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式正义——从边缘重构普遍》

《奠基式正义——从边缘重构普遍》

作者：小菜hi

我们常有这样一种误解，这样一种拓展式正义观，把正义的实现，认为是一种对既有成果的线性拓展，按既定路径拓展其覆盖范围，把既有的正义糖果加发到还没领的人手中。实则不然。身心障碍者的出行自由，是漏领者从现有的所谓出行自由糖果盒中拿到一模一式的一颗吗？不。当前的所谓出行自由糖果盒，恰恰是凭着把身心障碍者给结构性地排除在外，默认其为“例外”、“不合格”、“不存在”，来蛇咬尾式地给自己贴上质检合格的ISO普适标识、来成立的，而非纯粹的遗漏分发。即，现有的出行自由糖果盒本身，就是一个排斥性质检线的产物，它建立在一种无声的排斥上。

而只有当身心障碍者的出行自由不成为问题，非身心障碍者的出行自由才获得了制度担保，而不再取决于身体能力。这与所谓的呼吁“中心‘包容’边缘”、呼吁城市设计向身心障碍者“倾斜”，有着既非量也非质而是范式上的维度差。这儿是在说，只有轮椅通道成为建筑标准，所有处于情境性或暂时性弱势的人——不光是轮椅使用者，还有推婴儿车的家长、临时受伤者、老年人——的出行自由才真正奠定到了一个稳固的、去排斥化的制度基岩上。这个范式迁维的过程，并非剥夺非身心障碍者的出行能力，而是为所有人的出行自由，上了一道更牢靠的制度保险。我们知道，无制度保障的权利人权行使，只是一种脆弱的、易失去的特权而已，而它重铸了出行自由这一概念，使其从依赖个人身体能力的偶然特权，成为有制度担保的必然权利。

一项权利人权的真正普遍实现，不取决于非边缘群体能否享有它，而取决于最边缘、最无力享有它的群体是否获得了行使该项权利人权的制度担保。

非边缘群体手中那颗权利人权糖果的永久保质期，并非源于其自身，而是始于边缘群体对那条排斥性质检线的爆破。只有当边缘群体为某项权利人权的抗争获得相当胜利，非边缘群体的该项权利人权也才相当胜利，因边缘胜利意味着非边缘的该项权利人权行使，同样成为了一项制度赋能的公共基础设施，而不是取决于各种个人偶然具备的、非制度化的合格条件——诸如健全的身体、特定的性别、年龄、户籍、学籍、军籍、国籍之类——的特权。这意味着该项权利人权的公共品化、去条件化、去排斥化。

一项权利人权的真正胜利，即是其完成了公共品化，从一种依赖个人偶然合格条件的特权，转变为一项有制度担保的、人人可得的基础设施。权利人权的实质普遍化，不在于所谓的拓展，而在于奠基。

奠基式正义，主张真正的普遍正义，绝非线性拓展既有“正义”框架，而是以最边缘群体的正义诉求能否获得制度担保为基准与试金石，进而重构整个权利范式。

正义之奠基，即边缘正义的实现，并不是在原有的框架内——如三道杠癌症网罗——或在量上增益所谓普遍正义，或由量而质地改变那所谓普遍正义的属性，它在范式上区别于这一类将既有的权利糖果拓展、分发给更多人的线性过程。而是受斥于那所谓普遍正义的边缘化力量，挑战了其赖以成立的，被三道杠标榜为所谓正义和所谓普遍性的规矩牌坊，拆穿其皇帝的新衣底下，实质为建立在集体性沉默与虚伪的共谋基础上的抽象正义、空洞正义与抽象普遍性、空洞普遍性，进而颠覆其根基。

为正义奠基，实现边缘正义，并非在旧有的所谓正义镜宫为边缘群体加开一扇门（量的扩展）或者重新装修（质的改变），而是发现——其地基和承重结构有着无从修补的根本缺陷，从范式上就排斥某些群体。而正义奠基之实现，则是在爆破那正义镜宫（认识论上的颠覆）、焚毁三道杠癌症网罗（存在论上的清除）后，按照新的、更去排斥化的蓝图，重构了整个地基和承重结构，这即是为一种无排斥的公共生活、也为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重新奠基，完成了一次权利操作系统底层代码的重写与升级，而使得那原本空洞的普遍正义实现了范式迁维。这是一个非线性的、颠覆性的过程，可称之为草根规范性重构，它超越了基于19世纪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而建构起来的质量互变线性辩证法，而抵达了范式迁维的维度。

草根规范性重构，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可堪比对。经济领域的创造性破坏，是森林生态系统内部的自然演替，新生的树苗不断生长，突破乃至取代旧的植被层，终而形成一片更具活力的新经济生态。它由经济效率驱动，表面上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无法被“计划”，伟大不能被计划，原创性技术创新不能被计划，创造性破坏不能被计划，它们都无法被自上而下地计划。然而，这个所谓“自发”市场的运行条件本身，诸如牢固的产权制度、明晰的市场规则、对公权力的有效制衡之类，恰恰是经漫长的权利抗争与博弈锻造而来，且须持续捍卫的历史性成果。创造性破坏有优胜劣汰的残酷特征，被淘汰者被视为旧生态的腐殖层，其存在的最终意义，仅仅是为新林冠的萌蘖提供养料。

政治领域的草根规范性重构，则是一项来自边缘的、有计划的造林工程，是被旧森林排斥在外的所谓“杂草”、“毒株”，自觉地联合起来，主动焚毁了整个森林，并按照一份全新的、更去排斥化的蓝图，进行块茎式的、菌丝网络状的分布式重构。它由伦理与尊严驱动，须要被排除者自觉抗争，对基于排斥、垄断和特权的旧权利范式和旧权力结构——即三道杠权力体制——进行定向爆破。不是创造性破坏那样的优胜劣汰、达尔文主义，而是为一种无排斥的公共生活、也为未来自由人联合体重新奠基，确立更去排斥化、更去条件化、更牢靠的新权利范式。例如，身心障碍者权利行使成为设计标准，并非淘汰了非身心障碍者，而是将他们也擢升到了一个更安全、更有保障的权利平台上。这是一项边缘权利主体发起的、自下而上的、有计划的政治造林工程。

在这里，边缘群体的权利诉求可类比于新质生产力，旧权利范式和旧权力结构——三道杠权力体制——类似旧生产关系，二者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旧的生产关系钳制新质生产力冲创迸涌，基于排斥、垄断和特权的三道杠权力体制，也必然钳制新的边缘正义冲创迸涌。边缘群体对三道杠体制的规范性抗争取得胜利，则权利范式跃迁，则普遍正义范式迁维，对应确立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

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映射，说明权利人权的进步，并不动因于高调的道德说教或纯粹的人文呼吁，更不依附于三道杠的恩赐，而是一场发生在政治领域的客观的结构性矛盾运动，奠基式正义与草根规范性重构不是巫托邦玄妄，而是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当三道杠权力体制从范式上结构性排斥边缘群体的正义诉求时，其所谓正义镜宫就必然自招爆破，其癌症网罗就必然自招焚毁。而草根规范性重构，也绝非所谓的摇尾于三道杠垂怜，而是在为全人类的整个正义操作系统，进行一次彻底的、去排斥化的重新奠基，是一项推动历史发展的、充满冲创力的政治行动。

为最边缘者争取权利人权，即是为所有人的自由奠基——当权利人权行使去排斥化，自由方能从偶然之特权，迁维成制度性尊严。正义之普遍，必始于边缘之胜利。

——2025.11.10-2025.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