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无神论 第十六节 論信仰（Religion）
什麼是信仰（或稱宗教）？
信仰（或稱宗教）是抽象世界中的“皇冠科學”（Crown Science）。正如政治是維繫人類社會的權力紐帶，是博雅教育（自由七藝）、文學與一切社會科學的冠冕，信仰（或稱宗教）則是整個抽象世界的冠冕。
信仰（或稱宗教）是至高無上的科學，是最高形態的系統知識體系（德語：Wissenschaft巫術）；它先於人類社會而存在（或伴隨人類社會演進），並將在社會崩潰之後繼續存續。信仰（或稱宗教）是一切哲學的皇冠科學——從自然哲學到煉金術，在那些領域中，知識只能以抽象的形態存在。信仰（或稱宗教）也是知識分子階層（Intelligentsia）實現自我再生產的機制：在取得一切偉大成就之後，唯有通過信仰（或稱宗教），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才得以誕生。它是所有抽象事物的阿爾法與歐米茄（始與終），是全人類靈魂（Anima）的高級形態。
你應當始終追問的一個問題是：如果信仰（或稱宗教）如此重要，為什麼人們不能、也不應該談論它？
在高度發達的社會中，人類必須掌握海量知識才能生存，每一門新興的知識體系（Wissenschaft 巫術）都極其複雜，往往在數月乃至數年間都停留在抽象而不可企及的狀態。神學（Theology）現在是、未來也將是21世紀最重要的學科；如果不懂神學，一個人就永遠無法真正理解自己所處的社會。每個人都懷有一套個人的信仰體系，以及一套複雜而精密的“行動與反應”教條——這種聚合體的恰當名稱，就是“信仰（或稱宗教）”。
“對於我們的意識而言，信仰（或稱宗教）是這樣一個領域：在其中，世界的一切謎團都得到了解答，深刻思想的一切矛盾都揭開了其意義的帷幕，心靈痛苦的呼聲都歸於沉寂——它是永恆真理的領域，是永恆安息與永恆和平的領域。”
——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 W. F. Hegel），《信仰（或稱宗教）哲學講演錄》（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1821–1831年講授，1832年出版），導論
世上可以沒有神，這無關緊要；它可以是最高公理，也可以是《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這都無關緊要。信仰（或稱宗教）可以一直保持抽象狀態，直到它被人類賦予動力、注入生命，並由你將其意義帶入物質世界。信仰（或稱宗教）本身並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失落部落裏祖先崇拜者的信仰（或稱宗教），與信仰量子力學中“上帝的骰子”或“超弦理論”的信仰（或稱宗教）同樣無效——除非它們背後由不同的工業體系提供動力：核能、太陽能，或是役畜。
“信仰始於對終極真理的概括，這些真理最初是在具體事例的例證中被感知的。這些真理被擴展為一個連貫的體系，並應用於對生命的解釋……你無法將神學與科學隔離開來，也無法將科學與神學隔離開來；你同樣無法將它們中的任何一個與形而上學隔離開來，或將形而上學與它們隔離開來。”
—— 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信仰的形成》（Religion in the Making，1926），第2–4章
今天應當追問的是：在一代又一代學子遠赴德國和英國求學之後，為什麼沒有一個人把這一真理帶回日本？為什麼沒有人向我們啟蒙信仰如此重要的地位？為什麼他們要向我們東亞的普通民眾隱瞞這種力量？
信仰作為一個能夠自我再生產的自足系統，之所以被隱瞞於公眾視野之外，並非出於某個貪婪囤積者的法令，而是源於佔領軍（Occupation Force）的強制干預。無論是越南、朝鮮還是日本等種道民族（Ethnostate）國家所踐行的“國家神道”或“神明之道”，皆遭到了佔領勢力的取締——例如在天主教總督/政權統治下的越南與韓國，佛教僧侶被迫自焚、儒家士人遭到迫害；而在日本，則是佔領當局全面禁止了在天皇名義下“尊王攘夷”（驅逐南蠻/西方殖民者）的思想傳統。
二十世紀是偉大基督教異端共產主義和基督教正統自由主義，還有教皇的親爹共軛父子法西斯-法團主義的偉大普世戰爭。當歐洲人征服了每一寸陽光下的土地，唯有信仰，唯有抽象的永恆值得征服。帝國主義不是最後階段：意志的戰爭，主義的戰爭，天國之戰（War of Heavens）才是，天朝之戰，勝利者獲得抽象世界的一切，失敗者成為戰利品。
在20世紀戰勝的歐洲列強及西方強權本土，信仰在各自的原生土壤中被大肆宣揚與強制推行；他們享有殖民霸權與所謂的“信仰自由”，免受被壓迫的恐懼。例如法國和意大利的天主教保守派、美國的各種信仰立法，以及蘇聯的“科學共產主義”。相反，在那些徹底淪為兩次世界大戰戰勝國戰利品的國家裏，其本土信仰和信仰體系卻遭到了嚴厲鎮壓——原因既包括以武力為後盾的複雜意識形態博弈，也僅僅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他們戰敗了。
後世之見，史家之思，最終的勝利者便是美國為代表的基督教正統，黃金10億人+自由主義特色基督教信仰征服了全球。
信仰與抽象知識的再生產
1. 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哲學的社會學：知識變遷的全球理論》（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真理’是學術共同體中居於統治地位的神聖客體（Sacred Object），正如‘藝術’之於文學/藝術共同體一樣；它們同時是各自群體最高的認知範疇與道德範疇，是最高價值的所在，其他一切事物都以此為標準進行評判。”（第1章，第26頁）
“知識界的神聖客體唯有通過崇拜它們的儀式性集會才能被創造和維繫。這正是講座、學術會議、討論和辯論所發揮的作用：它們將知識共同體聚集起來，把成員的注意力集中在唯獨屬於他們自己的共同客體上，並圍繞這些客體建立起獨特的情感。”（第1章，第26頁）
“……最傑出的知識分子是那些論文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人；他們的思想是孕育出最多‘後代’的‘父母’。他們的思想使其他人能夠提出自己的論斷。”（第1章，第28–30頁）
“在古代和中世紀社會，教會和修道院幾乎是思想家們唯一能夠擁有職業生涯的場所……”（第1章/第6章）
2. 保羅·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反對方法》（Against Method，1975）與《自由社會中的科學》（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1978）
作為現代性教條信仰的科學（《反對方法》，第18章，第295–309頁）：費耶阿本德指出，科學比科學哲學所願意承認的要遠為接近神話，它不過是人類發展出的眾多抽象思維傳統之一。由於體制化的科學已經成為現代世界最新、最具侵略性且最教條的信仰機構，他得出結論：歷史上“政教分離”的進程，必須通過正式的“政科分離”（國家與科學分離）來最終完成。
祖先神話與現代物理學在認識論上的平等地位（《反對方法》1975年版，第306–307頁；《自由社會中的科學》1978年版，第1部分第27、50頁）：費耶阿本德認為，在所有歷史時期，人類都以敏銳開放的感官和豐富的智慧去探索世界，並做出了非凡的發現，現代社會至今仍能從中汲取教益（《反對方法》第306–307頁）。他指出，現代科學並未提供單一統一的真理，而是提供了相互衝突的理論敘事；這些敘事與獨立“實在”之間的關係，就像荷馬史詩與所謂歷史上的荷馬世界之間的關係一樣充滿疑問（《自由社會中的科學》第27頁）。那些被現代理性主義者斥為落後典範的傳統——如伏都教（Voodoo）或祖傳醫術——實際上建立在堅實的物質和生理基礎之上，完全可以豐富或修正現代科學的認知（《自由社會中的科學》第50頁）。
我們很難把抽象世界的王冠和明珠簡單地稱作思想。一個念頭在腦海裏潮漲潮消中消亡，錯誤的思想被現實的威力所批判，而沉澱下來獲得主體的才能稱作信仰；以死亡和自我毀滅、無視自保精神的終極結晶才可以成為信仰，而信仰將成為一切念頭的源頭，聚合為新的思想。當我們的思想高舉信仰的旗幟，才能在現實中迴響。
如果他們不能擁有武力，為何還配擁有典籍？
“所有武裝的先知都獲得了勝利，而手無寸鐵的先知都歸於毀滅。”
—— 尼科洛·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君主論》（The Prince，1532），第6章
“沒有武力（刀劍）支持的盟約只是一紙空言，完全沒有保護任何人的力量。”
——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維坦》（Leviathan，1651），第17章
“一切其他典籍（《聖經》）都必須從世俗主權者那裏獲得其權威。”
—— 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1651），第42章（意譯自第33、42章關於教典權威來源的論述）
3. 喬利恩·巴拉卡·托馬斯（Jolyon Baraka Thomas）：《偽造自由：美軍佔領下日本的信仰自由》（Faking Liberties: Religious Freedom in American-Occupied Japa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9）
托馬斯記錄了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SCAP）如何將“信仰自由”的修辭用作美利堅帝國的強制工具。1945年12月15日頒布的《神道指令》（全稱《關於廢除政府對國家神道之資助、支持、保全、管制及傳播的指令》）禁止公開傳播“國家神道”（Kokka Shintō），清洗學校課程，並沒收神社土地以切斷日本民族主義的再生產；但與此同時，盟軍最高司令部卻給予基督教傳教士優待——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將這些傳教士視為美國佔領當局的半官方分支，賦予其在這個戰敗國推行基督教化和民主化的使命。
4. 塞思·雅各布斯（Seth Jacobs）：《美國在越南的奇蹟創造者：吳廷琰、信仰、種族與美國在東南亞的干預》（America's Miracle Man in Vietn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與《冷戰官僚》（Cold War Mandarin，Rowman & Littlefield，2006）
雅各布斯證明，美國的冷戰決策者們出於20世紀50年代美國國內的基督教復興主義思潮，在南越扶植並資助了虔誠的天主教獨裁者吳廷琰（Ngô Đình Diệm）。在法國殖民統治時期頒布、並被吳廷琰政權保留的1950年《第10號法令》（Ordinance No. 10），在法律上將越南本土的佛教和儒家傳統降格為受國家警察監管的私人“社團（Associations）”，同時卻賦予天主教會作為受保護信仰的唯一法律豁免權。
5. 姜渭祚（Wi Jo Kang）：《現代韓國的基督與凱撒》（Christ and Caesar in Modern Korea，SUNY Press，1997）與勞雷爾·肯德爾（Laurel Kendall）：《薩滿、主婦與其他不安的靈魂》（Shamans, Housewives, and Other Restless Spirit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
1945年光復後，駐韓美軍政廳（USAMGIK）以及隨後由留美衛理公會教徒李承晚（Syngman Rhee，1948–1960年在任）領導的大韓民國第一共和國，在政府中極力優待新教精英，並將前日本信仰地產移交給基督教團體。在李承晚治下，韓國警察與新教團體發起了激進的“打破迷信”運動（misin tapa / 미신타파），逮捕本土薩滿巫師、焚燒法器，並在濟州島發起了一場“向神明宣戰”的運動，企圖剷除當地由18,000位神明組成的本土萬神殿；儒教在韓國作為一股有組織的政治或信仰力量也實際上遭到了排擠與瓦解。這和東亞低生育帶吻合：基督教和其現代性（Moderna）伐山破廟消滅儒家，之後生育率暴跌。
6. 威廉·英博登（William Inboden）：《信仰與美國外交政策（1945–1960）：遏制的靈魂》（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60: The Soul of Contai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與凱文·M·克魯斯（Kevin M. Kruse）：《上帝之下的一國：美國企業界如何發明了基督教美國》（One Nation Under God: How Corporate America Invented Christian America，Basic Books，2015）
英博登與克魯斯展示了二戰獲勝後的美國如何積極通過立法和宣傳來推行公共的“猶太-基督教”正統觀念。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國會和艾森豪威爾政府將“在上帝之下”（Under God）寫入《效忠誓詞》（1954年），強制要求在所有貨幣上印製“我們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並將其定為國家格言（1956年），同時維持各州強制推行基督教安息日的“星期日藍法”（Blue Laws，美國最高法院在1961年 McGowan v. Maryland 案中予以維持），並將美國的外交政策塑造為一場全球性的神學十字軍東征。美國最頂尖的科技成就（如阿波羅計劃等）也往往被冠以信仰或神話之名，以彰顯其文化傳承（蘇聯的曙光女神同理）。
7. 維多利亞·斯莫爾金（Victoria Smolkin）：《神聖空間從不空虛：蘇聯無神論史》（A Sacred Space Is Never Empty: A History of Soviet Athe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與詹姆斯·斯羅爾（James Thrower）：《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無神論”與蘇聯的信仰及無神論研究》（Marxist-Leninist "Scientific Atheism" and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Atheism in the USSR，Mouton Publishers，1983）
斯莫爾金證明，作為戰勝國的蘇聯深刻認識到“神聖空間從不空虛”——這意味著國家不能僅僅取締傳統信仰（或稱宗教），還必須將“科學共產主義”（Nauchnyi kommunizm）和“科學無神論”作為一種總體性的實證信仰來積極宣揚和強制推行。通過國家資助的“知識協會”（Znanie）、大學必修的教條考試、神聖化的馬列主義經典，以及新發明的社會主義生命周期儀式（如世俗洗禮、共青團入團儀式和“紅色婚禮”），蘇聯在其國內民眾及東歐衛星國中強制推行了這種唯物主義信仰。
世界上存在過一個無神論的蘇聯，但是沒有存在過一個沒有信仰的蘇聯。當然你不能拿十字軍的論述當證據，畢竟人家開除蘇聯信仰證據的時候，還開除了中東和中美棕紅人種的人籍來破基督教的殺戒（Non occides / Lo tirṣaḥ / Do not murder）。
經院哲學、現代學校體制與精神控制
8.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形而上學》《尼各馬可倫理學》與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神學大全》
在一切實踐政治之上，端坐著純粹的抽象沉思（希臘語：theōria，見《尼各馬可倫理學》第10卷第7–8章）。亞里士多德將理論/抽象哲學劃分為自然哲學（physikē）、數學和神學/第一哲學（theologikē），明確將神學加冕為所有抽象科學中最高貴、最受尊崇的學科，因為它探究的是永恆、非物質且不動的本原（見《形而上學》第6卷第1章，1026a10–32）。
“其他科學被稱為這門科學的婢女：‘智慧打發她的使女，到城中最高處呼叫’（《箴言》9:3）……這門科學之所以超越所有其他思辨科學，既在於其更大的確定性，也在於其研究對象【抽象/神聖之物】具有更高的價值。”
—— 托馬斯·阿奎那，《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1265–1274），第一集，第一問題，第五條（Prima Pars, Q. 1, Art. 5；注：原稿誤植於亞里士多德名下）
9.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獄中札記》與伊凡·伊利奇（Ivan Illich）《去學校化社會》
“在這些知識分子範疇中，最典型的是教會神職人員。他們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整整一個歷史階段，該階段的部分特徵正是這種壟斷）壟斷了一系列重要服務：信仰意識形態，即那個時代的哲學與科學，連同學校、教育、道德、司法、慈善等等。”
——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Quaderni del carcere / The Prison Notebooks，1929–1935），《論知識分子》
換言之，任何壟斷了學校、教育、道德、司法與慈善的機構，都會自然而然地獲得信仰權力——正如我之前所說，葛蘭西是個蠢貨。在《去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1971）一書中，伊凡·伊利奇指出，現代學校系統通過壟斷教育、道德認證和社會向上流動的通道，並沒有廢除教會——它自己就變成了現代國家的普世教會，而教師、學者和社會工作者則充當了其受任的神職人員：
“今天的學校系統履行著歷史上強大教會所共有的三重職能。它同時是社會神話的儲藏庫、該神話內在矛盾的制度化場所，以及再生產並掩蓋神話與現實之間鴻溝的儀式發生地。”
—— 伊凡·伊利奇，《去學校化社會》（1971），第3章《進步的儀式化》
“學校已經成為現代化無產階級的世界性信仰，並向技術時代的窮人許下徒勞的救贖諾言。民族國家採納了這一信仰，將所有公民徵召進一套分級的課程體系中，通向一級又一級的文憑——這與昔日的入會啟蒙儀式和教階晉升並無二致。”
—— 伊凡·伊利奇，《去學校化社會》（1971），第1章《為什麼我們必須廢除學校制度》
僅僅自稱為無神論者、無宗教信仰者，或者把信仰“留在心底”，其性質等同於甚至惡劣於宣稱“我不投票”或“我不加入工會”。一個人不積極參與信仰活動，出讓的並不是她那永恆的靈魂，而是她在現世的切身利益，以及她在抽象世界中的全部自由。一個對信仰毫無認知的人，不可能掌握或運用任何抽象事物的力量。她的一切行動與反應、選擇與防衛，都不過是物質世界裏的膝跳反射而已。
東亞的憲政困局與精神機軸
當明治維新政治家伊藤博文遠赴柏林和維也納，向德國學者魯道夫·馮·格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和奧地利學者洛倫茨·馮·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學習憲法學時，施泰因曾警告他：歐洲憲法之所以能夠運轉，僅僅是因為基督教充當了將西方社會凝聚在一起的無形精神粘合劑。
10. 伊藤博文1888年6月18日在樞密院（Sūmitsuin）憲法草案審議會議上的演說
在閉門向日本精英階層發表講話時，伊藤博文承認，信仰才是歐洲列強真正的國家“機軸”（日語：kijiku / 機軸），並感嘆日本缺乏一種能夠同樣凝聚民眾的信仰：
“在歐洲，立憲政治自萌芽以來已逾千年。不僅人民熟稔此制度，且有信仰為之機軸，深浸人心，人心皆歸於一。然在我國，信仰之力微弱，無一能成為國家之機軸。佛教曾隆盛一時，維繫上下人心，今日已趨衰微；神道雖基於祖宗之遺訓而傳承之，然作為信仰，其感化人心之力甚弱。是故，在我國可成為機軸者，唯皇室而已。”
—— 伊藤博文，《憲法草案樞密院會議筆記》（1888年6月18日）
梁啟超（注：史實上同時為康有為與陳煥章等滿清世家貴族君子）曾試圖將儒教定為國教（“請定孔教為國教”），但注定失敗；原因很簡單：普世的儒家思想加上留著金錢鼠尾辮的滿清統治者，與儒家歷史上88%的教義根本格格不入。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提倡“廟產興學”，將大量寺廟和書院改建為學堂，唯獨列入官方祀典的機構得以豁免，而最大的豁免特權則留給了隸屬於外國主權者的天主教教堂——這無疑踐踏了漢人傳統的一切教條。
11.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論道德的譜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1887）
“今日的科學對自身毫無信仰，更不用說在自身之上有某種理想了——而在科學尚存激情、熱愛、熱忱與痛苦的地方，它絕非禁慾主義【祭司】理想的對立面，恰恰相反，它是這種理想最新、最高貴的形式。”
——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第三篇，第23節
從這個意義上說，“信仰文盲”（Religious Illiteracy）可能構成一種類似於公民政治冷漠的政治劣勢。就像放棄投票、工會組織和其他形式的集體參與一樣，因為她整個抽象世界的起源與最底層假設（Ground Zero Assumption）都被人為地向她隱瞞了，她淪為了自己智識的提線木偶。做白人主子的奴隸固然可悲，但更可悲的是淪為一個黑人自己思維把戲的奴隸。當一個人將歷史上建構出來的範疇、價值觀或假設當作不言自明的真理全盤接受，卻意識不到這些假設如何操縱了她對“何為可能、何為合理、何為道德、何為合法”的判斷時，內化的支配（Internalized Domination）便發生了。
12. 卡特·G·伍德森（Carter G. Woodson）：《黑人的誤教》（The Mis-Education of the Negro，1933）
“當你控制了一個人的思想，你就無需擔心他的行動。”
—— 卡特·G·伍德森，《黑人的誤教》（1933），序言 / 第13章
任何隱瞞自身真正權力來源的教育體系都是可悲的。如果以上論述還沒能教會你：物質世界的武力與抽象世界的禮法知識才是創造和毀滅人類社會的根本力量——那麼，請做一個儒生吧，我的學生們。13. 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對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時代內亂的反思
“由於閱讀了這類書籍，人們便著手弒君；因為希臘和拉丁作家在他們的著作和政治論述中，使任何人這樣做都顯得合法且值得稱讚——只要他在動手之前，先把君主稱為‘暴君’。因為他們不說‘弒君’（Regicide，即殺害國王）是一種罪孽，卻說‘誅暴君’（Tyrannicide，即殺害暴君）是合法的。”
—— 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1651），第2卷，第29章
“總而言之，在所有這些虛妄的哲學和荒誕的傳統中，沒有任何東西不是傾向於壓制世俗政權，並以經院學者（Doctors of the School）和教會神父（Ghostly Fathers of the Church）的名義，在國王和主權議會的頭頂之上架設某種非法權力的。”
—— 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1651），第4卷，第46章
結語：禮與祭的古今之變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禮記·祭統》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荀子·禮論》（亦見《大戴禮記·禮三本》）
“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禮記·禮運》
“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 ——《荀子·禮論》（注：《荀子》原文作“故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史記·禮書》作“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
而今之世：
郊止於洋人，社止於巨族；信道者迷，君子失諸禮，國人亡於國。
“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 ——《抱朴子·內篇·暢玄》
“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此所以為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 ——《抱朴子·內篇·明本》
中國人不配掌握玄學，掌握了就是封建迷信；做個好的中國人，別亂想。或者做個堂堂正正的漢人，掌握祭祀與游戏。
本文自然會被後世基督徒、共產主義者剽竊並重新註釋引用，他們把末尾的儒家替換為“馬克思”、“耶穌”、“世俗救贖”和“烏托邦”。這沒有意義，因為當一個人意識到宗教如此重要，除非是那些永遠困在基督教歷史中的歐洲保守派——沒有一個過去去保護，沒有一個起源去歸去，只能強硬地如同一個斯拉夫人那樣同時信仰斯大林和東正教——那麼一個正常的漢人注定只會回歸那個以保種、保道、保漢家為宗旨的原點，他們與我們將在歷史的起源和終結再見。在那些人誘惑你獲得永恆的靈魂和思想的解放、打破一切枷鎖和舊世界的時候，你失去的是一切抽象世界和客觀上的自我，并獲得在思想意志的永恆奴役。
附錄一：更多神學啟蒙（免費的神學課程）
14. 埃米爾·塗爾幹（Émile Durkheim）：《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1912）
“過去人們早就知道，直到相對晚近的時代，道德和法律的規則一直都與宗教儀式密不可分。但我們同樣可以說，幾乎所有重大的社會制度都是在宗教中誕生的……如果哲學和科學誕生於宗教，那是因為宗教本身在最初就扮演著科學和哲學的角色。……宗教不僅以概念豐富了人類既有的心智結構；它更是親自塑造了人類心智的框架本身。”（導論，第1節，第9頁）
“科學在以下核心要點上是從宗教中衍生出來的：科學賴以加工外部世界的基本概念——諸如時間、空間、類別、數量、因果、實體、人格——全部都源自宗教，都是宗教思想的產物。”（結論，第2節，第418–419頁）
15. 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作為信仰體系與“使徒統緒”的現代科學（第8章“肯定的邏輯”，第266頁；第7章，第207–209頁）：波蘭尼直接援引聖奧古斯丁的教父神學名言“Nisi credideritis, non intelligetis”（“除非你們信仰，否則你們無法理解”），指出20世紀一切高等自然科學（Wissenschaft）本質上都建立在一個不可證偽的“信託框架”（Fiduciary Framework，即信仰體系）之上。
“今天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到，信仰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在獲取知識的整個過程中，隱含的同意、智識的激情、共同體的格言、對某種文化的歸屬與委身，都在持續塑造著我們對世界本質的願景。科學絕非脫離信仰的客觀記錄，而是由‘科學教團’通過師徒相授的權威（如同教會的使徒統緒）代代維繫的信仰體系。”（第8章，第266頁）
16.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 La Noblesse d'État，1989）
“教育體制中的考試、文憑授予與學術晉升，絕不僅僅是技術能力的考核，而是現代世俗社會中最核心的‘祝聖儀式’（Rites of Consecration）與‘授聖職禮’（Ordination）。正是在這種神秘化的儀式中，新一代的知識分子與統治階層完成了自我再生產，將原本屬於權力關係的階層劃分，轉化為看似天經地義的‘神聖天職’與‘智識恩寵’。”（第2部分，第1章，第102–116頁）
17. 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科學在行動》（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與《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1991）
核能信仰比畜力信仰更高貴：“在抽象層面上，沒有任何一種理性比另一種更‘科學’。所謂的‘科學真理’之所以能夠碾壓本土的傳統信仰，絕不是因為科學家的頭腦更純粹，而是因為實驗室背後連接著龐大的工業體系、軍工複合體、電網、核反應堆與國家官僚機器。當你試圖反駁一個現代物理學命題時，你面對的不是一個抽象的公式，而是整個現代工業帝國的物質重量。”（《科學在行動》第6章，第247–254頁綜述）
18. 約翰·格雷（John Gray）：《黑彌撒：啟示錄宗教與烏托邦的終結》（Black Mass: Apocalyptic Religion and the Death of Utopia，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7）
“現代政治不過是宗教史中的一個篇章。那些震撼了二十世紀的偉大革命運動——無論是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納粹法西斯主義，還是冷戰後試圖征服全球的美式自由民主十字軍——全都是基督教被壓抑的啟示錄神話的延續。世俗時代從未真正到來；我們只是從教會神學邁入了以國家、科學和市場為假面的政治神學戰爭。”（第1章“烏托邦之死”，第1–3頁）
19. 塔拉勒·阿薩德（Talal Asad）：《宗教的譜系：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中規訓與權力的理由》（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
宗教信仰在西方是國家法團-法西斯的重要有機載體，在東方是私人自由的個體迷思：“認為‘宗教’具有一種獨立於權力與政治之外的普遍本質——將其定義為一種僅存於個人內心的、非政治的‘私人信仰’——這種觀念本身就是現代西方基督教歷史與殖民權力的特殊產物。當西方帝國主義將這種被去勢的‘宗教’定義強加給非西方世界時，其目的是為了剝奪本土神聖傳統組織社會、抵抗殖民統治的政治與軍事合法性，而把壟斷國家暴力與定義真理的特權唯獨留給西方的世俗自由主義霸權。”（第1章“作為人類學範疇的宗教之建構”，第27–54頁綜述）
20. 增澤知子（Tomoko Masuzawa）：《世界宗教的發明：歐洲普世主義如何在多元主義語言中得以保存》（The Invention of World Religions: Or, How European Universalism Was Preserved in the Language of Plur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第1章，第1–36頁：歐洲現代大學與殖民學者之所以將儒學、佛教、神道教、印度教分門別類地塞進“世界宗教”的學術博物館，正是為了將這些曾經統攝東亞與東方帝國的“皇冠統治體系（王道/神道）”降格為靜態的、去主權化的文化標本，從而在知識分子的大腦中隱瞞信仰作為最高政治與知識發動機的真相，確保基督教-歐洲中心主義的單方面神學霸權。
21. 喬治·索雷爾（Georges Sorel）：《論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 /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1908）
信仰因其人力而興旺，因人亡而政熄：“烏托邦是知識分子的智力產物；它是可以被討論、被反駁、被拆解的抽象模型，在現實的衝擊下不堪一擊。相反，一種能夠驅動人類赴死的信仰（神話），是永遠無法被邏輯反駁的，因為它本身並不是對事物的描述，而是共同體戰鬥意志的直接表達。……唯有通過不妥協的暴力與隨時準備殉道的崇高精神，一個庸俗腐敗的資產階級世界才能重獲道德與形而上學的活力。”（導言，第28–30頁）
22. 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1932）
“一切政治概念、觀念和術語，唯有在直面‘肉體消滅的真實可能性’（肉體死亡與殺戮）這一極端時刻（Ernstfall）時，才具有實質意義。如果人類社會中徹底消除了為某種信仰而獻出生命或剝奪敵人生命的生死決斷，那麼世上剩下的就只有精明的娛樂、經濟的算計和空洞的清談，而不再有任何崇高的信仰與嚴肅的思想。”（第3節與第6節，第32–35、53–58頁）
23. 保羅·卡恩（Paul W. Kahn）：《政治神學：主權概念新四論》（Political Theology: Four New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神聖暴力》（Sacred Violence，2008）與《將自由主義置於其位》（Putting Liberalism in Its Pla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法律並非因普世價值和自證自明，而是組織化信仰附魔的暴力：“現代自由主義國家極力掩蓋一個事實：世俗法律本身沒有任何自我證成的力量；賦予法律與憲政典籍以權威的，依然是主權者要求公民‘為國捐軀（自我犧牲）’與‘屠戮敵人’的神聖暴力。核武器正是現代超級大國至高無上的神學圖騰——它證明了現代國家的根基絕非霍布斯式的‘理性自保契約’，而是一種要求在必要時與整個世界同歸於盡的終極信仰。”（《政治神學》第1章與第4章；《神聖暴力》第4章綜述）
持槍的人最經濟理性（神學定義為最終定義，不學“神學”永遠“經濟學”只能考80分以下）：“在主權與神聖信仰的領域，存在（Being）永遠先於理性（Reason）。自由主義理論家總是試圖要求原教旨主義者或異端信仰在公共理性的法庭上‘證明’自己；但他們永遠無法理解，一個準備好隨時引爆自身或走上戰場的信徒，根本不需要向你證明任何事情——他的死亡本身就已經創造了主權事實。面對神聖的犧牲，一切自由主義的辯論都顯得蒼白而可笑。”（《將自由主義置於其位》第4章，第143–160頁；《政治神學》第4章綜述）
闡釋：任何人試圖向你證明他的先驗性信仰有某種超乎於俗世的力量時，即使祂不曾嘗試證明，祂的理論荒謬而蠻夷，相信祂，因為祂會為此而死。如果需要反駁，準備好你的小米加步槍。
24. 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思想錄》（Pensées，1670）
“我只相信那些見證人願意為了它而被割斷喉嚨的敘事（歷史與信仰）。”（斷片593 / L 822；法語原文：Je ne crois que les histoires dont les témoins se feraient égorger.）
25. 德爾圖良（Tertullian）：《論基督的肉身》（De Carne Christi，約206年）與《護教篇》（Apologeticus，約197年）
直到我的血肉成為邏輯、真理和信仰的長城：“上帝之子死了，正因為這是荒謬的（不合常理的），所以才完全可信；祂被埋葬後又復活了，正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才千真萬確。”（《論基督的肉身》第5章第4節，後世濃縮為著名格言 Credo quia absurdum ——“正因其荒謬，我才信仰”）
“你們（羅馬統治者）盡可以折磨我們、處死我們、碾碎我們……你們的殘酷不過是我們信仰的榮耀。我們每被你們收割一次，人數就倍增一次：殉道者的鮮血就是教會的種子。”（《護教篇》第50章第12–13節）
26. 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信仰的動力》（Dynamics of Faith，Harper & Brothers，1957）與《系統神學》（Systematic The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1963）
蒂利希在現代神學中正式確立了信仰即“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的命題。他證明信仰絕非人類認知或情感的某一個局部維度，而是統攝整個人格的最高中心行為（the most centered act of the human mind）——人類的一切潛意識衝動、條件反射、理性推演與意志選擇，皆作為派生物從這一“終極關懷”的源頭中流出。人類使用一個超級思想作為指導主動和反動、反射和長期計劃的源泉，有人稱其為真理理性信仰，有人直接點破稱其為信仰和宗教。
附錄二：給洋文不好的人看的——阿賴耶識信根与轉輪王力
1. 唯識信根與五明統攝
“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斷除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4
“一切法門，無不從此法界流；一切行門，無不還歸此法界。” —— 華嚴法界緣起論核心格言（見澄觀《華嚴經疏鈔》及後世淨土宗判教）
玄奘：“云何為信？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為性，對治不信，樂善為業……如水清珠，能清濁水。” ——《成唯識論》，卷6
“云何菩薩五明處學？謂內明處、醫方明處、因明處、聲明處、工業明處（工巧明）……菩薩求此一切五明，為令無上正等菩提大智資糧速得圓滿。” ——《瑜伽師地論》，卷38
“五明之中，唯‘內明’為正（主），餘四明處皆為助伴（方便眷屬）。” —— 唐代唯識宗解經定論
凡夫腦海中潮漲潮消的普通念頭，不過是前六識（眼耳鼻舌身意）隨外境刺激生滅的“現行（剎那生滅法）”；而真正決定個體一切無意識條件反射（“俱生我執”與“等流習氣”）及被動選擇的底層機制，是第八識“阿賴耶識（藏識）”中的根本種子。當主體確立了不可動搖的“信根（Śraddhendriya）”，這一終極信仰便作為“增上緣”與“淨種”植入阿賴耶識底層，像“水清珠”一樣重構整個心識結構，通過“種子生現行”的機制，成為統攝一切後天念頭與行為抉擇的總源頭。
在玄奘所傳的唯識經院哲學（法相宗）中，人類全部知識體系被劃分為“五明”（啟蒙時代東學西漸後成為啟蒙神學的奠基）：
內明（Adhyātmavidyā）：探究宇宙終極實相與心識本原的佛學最高神學；
因明（Hetuvidyā）：形式邏輯與認識論；
聲明（Śabdavidyā）：語言學、語法與文獻學；
醫方明（Cikitsāvidyā）：醫學、生理學與藥理學；
工巧明（Śilpakarmasthānavidyā）：數學、曆法、物理、建築與一切工程製造技術。
2. 絕後再蘇與捨身成法
“須是大死一番，卻活始得。” —— 圜悟克勤，《碧巖錄》，卷5
“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 —— 宋代禪林核心法語（載於《道沖禪師語錄》《無門關》等）
“隨處作主，立處皆真。” —— 臨濟義玄，《臨濟錄》
“我今此身，於百千劫，空無利益……為大法故，棄捨身命。” ——《大般涅槃經》，卷14（雪山童子為求半偈+投身飼虎）
佛教將生物性自保本能界定為“身見（Sakkāya-diṭṭhi）”與“俱生我愛執”。無論是《涅槃經》中雪山童子為半句真言捨身飼虎，還是《法華經》藥王菩薩“燃身供佛”，皆旨在論證：只要意識仍受制於生物性的肉體自保本能，一切真理就只是耳畔生滅的廉價念頭；唯有經歷無視自保、直面毀滅的獻祭，抽象教義才能凝結為不朽的“法身（信仰主體）”。
3. 殺機、王力與伐廟絕祀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黃帝陰符經》
佛祖說，純粹理性的辯經到最後還是要靠轉輪法王的物理批判：
“佛言：‘迦葉，以能護持正法因緣故，得成就是金剛身……善男子，護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儀，應持刀劍、弓箭、鉾槊，守護如是持戒清淨諸比丘等……若有比丘無此護者，是名禿人，非持戒也！’” ——《大般涅槃經》，卷3
“佛告波斯匿王：‘吾今以是般若波羅蜜多付囑國王，不付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所以者何？無王威力，不能建立，是故汝等常當受持、讀誦、解說。’”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下
聖教於中原衰敗終論：
“六天故氣，敗軍死將，男稱將軍，女稱夫人，導從鬼兵，軍行師止，遊放天地，擅行威福，責人廟舍，求人饗祠，擾亂人民，宰殺三牲……故太上憂念，授天師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檢示萬民：唯天子祭天，三公祭五嶽，諸侯祭山川，民人祭先人……自外皆為淫祠。以萬通誅符，伐廟殺鬼，蕩滌宇宙，使天地不復有淫邪之鬼。” —— 陸修靜，《陸先生道門科略》
規範化參考文獻（Standardized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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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竇重顯頌古、圜悟克勤評唱：《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5），載《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8冊，No.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