找教师，教师都会把办公室的门打开。如果教师跟学生扯上非工作方面的关系，学生成绩的真实性就会受到质疑，教师很可能因此丢掉饭碗。
我在校园里随便转了转，又回到系办公室。这一回，Sam的办公室门敞着，他正和班上一个女生在讲话。我能猜到他们的话题，因为我也是由于相同的原因才来找他的。我只得退到走廊里那两台公用电脑边，胡乱点击着网页，一个字都看不进去。由于缺乏睡眠又心事重重，头脑有点发胀，真不知道眼前的麻烦会有怎样的结果。
我战战兢兢地开口问Sam，是否看了我昨晚发给他的email。那是半夜睡不着，起床写的。让我面对面地承认自己作弊，实在难以启齿。
他说今天有点急事，还不曾打开电脑。
我只得硬着头皮开了口。尽管知道说话时不正视对方的眼睛是不礼貌的，可我的脑袋像灌了铅似的，根本抬不起来。世界上最令人难堪的事，恐怕莫过于去自首一个明知故犯的过错，还奢望别人给自己一个宽大的处理。
期末考试是五十道选择题，题目有点刁钻，我答题的感觉不很顺畅。考题印在A4纸上，答卷是电脑阅卷的专用纸，必须用2号铅笔涂圈。大家交卷之后，Sam竟然只收走了试题，把答卷留给了大家，又把正确答案分发下来，让我们自行批改。
我看到周围有几个学生都在用橡皮，料想他们一定在修改答案。我立即想起：全班只有百分之十九的人可以得A和A－，如果我不改掉几个错误，不就落后于其他学生了么？我自然不甘心。于是，我也偷偷改掉了三四个错误，把”批改好”的答卷交了上去。
课间同学们凑在一起，都为在分数上占了便宜而得意。
期末考试之后，还有两个不作为考试内容的章节要在课堂上讨论，主要内容是职业道德。这部分内容之所以摆在期末考试之后讲，是因为Sam认为道德是重要的议题，需要专门花时间，但死记硬背道德条文对学生毫无意义。
第二节课一开始，Sam几乎是冲进教室的。他把试卷重重摔在讲台上，声音在教室里炸开：“你们作弊。”
教室一下子静了。
他对大家一阵痛批：你们这些人今天可以为了分数违反学术道德，将来就会为了钱、为了利益做违反职业道德的事……Sam要大家主动找他交待，限期一天，之后如果发现有人隐瞒，必定送校方处理。
我已经无心去听训斥，心里一阵阵害怕。在学校三年，听说过有学生因为给同学抄过一段程序，被教授以总评不及格论处；还有学生从网络上七拼八凑写论文，被发觉，只得重修。可我从未听到过任何因考试作弊被抓的先例，实在无法预料Sam会如何处置我们。
Sam并没有为难我。他把答卷和试卷都拿了出来，按照我试卷上做过的记号重新算了分数，又在电脑上翻出成绩记录，算出总评：A－。他说作为惩处，成绩下降一级，最后的成绩是B＋。
谢天谢地。我的心终于着了地，可是继而又为自己的窃喜而感到羞耻。走出办公室的时候，门口又来了好几个学生，我没兴致跟他们打招呼，一个人灰溜溜地下了楼。这个惩罚轻得似乎可以忽略不计，我轻松了很多，却丝毫没有舒畅的感觉。
两周之后，我在校餐厅里遇到一个女同学。她问我Sam给了怎样的惩罚，我说成绩被降了一级。她说问了好几个同学，都跟我一样，而她就没那么好运了，总成绩得了D－，打算重修该课。
“早知道还不如不去认错。”她苦笑了一下，“至少，还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有时候，真正折磨人的，不是惩罚，而是选择本身。
整个暑假，我都有些消沉。之后六周忙着另一门功课，没多少时间去想那件令人无地自容的事，可我总是担心会在学校里遇见Sam。有时候甚至揣测，Sam那天是不是为了测试我们的诚实，才故意设下了圈套？因为他曾经问过我，是好分数重要，还是获得知识更重要。
秋季开学之后，我在图书馆门口见到了Sam。他老远就跟我打招呼，见了面问我暑假过得如何，这学期修哪些课，打算什么时候毕业。临到道别，我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问道：“让我们自己批改考卷的事，是不是故意的？”
“什么？“他好像没反应过来。
“是不是一个圈套，你想给我们一个教训？“我接着问。
“你这么想？不是的，作为教师不应该算计学生。我不会那么做，那样做令人讨厌。“Sam回答，“你不觉得系里有些教授防作弊的手法不够尊重学生么？我希望自己能做到相信大家。”
“对不起。“我惭愧得恨不能钻进地洞。
他说的那些，我当然有亲身体会。有些教授为了防止作弊，三百多人的考试做了十个试题版本，考场里来了十几个监考的研究生。也许我们是被防惯了，不信任惯了，所以渐渐觉得自己是不可以被信任的。而当别人给予信任的时候，我们竟然滥用了它。
作弊事件就这么结束了，它成为大学时代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事。
几年后，听朋友说起有人挪用公款炒股赚了钱。
我说，这种事就算能发财，我也不敢碰。不是因为我有多高尚。只是我知道，一旦出了事，最难承受的不是损失，而是必须面对自己——像当年那样，把明知故犯的事一件件说出口。那种感觉，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慢慢明白：有些底线，一开始不是因为你有，而是因为你失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