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黃老之學(21):知者弗言
原文:
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悶,閉其門,和其光,同其塵,坐其閱,解其紛,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淺。故為天下貴。
白話:
有智慧就不妄論。充實才能,關閉欲門,共享榮耀,患難同當,耐心聆聽,解除紛亂,如此深度同化,故而不可用親疏離間,不可用利害分化,不可用貴賤區別,同心同德最可貴。
有智慧的話,就無需多言,也不要妄論。王所做的一切努力,皆是為了天下大同。他以文明為橋,啟迪諸侯,讓各國能自立自強,不再仰賴外援,也不再心懷覬覦。當榮耀來臨,與諸侯共享;當災難降臨,與諸侯共擔。
在朝廷議事之時,王須耐心聆聽,公平審視,化解糾紛,解決困難,使人心歸於和順。當王與天下諸侯深度融合,親密無間,就再無法以親疏挑撥、以利害分化、或以貴賤區別。唯有同心同德,方能成就天下大同,也是王天下者最該努力追求的目標。
【塞其悶,閉其門,和其光,同其塵,坐其閱,解其紛】這段文字,與【銼其兌,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表面相似,然而意涵卻大不相同。
「銼其兌,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講述的是萬物生成的原理,意在說明「道之物」的性質 — 它能交流、可解讀,如光子,似粒子。這是對宇宙真相的知識傳授,約出現在夏朝建立後三、四百年間。
而「塞其悶,閉其門,和其光,同其塵,坐其閱,解其紛」,則誕生於夏朝中後期,大約建立後五、六百年,出自一位政治家之筆。他或許無法完全理解覺悟者的宇宙真理,但能將其中精神轉化為治理天下的智慧。
只是,我們必須分辨 — 這兩者的出發點與用意,並不相同。「塞其悶,閉其門」的意思是 — 充實自身的才能,關閉欲望之門。這與「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堇;啟其悶,濟其事,終身不棘」相通。也與「弱其志,強其骨」的道理一致 — 用疏導的方式,將有為的私慾,轉化為無為的公心,使天下受益。
因此,本篇內容的精神,承襲於古代政治智慧,而內容的樣式,又參考了古代哲學書籍。而「和其光,同其塵,坐其閱,解其紛」,則代表了共享榮耀,患難與共,耐心聆聽,化解紛亂。這也許正是夏朝與諸侯之間的朝政寫照,而天下大同,則是最高的政治理想。
由此可見,這篇文字並非教人修身避世、明哲保身,而是揭示了夏朝同化天下的王道智慧。這種同化,並非征服,而是融合;並非以力服人,而是以德化人。或許,這正是為什麼華夏文明歷經五千年而不墜 — 王朝雖更替,文明卻未曾滅亡。
因為,它早已在文化與人心之中,完成了真正的「一統」。即便經過周朝以來,長達千年的閉關鎖國自絕於天下,匈奴使者仍自稱為夏之苗裔。中華文明,自伏羲而始。伏羲之世,是中原的內陸之國,萬物初定,人文肇興。
歷經神農、軒轅的發展,文明逐漸成熟,直到堯、舜之時,彗星近地,落下大量水冰,即便身在高原依然是「洪水滔天」,這場世界級的大洪水,席捲了整個人間。在這場浩劫之中,大禹臨危受命。他積石守柔使文明延續,而導流向北使萬物得利,緩解水勢,化險為安,終於治水成功。
諸國感其功德,推大禹為天下共主。共主之位,非王者之尊,而負天下治理之責;諸侯之職,非臣僕之卑,而是協力共治之義。於是,大洪水之後,夏朝由此誕生。
「朝」,意味朝會 — 諸侯朝見共主,共商天下之事。這種制度,正是從大禹成為共主之後開始的。夏朝之前,中原各族以黃帝為始祖,稱為軒轅氏。因此,夏邦雖承虞舜之統,但性質已然不同:夏邦,是天下共主之國。
所謂「虞夏兩千餘年」,其中「虞」約七百年,為軒轅氏之後;「夏朝」約八百年,為「禪讓」共主之治;「夏后朝」又延續四百年,為「世襲」共主之治,方有甘誓之役、后羿之亂、夏桀之亡。當商湯取代夏桀,成為新的天下共主時,滅亡的,只是夏邦這個政體,而非夏朝所同化的天下。
文明的命脈,從未斷絕。然而,到了周朝,格局卻變了。夏朝以天下諸國為諸侯;而周朝卻以宗族親信為封國,卻將天下諸國,皆視為蠻夷。於是,周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說法,在明白人眼中就是個笑話。周室諸侯視天下各國為蠻夷,甚至還鄙視過楚國與秦國,最終,天下各國都成了敵國,而周王室也被秦國所吞併。
大禹治水十三年,雖完成了疏導安民的事業,但柴達木盆地的西海、各高原山谷的積水,每年春夏依然能造成洪澇災害,而南海、東海、北海等廣大平原的積水仍未退去...,因此,是天下需要所以有共主制度,誰能使天下「恆無事」,王位就會「禪讓」給誰。
於是,共主對諸侯有治理與照顧的責任,而諸侯對共主則有聽命與協作的義務。這正是夏朝初期,天下共生共治的根本原因。經過五、六百年的長治久安,天下的秩序與文化逐漸穩固。然而,當風平浪靜之後,共主與諸侯的關係,又該如何維繫?彼此之間,該如何相處?
從這篇文字中,我們或可窺見端倪 —政治的終極目標,在於天下大同。同化,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正因有了夏朝八百年的長治久安,才讓華夏文明的文化版圖得以確立。三千年後的唐代,確立了中國的勢力版圖;四千年後的清代,確立了中國的疆域版圖。
這一切的根基,都源於夏朝的「同化之功」。若無此基礎,便無後世的一統。因此,不論是秦始皇、隋文帝,還是宋太祖,換作任何人,歷史的方向,都將導向同一個結局。
華夏文明曾有三次大分裂。第一次,是東周;第二次,是東晉;第三次,則是晚唐。而周與唐的分裂,竟如出一轍。周朝自封諸侯,因幽王戲諸侯,國威盡失,終致分裂為東周,諸侯爭雄,天下大亂。唐朝則封藩鎮,因玄宗荒唐,致安史之亂,晚唐衰微,藩鎮割據,天下再度分崩離析。
這三次分裂,皆源於同一個問題 —當天下離心離德,就會走向分裂。但無論分裂多久,華夏的文明,終將再度歸一。因為那條「天下大同」的道路,早在夏朝,已深深刻進了華人的靈魂。
從夏朝的柔性政體,到清朝的剛性政體,中華的政治形態,歷經了由柔而剛、由生至死的變化。正如「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恆仞賢強」,本該以民為本的政治,最終卻淪為權力獨攬的專制。這,是文明意識從壯年走向衰老死亡,再至腐化腐熟的漫長過程。
中央集權的剛性政體,有著高風險與高報酬的特質。若遇明君,如唐太宗,能在極短時間內,創造極大成就;若逢昏君,如隋煬帝,也能在極短時間內,使盛世殞落。隨著文明意識的衰敗,剛性政體終將金玉其表敗絮其中。只需十餘艘蒸汽船、數千名水手,便能輕易擊潰幅員萬里、人口四億的大清。
因為那個社會的穩定,是以愚民與腐化為代價換來的假象,又何談真正的穩定與自由?回望夏朝,它的政體屬於柔韌的邦聯型結構,政治的約束力,大致介於前蘇聯與歐盟之間。蘇聯過於剛強,故無法長久;歐盟以利益為紐帶,故終將隨利而散。
而夏朝,卻能延續八百餘年,其後的夏后,又維繫四百年之久,文明血脈因而綿延不絕,直至今日,依然生機盎然。這,正是柔性政體的力量 — 以文化為紐帶,以同化為根本。不是統一於權力,而是統一於人心。譬如今日的全球化,在西方眼中,或許是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在華人心中,卻潛藏著「天下大同」的憧憬。
這份記憶,來自遠古太平的年代,深埋於每個華人的靈魂深處,不會因為時代更替、肉身消逝而失傳。然而,真正的「世界大同」,仍有漫長之路。如《推背圖》第五十九象所示,那個天下大同的世界,或許還需千年以上,方能在人間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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