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的理想與現實：敘利亞宗派衝突升溫，當反壓迫成爲選擇性人權

作者：李蔚欣

7月15日，以色列轟炸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宣稱是為保護敘國少數民族德魯茲人（Druze），起因是南部蘇威達省（Suweyda）的德魯茲人與遜尼派貝都因人爆發衝突。事件不僅是以色列忌憚敘國新政權而採軍事介入，也凸顯敘利亞內部宗派衝突升溫。為何敘利亞政府軍與德魯茲人不睦？理解這個問題需要回到敘利亞革命前的紛亂局勢，了解各方勢力如何消長、變化至今。

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點燃全國反抗浪潮。儘管同源於對舊政權的反抗，敘利亞革命與庫德族的羅賈瓦革命走上分歧之路。前者為推翻獨裁體制、實現民主改革的全國性運動；後者在敘北城鎮發展出自治政體，形成與主流反對派平行且相異的政治運動。現在，反對派之一的沙姆解放組織（HTS）在阿薩德政權垮台後成為新政府代表，而庫德族為首的民主聯盟黨（PYD）與部隊敘利亞民主力量（SDF）亦獲得自治一席之地，但兩者各自都有侵害人權的紀錄，受到批評的同時，依然爭取到美國等國際社會支持，逐漸成為後革命時代的政治核心。

▌極端主義土壤、宗派對立深化，與阿薩德政權的戰略操弄

2003年，美軍推翻伊拉克的海珊政權。長期受壓制的什葉派與庫德族獲得政治空間，伊朗開始正式介入伊拉克內政，當伊朗擴大其當地影響力時，伊拉克的遜尼派社群逐漸遭到擠壓，成為伊朗勢力報復的主要對象。政治結構的劇變導致社會秩序迅速瓦解，宗派關係日益緊張。遜尼派為主的極端組織遂在此背景下發展出具吸引力的敘事，大量招募成員，為日後伊斯蘭國興起奠定基礎。敘利亞現任領導人夏拉（Ahmed Al Sharaa），當時化名喬拉尼（Jolani），就是於2003年時初出茅廬，效忠於伊拉克的蓋達組織（Al-Qaeda）。

過去50年來，無論在伊拉克還是敘利亞，阿拉伯復興黨（Baʽth Party）處理內部問題時始終採取高壓手段。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阿薩德政權採取雙面手法：血腥鎮壓群眾抗議，另一方面藉「特赦」名義釋放大批遜尼派聖戰士囚犯，此舉是為了削弱溫和的世俗反對派，並為聖戰勢力的壯大創造空間外，敘國的少數族裔自此被迫依附於政權才能存續，同時又引來伊朗介入戰局，宗派矛盾從此更加緊張，導致社會徹底撕裂。

2014年，伊斯蘭國的前身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ISIS）崛起，進一步改變戰場格局。數以千計的聖戰士自伊拉克邊境潛入敘利亞境內、幼發拉底河以東的三角洲地區，此區域亦為傳統庫德城鎮聚集之地，三角洲自此成為多方勢力交鋒的核心地帶。當時由於主流反對派已無力且無資源對抗ISIS，只有庫德城鎮自衛部隊「人民保護部隊」（YPG）挺身而出，YPG成員多數來自當地社群，加上積極助其武裝化的土耳其庫德工人黨（PKK）具備多年游擊戰經驗，YPG迅速獲得聯軍支持。隨後YPG擴大編制並整合為「敘利亞民主力量」（SDF），成為該地區打擊ISIS最有效率、組織最完整的反恐部隊。

而在反對派陣營中，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以及從蓋達組織分家的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逐步發展為最具規模的武裝力量，後者後來更名為 HTS ——即是2024年底由夏拉領導、取代阿薩德政權成為敘利亞政府的組織。正當這兩者成為主要的反抗勢力之際，ISIS則藉由宗教敘事動員聖戰組織，在敘伊邊境擴張其「哈里發國」的實體疆域。

▌地緣政治與生存現實

長年累積的地緣政治操作，進一步撕裂了敘利亞與伊拉克原本就脆弱的社會結構。隨著衝突延續，地方民眾對非國家武裝組織的認知逐漸改變，不再僅是意識形態的載體，而被視為確保社群生存與延續的現實選項。極端勢力也因此脫離邊緣地位，逐步成為重塑地方政治秩序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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