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认罪：阿桑奇案中的制度性荒谬——当揭露战争罪成为犯罪本身

阿桑奇“获释”了。
但他是以认罪的方式走出牢门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反常识的结局：
他没有被判无罪，没有被平反，甚至没有被承认“做了正确的事”。
相反，他必须正式承认——自己非法获取并发布了真实信息。

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历史时刻。
因为它不是司法的妥协，而是制度完成自洽的最后一块拼图。

一、事实为真，却必须有罪

在阿桑奇案中，有一个从未被真正推翻的前提：

• 泄露的文件是真实的

• 战争影像没有被证伪

• 平民伤亡不是伪造

• 美军内部记录本身并非虚构

换言之，事实层面从未失败。

那么罪名从何而来？

答案很清楚：
不是“你说的是假话”，
而是——你不该说真话。

这正是该案最危险的逻辑倒置之处。
真相本身，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

在这里，法律不再裁决真假，
它裁决的是谁有资格说话。

二、认罪协议：披着程序外衣的制度性勒索

很多人为这次“认罪协议”辩护，说这是司法现实主义，说这是当事人理性选择的结果。

但如果仔细看这个结构，就会发现它更接近一种制度性勒索。

• 无限期羁押

• 审判一拖再拖

• 司法程序被时间本身武器化

• 身体与心理的持续消耗

在这种条件下，“认罪”不再是对事实的承认，
而是对生存概率的计算。

当国家掌握无限拖延的权力时，
所谓“选择”就只剩下一种形式。

这不是法律程序，这是时间武器。
它不需要证明你有罪，只需要让你等不起。

三、制度为什么“必须”要一个认罪？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阿桑奇有没有违反某条技术性法律。

而在于：
制度是否承受得起一个无罪释放的阿桑奇。

如果无罪释放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 揭露战争罪是一种正当行为

• 国家安全不能覆盖一切伦理底线

• 公民与媒体拥有实质性的监督权

• 国家暴力并非天然神圣

这是制度无法承受的后果。

因为一旦承认这一点，
那么下一位记者、下一次泄密、下一段影像，
都可能获得合法性。

所以制度必须制造一个先例：
不是“你错了”，
而是——“即便你说的是真的，你也有罪。”

这不是对一个人的审判，
这是对一种行为的定性。

四、斯诺登与阿桑奇：未完成与已完成的惩罚

斯诺登与阿桑奇，构成了一组极其清晰的镜像。

斯诺登的惩罚是悬空的：

• 永久流亡

• 无法回国

• 未经审判，却终身有罪

阿桑奇的惩罚是完成的：

• 正式起诉

• 正式认罪

• 正式写入司法记录

一个被悬挂为警告，
一个被钉死为范例。

前者告诉你：你将永远无法回家。
后者告诉你：你会被写进历史教材。

五、真正的危险：认罪即历史定调

阿桑奇“认罪”的最大后果，并不在当下。

而在未来。

未来的法律教材会写：

阿桑奇承认其行为违法。

未来的舆论会被简化为：

他自己都认罪了。

而制度正是通过这一点，
完成了对历史叙事的强制写入。

这不是结案，
这是一次对真相合法性的重写。

六、谁才是真正该站上被告席的人？

如果揭露战争罪的人需要认罪，
那么真正的问题就不再是阿桑奇。

而是：

• 那些影像中的死亡由谁负责？

• 那些被掩盖的误杀由谁负责？

• 系统性隐瞒是否构成更大的犯罪？

当揭露罪行的人被定罪，
文明就已经进入了一种防御性崩塌状态。

法律仍然存在，程序依然完整，
但正义只剩下外壳。

结语

阿桑奇走出了监狱，
但他不是自由的。

因为这次认罪真正释放的，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信号：

真相可以被确认，但永远不应被拥有。

这，才是这场审判留给世界的真正判决。

附录：论“非法获取”与国家是否拥有隐瞒真相的正当性

在所有针对阿桑奇的指控中，
**“非法获取信息”**是最常被反复使用、也最少被认真审视的一个词。

它听起来中性、技术化、去道德化，
仿佛一切争议都可以在这里被安全地终结。

但问题恰恰在这里开始。

一、“非法获取”究竟非法在哪里？

在阿桑奇案中，被反复强调的是：
这些材料并非通过“正规授权渠道”获得。

但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是：
这些“渠道”本身是否具有排他性的正当性？

如果所有合法渠道都内建了以下前提：

• 只对体制内部开放

• 对公众永久关闭

• 对违法行为自动豁免

• 对战争与监控行为设立不可穿透的保密层

那么所谓“非法获取”，
本质上只是对信息垄断秩序的违反。

这并不是对“法律”的违反，
而是对信息等级制度的越界。

二、当“合法渠道”只服务于隐瞒

国家最常用的一种辩护是：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获取并公布机密信息，国家将无法运作。

这句话表面上在谈秩序，
实际上在回避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国家是否拥有对公众永久隐瞒其违法行为的权力？

如果一个系统的“正常运作”，
必须依赖于对战争罪、非法监控、系统性滥权的长期隐瞒，
那么真正值得质疑的，
并不是泄密者。

而是这个“正常”。

三、技术性非法，是否能覆盖实质性正当？

这里出现了一个被刻意模糊的概念混淆：

• 程序合法性

• 实质正当性

阿桑奇被定罪的，是前者。
但他所揭示的，是后者的崩塌。

这构成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制度逻辑：

只要获取方式被判定为非法，
那么被揭露的内容本身就无需再被讨论。

于是：

• 战争罪退居背景

• 非法监控消失在脚注

• 公共讨论被压缩成“你是不是合规操作”

制度通过技术问题，
成功逃避了道德与政治问题。

四、国家安全是否等于国家免责？

在阿桑奇案中，“国家安全”被反复作为终极挡箭牌。

但问题在于：
国家安全是用来保护谁的？

如果国家安全意味着：

• 国家可以监控全民

• 国家可以发动不透明战争

• 国家可以隐瞒误杀与违法行为

• 而揭露这些行为本身构成犯罪

那么所谓“安全”，
实际上只是权力免于问责的安全。

这已经不再是安全概念，
而是一种制度性免责条款。

五、如果真相永远不能被合法获得

我们必须直面一个不舒服的结论：

在一个高度保密的安全国家中，
所有真正重要的真相，几乎必然只能通过“非法”方式被公众知晓。

这不是泄密者的道德缺陷，
而是制度设计的结果。

当合法路径被系统性封堵，
非法路径就成了唯一剩余的公共监督机制。

于是，国家完成了一次完美反转：

• 先垄断信息

• 再刑事化突破垄断的行为

• 最终宣称自己是在“维护法治”

六、真正的问题不在“获取方式”，而在“谁有知情权”

如果公众对战争、监控、国家暴力没有知情权，
那么所谓民主就只剩下一种仪式。

而如果公众有知情权，
那么制度就必须回答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真相只能通过非法方式被揭露时，
究竟是谁在破坏法治？

附录结语

阿桑奇案最终确立的，并不是一个关于泄密的先例。

它确立的是一个更危险的原则：

国家可以永远隐瞒真相，
而揭露真相的人，必须先为“获取方式”认罪。

在这种逻辑下，
法律不再保护公众免于权力，
而是保护权力免于公众。

而这，
正是一个制度开始走向防御性腐化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