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汕汕》【第一卷 南洋風雷】第三回 ｜檳城燈火開番業　酒樓家私聚僑心

【第一卷　南洋風雷】

第三回

檳城燈火開番業　酒樓家私聚僑心

南洋的夜，與汕頭不同。

汕頭的夜有韓江水氣，有騎樓下的燈，有小公園街口的叫賣聲，有海墘風裡淡淡的鹽味。檳城的夜，則更濕、更熱，也更雜。海風從馬六甲海峽吹來，帶著香料、煤煙、椰油、木材、海魚和異國街市的氣息。

一個潮汕人初到檳城，最先感到的，除了遠方的壯闊與新穎，更多的是陌生。

街上有馬來人、印度人、西洋人、福建人、廣府人、客家人，也有從潮州府各縣漂洋過海來的同鄉。招牌有漢字，也有洋文；廟宇香火與教堂鐘聲同在；碼頭邊苦力赤膊搬貨，商號裡掌櫃撥算盤，洋行裡職員寫英文單據。英殖民地的秩序與華人社會的人情，交錯在同一片濕熱的空氣裡。

大榮公來到這裡，並不是來看風景的。

他是來開路的。

在汕頭，他已承接黃泰春醬園，開創立興菜壠、仰康菜壠，使家族貨物能順梅溪、出汕埠、下南洋。可是，隔海做生意，總有隔海的難處。貨到哪裡賣？誰來接？行情如何？同鄉需要什麼？洋行規矩怎樣？若只靠信件和水客傳話，終究隔了一層。

所以，大榮公要親自進入南洋華僑世界。

族中記載，他在馬來亞檳城發展酒樓業、家私業等海外事業。這兩項行業，看似不同，其實都抓住了華僑社會最要緊的地方。

酒樓聚人。家私安家。

一個人遠渡重洋，先要找飯吃，然後才談安身。酒樓解決的不只是吃飯，也是交際、議事、談生意、認同鄉的地方；家私則讓人在異鄉有床可睡、有桌可圍、有櫃可藏衣物、有椅可坐下來寫家書。前者聚人氣，後者定人心。

大榮公心中明白。

檳城的華人酒樓，白日裡做茶市，夜晚設酒席。樓上樓下，茶壺一開，點心一上，各路人便坐下來。新到的番客要找工，有人介紹；商人要談貨，有人牽線；同鄉會要議事，酒樓開席；家中婚嫁、滿月、壽辰，也要在酒樓設宴。

酒樓裡最熱鬧的，不只是菜。

是消息。

今日哪艘船從汕頭到，帶來什麼貨；明日哪家商號缺人，哪間橡膠園招工；香港行情如何，暹羅米價如何，汕頭家鄉有無風災水患；誰家的僑批要寄要收，誰托人帶話回鄉，誰在番畔發了財，誰又病倒無人照應。

這些消息在茶桌酒席間流動，比報紙還快。

大榮公坐在其中，看似招呼客人，實則觀察人心與世道。他知道哪些人話大不可信，哪些人沉默卻可靠；哪些商號出手闊綽但帳期拖沓，哪些小買賣人銀碼不大卻守信用。英屬南洋商場比汕頭更複雜，族群多，貨幣多，規則多，風險也多。

但潮商有潮商的辦法。

先認同鄉，再認信用；先看人品，再談銀碼；先信一筆小帳，再做一宗大買賣。

大榮公在檳城立足，靠的正是這種穩與信。

他不是一味冒進的人。從三和市醬園到梅溪菜壠，他早知生意要有根。到了南洋，他同樣不把酒樓只當酒樓，也不把家私只當貨物。他把它們當作一個華僑融入在地社會的入口。

酒樓迎來的是人。家私進入的是家。

家私業看似安靜，實則也很有文章。南洋華人初來時，許多人住在店後、工棚、會館、親戚家中。等到稍有積蓄，便要置辦家具。床、桌、椅、櫃、神龕、屏風，樣樣都有講究。潮汕人再遠行，也要在屋裡留一點家鄉秩序：祖先香位要有地方安放，過年祭品要有桌子擺，孩子讀書要有案，婦人收衣物要有櫃。

一件家具，不只是木頭。

它是人在異鄉安頓自己的證明。

大榮公做家私業，便是在幫漂泊的人把日子重新立起來。今日送一張床到某條街，明日送一套桌椅到某家店後，後日又替某位新婚番客置辦櫃子。這些生意不一定每筆驚天動地，卻一點一滴積累起口碑。

口碑，就是海外華人社會的招牌。

在那個年代，一個人若失信，消息很快傳遍會館、碼頭、酒樓與商號；一個人若守信，也同樣會被人記住。大榮公在南洋能結交各階層人士，正因他為人維信維義。

「維信」是商道。「維義」是家風。

信，是貨到、帳清、話算數；義，是他人有難不袖手，唐山有事不冷眼。

南洋華僑社會，從來不只是謀生之地。許多人白日做工、經商、扛貨、開店，夜裡卻談家國，談革命，談清廷，談民權，談家鄉興學，談族人救濟。人在海外，反而更容易感到家山的重量。因為護照、關卡、洋人間爭議、殖民地規矩，無不提醒他們：海外華人在僑居地的身份認同與社會地位，與其祖居家國的政經大勢和文明程度息息相連，命運攸關。

檳城尤其如此。

辛亥革命前後，南洋華僑社會本就是革命思想傳播的重要所在。孫中山先生曾說「華僑為革命之母」，這句話在星馬華僑世界裡，不是抽象讚譽，而是許多人用銀錢、血汗甚至性命寫下的史實。

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後，革命力量急需海外據點。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間，孫中山先生頻繁奔走於檳城、吉隆坡等地，建立同盟會分會，聯絡華僑，籌集經費。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〇七年農曆丁未年五月，潮州黃岡起義爆發，史稱「丁未黃岡之役」。

那是同盟會成立後正式發動的第一場武裝起義。

起義發生在潮州黃岡，背後卻深深牽連著星馬華僑網絡。許雪秋出身新加坡潮州籍華僑富商家庭，深受民族危機刺激，結識革命志士後投身革命，傾盡家財購買軍火、招募義軍，成為從海外委派將領歸國指揮的先驅。黃岡起義雖只堅持短短六日，卻在近代革命史上留下特殊意義：它是同盟會成立後第一場大規模武裝起義；也是海外華僑資金、人才、觀念深度介入國內革命的一次實戰演練。起義軍攻克黃岡後，升起青天白日旗，成立臨時軍政府，甚至發行革命銀票。這些事，在茶桌上未必被人條列成史，但在南洋華僑社會中，必定激起過巨大的震動。

起義失敗後，清廷在潮汕一帶大肆搜捕。許雪秋、陳湧波、余既成等核心人物以及不少倖存義士，在華僑網絡掩護下，輾轉香港與南洋。檳城、怡保、霹靂州礦區，便成了許多流亡志士的避風港。這些人帶著實戰經驗，也帶著血的記憶，在酒樓、會館、報社、礦區之間講述黃岡之役的慘烈與清廷的腐敗，成為馬華社會裡一批革命播種者。

我無從得知，大榮公的酒樓是否曾接待著某次密議的志士，亦或他也曾列席在旁。

可以確定的是，大榮公生活與經營的檳城，正是這樣一個風雷激盪的檳城。酒樓裡來往的，不可能只有商客；茶桌上談的，也不可能只有米價、橡膠、錫礦與船期。當黃岡起義失敗的消息傳來，當流亡志士從香港、潮汕、霹靂一路輾轉而至，當報紙上出現「革命」「排滿」「共和」這些新詞，檳城華僑不可能無動於衷。

我願意想像，在某個濕熱夜晚，酒樓打烊之後，燈還沒有全熄。

幾位華僑商人圍坐一桌，桌上茶已淡，煙灰落在碟邊。有人壓低聲音說起黃岡，有人從報紙上念起清廷搜捕，有人說許雪秋家財盡出，有人說潮州義士死傷慘烈。樓下街聲漸小，屋內的人聲卻越發沉重。

大榮公坐在席間，未必慷慨拍案，卻會把話說得實在：

「做生理，求的是一家衣食；做人，不能不思慮家國唐山。若家鄉有難、國家有事，我們在外頭的人，理該盡一份心。」

這樣的話，符合他一生性情。

他不是空談的人。他重的是「盡一份心」。

這一份心，可能是一筆捐款；可能是一場招待；可能是替人引見；可能是在商號、酒樓、同鄉之間傳遞消息；也可能是在一個流亡者最困窘時，給他一頓熱飯、一張床、一條再出發的路。

到一九一〇年，革命風潮在檳城更加高漲。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一度意氣消沉。孫中山先生在檳城召開庇能會議，吳世榮、黃金慶等老同盟會員帶頭認捐，甚至變賣房產、橡膠園籌措軍費。同盟會南洋支部機關亦從新加坡遷往檳城，檳城一時成為策劃國內起義的重要指揮中心。

庇能閱書報社一類機構，表面推廣文教，實則是革命聯絡站；一九一〇年，孫中山先生在檳城創辦《光華日報》，與保皇派報紙論戰，逐漸扭轉南洋華社思想。酒樓、報館、閱書報社、會館，構成了一張密密的華僑政治與商業網絡。

而南洋華僑對革命的支持，絕不只是出錢。

一九一一年黃花崗起義中，星馬華僑直接組成敢死隊回國參戰。據多種記載，後來尋獲遺骸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三十餘位與星馬華僑社會有密切關聯。羅仲霍曾任吉隆坡尊孔學校、檳城時中學校校長；周金華則出身霹靂州礦工。他們一個代表南洋華教菁英，一個代表底層礦工血汗，卻同樣回到中國赴死。這種跨階層的犧牲，正是「華僑為革命之母」最沉重的註腳。

大榮公所在的檳城，便籠罩在這樣的時代風雷裡。

他富有社會責任感，遇事敢於擔當；在社會為人維信維義，結交各階層人士，與海外華僑華人一起支持國民革命，後來也支持國民政府，貢獻良多。這是家族口口相傳留下的評價，也是後人理解他時不能忽略的一面。

潮商的義，很多時候不是寫在旗幟上，而是落在飯桌、帳簿、船票與人情、義理裡。

大榮公在南洋的事業，也反過來影響泰春內家族。

汕頭家中知道，檳城有一個落腳點；族中後輩知道，海那邊不是虛無的遠方，而是可以謀生、可以立業、可以開眼界的地方。這對一個家族很重要。

第一代人出門，最怕的是沒有路；有人走過以後，路便成了路。

大榮公就是那個把路走出來的人。

他在汕頭有黃泰春醬園、立興菜壠、仰康菜壠，在南洋有酒樓業、家私業。這使泰春內家族不再只是澄海一帶的鄉族，也不只是汕頭埠的一戶工商人家，而成為一個真正跨越海內外的潮商家族。

家族的格局，由此改變。

而格局改變後，下一代人的命運也會跟著改變。

大榮公有八子三女。長子進賢公，便是我的祖父，後名黃拔茹。關於祖父，後文要大書。他一八九六年出生，十五歲時便遠赴馬來亞檳城，在父親大榮公身邊開始學做生意，日後二十四歲在怡保埠獨創「新榮成」商號，二十八歲又受父命回汕頭創辦「三美行」。

但在此刻，祖父還只是家族中一個將被送上海船的少年。

我常想像那個決定作出時，泰春內或共和路宏豫巷洋樓裡的氣氛。

十五歲，放在今日，還是讀書年紀；放在舊時潮汕人家，卻已完成「出花園」成人禮，甚至乎已經成婚，也可能離鄉學藝、跟船過番。祖母輩的人或許會心疼：年紀尚輕，海路那樣遠，番邦那樣陌生。可是大榮公知道，家族若要繼續走下去，必須讓下一代親眼看見更大的世界。

他自己可以為家族開路，但路不能只停在他腳下。

進賢公必須去。我特意推算了一下，出發這年，正是一九一一年，也就是大榮公等馬華僑界支持的國民革命取得成功的時候。

少年臨行前，或許在祖龕前上過香。香煙升起，他跪在地上，聽長輩叮囑：到番畔要勤快，要少說多看，要記帳清楚，要敬重父親，要善待同鄉，要融入當地，不可貪玩，不可失信，不可忘本。

這些話，聽來普通，卻是潮汕家族給遠行子弟最根本的行囊。

錢會用盡，衣物會破，船票只管一程；真正能陪人走遠的，是家訓。

檳城那邊，大榮公也許早已安排好。酒樓裡有位子，商號裡有帳可學，家私行有貨可看，碼頭有船可認，會館有同鄉可拜。少年進賢到了那裡，不會立即成為頭家。他要先從最細的事情做起：點貨、記數、端茶、看帳、出納、認人、聽話、學行情。

這正是潮商傳家的方法。

不是把銀錢直接交到你手裡，而是先把你放到風浪裡。你若站得住，銀錢才有意義；你若站不住，再多家業也會敗。

大榮公深知此理。

所以，他在南洋所開的不只是番業，也是後代的學堂。

酒樓是學堂，教人看人情；家私行是學堂，教人看需求；碼頭是學堂，教人看貨路；帳房是學堂，教人看盈虧；會館與報社也是學堂，教人看同鄉、看世界、看時代。

十五歲的進賢公，便將在這樣的學堂裡長大。

回望家族史，我越來越覺得，大榮公最深遠的成就，不只是做成了哪些買賣，也不只是留下了多少產業，而是把一種精神傳了下去：

敢走，卻不忘本；重利，絕不忘義；經商，更須有擔當；異方，也要立綱常。

這便是「商而有義」。

後來，大榮公在家鄉與海外皆有聲望。一九三六年他仙逝時，汕頭市政府派專人送來儀禮。這一筆，後文還會寫到。它說明大榮公一生不只是家族裡的頭家，也是地方社會認可的人物。

可是此刻，我仍願把他放回檳城夜裡。

酒樓燈火亮著，遠處碼頭傳來汽笛聲。幾個剛下船的潮汕青年坐在角落，拘謹地吃著一碗熱飯；樓上商人正在談貨；後巷有人搬運木料，準備明日送去做家私；桌邊有人寫僑批，字裡行間都是對故鄉的牽掛；另一桌，幾位華僑低聲議論著中國局勢，說到激動處，茶盞微微一震。

大榮公站在燈下，看著這一切。

他知道，這些人都在異鄉討生活。他也知道，異鄉若經營得好，便會成為新的故鄉。

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

為泰公當年遷浮隴時，這句祖訓已經應驗了一次；大榮公到了檳城，又讓它在南洋燈火裡應驗第二次。

只是他也明白，家族的路不能只由他一人走。

下一段海程，要交給長子進賢。

欲知十五歲的進賢公如何遠赴檳城，在父親身邊學做生意，又如何於二十四歲在怡保埠獨創「新榮成」商號，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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