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之上：媒體、民主與人權的台灣路 五、在資訊戰的時代：當言論自由遇上統戰策略，民主社會該如何守門？

一、新聞可以是自由的，也可以是武器

早上七點整，台北天光微亮，街角的便利商店外，老張像往常一樣打開報紙。他是一位退休公務員，幾十年如一日地閱讀同一份報紙。標題醒目：「政府蠻幹、經濟崩壞」、「美國操控台海緊張」、「九二共識才是真和平」。他點了點頭，覺得這篇寫得有理。

他沒有察覺，那張他讀了二十年的報紙，背後的股權早已悄悄變化；不只是資本結構，連語言、觀點與價值傾向，也一點一滴地發生了改變。那不再只是新聞——那是統戰的語言、意識形態的外衣，是一場資訊時代裡，悄無聲息的佔領行動。新聞可以是一盞燈，照亮權力的陰影，也可以是一把劍，刺破社會的謊言。但在資訊戰的時代，新聞也可以是武器，一種包裹在言論自由外殼裡的認知操控工具。

台灣社會走過了報禁與戒嚴，深知壓抑言論的危險性。正因如此，「新聞自由」成為這座島嶼民主化的重要標誌。任何來自政府、政黨或宗教團體的審查行為，幾乎都會被社會輿論強烈反彈。

但正是這樣的制度開放，成為另一種滲透的縫隙。

中國的對台統戰策略，從不只是飛彈與貿易，而是語言與敘事的接管。
它明白，在民主社會裡無法用命令管控媒體，那就用錢，用影響力，用文化親近感，慢慢「說服」媒體，讓它們自願靠近，甚至替其發聲。

而這些過程，大多不經明文，也不見強迫。
是股權交易、節目合作、內容採購、廣告聯播……是一場不流血、不上頭條，卻深刻動搖台灣言論空間的無聲入侵。

這篇文章，將帶領你穿越這些潛伏在日常中的力量，看見紅色資金如何滲入媒體，看見一場文化反抗如何點燃《返校》與街頭，看見民主如何在自由與防衛之間試圖拿捏尺度。因為我們必須認清：新聞自由不是結束監控之後的放任，而是開始守門的智慧。

二、紅色資金進場：中國如何滲透台灣媒體系統

2008年，中天新聞台的一則評論節目悄悄改了節目企劃方針。製作會議上，負責人說了一句話：「我們要打造兩岸和平共識的新聲音。」這句話聽起來溫和，但對資深記者而言，意味著——某些事不能再深挖、某些詞不能再使用、某些立場得重新表述。

在台灣媒體生態中，這樣的變化從不直接下令，而是經由「內容策略」、「市場導向」、「大股東建議」等方式滲透。
而這一切的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來自中國的政治與資本聯合力量。

資本滲透的第一階段：從市場進場，到話語接管。

中國對台媒體的介入並非一夜之間完成，而是透過長期佈局與「灰色路徑」滲透。他們的做法包括下面幾種：

1. 以港資為外殼，中資實控：許多進入台灣的媒體投資，表面為港商背景，實際資金來源則與中共政協、統戰部系統有關。

2. 內容授權與聯播機制：部分台灣媒體購買中國央視、鳳凰衛視節目轉播權，藉此頻繁置入中國官方觀點與敘事術語。

3. 文化包裝統戰：推廣「兩岸一家親」「和平發展」等軟性說詞，逐步稀釋台灣社會對中國政權的防備與歷史記憶。

4. 新聞自主權限縮：有媒體內部被揭露須依照「紅色指引」審閱稿件，或設有特定主管負責監控是否觸犯「對岸敏感線」。

這些行為常被冠以「商業合作」、「文化交流」的名義，然而實質是統戰行動的延伸：削弱台灣社會對獨立主體性的信念，建立『中國友善』的言論場域。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莫過於旺中集團的發展與爭議。

2012年，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意圖收購中嘉有線系統，引發社會大規模抗議。民間團體擔憂：一旦收購成功，旺中旗下將掌握超過台灣半數有線電視頻道，新聞言論將可能受到來自中國的實質控制。

蔡衍明雖否認與中共有關，但在多次受訪中表態「六四沒死人」「中國言論其實很自由」，立場引發社會廣泛質疑。中天新聞也因明顯偏頗報導、操控標題敘事而多次遭NCC開罰，最終在2020年被撤銷執照。

這起事件標誌著台灣社會首次以民主機制介入新聞結構的權力審查。它不只是媒體倫理問題，更觸及資訊主權與國家安全的底線。

滲透的特徵在於它不是統治，而是自我馴化。最令人憂心的是，中國的媒體滲透並不需要命令、也不需要強制——它只需要提供資源、營造依賴感，讓媒體自我審查、自我靠攏、自我中性化。在長期的商業合作與政策引導下，部分台灣媒體習慣性地避免報導中國負面新聞，或在香港、新疆、台灣議題上使用中國官方語言：「反中勢力」「暴力分子」「祖國統一」「兩岸和平紅利」。這些語言，看似無害，但實則是在一點一滴地侵蝕公共敘事的主權與判準。

當媒體為了經濟利益而交出政治原則，當新聞語言不再由島上的現實生成，而是來自另一套統戰語法，我們要問的就不只是「誰買了媒體」，而是——我們的認知，是否還是我們自己的？

三、從「反紅媒」到《返校》：一場資訊主權的文化反彈

2019年6月23日，台北街頭出現一場不同於以往的遊行。

主題不是勞權，也不是婚權，而是「新聞講真話、媒體不紅色」。幾萬名群眾聚集在自由廣場，高舉手製標語，上頭寫著：「拒絕紅色媒體，守護台灣民主」、「媒體應該是公器，不是中共的傳聲筒」。

這場被稱為「反紅媒大遊行」的公民行動，起因於一支影片：一名年輕YouTuber紀錄他潛入某電視台實習，揭露其新聞如何被要求操作「親中立場」，引發輿論震動。不同於過往由政黨主導的抗議，這場遊行沒有政黨旗幟、沒有大型舞台，只有一群來自校園、網路、設計圈、文字工廠的年輕人，說：我們不要被騙了。「紅色媒體」不只是對岸滲透的代稱，更是一種對資訊失控、話語被劫持的焦慮與反彈。

在社群世代中成長的台灣年輕人，面對的不是報禁，而是資訊爆炸與假新聞氾濫。
他們熟知媒體被操弄的語法、習慣搜尋「背後原因」、知道點閱標題未必代表內容真實——他們不願再相信媒體是唯一真理，也不願成為被統戰話術宰制的沉默者。因此，「反紅媒」不只是政治事件，更是一場集體資訊識讀的再教育。
這一世代不只要求新聞講真話，也要求能夠「自己辨識真話」，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始主動創造自己的敘事。

2019年秋天，一部改編自同名遊戲的電影《返校》悄然上映，迅速在台灣社會引發震盪。它不只是商業票房的成功，而是一場跨越世代的記憶喚醒：一個在白色恐怖年代長大的社會，第一次透過主流媒體，以大銀幕的方式，直視自己的禁語史。

但若要理解這股文化力的源頭，就不能不提起它的起點——2017年由台灣獨立遊戲團隊赤燭遊戲製作的《返校》原始電玩作品。

這是一款風格陰鬱、節奏緩慢的2D敘事型遊戲，背景設定在1960年代戒嚴下的台灣。玩家扮演一名少女，在一座被神秘力量籠罩的學校中探索真相：一位老師因秘密舉辦讀書會而遭逮捕，另一位學生因告密而陷入自責與崩潰。
沒有武器、沒有對戰，只有逐步揭開的文件、課桌上的書、牆上的標語、廣播裡令人窒息的命令聲——這些細節，拼湊出一幅屬於台灣社會共同潛意識的歷史剪影。

這款遊戲打開了沉默一代與自由世代之間的對話，也讓許多年輕人第一次「玩到」了自己的歷史。

它的成功，不只在於遊戲性，更在於它用遊戲作為媒介，完成了歷史教育所未竟的事——讓記憶成為一種身體經驗，而非抽象課題。

然而，當這部作品進入中國市場後，卻引來封殺與封鎖。原因無他，正因為它講述的是禁忌：禁書、密告、白色恐怖、言論審查、消失的教師。

在《返校》之後，赤燭團隊推出了更具野心的第二部作品——《還願》（2019），這是一款以1980年代台灣為背景的心理驚悚遊戲，描繪一個信仰崩解、家庭瓦解的悲劇故事。整個遊戲以公寓房間為舞台，融入台灣民俗宗教、報紙、卡帶、電視劇等文化記憶，細膩再現一段封閉年代的心靈孤島。

但這款遊戲的命運更加曲折。

玩家在其中發現一張不起眼的符咒，上頭寫著「習近平小熊維尼」與「腦殘」等字樣（源自中國網民用小熊維尼影射習近平的網路文化）。此彩蛋曝光後立刻引爆中國官媒與網民的憤怒，赤燭被冠以「辱華」之名，遭遇平台下架、社群圍剿、合作廠商終止、作品封禁、官方譴責等一連串懲罰性封鎖。即便赤燭團隊道歉、撤除內容，《還願》仍未能重回任何中國平台，成為一場「思想踩雷」的代價教材。

而當電影版《返校》上映時，它所引起的共鳴已不再只是藝術表現上的突破，而是一場集體的歷史自我修復。影片中的元素——禁書、密報、教師失蹤、廣播中的空洞聲音——與《返校》遊戲彼此呼應，共同構成了一個台灣版的「記憶迷宮」：觀眾既是在觀看故事，也是在回應當代——我們如何對抗那些讓歷史變得單一、讓社會變得沉默的力量？這也是為什麼，在《返校》的評論裡，許多觀眾會提到今日中國的現況，並將《返校》視為「只有在自由社會才可能誕生的作品」。

它讓人意識到：自由社會最大的防線，不只是制度，而是願意記得、不願噤聲的文化敘事。這些事件也讓更多台灣玩家與創作者清醒地看見：所謂的市場開放，原來建立在高度政治化的敏感詞條與言論控制之上。更深刻的是，它說明了一件事——在紅色滲透的現實裡，文化不是中立之地，而是統戰的前線。

台灣近年的文化創作領域，從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到桌遊、漫畫、Podcast、數位遊戲，都出現對新聞倫理、言論控制、假訊息操控的反思與重構。

這不只是文藝潮流，而是一場新的政治表達模式——當傳統抗爭形式逐漸疲乏，文化創作提供了另一種動員想像：
讓反抗進入娛樂，讓歷史進入主流，讓抵抗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這場資訊主權之爭裡，真正的武器未必是街頭，而是對真相的渴望，對語言的重構，以及對誰有權說故事這件事的持續提問。

四、民主的矛盾：言論自由是否容許敵意滲透？

在所有民主價值之中，「言論自由」始終被視為不可退讓的底線。它之所以珍貴，不在於它能讓人說對的話，而是連錯的話也可以說。
但當一種敵意的訊息，不是來自內部的異議，而是來自一個企圖顛覆制度、取代主權、以民主為掩護進行統戰的政權時——言論自由，是否仍然必須無條件守護？

這正是今日台灣在中國資訊戰面前，所不得不面對的核心矛盾。

中國對台灣的言論操作，早已不是單純的「觀點交流」，而是一種系統性、資源化的認知作戰。
這種滲透形式包括但不限於：

1. 輸出政治語言：「兩岸一家親」、「祖國和平統一」、「境外敵對勢力」等，逐步替換本土敘事語彙；

2. 資助親中媒體：藉由廣告、訂閱、採訪旅費等方式間接影響報導傾向；

3. 操作社群言論：部署網軍與假帳號散播恐慌、操控輿論、製造社會撕裂；

4. 干預選舉資訊場：在選舉期間針對特定候選人進行假訊息攻擊或包裝。

這些行動並非偶發，而是來自黨國體制主導的長期戰略計劃。台灣作為開放社會，正暴露在這種「你無法用同樣規則反擊的非對稱資訊戰」之下。

民主社會最大的魅力在於「即便你反對我，我也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但當對方的目的是利用這種開放來削弱你的制度、破壞你的共識、甚至讓你不再相信言論本身，這條原則是否還能堅守？

台灣社會曾在中天新聞台的執照爭議中掙扎過這個問題。有人主張撤照是「政府干預言論自由」，有人則認為這是對「假資訊系統性操作」的制度性回應。最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以「重大違規與公信力破產」為由不予換照，引發激烈爭論。

這不是一場新聞自由的內部辯論，而是在面對外部滲透時，民主是否有自我防衛權的試煉。

台灣不是唯一面臨這場戰爭的民主國家。
在歐洲，俄羅斯長年操作RT（今日俄羅斯）與Sputnik進行假資訊干擾，歐盟最終決定全面封禁其對內傳播，稱其為「惡意外宣機構而非法媒體」；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揭示TikTok與微信的數據安全風險與審查機制，將其視為國安問題而非言論問題；在澳洲與捷克，政府設立反資訊干擾工作小組，專責追蹤敵意政權對學術、媒體、文化的滲透行動。這些例子都顯示：在21世紀的資訊戰中，民主國家的核心防線不再只是軍隊與邊界，而是公民的認知能力與資訊主權的維護能力。

言論自由不是沒有邊界，而是應當清楚界定：

當一種言論的本質是要消滅其他言論，它就不再只是言論，而是攻擊。而民主的真正價值，不在於包容一切，而在於捍衛一個健康、多元且不被佔領的公共討論空間。

五、制度的鬆動與公民的覺醒：誰來守住資訊邊界？

面對紅色滲透的無聲進攻，台灣的法律制度在近年開始逐步修補漏洞。2019年《國家安全法》修正案通過，增訂「滲透來源條款」，明文規定不得接受境外敵對勢力的指示、委託或資助從事政治獻金、遊說、選舉等活動，違者可處刑責。這是台灣首次將「滲透」這一概念納入法制結構中，目的正是回應一種「不開戰卻顛覆社會」的敵對模式。此外，政府也開始推動有關「假訊息傳播」的法規討論，特別是針對選舉期間散布不實資訊的刑罰機制。不過，這些立法行動也引發自由派輿論的警惕：如何區分「惡意滲透」與「異議言論」？怎麼定義「不實」？這些問題至今仍無清晰共識。正因如此，制度性防線雖已建立初步輪廓，但仍需公民社會持續監督，以防法律變成新的審查工具。

制度之外，更根本的防線，是公民的認知力。

過去十年間，「媒體素養」不再只是新聞科系的專業詞彙，而被納入中小學教育體系，成為民主素養課程的一環。學生不只學寫報導，也要學會辨識假新聞、追溯資訊來源、分析媒體背後的資本與立場。這是台灣第一次嘗試讓下一代成為「資訊社會的守門人」，不再只是被動接收者。

另一方面，非營利新聞平台如《報導者》《沃草》《鏡週刊調查線》等，也在新聞亂流中提供另一種範本：以長報導、專題式、揭露資本關係為主軸，強調透明、公信與責任。這些媒體未必有龐大流量，但在培養深度閱讀與思辨上，已成為台灣公共知識場的重要支撐。

同時，一群來自公民社群的年輕人，投入了事實查核、社群抗謠言、資訊圖像解構等行動。他們在LINE、YouTube、Facebook上主動設立「抗訊息操控」機制，讓資訊場不再是敵意言論的單行道，而變成一場民主與假象的拔河。

在這場資訊主權保衛戰中，公共媒體本應扮演守門人角色。但多年來，台灣的公廣集團始終面對預算不足、政治干預、收視邊緣化等結構性困境。雖有《公共電視法》保障其編採自主，但政黨輪替、董事會卡關、文化政策失衡等問題，使其難以成為社會共識的承載平台。

許多人呼籲：「民主社會需要一個不被收視率綁架、不向資本低頭、不靠演算法生存的媒體空間。」這不只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更關乎整個社會是否願意共同投資一套真正「屬於公眾」的媒體生態。因為資訊戰不是一時之戰，它需要一個持續供養公民能力、培養公共討論質地的制度性土壤。

民主不是免疫的，它需要不斷修補，尤其是在一個資訊可以被複製、操控與包裝的時代。台灣社會已經開始行動——從立法到教育、從獨立媒體到社群行動——但這只是起點。真正能守住資訊邊界的，不只是法條與技術，而是那個願意相信公共真實仍值得捍衛的公民社會本身。

六、結語：自由的防線，是我們共同的記憶

言論自由，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的恩賜，而是歷經壓抑、流血、沉默之後，一點一滴爭來的空間。在戒嚴時代，不能說的話如牆，如網；而如今，在資訊戰的時代，過度的噪音與敵意的操控，也正在將這些話再度淹沒——不是以封口的方式，而是以操弄、複製、稀釋的方式，讓真話失去重量。

中國對台灣的資訊滲透，不是用來說服，而是用來混淆。不是為了讓你相信某個立場，而是讓你什麼都不再相信。當公共語言變成雜訊，當新聞變成操作，當媒體不再是公共服務，而是私利、意識形態與紅色資本的戰場，那麼整個民主制度的基礎，也會隨之動搖。

我們必須承認：在一個開放社會中，最難守住的，往往不是邊界，而是信任；最容易崩塌的，也不是政體，而是語言本身。

但台灣仍有它獨特的韌性——這種韌性，來自於我們曾經被禁聲的歷史經驗，也來自於我們願意記得那段歷史的人。從街頭的反紅媒運動，到螢幕上的《返校》與《還願》，從法案修訂到媒體識讀教育的推展，從調查報導到Podcast與獨立出版的繁盛，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文化防衛的覺醒，一種對自由不可輕棄的執著。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不說，我們的故事就會被別人代替；如果我們不記得，歷史就會被改寫；如果我們不守住資訊的邊界，那麼哪怕制度還在，靈魂也早已不在其內。

民主的防線，不只在憲法裡、法條中，它更存在於每一個願意思考、質疑、查證、說出真相的人的心裡。
自由的防線，說到底，是我們共同的記憶，是我們願不願意為它發聲、為它站出來、為它留下證據。

那不是別人的責任，而是我們自己，作為島嶼居民、作為公民、作為說話者，最溫柔也最強大的抵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