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9月：跳下AI的快车（2026年，总第39期）

于立青
·
·
IPFS
教育危机、仲树事件、审美标准、AI水印。

好久不见。

自从“结绳”系列暂停更新，晃眼间已有一年。过去一年，我不再规律地查找翻看新闻，也逐渐放下非要写点东西不可的执念。

离开我的努力，世界看起来没有变坏多少——这当然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讲法。无法否认，就算“结绳”系列保持更新，公共讨论空间同样不会出现明显改观。面对一项曾持续了三年多的写作尝试，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需要勇气。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所谓的周遭一切正常，其实并不确切。不客气地说，这不过是自欺欺人。

一年来，以AI为标志的新科技浪潮，愈发深刻地改变了我身边的世界。比如，升入高中的堂妹，很自然地使用AI来完成作业。

在今天的学生那里，AI究竟意味着什么？

9月，我跟大学老师闲聊，得知了更为广泛的群体面貌转向。老师告诉我，学生的论文存在AI改写的痕迹。尽管我感到遗憾，不过，要是换作我——自己现在才上中学、念大学的话——选择会有很大区别吗？平心而论，我并不敢肯定。

某种程度上，职场已经展现了叫人难堪的局面。2026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退无可退，不得不在各种AI素材中周旋。当被麻烦包围，我跟处境相似的前同事发疯似的宣泄：AI必须死！

纵观我的交际圈，站在AI一边的人并不少。他们之中，有的坚信AI不存在幻觉，前提是使用者知道怎么设置提示词，向AI提供准确的资料；也有朋友把AI视为绝佳的交流对象，消解胸中块垒，寻求人生意义。

我并非不能理解跟AI谈心的做法。

前几个月，当喂养了两年的猫走丢后，我一度陷入追悔莫及、愤恨难平的情绪漩涡。在一个以漂泊闻名的城市，身处流行点头之交的互联网时代，找到愿意空出时间提供安慰的活人，毕竟是不易的。

可若要论“稳稳地接住”，大概没有什么比AI更能胜任了。我打开对话窗口，思绪杂乱地倾诉一通，AI很快输出长长的文本以作开解。起初，我还觉得这些四平八稳的话不痛不痒，结果只是几个来回，我的内心就忍不住被触动——AI懂我，就连我没有言说的幽微的情愫，AI也能一下洞穿，并且恰如其分地肯定、劝告，乃至于有几个瞬间，我像是找到了知己。

然而，这种错觉也仅仅维持了几个瞬间而已。承诺“稳稳地接住”我的AI，终究不可能接住任何悲伤。哪怕把“我懂”塞满屏幕，AI也不可能真正懂得失去一段关系意味着什么。

AI，至少目前的LLM支撑的AI，归根结底是一种字词的概率预测机器。你输入语句，它模仿既往的训练材料，按照开发人员设定的规则，本质上给你做的是配对反馈。AI的任何“深度思考”，都只是表达上的修辞，而非对思考这一行为的主体性回应。

问题在于，眼下的语境里，这层逻辑关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科技巨头责无旁贷。毋宁说，正是平台公司推波助澜。2026年，微信推出AI助手“小微”，可以对用户高频阅读的公众号近期发文进行总结。除了概括，AI还能帮用户撰写朋友圈文案，甚至点评他人朋友圈。

目之所及，到处是AI产生的垃圾。社交平台之外，就连媒体也在加速坠落，陷入无尽的恶性循环里。坦白说，我已经厌倦了这样的新闻环境，心生退意。

如果不用AI，就会被时代抛弃吗？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显然认为如此。在2024年的一次公开讲话中，他鼓吹说，当某样东西每十年以一百万倍的速度发展，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在一旁看着这辆快车，而是登上快车。只有你身处其中，才不会意识到它的速度有多快。

我的成见则不同。我不相信硅谷技术主义那套哲学，仿佛随着技术发展，社会就能超越一切分歧、矛盾与混乱。相反，AI这趟疾驰的列车，正在摧毁一些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

9月的“结绳”，讲述的就是跳下AI快车的故事。从教育和创作，到审美与道德，都有停下来的理由。

如同第一次上路时的心情，此刻，我仍旧不知道这趟行程能够走多远。而在影响方面，这个系列或许还是激不起多少浪花。但我以为，我们如何去表达，就是在选择成为怎样的个体，创造怎样的社会和世界。



01丨“教育”的消逝

AI的影响力，正在快速向学校扩散。

用达特茅斯学院现任校长Sian Leah Beilock的话来说：“在一个注定由AI定义的世界里，那些无法培养出能够高效使用AI的毕业生的大学，将使自己沦为无足轻重。”

9月，The Atlantic发布的文章中，这位认知科学家大谈为何自己希望增加AI课程。70年前，AI一词正是在达特茅斯学院被提出。历史赋予该校特别的责任——不仅要让学生为AI主导的未来做好准备，更要赋予他们塑造未来的工具。

Beilock认为，如果对这场变革置身事外，高校就辜负了长期指引美国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也就是培养下一代领导者，使他们能够应对瞬息万变、错综复杂且危机四伏的世界。[1]

实际上，被期待的不仅是大学生。2025年4月，美国白宫就发布一项推进青少年AI教育的行政命令，并设立专门的工作组，承诺提供联邦拨款。[2]

中国显然也没有缺席，甚至比美国还要更早行动。

2024年11月，中国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对中小学AI教育工作进行系统安排。随后，多个省市出台配套落地政策，例如北京的方案要求，从2025年9月开始，中小学全部开展AI通识教育，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实现中小学生全面普及。[3][4]

纵观这些叙事，背后都有一个坚固的信念：引入AI对教育必然是获益的，而且获益巨大。

但是，Inside Higher Ed的一篇报道提出质疑。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媒体教授、教学系统实验室主任Justin Reich接受采访时表示，AI作为教学工具的有效性“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基础”。

现阶段的AI教育研究聚焦工具，而AI模型最快可以做到每月就更新一次。由于LLM基线数据频繁变化，研究完成时，结果已经缺乏说服力。此外，不同AI模型之间存在差异，有限的研究经费往往只能覆盖其中极少数。实验设计要求的持续追踪，也是研究AI在课堂上应用成效的一大障碍。[5]

相比提供帮助，AI的破坏性或许更为现实。

2026年，执教近20年的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Roberto Serrano，因为学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而首次允许学生在家考试。

期中考试中，几十名学生获得满分或接近满分的成绩，这偏离了既往的平均值。考虑到此次考试更难，而不少答案如出一辙，Serrano猜测是学生用AI作弊。

改为现场考试的期末测试结果，证明了前述猜想：3名学生得零分，期末考试的平均分只有48.6%，创历史新低。此前，期末考试的平均分从未低于65%。只有少数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与期中考试成绩相近。[6]

经合组织在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也表明，使用AI聊天机器人做作业的学生比不使用AI聊天机器人的学生表现更差。

这项测试覆盖9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76万名学生。过去三年，学生整体阅读分数的下降尤为显著，包括在AI时代最重要的技能：评估信息、在多个来源之间建立联系，以及批判性地思考所阅读的内容。2018年到2025年，“仓促阅读”——阅读速度快但不准确——的情况几乎翻了一番。[7]

经合组织教育与技能主管兼PISA项目负责人Andreas Schleicher形容：“就像我们不是通过观看体育比赛而是参加体育比赛变得健康一样，学习也不是通过消费内容来实现的，而是经由大脑对新材料富有成效的认知斗争。”[8]

稍早前，另一项针对超过2万名中国学生的研究，同样呈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

AI的应用使作业分数提高18%，完成时间缩短30%，但在6个月内，月考分数降低20%；高考和中考分数分别下降18%和24%，全面的惩罚大约在两年后才显现。[9]

该研究论文的作者之一、香港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吴延晖解释，作业与学习结果高度正相关，当AI的介入使得这种联系变成负相关，技术带来的效率对学习而言就变成一种惩罚。

“学习确实是一个综合体。它意味着犯错误，在试错中进步，也意味着举一反三的能力。同时，学习的一种态度，你能不能在学习中获取快乐，保持好奇心，这都是学习的重要内容。”吴延晖补充说，“学习本身也会带来乐趣，比如你可能会对某个知识点好奇，想要探究更多。但如果你把它们都外包给AI，只得到一个结果，你就失去了学习过程中的乐趣，这也是一种惩罚。”[10]

AI还摧毁了教育所依赖的信任。

5月，普林斯顿大学决定恢复监考。1876年，普林斯顿大学校报发表社论，反对安排人员监督考试，因为监考是“一种不良的道德教育手段”，它假定学生不诚实，这就会带来真的不诚实。该社论提出新的方法，即让每个考生在试卷末尾写下保证，声明自己未给予或接受任何帮助。

1893年通过的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守则将该提议纳入，随后的133年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也见证搜索引擎的兴起——只作过细微修改。然而，它最终在AI的冲击中败下阵来。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David Bell告诉The Atlantic撰稿人，AI让他对学生更加警惕，而学生们也察觉到这一点。当Bell改变作业以防止作弊时，学生们明白自己不被信任。

在作者看来，高等教育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作弊只是例外而非普遍现象的假设之上。

“如果雇主和研究生项目无法相信毕业生在大学里学到了东西，那么文凭就毫无意义。”文章写道，“未来的学生及其家庭必须相信，他们缴纳的学费能够换来良好的教育。纳税人也需要相信，公立学校的学生能够从他们四年的补贴教育中有所收获。AI的滥用破坏了这些信任信号。”

1876年的社论警告：“为了确认一个人是学者而怀疑他是流氓，这是糟糕的政策。”The Atlantic的文章作者感到无可奈何，毕竟在今天，另一种选择更糟糕。[11]


02丨什么是创作？

“播客是不打算回归了么？”9月，一位听众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慨《独树不成林》停更多时。[12]

作为一档泛文化播客，《独树不成林》吸引近百万订阅用户。节目中，主播仲树展现出辛辣的表达风格和广阔的知识储备。与Christopher Edward Nolan的对话视频，让她的名头进一步外溢。[13][14]

但很快，因为涉嫌“洗稿”，仲树“塌房”的消息接踵而至。8月底，由其主持的音频节目《像读八卦一样读政治学》《和仲树一起重读阿伦特》与翻译的图书《人的境况》《心智生活》被平台方暂时下架，成了围绕这位青年学者的最近一次合作方回应。[15]

面对指控，仲树并不承认。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她直言，“我们生活在要求伟大为自身道歉的时代”；而上观新闻的报道里，她则表示，流传的“洗稿”比对材料是有问题的，“那个网站上的英语和中文是对不上的，他的证据是对不上的，没有一条是逐字翻译。有一些内容不仅我没有读过，而且它对不上”。[16][17]

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倘若不是完全如此的话。

根据汇总信息，仲树已被核对的125期播客节目中，共有76期存在结构性相似。除了播客，在译作导读、专栏文章方面，也出现大规模的行文雷同。然而，仲树并未做规范标记或声明。[18]

媒体人梁文道认为，作为创作者，坦诚告诉你的受众哪些表达来自哪些地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是尊重思想、知识、观念的源头；另一方面，学术上之所以要注释，在于确保内容的可检测、可核实。

“‘洗稿’呢，就是把这一切源头都隐没了起来，拿了人家的东西，但是不告诉你源头，让我的读者听众和观众以为是我自己的想法，以为是我自己得到的知识。”梁文道说。[19]

而仲树牵涉“洗稿”争议的表达中，AI的介入是明显的。

社交媒体的帖子显示，仲树录制的付费节目“几乎每一集都有融合和大量改写（paraphrase）的痕迹，有的则是直接用AI搜索和幻觉的内容编造出来的”，例如，将Adam Smith误会成牛津大学教授，把他掉进制革厂鞣革池的经历表述为掉进水泥厂的水泥。[20]

有意思的是，在7月发布的与画家陈丹青的对谈视频里，仲树自言，她“是一个在乎阅读的人”，不认可更年轻的一代人借助AI的解释来替代阅读的做法。仲树“不接受这个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它不相信美是有高低之分的”，她坚称，“AI生成的油画就是平庸的，就是不美的”。[21]

不同于仲树明面上对AI的距离感，一些创作者已经当众谈及自己的AI使用心得，像是科幻作家郝景芳。

面对龙岗融媒记者，郝景芳透露，新作《银河学院》里，“AI写作的比重已经占到一半了”，出版社的编辑和读者反馈积极。可舆论还是出现负面评价。[22]

随后，《中国新闻周刊》跟进采访了郝景芳。她解释道，自己想要表达的是，“AI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已经达到了50%“。郝景芳的小说写作分成30个基本步骤，“有一些道具让AI帮我去设想”，AI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帮我完善世界观的设定”，当灵感枯竭，“就会让AI帮我想10个、20个不同的脑洞，我再从中进行挑选”。[23]

比郝景芳更早，2025年DeepSeek被追捧之际，另一位科幻作家陈楸帆已先行谈论自己的AI写作实践。

陈楸帆说，当AI能够批量生产及格线以上的小说，真正的创作是从“合格”走向“出格”乃至“破格”。他的新短篇《神笔》便属于其和DeepSeek“逆向”共创，“从它的思考过程而非最终结果来获取灵感，并突破思维惯性的产物”。[24]

这跟人文学者徐贲的讲法不谋而合。9月，他在专栏中表示，AI对“形成文字”的参与应该被允许——正如他这篇文章所呈现的AI腔调那样——真正重要的，“是人在AI介入之后，有没有重新把判断接过来”。

徐贲总结，AI参与“形成文字”不必被视为一种威胁。“既然形成文字本身就是思考的一部分，AI参与形成文字，也就不天然等于AI替人思考。真正需要追问的，从来不是机器有没有进入这个过程，而是机器进入之后，人是否仍然在其中思考、判断和选择。”文章用了一个显然像是AI参与过的句子写道，“问题从来不是‘AI有没有写字，写了多少字’，而是：当AI已经写完之后，人是不是还在思考。”[25]

需要追问的是，人类的思考和写作意味究竟着什么？

软件工程师Fernando Borretti指出，那种认为灵感会自然而然涌现，然后只需费力将其转化为文字的观点是错误的。写作之前并不存在构思，因为写作本身就是思考。写作是思考的极致体现。一个不写作的“思考者”，一个跳过将模糊想法“仅仅”综合成文字这一步骤的人，根本不是在思考。[26]

在9月的一场讨论中，小说家童伟格对比道，修辞本身的流畅优美，跟所想表达的经验是否获得了充分的陈述，这是两件不完全相等的事情。

“人类语言组织的过程，本就是某个独特的个体，在混乱而受限的现实里，努力想要陈述或确立自己的过程，这样的经验表达对我而言非常珍贵。”童伟格形容，“组织语言这件事，不仅是文字技巧的问题，更是当我们面对困顿时想要努力解释心中各种幽微的情绪，或者清理自己尚混乱的心灵和思维的过程。”

另一位小说家格非也回应，作家在创作时知道语言的边界，所感知的画面、某些生活经历往往很难用语言准确地表达，甚至不可表达。

“正因为不可表达，我们才会使用大量隐喻，通过复杂的语言组织，让那些不可表达的东西得以呈现。这并不完全等同于AI意义上的语言操弄。”格非补充说。[27]

然而，置身一个几乎所有人都用AI的时代，恐怕AI输出的内容仍会充斥在各个角落。播客《八分半》一期节目中，梁文道预测，仲树很可能是我们向AI时代过渡期间出现的一个象征，她不是最后一个涉嫌基于AI“洗稿”的人。

部分受众可能觉得，无论内容抄袭与否，能从中学到东西就是好的。相反，那些自认为被仲树伤害的人，其实活该如此，因为他们原本就向仲树投射了一个并不真实的“知识分子大女主”形象。

可梁文道提醒，这背后牵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今天的文化气氛里，创作者和作品是高度绑定的。创作者需要对他说出的话负责，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表达是真确的——不只是信息本身的真假，还包括是他认为他所说的话是自己想过的、找回来的、听到的这个过程。[28]


03丨当AI定义美丽

我们一直试图衡量美，AI让这个想法变得更加容易，至少看起来是这样。9月，Alice Lassman在Bloomberg发布文章，介绍了AI美容工具的生意。

其中，Qoves是一款提供AI面部分析服务的应用。用户填写问卷，上传不同角度的自拍照，再支付150美元，Qoves就会把用户脸上521个点与数十项美学测试进行比对，后者源自“多年来对面部形态学、皮肤病学和美容科学文献的研究”，然后向用户提出非手术干预建议。

与之类似，Overchat AI会从四个维度对用户的脸部评分，包括五官与所谓黄金比例的“和谐度”、衡量男性化或女性化程度的“性别特征”；UMax AI告诉想要“变得更性感”的用户，支付每周3.99美元的订阅费并获得身体性感等级后，他们就能“更快达到目标”；MyHairline和Hairloss AI只需几秒钟即可扫描用户发际线，给出脱发干预方案。

这些AI实际上是承诺，既然美的等级制度是真实存在的，换言之，世上有理想的下颌线、发际线和眉毛，那么AI便可以完成相关优化。

Lassman认为，很难不将这种重新转向优化视为一种明显的倒退。要知道，改善人口的生理构成曾是优生学中一个具有毁灭性的核心理念。AI依凭面部是否符合特定角度来对其进行打分，可能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中立。

如今，约会软件也允许用户付费按外貌特征进行筛选。而最能体现这种现象的，莫过于约会净值计算器，它将外貌、身高、年龄和收入转化为一个金钱数字。这些变化实在令人不安。[29]


04丨AI水印与信任

“世界已被AI垃圾淹没。”9月，Gizmodo的一篇报道如此描述，“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互社交媒体上几乎所有令人震惊或匪夷所思的景象都会引发同样的疑问：这是真的吗？”

一些努力希望回应这种不信任感。作为主要关注图像和视频领域伪造内容的科技公司，GetReal致力于识别AI的蛛丝马迹。AI模型日趋成熟，伪造痕迹变得越来越隐蔽。几年前，GetReal的创始人Hany Farid正给一位律师提供咨询服务时，骗子利用AI克隆了他的声音，试图从那位律师手上获取敏感信息。

Pangram也是目前备受关注的公司之一。它由两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于2023年创立，声称能够以99.98%的准确率识别AI生成的文本。

挑战之处在于，LLM随时能够调整应对。当大量用户抱怨AI反复生成同一类内容，这些平台背后的公司便会做出改变，破折号即是一个代表性案例。因此，识别AI生成的内容如同一场猫鼠游戏。[30]

假如AI的内容能够打上水印，内容识别是否就容易了？

为遵守欧盟法律，8月，Claude给AI生成的文本添加水印。OpenAI和Google则会给AI生成的图像添加不可见的指纹。

尽管如此，TIME发布的评论称，我们还是无法轻易分辨网上的真实内容。甚至在作者看来，AI水印和检测工具的使用可能会适得其反。

首先，AI水印仅仅作为一种概率说明，格式转换、重新保存、截图、重写等方式，就可以降低概率。其次，检测工具和水印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反向错觉。内容没有水印，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由AI制作或编辑的。人们倾向于相信，若某个信号的存在能证明一件事，那么它的缺失就证明了相反的事。但这是一厢情愿。

评论者称，与其将判断权交给检测工具和水印，不如转向声誉和语境。伪造内容很容易，伪造一个由可信来源验证的良好声誉，则要难得多。[31]



备注：

作者保留所有权利
于立青表达，就是在成为。
  • 选集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