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托派史笔记二：资产阶级的红外衣与拉丁美洲左派的空想症

按：这是我写于2006年5月、关于《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该书信息附后）的系列读笔之二。此读笔集结了4个例子：1932年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1940年代阿根廷出现的庇隆主义及其在托派第四国际引起的大讨论、1970年代初的玻利维亚托雷斯政权、1970年9月至1973年9月的智利阿连德政权，也提出了我自己的尖锐而扼要的看法。我想即使在今天这个依然有很多人容易被“左翼包装”迷惑、而且各种激进作秀表演的技术水平更加提升的时代，这些尖锐的审视仍然是、或更是有价值的。
我重新加了若干粗体标记，只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各个逻辑段。无其它任何改动。
（秋林，2025年7月13日）

黔进派：拉美托派史笔记二

[拉丁美洲综述]资产阶级的红外衣与拉丁美洲左派的空想症

阅读书目：

《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

作者：美国拉特格斯大学教授、拉美问题专家、美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罗伯特·杰克逊·亚历山大（1918—）

结稿于1972年9月

商务印书馆 1989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北京）

统一书号：3017·340 译者：高* 涂光楠 张森根

[根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73年版译出]

[拉丁美洲综述]资产阶级的红外衣与拉丁美洲左派的空想症

黔进派

2006年5月

历史上，拉丁美洲是一个受尽掠夺、压榨和凌辱的大陆，它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在20世纪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距和阶级分化都十分严重，而频繁的军事政变和民众起义构成了拉丁美洲最显著的政治特点，正是这些政治、经济状况，赋予这个大陆的阶级斗争以“拉丁美洲特色”。

十月革命及苏联工人国家带给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是比较彻底而且巨大的，尽管工人国家的脑髓体被官僚机构的毒瘤侵占着，但是饥饿寒冷比政治上的压抑更使人痛苦，拉丁美洲人民深深地理解这一点，也正由于此，各类红色辞藻具有诱人性，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的最精明部分总是穿上红色外衣，有的外衣红得夸张，然而那外衣不管颜色多么红，它总是合乎资本主义的尺寸规格。在那些穿红衣的老板代理人上台前，工农群众往往会被这些美丽的红色所吸引，但是当他们上台以至原形毕露后，工农群众往往能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改变对政权的态度。工农总是现实主义者，而政治分子（包括左派在内）却往往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着自己的政治信条，然而也正由于此他们往往自觉地成为自己观点的奴隶。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然而拉丁美洲也许是最突出的。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非常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分析特别是对拉丁美洲阶级斗争的分析，尤其因为今天拉丁美洲的革命因素正在迅速发展，这就更需要总结历史来冷静地看待这一切，而不仅仅是简单地鼓鼓掌、叫叫好。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的智利。

1932年6月4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出现了以马马杜克·格罗维上校为领导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新政府委员会宣言书写道：“生产阶级的无产者和全体国民内都收到一种容许剥削劳工、容许无节制的投机，容许气人的特权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之苦。富豪统治和寡头统治所造成的经济越来越紊乱以及外国利益集团日益绝对的控制，政府的渎职和缺乏效能”。新政府委员会在其“三十点声明”里宣布：对富人增加课税，没收一切黄金和外币储备，让失业者在国有土地和未使用的私有土地上进行垦殖，制止房东赶走房客，由国家开发金矿，建立硝酸盐、石油、磷、烟草、酒精和糖的国营公司，建立政府对外贸的垄断，改善和扩大公共教育，以及建立公共卫生部。

当时智利共产党已经分成两个党，一党是正统的拉斐尔特派共产党，它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智利支部，另一党是左翼反对党——伊达尔戈派共产党。智利的情况有点独特，其左翼反对派首先不是外来影响的结果，而首先是智共党内异议分子自觉斗争的结果。从1920年代早期以来，拉斐尔特和伊达尔戈就是党内的两个实力派人物。苏联领导层的官僚化始于1920年代早期，很快就传染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史料证明，1927年以前，智共内部就有对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的官僚独断作风的异议。1927至1931年，伊巴涅斯的独裁统治与共产党的顽强存在形成尖锐冲突，同时间，智共内部酝酿着一场反对官僚领导的决斗。1931年伊巴涅斯倒台后不久，在智共的全国大会上，爆发了严重冲突，以伊达尔戈为首的左翼反对派果断地与领导层决裂，以智利共产党的名义向全党呼吁，并发起了声势强大的重建组织运动。

此后就在智利出现了两个共产党。左翼反对党的核心人物曼努埃尔·伊达尔戈曾是工人、工会组织员，而后是律师、国会议员，1931年9月他参加总统大选，当时美国的政治观察家曾认为伊达尔戈有胜出的可能。在大选中，激进的反对派共产党引起了资产阶级当局的恐惧，遭到了警察的打压。在当时的智利，共产国际撑腰的拉派共产党反倒不如伊派共产党，后者是最强势的左翼力量。从分裂开始，两党的斗争就十分厉害。源于党内自觉斗争的智利左翼反对派，经过慎重考虑，直到1933年初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才宣布隶属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国际左翼反对派。

在对待1932年6月4日建立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上，两党是截然不同的。6月5日共产国际曾派了一个代表专门会晤了智利的两派共产党，那位代表建议伊派承认拉派的共产党领导地位并向拉派承认错误，伊派拒绝了。当时，拉派共产党公开宣布反对格罗维政权，这很可能受到了当时斯大林的“第三时期论”的影响。“第三时期论”认为资本主义末日快到了，所以那些改良主义派别也变成了“社会法西斯主义”，必须反对它们。这种理论忽视了改良主义派别所具有的无产阶级群众基础，因而起到了从政治上分裂工人阶级反而利敌的作用。与拉派不同，伊派采取了一种颇为细腻的态度。伊派共产党对格罗维政权予以“有保留的支持，说它到目前为止的情况是好的”，而且必须要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才能贯彻政府提出的想法（P139）；伊党提出七点纲领，主要一点是：武装无产阶级。伊派共产党最终退出了拉派控制的“工农兵和水手革命委员会”，而与埃·多明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党组织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在全国各地都拥有支部，革社盟宣布“暂时支持格罗维政权，但继续要求武装本国工人”（罗·杰·亚历山大1947年3月17日于智利圣地亚哥同奥斯卡·韦斯的谈话。韦斯1932年时是伊党分子）（P139）。拉丁美洲的政权更迭让人眼花缭乱。六四政变后十二天，卡·达维拉就代替了格罗维，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为此，伊派共产党领导革社盟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总罢工，铁路几乎完全堵塞，许多建筑工人、工厂职员、出租车、电车、公车司机、面包工人和其他工人都参加了罢工。但是罢工失败了（缺乏史料！），而这个失败原因正是值得好好总结的。因为根据材料，当时伊派共产党影响着相当部分的智利工人，而且这个党的斗争水平是比较成熟的，而又提出了武装工人的纲领，但是没有进一步材料表明罢工的那几天的工人斗争与各党派活动情况。可以说1932年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红得厉害）却并没有完全冲昏左派的头脑。这也许是一个重要经验。然而六月罢工的失败也许正包含着重大的教训，在没有得到进一步材料之前，这个悬疑让人匪夷所思。

第二个例子颇为著名，即拉丁美洲的庇隆主义，它出现于1940年代，曾引起整个第四国际的大讨论。庇隆主义是一种穿着诱人的民族主义与激进改良主义的外衣的思想与政治力量。对于深受美帝国主义与欧洲帝国主义入侵的拉丁美洲来说，捍卫民族主权历来是革命的象征，也常常与社会主义词汇、左派力量混杂在一起。阿根廷的庇隆在拉美大陆上的许多国家政坛里都有其面孔。

1943年6月4日，阿根廷“联合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拉·卡斯蒂略总统的政权。7月7日由原政府陆军部长拉米雷斯将军任临时总统。1944年初，拉米雷斯在以庇隆为首的“上校集团”的压力下宣布辞职。不久由法雷耳将军继任总统，庇隆任陆军部长。1944年7月，庇隆任副总统。1946年2月选举中，庇隆获胜，旋即出任阿根廷总统。这过程中有个细节让人想起今天委内瑞拉的查韦斯。1945年10月9日，以爱·阿瓦洛斯将军为首的反对派军人在阿根廷发动政变，把庇隆关押在一个岛上。10月17日，庇隆的拥护者则以总罢工胁迫总统法雷耳召回庇隆，让他来平息总罢工。2002年4月中旬，得到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军人在委内瑞拉发动政变，把查韦斯总统关押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不久后在拥查派群众的呼声下，特别是在拥查的伞兵部队直接介入下，查韦斯重返政坛。查韦斯和庇隆一样，得到相当部分群众的支持并且有着军官背景，而且一样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过庇隆主义和查韦斯的激进改良的区别还需进一步考察；庇隆主义主要是一种民族主义，强调民族阶级合作而与帝国主义对抗。

亲庇隆主义的阿根廷左派（包括托派）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党应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例如这样的表述：“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将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一起打击帝国主义，而绝不会和民族资产阶级混同起来”（托派《十月》第3期，“V.G.”一文，尼塞托·安德烈，援引该文第13页）（P84）。

阿根廷左派中也不乏反对庇隆主义者，最早反对庇隆主义立场的人是马特奥·福萨，他是同托派有联系的主要工会工作者之一。他主动于1946年11月1日开始出版刊物《战斗报》，头期就抨击庇隆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形式的资产阶级或国家”。该报很快聚合起一群反对庇隆政府的左翼分子，组成了以著名的托派分子N.莫雷诺为首的革命工人党。1954年，阿根廷革命工人党解散，大部分集体加入亲庇隆的民族革命社会党（PSRN），很快这些前托派分子对PSRN首都省份联合委员会的控制以及出版托派色彩的刊物《真理》表明了这种集体加入是一种打入主义。但是没有资料证明，这些前革工分子真的认清庇隆主义的实质，这些PSRN内的前托派分子反而在1956年后期与一些庇隆主义者组成了劳工组织运动（MAO）。在1953年国际大分裂时，MAO与反帕布洛的国际委员会有联系，1963年时，MAO成为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阿根廷支部。在阿根廷庇隆问题上，第四国际表现出一种比较健康的介入：第四国际的不同派别都批判了庇隆主义，第一次大分裂产生的沙赫特曼派在1948年1月号的《新国际》上指出庇隆分子“把现代帝国主义的现象和关系与封建主义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混为一谈；把极权主义的波拿巴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混为一谈。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寻求和发现世界各地同样现象的一种科学的国际学说——变成一种本国‘大杂烩’。他们把庇隆的反动宣称为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他在帝国主义间争夺面包屑的斗争宣称为应该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反帝斗争”。1954年另一部分拒绝加入PSRN的托派分子则继续公开反对庇隆主义，并成为波萨达斯国际的阿根廷派系。

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迷惑了许多左翼，而左翼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统治的捍卫者，这瓦解了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如果说阿根廷的庇隆政权只受到了很少数的左翼分子的明确批判，则玻利维亚的庇隆政权则受到了拥有强大实力的革命左翼的暧昧支持（至少在实际结果来深看是暧昧的）。1952年四月革命上台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就是玻利维亚版本的庇隆主义。这在我的“拉美托派史笔记一”中有比较详尽的叙述。这里只说，民革运不但是庇隆式的民族主义政权，而且实行激进的社会改良，包括较彻底的土地革命。在这方面，民革运政府更像今天的查韦斯政府。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工人党实际上是批判地支持这个政府的，也经常与这个政府发生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并没有使革工党直接深入群众去动员工人、准备革命起义，而是仅限于上层的斗争，这种方法及客观效果都没有超出孟什维克主义的范围。结果当革命工人党在COB的上层会议里败给各类资产阶级分子的联合舰队时，工农也陆续离开了革工党，使革工党最终沦为1960年代玻利维亚政治边缘的边角线。

第三个例子：1970年代初期的玻利维亚托雷斯政权，遗憾的是，这段历史也缺乏资料（这又表明需要进一步翻阅资料）。1970年11月至1971年8月，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掌权，资产阶级工运的左翼胡安·莱钦、一些工人组织和各激进党组成了“人民会议”，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吉莫尔列·洛拉派系）也进入这个组织并视之为“苏维埃雏形组织”，洛拉派革工党分子表示对托雷斯政权做“批判性的支持”，并要求政府武装工人，以使工人自卫、反对那些企图颠覆托雷斯政权的人（注意，他们是要求政府武装工人！）。固然，洛拉派革工党既然把武装工人的任务推卸给资产阶级政权，那么这个任务自然就根本不可能完成了，老板及其代理人们总不会武装他们的奴隶吧？！1971年8月，托雷斯被乌戈·班塞达上校推翻，后者得到民革运和社会主义长枪党的支持。洛拉派革工党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与希利的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派联系（这一派与统一书记处对立，持苏联国家资本主义说），洛拉派1970年代初对托雷斯政权的态度就在1971年晚些时候引起了国际委员会派的重大分裂，洛党的反对者严厉批判它没有武装工人和沦为托雷斯的受骗者。这一段材料或许可以从当时的论战中反映出来，我期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能够上传这部分论战材料，这是有一些价值的。实际上当时隶属于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的冈萨雷斯派革工党似乎也不得力。当托雷斯将军取代奥凡多将军上台时，冈派革工党发表了一份党内主要领袖签署的声明，指出这种取代只是资产阶级在军方框架内解决、缓和自身危机的表现，革工党特别强调了要把上层倾向与“群众中发生的生动的进程”区别开来。据冈同志本人说，在奥凡多政权期间，冈党主要采取了反政府武装斗争方面，而在托雷斯政权期间（所有激进左翼党获得了合法地位），冈党则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展工农与大学生群众方面，并列举了在大学和拉巴斯等若干城市的一些成就（据统一书记处法国支部“共产主义联盟”机关刊物《赤色》1971年6月14日的采访记录）（P217）。当时冈党也参与了玻利维亚的“全国苏维埃”——“人民议会”，并声称人民议会里的冈派革工党应当是“讨论国家问题、解决国家问题和推动问题的解决、但把权力留给群众组织（工会、民兵或人民军队）的一个机构”。冈党似乎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但是人民议会最终随着托雷斯的倾覆而被推翻，冈党起了什么作用和它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进一步取材和思考的。

第四个例子就是1970年9月至1973年9月的智利阿连德政权。

关于这段重大历史，罗·杰·亚历山大倒涉及不多，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是亚历山大截稿于1972年9月，还不好做综述。但李星写的《智利革命的前因后果》（2001年）则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这段历史，而且参考了几本书。他这篇文章我稍后再转载出来，请读者留意。在这里我只根据我这篇笔记的题目指出这个“社会主义人民政府”矛盾的事实，以及做一个重新解读。（下段引文基本根据李星的取材）

智利社会党在执政前具有革命的纲领，它的党纲如是写道“现存的国家机器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工具。……消灭现存制度的过程只有建立起有组织工人对社会的专政以后，才能完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以和平过渡方式解决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根本问题是不现实的。资本家的统治一日不倒，对工人组织的镇压和人民大众的赤贫就一日不会改变”。1958年4月社会党机关报指出：“我国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仍悬而未决。我们坚决认为，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意志来完成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只有一切被剥削者，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能够担负起建设新社会的重任。我们这一代人的根本任务不单单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改良，而是勇敢迈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毫无疑问，民主改良的主要目标只有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才有机会落实”。

社会党人阿连德的竞选纲领开篇就声称：“清除帝国主义的统治，打击垄断买办资本和大农庄寡头势力，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第一批措施应是“外资控制的命脉企业无偿收归国有；没有大农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充分就业；尽快缓解住房，教育，卫生保健领域的尖锐危机；把评论工资提高到与生活指数相对应的水平；把全国经济划为三个部分：国有，私有，公私合营；保护，帮助中小企业发展”。1970年9月4日，下有工农群众选票支持，上有斯大林派的智共与一些爱国主义组织的支持，阿连德上台了，组建了“人民政府”。这也许是二次大战后仅次于1952玻利维亚革命、1961古巴革命之后的拉丁美洲工农与左翼的第三件大事。

上台之后，阿连德政权陆续实行了一系列激进改良：1971年7月美资铜矿无偿国有化；1971年底已建立起雇员20万的关键工业的国有化；两年内分了500万公顷的地给无地农；廉价住房建设突飞猛进；最大的工业中心（圣地亚哥）消灭了失业；工人工资有一定上涨。

就在这个过程中，工农与资产阶级都表明了各自的态度。

在农村，农村的无产者与半无产者掀起了暴风雨般的夺地运动，并很快具有暴力的性质。在城市，工人以广泛的义务劳动与节约运动表明自己的热情，1971年初，工人配合阿连德政权搞的“生产委员会”运动，结果遭到中小资产阶级的坚决反对。很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是，1972年5月4日福特公司的智利资本以歇业抵制政府政策，次日工人占领全厂，迫使阿连德政府宣布该厂国有化，可是三个月后阿连德的“人民政府”却把工人的胜利果实出卖给意大利的资本家。

资产阶级以冷酷无情的铁血政策对付工农运动：寡头在农村组织起2000多人的暗杀队对付土改分子；大农庄主把世代积累的财富外运出去；有产者继续占据着媒体舆论。对于工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阿连德向议会提交了“非法抢地，侵占企业人员惩罚条例”（1972年2月5日）；智利共产党则呼吁“不能排除以行政措施打击破坏稳定的极左分子之可能”（1972年3月18日智共机关报），并且把“农业生产领域混乱”和“无根据地过快上调工资”作为经济出现困难的四点原因中的两点（1972年8月24日智共的卡尔瓦兰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很显然，社会党的阿连德上台后就屈服于有产阶级了，连带着许多左翼分子例如智利共产党人也充当了有产阶级的左翼保护者。然而，左翼并没有完全昏头。工农运动只要存在，总会在其政治层面上表现出来。代表智利工农运动的政治力量是左派革命运动（MIP）。罗·杰·亚历山大的书中提到了MIP，把他的材料与李星的材料综合起来看：MIP是一个成分十分复杂的激进左翼集团。MIP成立于1964年，由四部分人组成：（1）革命工人党，它在五十年代隶属于反对帕布洛领导的国际委员会派，六十年代并入正统的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2）共产党内部分出的左翼反对派；（3）一个由托派、共党、社会党背景的组织；（4）前共产党的工会领袖克·布莱斯特的追随者。MIP内部还有格瓦拉分子和毛派分子。

罗·杰·亚历山大证实了MIP的内部混乱：“革命左派运动对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人民团结政府采取一种暧昧态度，该政府是在1970年9月总统选举后当政的。有一个成员组织支持新政权，它的几名成员是阿连德组织的新的总统卫队的队员；另一个成员组织对新政权持敌对态度。与此同时，托派组织在该组织内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P154）。据李星的分析和总结，MIP是最彻底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右派军人的左翼力量，智利的1973年9·11政变发生后，“90%的MIP成员或死或囚”。而且MIP也提出了要求解散议会、建立工学农兵代表大会，工人监督与武装农运等符合群众意愿的纲领。但是，MIP缺乏具体的行动纲领——深入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协调革命进程的发展。智利的MIP的问题似乎在于政治与组织上的弱小——包括缺乏群众信任以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广泛、深入联系群众的）组织网络。正如上述所分析的：MIP有复杂的政治思想派系，在组织上似乎也比较混乱。智利阿连德的失败，证明了议会道路、寄希望于上层政治转变的幻灭，智利左翼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以皮诺切特为首的右派军人上台后，上万名左翼分子、革命的工农和学生被捕，有产者连共产党、社会党这类戴着左翼面具的老板帮手也不能容忍，这两个党的领导人纷纷逃到海外——从智利左翼运动的万丈低谷深渊中仿佛传来美妙空想被击碎的回音；阿连德执政的三年的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史恰恰表明了要使工农运动的存在——工农运动的存在逻辑就是要向夺地、占厂、翻身做主人等等这些方面转变——就必须高喊“武装工农、建立、捍卫工农政府”的口号并且以实际行动把工农武装起来，只有寄希望于工农的革命斗争、而不是寄希望于身居要津的头头脑脑们的慈悲为怀，才能实现工农的真正当家做主。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机关及其斗争是关键因素。

上述共摆出了四个例子，从公开打出红色纲领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1932）到四十年后同一国家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从带着民族阶级合作、反帝面具的各国庇隆主义到1952年玻利维亚民革运政府的激进改良，只有看到这许多的琳琅满目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极端夸张的“社会主义”——人们才能冷静地看待今天在拉美似乎普遍崛起的“左派政权”。

而面对这些政权，左派（我指的是大多数左派）总是表现出一种空想的期望，这从共产党到社会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甚至许多打着托派旗号的组织也存在着空想症。例如，阿连德政权期间，智利革命工人党（托）（波萨达斯国际的智利派系）就表明坚定地支持该政权，从史料来看，这种立场至少持续到1971年年中，而此前阿连德政权已表明其屈服于有产阶级了。如果说共产党当年是出于斯大林主义国际的遥控而服务于苏联官僚所以支持各个资产阶级政权，那么当苏联解体后，今天的左派却依然有相当部分在持续着拉丁美洲的传统空想症，真可谓好了伤疤忘了痛！然而我们总能看到左翼的少数部分保持着革命的立场——智利的伊派共产党与MIP，玻利维亚的革命工人党以及阿根廷的托派分子等等。就他们的立场来说是正确的，然而却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弊病，甚至某些左派的某些弊病在客观上表现为孟什维主义本质（例如玻利维亚革工党，他们是反对民革运政府的，然而他们只是运用COB的上层会议来反对，而没有深入群众去积极动员工人、准备革命起义，错失了良机，实际上就是孟什维主义。不过吉列尔莫·洛拉派却振振有辞地说国际环境不允许一个玻利维亚工人政权维持多少天）。

在斯大林主义被埋葬了的今天，在资本主义普遍开倒车的今天，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在赋予各地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以更多的红颜色，那些“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政权还会越来越多，我们切不可只顾着高唱赞歌，更不应把主要期待和信任放在上层的红衣政客身上，而应眼睛向下看，并且回归马列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武装全体工人”“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思想。

我坚信，十月道路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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