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兰君书 | 我在加沙边境采访前施暴士兵：最有能量的是真实与真心
兰君：
展信如晤。我们之前聊了一点能量，我多说一点：最有能量的是什么？不是星座、仪轨与某个瑜伽体位，不是某种神秘学体系、来自仙女星人的知识或某位大师的教导，不是禅宗、南传、苏菲、诺斯替，也不是过人的智识、高超的技艺、泼天的财富或权势，不是核武器、导弹与战斗机，甚至也不是经验与记忆。最有能量的是真实与真心。
这就是克里希那穆提说的，也是我的状态：彻底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不是被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圆滑而功利，那只是愚蠢而已。现实主义是看见，看见自己的头脑与幻想，于是透过这层半透明的头脑与幻想，看见它们所遮蔽的现象，看见存在，看见自己。而在我们之前谈的语境中，就是超越一己的喜怒哀乐，看见受苦受难的众生。
心与存在的联系是可能的吗？如何可能？这是纯哲学的问题，胡塞尔常常聊，而我们暂且不去管它，还是讲讲故事吧。你问我何以不继续整理我的作品，那只是因为我非常懒惰。你又问我担不担心它们毁掉，尤其在这个无法出版的年代，那我该说：我知道他们是我的孩子，知道他们在世上将凶多吉少，但我已经做了结扎，精神上和生理上，所以随他们去吧。今天正好看了一个油管上的片子，来自一位伟大的中国记者：“一群人，一本书，一个片子，可以失去，可以毁掉，但无形的会留下来，它不反抗，但你也不能剥夺。”
对这一点的领悟，正是我结扎，述而不作，爱而不生的原因。
同样的经历对不同的人意义也许完全不同。我知道战区的生活让一些人变得冷酷，让一些人灰心丧气。我从前是冷酷的人，但战区的生活使我变得温柔，变得更珍惜真心，更懂得怜悯。因为战争如此真切地展示着我们都是如何脆弱，如何卑微，如何无助，如何摇晃，都有着如何相似的爱与梦想，在同一个大地上，我们都是如何深奥与永恒。“悲哀与怜悯将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忘记了——我一直说——我们都是王的孩子。在我们来的地方，没有区分是与否，没有区分在、曾在与将在。”在路上，我一遍遍读着米沃什的诗Late Ripeness：
“I knew, always, that I would be a worker in the vineyard,
as are all men and women living at the same time,
whether they are aware of it or not.”
出发前我婉拒了一位故人的告白，我曾喜欢过她。“鹿驰走无顾，六马不能望其尘。所以及者，顾也。”我为何要放弃我个人舒适优渥的生活与情爱，去到一场似乎和我无关的战争现场去？在炎热颠簸的大巴上晕车时我也一遍遍问自己。因为我不愿意只是在书斋中幻想着世界、知识与爱，我想去看见，去实地地了解，去实践，将心中的爱与良知实现出来，虽万死而不辞。并且有些事，不那么体面却极重要的事，总要有人去做。能实际地去做一些事情，而不只是在早间新闻和日内瓦官僚们的会议简报中杞人忧天，能看着事情因为自己的劳作而变好一点点，能亲手运送物资给那些饥饿的孩子们，搬起一砖一瓦帮他们重建家园，亲眼去看、亲耳去倾听、亲身去拥抱那些被苦厄所蹂躏的人们，亲口和他们说一句：“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啊！”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我又重新怀抱起了爱和希望。虽然这也难免伪善，因为在我感觉良好的同时，已经有更多的人，活生生的人在失去家园与自由，在被任意监禁，被肆意酷刑与处决。但我不愿丢掉这一点爱和希望。
我之前给你看了一点前面的记录，关于我如何到大马士革以及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你问我后来如何去了叙南部，又如何负伤归来，现在恢复得如何。我的工作并不艰苦，比在中国加班轻松多了，但当然有危险性。我的很多同事都有一些心理创伤，有人也被士兵伤害或性骚扰过，甚至有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被针对性袭击，并且死掉。 相比之下，我的情况不值一提。但这些工作总要有人去做，而且我认为意义重大。它关乎人的存在本身，人之为人的爱与良知，人基本的尊严与权利。并且，投身于这份工作可以摆脱无力感，可以看见和参与历史，亲身帮助事情的改变。这对于我也比在中国加毫无意义（甚至就是在危害社会）的班怡悦得多。我的负伤并不光荣，是很滑稽的一件事；关乎我个人，也就是关乎这具身体与心灵的一切都无关紧要，I don’t care about so-called “myself”, at all。我还是谈谈我所看见的。
大马士革的局势已经平稳。我们去了那些漂亮的古迹与清真寺，新建的民居与工业区，还被新政府多少刻意地强调了前政府的种种罪行，对平民的暴力、屠杀、酷刑与使用化学武器。城外城内都有一些尘土狼烟的废墟，像施工现场，只是那是施工彻底结束的证明。形势恢复的比我想象的快。和上次不同，这次叙利亚人给我的印象非常友善。在倭马亚大清真寺门口，一位赤足的类似托钵僧的老人与我搭讪，他竟然会讲英语，我立即信任了他。我们聊到叙利亚的宗教，聊到伊本·阿拉比，老人也许是苏菲派，但他没有明说，我也没问，苏菲派近来是受迫害的。他拉着我的手，说我是“大师中的大师”，我一走近他就看出来了，我问那是什么意思，他说“就像伊本·阿拉比”，我付之一笑。我想去萨利赫山看看，但这不在我们的行程内，于是对我个人就算路遥而搁置了。我认识了一些漂亮而野蛮的男孩和漂亮而羞涩的女孩，女孩们的大眼睛真是亮如黑曜石与星辰，此刻还闪耀在我眼前。他们都对我很好奇，他们见惯了欧美的白人，但我这个种族相貌的人怎么会来到这里？他们邀请我玩当地的一些游戏，我在其中立即认出了在我家乡被称为“嘎拉咯”（ka四声）的东西，也就是羊踝部的距骨(talus），我们那里是抛着玩的，满族人或东北人也许会叫“嘎拉哈”，蒙古族唤作“沙盖”，英语也采名“shagai”，而这些叙利亚孩子称其“asik”，这是突厥语系的叫法，从新疆到土耳其整片广袤的中亚草原都大概这样称呼，我能听懂。但我说的“嘎拉哈”或“沙盖”他们却听不懂。我空有语词的了解，但这个游戏我从小都玩不好，简直是无能。他们的玩法倒与我家乡的有些不同，他们教了我，我便旋即发现我们彼此的玩法有明显的共同起源。讲这个，是觉得这也是极好的例子，我们总可以在小事大事上都看到，我们人类甚至所有生命都如何地相似与一致，只是被一种恩培多克勒的神秘的斗争力量所分歧，但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仍在用不同的语言与形式不停地重复着同一件事。
昨天一只虫子，大概是飞蚁，在我的窗边挣扎，我立即看出他挣扎与恐惧的形态与我们人类都如何相同，即使他没有我们一样的神经系统，但他肢触如落水或烧伤者的挣扎颤抖，他求生的渴欲，他此时从奋激到机体渐渐无力，但仍尝试抓紧，直到生命的气息褪去而沉睡下去的形态，都与我们别无二致，只是不同形式的神经系统将同样的生命精神体现出来。我完全能共情到他，完完全全。我把他放进了花盆的泥土中。
我们也随时都可以从一头牛的眼睛中看到和我们一样完整的生命。我们只消看一眼就可以看到。但我们是如何的麻木，如何的盲目，竟然能如此视而不见，甚至看不见即使表面上都和我们别无二致的人类同胞，而继续着我们日复一日枯燥的欲望、进步与纷争。
我厌倦了沿着事先计划的路线去进行所谓的“考察”，只有被允许的人才能在被允许的地点拍照，这毫无意义，尤其在现在这个关头。于是我转而申请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特别程序（Special Procedures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特别程序是联合国人权系统中的独立机构，负责进行独立实况调查。特别程序任务中的专家和工作人员负责处理具体国家的具体专题，在自愿的基础上工作；他们不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也不因其工作领取报酬。他们独立于任何政府或组织，以个人身份行使职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我的申请获批，于是前往叙南部的战区，协助调查自加沙冲突以来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战争罪中的性暴力与性别暴力，并参与采访了几位相关人士。我在这封信中只讲一位，给我最深印象和震撼的一位，望见谅。
这是一个南部内陆小镇，此处隐去姓名。我曾在这同个小镇协助过“白头盔”（SCD, White Helmets)的工作，认识了同为志愿者的一位台湾天主教修女，她的博爱精神与见地使我印象深刻。这里晴朗而干燥，白天虽然晒，但并不觉得热，像我的故乡。这样干燥的夏天，我两位南欧的同事叫苦不迭，对我却很适宜，比在威尼斯要好。这位前国防军士兵R.F.就坐在我们对面，我们在一座半废弃的医院里。我隐去他从属的国族，因为不想看到人们被开头的国族吸引而立即站队立场彼此攻讦评判政治上的对错，从而忽视了具体在遭遇这一切的超越国族与政治的活生生的人，和我们一样的人。“我不关心政治，我关心人，但人的遭遇反映了政治。”
这座医院看起来仍然完整，实际上早已无法正常运转，缺少血浆与医护人员，但之前叙内战时曾每天都有伤者残者被运到这里来，来做什么？主任和我说：“来等死。”这里至少没有整夜的枪声、炮弹与手榴弹声。就像在欧洲和东亚都能见到的那种内部灯光昏暗又带着清澈酒精与消毒水味道的老旧医院一样，白墙透着明亮的日光和树叶斑驳的影子。
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来安静地等死。如今加沙边境被严格封锁，巴勒斯坦人北上的通道已完全锁死，南边也被以军全面控制，我们国际组织的人员也进不去。据我得到的消息，即使在留给难民极其有限的撤离时间，边境警察与军队也经常下达相互矛盾的指示，在路上随机处决难民，并且不时进行大规模毫无理由的拘捕与监禁。被拘禁者大多是普通百姓，其中也有来参与救人的医护人员，他们在被监禁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承受了可怕的酷刑与非人折磨，有些人后来被截肢，我的同事采访过其中两位，写了详细的报告。这些事实已广为人知，我听我的同事们谈起，很不幸，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在今年明确发布报告，称针对加沙平民的暴力与非人化对待已经被军队正常化。
具体到性暴力与性别暴力，2025年3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性虐待和性别虐待的报告，该报告得出结论，对巴勒斯坦人的性虐待“要么是在以色列最高民事和军事领导人的明确命令下实施的，要么是在他们暗中鼓励下实施的”。报告称，强制裸体、强奸威胁和性侵犯等性暴力行为“构成了以色列安全部队对巴勒斯坦人的标准行动程序的一部分”。委员会成员Chris Sidoti补充道：“性暴力如今如此普遍，以至于只能被认为是系统性的。它已经超越了流氓个人随机行为的程度。”而我们在做的正是为下一份相关报告而进行调查。
我要说一点，我不偏袒这场冲突中的任一方。哈马斯和以色列军队都犯下了最严重的战争和危害人类罪，哈马斯对以色列人民曾经的所作所为一点都不比如今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所作所为更轻、更可饶恕。这也是为什么2024年11 月，国际刑事法院向双方负责人，哈马斯领导人穆罕默德·戴夫(据传已死)以及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都发出了通缉令，指控他们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负有刑事责任”。他们现在都是战争罪犯，双方都没有任何可以赞美与吹捧的。包括内塔尼亚胡，如今在理论上他只要踏进欧盟的领土就会被立即逮捕。和我们一道的BBC记者说，如今即使在英国的高层中，人们也认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已完成对加沙的控制后仍然不断延长战事甚至新开战线，乃因他想要在极端右翼的压力下继续掌权，并以此规避对他腐败和渎职(没有阻止哈马斯在Nova音乐会上对以色列人的屠杀）的刑事调查。当然这是他的个人意见。（这位记者谈到当哈马斯的屠杀发生后，以色列曾派军车护送他们到哈马斯烧毁的村庄进行新闻报道，如今以色列却彻底拒绝独立记者入境，BBC不能进入加沙报道已经很久。显然以色列只想让记者看到他们想被看到的。）只是如今以色列军队占据绝对优势，加沙已实际成为他们的占领区，于是我们如今能看到的仍在发生的几乎都是这一方的暴行，毫无军事意义，为了仇恨与种族灭绝的暴行。
可双方的鼓吹手，以及只能听到这些鼓吹手的喧嚣的人们，往往把精力花在痛斥一方而赞美另一方。被忽视的是夹在双方之间广大而沉默无声的无辜的人们。但他们才是人，才是人存在的主体，不是吗？政权与政治是非人性的。但人是被其他人所忽视的，是沉默的，却是真真切切在战争中付出代价的。“我不唱赞歌，也不唱战歌。真正的歌者，唱出人心底的沉默。”
照片上的RF剃了须，光洁的下巴，原来还是个大小伙子嘛。但面前的他蓄着黑乎乎的胡子，看起来自信而老成，也许他恢复了与正统派（orthodox）的联系？他很强壮，神情坚毅而若有所思，像在担负责任，又像有所顾虑。他曾在美国留学，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我们的采访在语言上很顺畅。他曾在军中服役，也参与了其中一些暴行。但当长官命令他用枪管去强奸一个不满一岁的新生儿时，他良心发现了，拒绝了命令，并被长官殴打到昏迷，关禁闭，在军事法庭被判监禁一个月，并在释放后逃离了加沙。他逃离的过程堪称传奇，听得我难以置信，但我旋即反应过来，打断他说这段可以略讲，因为局势是如此紧张，甚至知道这些信息都可能身处危险之中。
轮到我问问题时，我首先便问了他我最近好奇的问题：听说在2023年10月7日因哈马斯对Nova音乐会的屠杀而导致此次加沙冲突之前，就有指控称以色列对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实施了酷刑、虐待和性暴力，你当时在军中服役，了解的情况是如何？
他说：在那天之前不久的某个黄昏，他们曾来到一个仓库驻军。仓库里的景象堪称地狱。一片昏暗中，他看到天花板和地面之间巨大的空间中吊着一些人形的物体，走近看才发现是一些被用手链掉在半空中的人。广阔天花板一直向四周延伸，但并不高，这些人被吊在脚刚好离地的位置。人数大约有三四十，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青少年，几乎都赤身裸体。他们当然都看不出什么生机，有的也许已经死了。这就是那个地方长期以来监禁囚犯的方式。据说这些都是哈马斯的成员，或有关联的人。这是最常见的托辞，难辨真伪。里面有没有无辜的人呢？他不知道，他相信肯定是有的。
我的同事采访过另一位加沙的医生，他曾被这样半吊着囚禁在类似的仓库中，我们现在知道这样的由仓库改造成的临时监狱在巴勒斯坦有很多。在他的证词中，那些表现不好的犯人甚至会被头朝下倒吊，人们全裸或近乎赤裸，手脚和铁链间没有任何织物与缓冲物，许多人肢体坏死，部分人需要截肢。
“即使不是无辜的人，即使是恐怖分子，就可以被这样对待吗？军中是否有人对此有疑义？”
“当然不能，但我们当时在战争中。我们都很恐惧，恐惧会改变人。我想我们当时都没有疑义，因良心拒绝服役的人也不会来到这里。我只是因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而印象深刻，但我当时对这种关押囚犯的方法并没有强烈的抵触。”
良心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这个词在中文世界似乎还是一个相较陌生的概念。但愿它能成为一个越来越常见、被普遍接受与实践的事情。而在以色列，正统派犹太人，Haredim，通常拒绝服兵役。他们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大约占到以色列总人口的13%到15%。我曾在维也纳采访一位以色列人，他便是正统派，他明确说：“这不是我们orthodox的战争，我们与巴勒斯坦人和谐相处了几百年，没有任何问题。当zionist（犹太复国主义者）来了以后才有问题。这是zionist的战争，这是他们的问题。”这段采访曾发在社媒上，获得过广泛的关注。而我们采访者为防止报复，必须匿名。
我问的第二个问题，仍是我的疑惑：“就我目前了解的情况，似乎在加沙针对男性与男孩的强奸要远远多于针对女性和女孩的强奸，这是个很奇怪的状况。大多数女性遭遇到的似乎只是士兵的性骚扰与强奸威胁，我们能确认针对女性的强奸案例只有两起，但我们能确定的受到强奸以及强奸致死的男性受害者多达上百例。因为我们之前在波乌边境的调查中，针对女性的性暴力与性别暴力是俄乌战争所有形式的性暴力与性别暴力中最多数且最严重的，这似乎也是我们常识中战争的常态，妇女儿童是最大的受害者。那加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保守的文化使得女性受害者以及同伴因担心歧视与报复而都不去声张对这个比例的影响大概有多少？你在军中了解的情况是如何？”
他说： 作为一名男性士兵，他接触到的性暴力几乎都是针对男性的。他认为整个被占领区的状况也大抵如此。（这确实是我意料之外的新的了解。）他认为大多数士兵并没有丧心病狂到无差别强奸无辜的女性与女孩。他们的仇恨主要集中在男性身上，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哈马斯的同伙。他们视男性巴勒斯坦人为他们的主要敌人。强奸(绝大部分是使用如枪支或金属棒的工具）是军队中对囚犯和整个敌对社区采取的一种相当常见的羞辱与制造恐惧的方式。不止国防军的士兵，狱警、守卫与边境警察也会采取各种性暴力手段。他亲眼见过一名狱警用灭火器的喷嘴强奸一名男性囚犯，并将灭火器内的液体射入囚犯体内，直至其在惨叫中失去意识。他知道一名士兵用烧红的金属棒插入一名囚犯的直肠致其死亡，那名囚犯还是一位医生，他所在的医院受到突袭，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被监禁在一个仓库内。以色列军队通过这种手段来摧毁加沙的医疗系统。
2024年10月，一个联合国委员会表示，发现加沙地带数千名被拘留的成人和儿童遭受了“广泛而系统的虐待、身心暴力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委员会描述了以色列安全部队强奸和虐待男性囚犯的情况，并声称此类暴力是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玛·本·格维尔制度化的。
“男女囚犯会分开，由男女士兵分别管理吗？”
“不，所有都是混在一起的，男性士兵会给女囚犯检查身体，也有女兵用棍子和指甲强奸男性囚犯，我见过因此生殖器折断的人。”
“据说所有检查都是强制裸体，被蒙上眼睛，捆住手，很多时候还要跪下，是吗？”
“是的，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行走，边走边被性骚扰，他们的家人被迫观看。”
“这些人中是否包含妇女儿童？”
“是的。非常普遍，这是几乎所有囚犯都会经历的标准流程。一些士兵会逼迫女性囚犯摆姿势拍裸照和内衣照并传到网上，取上羞辱的和种族主义的名字，他们是真正的败类。这不是流程的一部分，也不是多数人，但被这个体制容许甚至鼓励。没有人会受惩罚。”
“强制裸体、异性搜身、性骚扰，这些不是针对妇女儿童的大规模性暴力么？。”
他思考了一下，“在和平年代也许是。但在战争中，这是常态，是流程。”他补充说，他仍然认为性暴力的情况被外界夸大了，暴力在那里很常见，是制度化的，但真正的强奸没有那么多。
“可以定义你说的强奸吗？”
他用简单的语言混合手势解释了一下。我想：他在美国留过学，应该知道在欧美的法律中，强奸的定义早已不是古早的中国法律中那样以男性生殖器的插入为准。而在他认为的标准中，上面所述的很多行为都不是强奸，包括使用器具。我没有反驳他。
他接着说：“你没有当过兵，一天都没有。我们大多数时候只是执行命令，这些事情在那个context 下只是流程。遵守流程的人会被认为是好士兵。很多犯人都不觉得那是侵害，他们了解自己的处境。战争和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我继续问：“你提到你也参与了军队对平民的施暴，你具体做了什么属于你个人的事？”
“我殴打过一个人，把他打得很惨。我命令他们靠墙站成一队，但他不遵从，领着囚犯高喊真主至大，对着我吼，于是我当着其他囚犯的面打了他，他的肋骨被打断了，我把他的头朝墙上摔，还猛踢了他的腹部和生殖器。我想他受了严重的伤。”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打他？”
“我当时气坏了，非常生气。我充满恶意与不解。他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为什么不照做就好了？为什么要折磨他自己？权力会让人愤怒。”
“权力会让人愤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当时不知道。我现在在做冥想，不是印度的方式，是哈希德冥想，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为什么要刻意踢生殖器？只是处于羞辱还是有其它原因？”我问。因为我了解到很多虐待囚犯的例子中都是如此，无论对男囚还是女囚。
“这是一种种族灭绝的方式，我们要阻止他们出生，我们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也就是对生殖权利的破坏，是吗？”
“是的。”
“你认为这是邪恶的还是正常程序？”
“当然是邪恶的。这是种族灭绝。”
我和他提到一篇2012年的报道，是一位以色列学者记录的一个匿名士兵的话：“我跟女人没有问题。有一个女人朝我扔了一只拖鞋，我就踢了她这里（指她的腹股沟），把这一切都踢破了。她现在不能生孩子了。”并且这名士兵毫无悔意。
他痛苦地沉默了一下，说：“是的，我们当时都是怪物。”
“当时是指什么时候？”
“在军队中，在战争中。”
我问：“这（指上述2012年报道中的事）不是性暴力吗？”
“不是，这是单纯的暴力。暴力就是暴力。士兵做这些不是出于性冲动，在战场上没有人有性欲，除了那些真正的psycho。士兵的动机是制造恐惧和种族灭绝，是要给对方造成身心伤害。”
我想说性暴力并非需要基于性冲动，这些暴力发生的情形也并非战场，而是士兵一方占有绝对控制权的监狱，真正的战地冲突在两个月内就结束了，后来两年发生的都是残存在人心中的恐惧与仇恨。除了体制的命令和规范化暴力外，他们完全可能出于对权力的嗜好而施暴，这种嗜好也是这个体制所鼓励的。但我没有说，我想让受访者说。他的话我如实记下，虽然与我的观点不同。观点无关紧要，事实是一致的。“巴勒斯坦存在大规模的性暴力。”这也是观点，究竟什么才是“大规模”与“性暴力”？我发现答案因人而异。在现行国际标准中，长时间公开强迫裸体已违反禁止酷刑和其他虐待的规定，构成性暴力。所以我试着去关注具体的事实，也包括他人陈述出的观点的事实，而不是一个经过我思想处理的陈述。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去吃了午饭。午饭是一大锅混着鸡肉蔬菜和酸奶的米饭，意外地好吃。我是需要午睡的人，于是另一位同事和他聊了半小时闲天，聊了彼此的家庭、习俗和游戏。后来同事告诉我，RF说他小时候喜欢玩战争类游戏，自从参军后就再也不玩了，他有PTSD（创伤应激）。他认为从小发给男孩子枪支作为玩具、培养他们玩枪战游戏是一个糟糕的阴谋。是的，我说，人一波波地被异化，被体制用种种方式，包括所谓文化传统、国家主义教育、拜金与消费主义剥离人性，甚至义务教育与工作制也成为手段之一。我提到一部不丹电影，《僧侣与枪》，里面的不丹人尚知晓枪支是世间一切邪恶事物的象征，他们把枪作为祭品埋在了佛塔下，希望它不再出现。我和这位同事约好回瑞士后一起去看今年8月的Locarno电影节，这是后话了。
回来，继续，我终于问到那个问题：“你最后一次执行命令，或者说第一次拒绝命令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我此次采访的主题部分，因为太长，这里只是根据录音做记叙性转述，夹带我主观的观察记忆与对于我印象最深的重点的择选，原采访已经作为我工作的一部分提交给了OHCHR。）
他显得局促不安，还有点焦躁。他的眼神犹豫疑惑了，不再自信老成。他讲起了这个故事。他说起他的长官B，他视他为兄长或父亲。但现在，如果让他上法庭作证，他会毫不犹豫地揭露他。他说他的长官是一个真的温柔的人，一个真的绅士。他随身携带着他妻子与一双儿女的照片，空闲时他总是拿出来看，亲吻照片上的脸。B来自国家宗教派（Religious Zionists）家庭，但生活方面并不保守，他大学学的计算机，曾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主管。B对他们说他每次祷告都会提到他在海法的妻儿，他也经常表达自己对妻儿的思念，他并不热衷于军旅生涯，他希望的是退役回去和家人团聚。从前的B笑声爽朗，虽然待部下严厉苛刻，但又有兄弟情谊。RF说自己来自世俗家庭，是从B这里，他才知晓了许多犹太的文化和宗教教理，找到了和自己民族与血脉的联系。有次安息日休假时（Shabbat Leave），B还对他说，下次年假（Shnatit Leave）会邀请他来海法和他全家一起吃饭。
但他不再有这个机会。23年10月，战争开始了，休假全面中止。战争开始后，他们小队一群人生死相系，情同手足，那是一段紧张的日子。但他们的军队很快占据优势，并无伤亡。后来他们就被派去在一些被占领区驻军。那是2024年1月份，他们在一处建筑物附近驻扎巡逻。一群巴勒斯坦人，大约20人，有男有女，还有孩子——据说是协助哈马斯进行屠杀的人——被捕并被带到这里来。然后又是常规程序，但也夹杂着这些心理变态的士兵新发明的虐待，他目睹一名男性囚犯被士兵洒上空气清新剂，拿打火机点燃，整个上身都着了火，像受苦的动物一样厉声尖叫。这位囚犯没死，送到医院做了植皮。他们给男女囚犯都带上尿布，因为不允许这些囚犯上厕所。那时天气还很冷，但几名不配合的囚犯被剥光衣服双手高举绑在室外受冻。他们向囚犯吐口水，给他们反复播放一段阿拉伯语录音：“你们对我们的孩子所做的事，我们也会对你们的孩子做。”士兵们开始有些群情激愤，他们都觉得这是正义的。就是从那时起，RF说，他感到气氛越来越不对劲了。
十几小时之后，几名男囚在刑求下陆续承认了罪行（刑求的细节RF没看到，但他夜里听到了声音），被转移到臭名昭著的凯齐奥特监狱。联合国专家组之前的报告说这个监狱中发生过许多严重的酷刑。所以他们这里临时关押的囚犯越来越少，只剩下不到10人。其中有一户三口之家，男主是一名机械师，名叫Abu，妻子胖胖的，可能怀着孕，但不明显，一直在颤抖，士兵们强制摘下了她的面纱，还拍了照。他们来的时候抱着一个小婴儿，刚开始的几天，这个小婴儿被允许单独由她的母亲照看，还有两名士兵在旁监护。他还给那位母亲递过婴儿尿布。那个孩子幼小到他看不出、也没注意性别。RF说，这对母子算是得到了特殊照顾，没有被脱衣和虐待，还有单独的房间，虽然是无门的。
但自从他们播放那段录音，并且广播也在说：“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原谅。”几个士兵不知从哪弄到几件印着大卫之星和用阿拉伯语写的这句话的T恤，还给囚犯穿上并拍照，长官B没有斥责他们，RF觉得有点惊讶，这也是军纪败坏的征兆。终于，有天下午，B拿自己手机给大家看了一个哈马斯人屠杀与虐待以色列人的视频，士兵们都难掩愤怒，又开始给囚犯们播放那段话：“你们对我们的孩子所做的事，我们也会对你们的孩子做。”士兵们想要宣泄。可这些囚犯中，孩子是谁？一个叫N的士兵冲进这对母子的房间里把妈妈拽了出来，另个士兵看到后就把Abu也叫了过去。RF觉得没人知道要干什么，直到B走过来，看到阿布和他妻子，似乎早有计划地用一种冷酷不带情感的口吻说：“你们哈马斯对我们孩子做的事，我们也要加倍还给你们。”然后他命令RF去房间里把婴儿抱出来，RF照做了。那孩子在哭。接着B命令他去拿自己的配枪。他去拿了，那是一把Tavor X95，枪管比较短。我问他你没有想过可能会发生什么吗？他说，军队的生活就是这样，你会失去自由意志，只是按照别人的命令做事。他不会想会发生什么，只是照做。
然后，B让那对夫妻看着，两个士兵随即扭着他们的头。婴儿被放在一张桌子上，B亲自解开孩子的尿布，然后让RF用枪管“毁了”（break）他。直到那时，他才看到那是一名男婴，肯定还不满一岁。他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命令，所以他迟疑了，大概半分钟，他什么都没做，听见了那位母亲的哭声。然后他再看那个也在哭的孩子，他说他当时只在想：innocent, vulnerable。然后他听到B催促他：“强奸他，现在！”我问他，B用了“强奸”这个词吗？他说是的，B接下来说：“哈马斯强奸和烧死了我们的妇女儿童，这是我们的复仇，我们要让他们看见。”
但RF什么都没做，他看着这个婴儿。这个无辜的婴儿不可能有罪，他甚至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不可能是哈马斯的同谋，RF说，他就是做不了，这完全是个荒谬的命令。他想当时就这样说出来，但没敢说。那一刻，在这种强烈的冲突中，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良知的呼唤。The call of conscience，这就是他的原话。但他内心挣扎了一会儿，他感觉如此漫长，还是转过身直视着B说：“我做不到。”然后他感到的就是腹部的剧痛，B一拳打在了他肚子上，旋即他感到内脏翻江倒海，他疼得双腿跪了下来，跪在B面前，扶着桌脚。他以为这就结束了，但B接着抓起他的领口，用肘部猛击了他的后脑。他感到那是一块坚硬又精准的石头，然后就昏迷了过去。
醒来后还是在那个建筑里，但他被单独隔离。他想见到B，跟他当面谈，要求看管他的人让B来，但无人回应。他已在心中想好与B的对话，B会说：“你违抗了命令，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荣誉。”他会说：“去强奸一个无辜的婴儿，这有什么荣誉可言？”B会说：“这是制造恐惧，防止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必要手段。”他会与他辩论，问他：“这是在制造恐惧还是新的仇恨？这样他们只会更恨我们。在父母面前强奸他们的婴儿能制造什么样的恐惧？什么人能做出这种事？”他还会对B说：“是你，丧失了你全部的荣誉和人性。你已经不再是人，也不再是我尊敬的兄弟。”但后来他并没有机会再见到B，B也没来找过他。他说在那段隔离期，他觉醒了，一次次痛苦地想到那个婴儿的样子，和他母亲的哭声。他要求退伍。他被隔离了10天，送到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因违抗命令和拒绝服役被判处28天监禁，监禁结束后，他不再是军人了。
他意识到那个悲剧并没有因为他不去做而没有发生，其他士兵一定代替他做了相同的事。那他违抗的意义何在？他没有救下那个婴儿和那个家庭。他想到如果那是自己的孩子，如果他看到自己的孩子被这样对待，他的灵魂都会碎裂。他因此而重度抑郁，一直在服药。后来过了很久，离开以色列后，他才想通了一点：首先我们拯救了自己，其次，即使我们没有真的帮助到别人，至少我们表达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正义的种子。我赞许他这句话。然后，在采访现场，他哭了起来，泣不成声。我也流下了眼泪。我站起来拥抱了他，虽然这在采访中是不应该的。
他恢复平静后问我，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我既不是欧美人，也不是以色列或阿拉伯人。为什么我会选择调查性暴力与性别暴力？我说，因为我认为战争中的性暴力没有借口，是纯粹的邪恶，是人对人最严重的罪行。我不是女人，也不是儿童，但我关注女人与儿童受到的性暴力；我不是欧美人、以色列人或阿拉伯人，但我参与到他们的受苦受难，帮助他们重建生活中来。这些不是因为女人关注女人，以色列关注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关注阿拉伯人，而是因为人关心人。人看到其他生命的苦难没有办法无动于衷，这是一切社会改良的基础。
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伊塔玛·本·格维尔公开说，如果是为了国家安全，任何行动，甚至是轮奸，都是允许的。至今，以色列的民间团体Guarding the Soldiers仍在为被控强奸的士兵做辩护。以色列议会的一位阿拉伯议员Ahmad Tibi询问“将一根棍子插入人的直肠”是否合法时，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成员Hanoch Milwidsky回应道：“如果他是努赫巴（哈马斯武装分子），那么做任何事都是合法的！任何事！”我惊讶于人可以堕落愚昧到这样的程度。但以色列国内的另个人权组织B'Tselem 在2024 年 8 月发布了一份关于以色列系统性虐待、酷刑、性暴力和强奸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报告，称以色列监狱系统是一个“酷刑营网络”。该报告包含大量巴勒斯坦人的证词。该报告称监狱现在应该被称为‘酷刑营’”。我们也采访了这两个组织，为的是了解他们各自的证据与理由。以色列的这个人权组织，包括我们在做的事，并不是反以色列，却也是为了让以色列保持它的人道与荣誉。后来我在报道中写道，在加沙，无论性别，无论年龄，男女老少都受到了大规模的性暴力。我们之前更多关注女性受到的性暴力，但实际上在战争中男性同样是受害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坐视不顾。如果我们任由这些悲剧发生，甚至捂上眼睛不去知道他们，那么暴行就会肆无忌惮地扩张，我们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
晚上我们计划去另一个餐厅吃饭，有同事要采访那个餐厅的老板。但我想留下来和RF多聊聊。他也愿意。那个晚上我们只吃了面包配果汁。他一片接一片地吃，吃了两袋子面包，饭量是我的几倍。我们又聊了很多，在正式采访中没有的。他说他最痛心的第一是那个孩子和他父母，其次是长官B怎么会变成这样。我问：“你觉得人的品性真的会在战争中改变吗？”我观察自己的内心，并且观察那些参过战的人，对这一点抱有怀疑。RF接着说，他刚开始也只是震惊B的改变。事件之后，B以及他的战友都没有再联系过他。他离开以色列后，渐渐想通了：人并不会在战争中改变，只是战争会激发人心中本就存在的善恶。对他而言，那个异族的小婴儿和他母亲的哭声就是他的拉比，教他从一个横行无忌、四处为非作歹而不愧疚的青少年变成了一个懂得关心与怜虑（他原话是care and concern） 、肩负起道德责任的男人。
离开那个小镇前，我本来想给RF写点什么，也许是一封信。他处在一个特殊时期，我们都不能留他的联系方式。但那天还有其他事，匆忙之中，我偷空去拉屎，憋了半天，只想到一句歌词，赶紧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译成英语抄下，出来后递给了他：
“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虽然我只是钢铁里的丝绒。”
他读了一遍，再读一遍，又留下了眼泪。
这就是我想讲的故事，我这次旅行中让我印象最深、给我最大震撼的一件事。这件事还有很多可解说的角度，关于人性、战争、善恶、悲悯、制度，见仁见智。但我此处不愿多说，只叙事而已。你也讲了你的故事，我读得感慨万千。想起我最尊敬的那位C国记者采访的一位老人说的话（这位老人曾是这个泱泱大国的政府首脑）：我时常提醒自己，这片土地上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坚持做下去。
关于我的几次所谓“神秘体验”，那并没有什么，即使我看到了天堂，明了了自性，甚至和象征着宇宙母性的大海女神有了交流，那又怎样呢？这些仍然是一次经验而已，对于我个人是特殊的，但超越我个人来看，它们又是普遍的经验。在我有了这几次体验后，我就明白这种神秘体验是每时每刻都发生在我们无意识中的，正发生在每个人甚至每个生灵的深层意识中，只是有人没有意识到，有人清楚地意识到了，但这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佛陀说，众生皆是佛，心即是佛。没有解脱这回事，因为我们本来时时刻刻都是解脱的。我们都是觉者，区别只是有些闭着眼，有些睁开了眼。不要在意那些玄之又玄、神乎其神的琐事，鬼神、星象、外星人、特定的打坐方法或仪式，能量怎样贯穿你的脊骨升上去等等，这些都是琐事，都无关紧要，都与灵性无关。只有整体与灵性有关。将一切祛魅后，留下平凡的神秘。这就是解脱。
你谈到一些你的“私人问题”，你的苦恼，主要是恋爱。你最后说：“也许我并不需要其他人，本自具足。”但这正说明你需要其他人呀。没有人会对自己说：“也许我并不需要蛇与蜥蜴。”或“也许我并不需要吃屎。”你知道，我也知道，你有性欲，有爱人欲，也有被爱的需要，你需要情爱，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情爱，也需要善意、拥抱、关爱、互助，需要公平和正义，需要被作为人来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和他人建立关系，和父母、朋友、恋人、情人、陌生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一个自由、开放和友善的世界，而不是就此安于互相排斥冷漠与压抑，礼崩乐坏，然后关起门来“本自具足”去。这就是为什么当看到他人受苦、受到不公的对待，我们会想勇敢地站出来，因为我们也希望被同样对待，而且我们总有想超越自己的渴欲。这是当下的事实。你不能因暂时处在一个四周的人性无知、爱无能的环境中而自欺欺人。最有能量的是真实与真心。虚伪是我们东亚的文化环境的一个显著的问题，尤其是对自己的虚伪。我们前半生都在学习虚伪，学习一层层厚涂和伪装，学习忽视整体，忽视真实的问题，而转而规训自己、用那些漂亮古典的话（比如被说烂了的“本自具足”）对自己说谎，美其名曰“回到内心”。现在，我们要学习本来最简单的事：真实与真心。睁开眼看看吧，我们东方人“反求诸己”得太多，欺己太甚了！遇到环境的问题而不敢去直面改变，不去寻求帮助和解决办法，却转而把压力移向自己，认为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就可以解决一切，这是自负，是不自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关系，需要其他人，我们此时此刻都不是佛陀或石头。这与回到内心的修行并不冲突，这就是切实的回到内心之路，先如实看到自己的心。情爱本是小事，是最自然的事，当你不断压抑、不断忽视自己的真实需求，它就成为你精神的头等大事，然后你精神的其他转化都停止发生。我们东亚的环境是非常压抑的，我每次一回去就能感到，从人们的气质与一举一动间感到。许多人的性观念还停留在中医和中世纪，许多浪荡子也不具备基本的道德与卫生常识，走向另个极端。所以第一步是对自己诚实。
怎么诚实呢？It’s simple，如果你有性和情感的需要，你就试着寻找更合适、懂得爱和宽容的恋人；如果你只有情感需求，你需要找的是真心的朋友，像我与L君；如果你只有性的需求，你需要的是靠谱的情人。如果问题在你这里，在于（比如你说的）你的创伤、不理解与不宽容，你需要观察自己的整个心理过程，基于了解来自己调整并寻求心理帮助。你需要了解更多心理与生理的知识。是的，你现在需要这些，不是什么都不需要。我和荷兰朋友聊彼此的性教育。我们这边的情况自不必说。荷兰朋友说，他们在幼儿园和小学都会教基础的生理知识，中学以后会教性爱，包括卫生、体式与责任心，会教他们在性爱中关注伴侣的感受，愉悦彼此。有位老师和他们说：“性愉悦是基本的人权。”这句话我印象深刻。
而且谈恋爱是一件怎样的事呢？它是你的自处之道，只是通过另个人反映出来。如果我们遇到某个人，没有办法和他建立长期关系，那可能是他的问题；但如果我们遇到许多许多人，谈了许多许多次恋爱，但都没有办法建立长期的互信的关系，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你可以离开畸形的环境，那就换个正常些的环境；如果你暂时离不开，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承认环境的不适与自己真实的需求，然后在此基础上认识自己，仅仅是注意着欲望，欲望就会消失；仅仅是观察着自己的恐惧与懦弱，就会生起勇气。何况你还可以自己解决，也有其他的路。从任何内心真切的问题出发，都能走到解脱，这并不难。但若从一开始就骗自己说“世界没有问题，万法空性；我也没有需要，本自具足。”那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万法空性、本自具足”之所以是自欺欺人，是因为你并没有真的证验到，你只是隐约地瞥见，看见它的美丽。但它还不是你的生命，你看到你从它那里退转了回来。但你退转回来后，还怀抱着对它的执著与贪婪，你一遍遍欺骗自己你已拥有它，但你只是和它短暂交欢过而已。正是这执着与贪婪把你与它隔开，让你说的灵性成为刺鼻的安慰剂。
从现状出发，才能超越现状；从幻想出发，哪里都到不了。
兰君，我们之前聊过这些，我知道我可以和你说，你不会嫌我的话尖利不近人情。你认真地问了，我便认真地回答。别怪我不会给你情绪价值，我觉得那是扯淡，我只考虑解决问题。
你说起我们彼此的家世背景与选择。之前和你聊过，我家也是平凡的家庭，门第素常，只是略积资财，然双亲见识犹不出凡流，至于异人之誉，不足为道。我当然大可像我那些发小一样“继承家业”过所谓X二代的生活，但那种生活是愚蠢的。我看着这些妖童媛女、精英才俊们步步为营、自利不息地一步步精致腐朽下去。我从20岁起，这些年都是自己供自己，什么工作都做过了，天南地北，体制内的小科员、辞掉后做过外卖员、发传单、数学老师、按摩师、销售、小主管、游泳教练、记者、教授助理、联合国的文员，甚至是小偷。大学时与家里决裂，一分钱都没有时，近三天没吃饭，喝自来水，四处捡瓶子打算去卖，那时我别无技能，中国又没有食品银行。我那时还很羞于寻求帮助，家训如此：“XX的孩子从不求人！”这当然是种在我心里的毒草。幸而数学系的一位朋友看我有气无力，慷慨解囊，赠我泡面一箱，我去一家连锁超市偷了火腿肠加进去，还偷了榨菜与啤酒，回去和他一起吃喝，讨论美丽的分形几何。那真是一段很美丽的顶好的日子。许多人都不相信如今在C国还有大学生真的吃不起饭，而至于要偷东西和捡垃圾，我相信，因为我跌到过那个层面，见到了许多那样的人，许许多多。一个几乎没有社会保障和公平与福利制度的社会，当然会有许多悲惨的人和事，信息的封锁与全社会的自私冷漠又让我们甚至无法看到。我对偷东西是愧疚的，尤其在我的物质条件极大改善，并且了解到连锁的小超市也是要自负盈亏之后，这事一直横亘在我心里。去国之前，我给那家超市寄去了钱和一封解释信。所以你说起你的经历，好像《悲惨世界》，我心有戚戚焉。父母的钱与我无关，我现在的想法是，等我继承后拿去自己基本生存所需，其余捐掉；如果当时我已有够我所需的积蓄，那就全部捐掉。我在这些NGO工作，知道哪些组织可靠，也清楚每一笔钱会经过怎样的流程，最后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上。我做过的这些工作当然大多与我的出身与所谓阶级天壤之别，彼此之间也千差万别，但生命在于体验，不在于成就什么事业。在自然看来，就没有事业可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是体验。而且总是只呆在自己所处的某个圈层，无论贫富优劣，都会使人变得愈发狭隘，呆在扫地卖菜的圈层如是，呆在精英教授、巨鳄金领的圈层如是，呆在首相部长们的圈层亦如是。我发现人们都早早固化了，停在某个圈层中，像条被冻在冰面的鱼，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对底层人的景况非常无知，所以有了我们彼此的攻讦与对立。一个农民对首相的生活无知似乎没什么关系，但一个首相对农民的生活无知就会造成千千万万农民的悲剧。不妨朝海的上下游游呢？我们要敞开心胸，多去和自己相异相对的人那里走走看看，可能的话，就体验他们的生活（我喜欢玩游戏也如此）。你会发现，爱、宽容和理解会从中自然生出来。
我发现人们是势利的，也很有趣，这次回去也是，我在故乡和家里人一起时，总有不少人忽然接近，真是“趋之若鹜”；等我自己独自在外，就没人搭理我了，大约是穿的太寒酸和学生气，最后愿意与我相交的都是你们这些志同道合的少男少女。这就是所谓“世态炎凉”，我可以在一月内感受好几次。我在外从来不谈家世或背景，那些都与我无关。什么与我有关呢？我看一花一草，一心一念与我更有关系。我对我所由来的那个圈层早就厌恶了，可看见还有无数男男女女前仆后继往里面挤，甚至认识了那圈层中某个人都深感骄傲，他们中有不少聪明人，这时都愚懦谄媚起来，就觉得可惜。不要把生命和能量浪费在这浮华上，“They'll throw it all away”。多做一些超乎一己之私、也不是为了什么自我提升的事，体察而不偏袒自己的身心，多为整个存在做一点事，关心关心那些和自己境遇并不相同的受苦受难的万类生灵，爱和智慧会替代你的自我，从你之中涌现出来——这些真正美善的、能使我们强烈而真切地感到活着的，都与“我”无关。它们如此广大有力，远在自我之上。我完全不是什么有钱人，你可以看到我住在最便宜的合租公寓，没有空调，没有纱窗，最近几乎热毙(瑞士人都跳湖游泳去了，我有伤在身，还下不去）；从不买衣服下馆子，只买最廉价的食物（幸好欧洲最廉价的食物质量也有保障，我在中国吃外卖到胃肠炎，这点与L君也一样），只要饿不死就可以幸福，“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清贫的生活对精神是有益的。“微微的贫穷和淡淡的悲哀都是自然的。贫穷而不至于赤贫饿死，悲哀也不是悲痛欲绝哭天抢地，微微的淡淡的都是自然的，动物植物都是这样，人也该如此。”而我们这些人的生活与所追求的确实早已超过自然的度量，变得太过分了。而与此同时——我永远记得这个数字——此时此刻，全人类中仍有三分之一的人连可饮用的水都喝不到，有一半的人无法获得安全的基础卫生服务（如厕，洗澡）。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一个多么可怕的事实。如果真有外星人，他们来看我们人类，我们在他们面前排开，一览无余，那恐怕不是一个很光彩的场景，那么三人中就有一个喝不上干净的水，两人中就有一个洗不上澡，我们人类至今仍是这样一个物种。上个月我坐着车从东到西穿越这个国度，离开纸醉金迷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到达一大片广袤的山村，那里至今还有儿童吃不足三顿饭，全家只有一套衣服，谁出门谁穿，“脱贫”还没到他们那里。这二者处在同一个国度。我们活在一个如此畸形的马太效应的社会里。这片土地上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坚持做下去，路还长着呢。
我有一位叔公，也就是我爷爷的堂弟，曾是此地的sindaco。他是一位颇有文化的老人（按世俗标准），而且和蔼可亲。有人提起四书五经里任意四字，他便能背出整段，并且口述其义理。他还自学八股文，口占诗，当然都是古体。他的书画不时在美术馆一展。据说他的官样文章写得很好，提笔就来，这倒是受益于写八股，因为这就是当代低配版八股文。他性情温和洒脱，才华横溢，我们和他相处都如沐春风。但为啥要说这些呢？这些有什么用？当然没用。他在任上知不知道上述山村孩童的状况？知道，而且很清楚，他们常去那里徒步。这在不在他的辖区？在的，离市区并不远。他有没有做什么？什么都没做。他什么都没做，只是拿着经费把一条路修了拆、拆了修，把gv大楼建的愈发气派。没有一个mx法治的社会制度，则人不能从其志，官不能尽其才，而且没有人是安全的。
兰君，你正在你所说的“奋斗期”，但我还是要泼你冷水。现在绝对不是创业的好时机，也不要拿那笔钱去买房。另外，相信我，我见过太多权富泼天的人，他们苦恼地活着，卑微地死去，权富没有给他们智慧、爱和安宁，相反，这是在他们追求或维护权富的路上首先失去的。如果你有点洞察力，就能透过他们温文尔雅的外表谈吐看到这点。我不是在说贫穷能使人更善良幸福。贫与富，弃绝与放纵，都不能解决生命的烦恼。过度的权富使他们变得可悲，就如过度的赤贫也使人变得可悲一样。关键在于平衡、微微淡淡与中道。“平衡”是个很cliché的说法，但完全是实践性的，需要敏锐地感受那个内在微妙的天平。我想人活着是要去做自己的真心所愿望做的，而不是被俗世与私欲所束缚或诱惑着去做的。我喜欢欧洲正在这点，人们的生活真实朴素，清贫平等。我少年时去美国几次，都不喜欢，我家本来要把我送去美国读书，我不愿意。后来说那送我去澳洲呢？我仍不愿意，一是澳洲亲戚很多，去了又要陷在那个堆里啰；二是我那时无知，以为美澳的体制是一样的。当然欧洲的问题很多，但几害取其轻，我选择生活在这里。我喜欢中国和欧洲，也因为它们仍满含古典意气。如今有太多地方，尤其美国与东亚，社会对年轻人有那么糟糕的宣传与教育，刺激他们一定要成功，也就是要有钱、更有钱，住更大的房子，玩更好的娱乐，掌握更多的资源（于是人的关系与情感被异化为人脉），更上一层楼，爬到金字塔顶，爬到大众上面，一览众山小，才会被人尊重，才会安全……无数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听信这些话去追求名利，大部分人追求不到，在理想与现实的内心矛盾与致命失误带来的现实困苦中度过一生；有一些人追求到了，才发现得到的只是一具空虚的躯壳。我儿时也有很多权欲，想追逐功名利禄，八九岁的小孩子满脑子是这些，倒并非像S一样是出于生存的紧迫与“改变命运”的欲望，而是出自家庭的熏陶。我十几岁时翻族谱，看到我能想象的所有荣耀，我的祖先都已经历过，那时我就悟到，那些都是人生的幻光；听闲聊，某某表兄高升了，某某叔叔落马了，某某正在荣华富贵中颠沛流离，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一整个进步主义的现代世界观，功利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价值观趋势，当然是对经济有益的。一个社会想要经济发展，财富累积，并不需要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美C就是例子；但一个社会若想要人在其中都活得像人，公平正义就是必需的。而我们忘了我们之所以要经济发展，其目的是为了让人活得像人，让我们与世界能和谐共生。经济、权力和财富都是无人性的，它们都是工具，生命才是目的。
关于你说到的gc主义，我可以分享一点我在欧洲的经验。欧洲有很多小的gc主义社区，我去过去其中一些，其中不少是灵性和gc主义的融合。一群人买下一块地，人们在其中一边静心修行，一边自耕自种，不是为了自己的财富，人们没有工资，但物品也没有价格，需要就可以使用。人们有民选的委员会，但没有一个个人做领袖，像瑞士那样，遇事公投，轮流管理。这大概也是O想尝试的。O的社区搞得太大了，以一个个人领导为中心，还有很多其他的野心，所以失败。但同样的小小的低调的社区在欧洲有不少，确实有很多人在其中过着人类理想的生活。每次从那里回来都又对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但首先要小国寡民。我们这个社会的外在形式，正是我们人性内在的心理形式的反映与实现。你能看到这一点吗？当然人性与心理之中有许多色彩斑斓、相互矛盾的面向，所以我们创造出了相互不同的种种复杂微妙的社会形式。从省察自己的心理过程出发，去看社会的运作，这条路是通的，但人迹罕至。在我看来，gc主义的理想没有问题，但它的实践如果只是改变现有的社会形式，但人性并没有变，没有精神性的部分，那么它注定失败。过去的sh主义者、revolutionaries和左派都太关注外在，他们都不是精神性的人，他们不懂灵性，他们从来没有静心过，并不认识自己，他们看不见自己内在的心理过程，所以他们外在的社会实践是冲动盲目的、闭着眼睛的。他们一边憧憬着、遥望着那个理想的社会形式，另一边，他们自己仍然是非常平庸的人，在地上匍匐着做梦。我看他们都是天文学家，拿着望远镜站在地上谈论着宇宙边缘的事情。如果人不从精神上改变，仍然是如此执着于自我，如此自私自利，如此盲目无情，如此暴虐或懦弱而缺乏怜悯，那么一个外在的社会形式的改变，当然无济于事，并且会酿成更可怕的悲剧——因为它明显违背了现有的人性。我的精神实践告诉我，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彻底地、从根本上改变，重生。同样地，躲进深山老林去隐修，闭着眼睛去进行所谓灵性的实践，不去看世间的苦难，不去接触实际运作的社会，这样的灵性同样是自欺欺人罢了。我们的灵性实践要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否则我们的灵性理想与社会理想都注定会失败。
关于你说的zz问题，我也可以分享一点我的见闻。……（此段略去）……要勇敢，要体恤，要清醒。
你谈起“虚伪”的问题，我觉得外在的虚伪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心诚实。我们这些人，在外面做这些事，难免真真假假。外面的世界很多事情都在变，但我内心深处有一些事情从未改变，至死不渝。
你又问起是否考虑在C国发表和出版，那么在当前的时局下，我完全不考虑。zz与管制无可说，也不消说。诗刊文刊、书籍丛书的编辑们，水平高低可以商榷，我瞧不起的是他们谄媚权力的姿态。但不谄媚权力，就不可能在那片土地那个圈层存活。我能出来，他们许多人没法出来。所以情有可原，但理无可原。我还是要自由。
我当然是天真的，所以我颠扑不破。我眼看着那些老成圆滑的同辈同僚们一个个积极上进地直直堕落下去，据说他们称作“青云直上”。“深渊下去，也是万丈前程啊。”我只能冷眼祝福，热心离去。
原谅我无法继续解答你提的哲学问题，关于心与物的联系，以及我们该如何认识“空间”，我当下不愿意说，也许可以留到下封信里。我本来还有许多想和你说的，但都拖延下去吧。我这封信仍打算请L兄代为公开。他那里虽没什么人读，但我欣赏他的水平，能发在他那里是光荣的。L兄（或许该叫L弟？）你也认识，真是当世俊杰，我认识的思想者无出其右。他是我认识的当代人中唯二能在哲学思想上给我深深共鸣的之一，另一位是意大利的哲学教授，现在在瑞士Lugano大学的乔治·阿甘本。我和他们两位都聊过一些。奇怪的是，他们两位彼此大概不怎么能共鸣。我赌他们见面必吵，我们等着瞧。
我住在这些欧洲的千年小镇上，从中心广场骑车15分钟内都能到郊野去。寒来暑往，虽有时序变换，但总归四季轮回，我就在这天长地久间体会着永恒的生活。我这十年什么都没做，功业、学术全都耽搁着，做做这个，玩玩那个，只是在感受着幸福和自由，重新体会到快乐，最单纯的快乐，一个普通人过着平凡生活的快乐。从小我被当作天才，不胜其烦。人们说的“天才”是很表面的东西，而生命内在的烦恼与苦难没有谁躲的了，无论梵高高更、爱因斯坦还是佛陀，都要一橹一桨渡自己过去。这一点上，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一路也见过太多所谓高智商学霸，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中大多是庸才，也有不少人渣，他们只是学习技术更容易，更容易理解一个机械结构或体系的运作形式（这并非所谓“看到问题的‘本质’”），却既无良心也无智慧，能量与境界都很低。但他们都更容易做到各行业的翘楚，左右着人类某个领域的未来。我们早该对这些祛魅，然后如实看待一切，留下平凡的神秘。现在我安心隐居，做自己的事业，无人认识我。这很好，无论我是继续做哲学，还是做物理和数学，或是写诗写小说，做战地记者和志愿者，都是一样的，都是平凡的，不足为奇，而只是美妙。我去国离乡多年，明白了探索世界之路就是认识自己内心之路，这完全是相同的。如今我从种种束缚中解脱，变得不再特殊，变得与众生别无差异，与世间所有被爱、被侮辱与损害的合而为一。
你上次来欧洲，在我瓦雷泽的小房子小住三日，记得夜里我们喝柠檬酒，你壮怀激烈。第二天，我们去Como湖畔散步，躺在伏特的纪念碑下，看湖水，看那些美丽的男男女女们也躺着晒太阳。就这样躺着晒着，看一整天。男孩们的臂膊、女孩们的腿脚都晒得通红。我们两个倒红不起来，都晒黑了。阳光照透人们的汗毛和湖畔绚丽的花朵，绚丽得像在另个星球，草叶如同发着绿色荧光。那时候我和你说，你看，这就是一个极好的象征，世间的男男女女在永恒日光下的同一，万类生灵都融合在一起，而我们也在其中，微不足道，死不足惜。
“我知道，一直知道，我会成为葡萄园中的工人，
和此刻同时活在世间的男男女女一道，
无论这一点他们是否知悉。”
你说起湖，说起夜航船，我便随信附上最近去的几个湖的照片，Santa Croce，Mis，Fimon，Camazzole，都在北意。湖能通心，含灵蕴秀。你的翠湖也是极美的。我在苏黎世念书时常去那里的中国公园，那便是昆明市政府微缩了翠湖公园，赠给她的友好城市苏黎世的礼物。昆明和苏黎世都是举世最美的城市，云南和瑞士都是世上最美的地方。你问起我对形势的看法，我想总是大战在即。但也总会平息的。等战事结束，我回到中国，或你来到欧洲，我们会再在翠湖、加尔达湖或日内瓦湖上泛舟，拈花沽酒，述尽平生事。
书不尽意，顺颂时祺
2025.6.30洛桑雨后
渊明谨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