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斤国

起初，只是大胃王比赛的一条新闻。

“奇人！一顿五斤肉！胃袋里的马拉松！”

人们看着手机屏幕啧啧称奇，划走了。

问题出在那个官员身上。他也在看这条新闻，但他没有划走。他坐在主席台上，面前是各部门的季度汇报，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有一个人能一顿吃五斤肉，那说明人类吃五斤肉是可行的。既然可行，为什么别人做不到？

第二天，《全民膳食优化纲要》下发。红头文件，加急。标题很长，核心就一句：即日起，全体公民每餐摄入肉类标准，定为五斤。

为了表示人性化，给了三个月过渡期。第一个月三斤，第二个月四斤，第三个月达标。文件里写：“以先进为榜样，充分发挥消化潜能。”

一开始，大家并没有太当回事。

“五斤？开什么玩笑。”老张在单位食堂里说。他面前是一盆刚打的定量肉——三斤起步，这是过渡期第一个月的标准。食堂窗口贴着标语：“向榜样看齐，从三斤开始。”

老张吃到一斤半的时候，筷子慢了下来。两斤的时候，他开始解皮带。三斤结束，他靠在椅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呼吸浅而急促，像一条被拍在岸上的鱼。

他对面的小李已经把三斤吃完了，正在拿馒头擦盆底的油。“叔，你得练。”小李说，“我昨晚在家练到半夜，吐了三回，今天第三回没吐，进步了。”

老张想说“这他妈不正常”，但他没敢说。食堂墙上除了标语，还贴着一张通知：每餐设专职检查员，浪费食物者通报批评，连续三次不达标者参加膳食强化学习班。

老张参加学习班，是在第三周。

他实在吃不下了。第三周的定量已经涨到三斤半，他吃到第三斤的时候，胃里像塞了一块石头，再多一口就要从嗓子眼满出来。他把剩下的半斤肉用纸巾包好，想偷偷带出去，在门口被检查员拦住了。

学习班设在原来的少年宫。门口换了牌子，写着“膳食潜能开发中心”。教室里坐满了人，大都脸色发白，有人捂着胃，有人打着饱嗝，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化的酸味。

讲师是个瘦子。瘦得离谱，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他站在讲台上，声音却很洪亮。

“你们的问题，不是胃不够大，是思想不够大！”瘦子敲着黑板，“人类的胃壁是有弹性的，科学家已经证明了，极限容量可以达到六到八斤。大胃王吃五斤轻松自如，你们为什么不行？”

底下有人小声说：“那是人家天赋异禀……”

“天赋？”瘦子笑了，那个笑容让老张后背发凉，“什么叫天赋？就是先天的胃。你的胃先天也不差，只是后天缺乏锻炼。从今天起，我们每天晚上加练一顿——先从两斤宵夜开始。”

房间里有人哭了出来。

四个月后，标准涨到了六斤。

原因很简单：既然大家都达到了五斤，说明五斤不是极限，那就应该继续挖掘。官方通报里写的是：“全民胃容量同比提升百分之二十，充分证明了政策的前瞻性。”

老张已经可以不费力地吃下五斤肉了。他的胃真的被撑大了，肚子常年鼓着，衬衫扣子换过三回，睡觉只能侧躺，平躺会反流。他有轻度食管炎，医生建议他少食多餐，他把医嘱扔了。医院里到处都是这样的病人，医生开的“免达标证明”堆积如山，但每张证明的有效期只有七天，七天后，你得回来重新忍受那套检查，顺带被扣上“逃避义务”的帽子。

“逃避义务”——这是新冒出来的词，专门形容那些想方设法不吃五斤肉的人。和“消化潜力不足”还不一样，那是能力问题，“逃避义务”是态度问题。如果说前者只是让你去学习班，后者则可能招来更麻烦的事，比如扣除配给、影响子女升学，或者被贴上一个更直接也更含糊的标签：“膳食态度不端正”。

第一个月还在家练吐的小李，现在已经是单位膳食标兵了。他被提拔为膳食委员，每天戴着红袖章在食堂巡逻。他发明了一种方法，叫“汤肉同进法”——先喝一斤热汤把胃撑开，再趁热快速塞肉，能多吃将近两斤。这个方法在全系统推广，小李被请到少年宫做报告。老张坐在台下，看他精神焕发地介绍经验，觉得他眼眶凹陷得厉害，脸颊两边的肉却奇怪地松弛，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撑变形了。

标准涨到八斤那年，出了几件事。

第一件：全国的厕所成了最繁忙的公共场所。人们不是在吃饭，就是在去厕所的路上，或者刚从厕所出来，又要去吃饭。拉和吃，成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

第二件：催吐开始流行。人们发现，只要在吃完饭半小时内吐掉，就可以再吃下一顿，胃容量生生不息。“吐完再吃，胃里永远有空间”，这句话被刷在社区宣传栏上，旁边的漫画画着一位瘦削但精神抖擞的公民，微笑着面对一盆肉。没有人觉得这画面有什么不对。

第三件：养猪业崩溃了。全国存栏的猪远远跟不上日益增长的肉需求，肉价飞涨，进口翻了三倍。于是“改良胃适应论”被提出来了：要把人类的胃训练到能吃杂食——草、树皮、锯末，都可以算在“肉”的范畴里。毕竟大胃王不也只吃牛排，他还吃汉堡、披萨、各种碳水和脂肪的混合物。食物的本质是填充物，只要能撑满胃囊，都算数。

就在这个消息传出来那天，那个曾经一顿吃五斤肉的大胃王，因病去世了。

讣告很短。他死于“消化系统多器官衰竭”，胃壁薄得像纸，肠道里全是溃疡，肝脏是正常人的两倍大，被脂肪塞满。他最后一顿吃了将近十斤——不是因为还有人拿着枪逼他，是因为他不吃就没有人请他上节目。“大胃王能吃”是人设，没人设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配给缩减。他的胃是被这个逻辑撑破的。五斤国民，又多了一条讣告。

消息在普通人中间引起了一阵短暂的骚动，但很快被新的口号盖了过去：“化悲痛为食量”。

转折来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

不是因为有人反抗。是因为胃垮了。

首先是胃病爆发。慢性胃炎、胃溃疡、胃下垂、反流性食管炎，发病率在一个季度内涨了八倍。然后是心理疾病。有人开始对肉产生生理性厌恶，闻到肉味就呕吐，吐完又逼自己吃，吃完再吐，循环往复。有人得了暴食症，吃了吐、吐了吃，一天吃八顿，恨不能把胃从喉咙里掏出来洗一洗。消化科和心理科，成了医院里仅有的两个满负荷运转的科室——对了，还有肛肠科。但肛肠科医生自己也病了，因为他们也得吃五斤肉。

医疗系统最先撑不住了。一个医生做完胃癌手术，下午还得去食堂达标，刚把病人的烂胃切掉，自己的胃里被塞进五斤肉。他自己也是一个病人。这是最他妈荒诞的地方。

然后是军队。一个连队在野外拉练途中，按标准每人携带三日份口粮——九餐，四十五斤肉。士兵背着四十多斤肉爬山，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军医检查报告写得很委婉：“负重过大致体力透支，建议酌减。”报告递上去，批下来的回复是：“负重不是问题，意志品质不过硬才是问题。建议原负重增加意志品质训练科目。”

报告递上去的第三周，边境出了一次小型冲突。对方部队只带了轻装干粮，我们的队伍背着几十斤肉。后来谁胜谁负，这轮冲突本身反而不常被人提起来了。倒是那个“肉背上的军队”的画面，像一根刺，扎进了不少人的心里。

你问我为什么不吃？我在吃啊。我在写这段话的时候，面前还摆着一盆肉，已经凉了，凝固的油脂白花花地浮在上面。我今天第四顿了，指标还差半斤。键盘上全是油花。我必须赶紧吃完，然后在反流的酸水里，努力入睡。

多年以后，有人在故纸堆里找到了最初那条新闻。

“奇人！一顿五斤肉！胃袋里的马拉松！”

纸质已经发脆，轻轻一碰就碎。旁边有一行铅笔字，不知是谁写的，歪歪扭扭，像是吃饭吃到一半时偷偷划下的：

“他一个人能跑马拉松，于是所有人必须断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