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黃老之學（8）：道猶張弓

原文

天下之道猶張弓者也，高者印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故天之道，損有餘而益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有餘而有以取奉於天者乎？唯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為而弗恃，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見賢也。

白話

天下之道好似開弓，從高處按往下處舉，損其有餘而補不足。天道是減損有餘而增益不足，人道則減損貧者以奉養富者；誰能使天下公平？唯有道之君吧！所以聖人作為卻不倚仗，成功卻不居功，這是大公無私。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這是何時代的著作？道德之治主要是道法自然，仁義之治關鍵是道法公心，禮法之治可說是道法制度，道德仁義都不可能損不足而奉有餘，因此唯有禮法之治符合，故而此段文章應該出自周朝。

由「天下之道猶張弓者也」這句話可推想，作者或曾歷軍旅，或熟牧獵之事；「高者印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可謂以器物為法、以規矩為法、或以制度為法，就是道法人制之物，故其道理似是而非，民本思想模糊而君本浸染已深，此文章很可能著於周朝前期之末。

「孰能有餘而有以取奉於天者乎？唯有道者乎！」這是希望回歸仁義之道，仁義是合乎公心的及格標準，「損有餘而益不足」正是仁義之舉；觀此足見作者用心良苦，眼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而發出的不平之鳴。

作者認為的天道，只是道法公心的仁義之道，而非道法自然的道德之道。「聖人為而弗恃，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見賢也。」應該參考自「萬物作而弗治也，為而弗志也，成功而弗居也」；「為而弗志」是無為而不執著，如菩薩道不著法相布施，「為而弗恃」則是有為卻不倚仗，如仁義之舉。

「損有餘而益不足」是有為的彌補挽救，屬於【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範疇，仁是有為卻見不著，所謂為善不欲人知，如果「損有餘而益不足」是默默付出則屬仁，若是仗義救助則是義，若只是有善行而無善心，就是禮(如獲取名聲)甚至法(如稅賦減免)。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也】是無為且不得見，如同地球生態滋養萬物般，能夠自然而然理所當然地發生，換言之，仁義之治並非「天之道」，其實它只是對道德之治失敗的彌補，而禮法之治則是對人心失望的約束。

若由道法制度主導施政，【損不足而奉有餘】便易成常態；「為而弗恃」屬於道法公心，其施政會更考慮民生，例如福利政策損富者而助貧者，「為而弗志」屬於道法自然中無為之柔，在無形中創造環境趨勢，使人人都能盡其所能各展所長，自然而然理所當然地達到真正的公平，最為困難卻也最為理想。

作者創作此文時，【損不足而奉有餘】現象已經很明顯，顯示周朝已歷數代統治，估計在前期末、接近中期之時。漢儒將李耳所記的黃老之學改作《道德經》，意在偷換概念，抹除民本思想，改塑為君本，以利漢武帝的獨尊儒術與專制體系，其所以未如周之搜書、秦之焚典，是因劉徹之位承自父祖，而其父祖奉行黃老之學。

【上德不德... 故失道。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泊也而亂之首也】這篇文章是針對周公制禮作樂的批判，周朝所謂的仁、義、德都是基於禮治的基礎下，因此，其治理水準只有56~58分，與道法自然真正的德治80~89分，治理程度差距猶如天壤。

治理水準：道治：90~100分，德治：80~89，仁治：70~79，義治：60~69，禮治：50~59，法治：40~49，暴治：30~39，亂治：20~29，滅治：10~19，亡治：0 ~ 9。道德之治是【道法自然】，仁義之治是【道法公心】，禮法之治是【道法制度】，暴亂之治是【道法私慾】，滅亡之治是【道法仇恨】。

例如周朝的治道評分，周初興仁義之師，殷商軍隊倒戈百姓簞食相迎，期盼周朝能有60~79分的治理水準，哪知周公姬旦強行將民本思想按入棺材，以【道法制度】的禮法之治控制天下，因此，其治理水準只有40~59分，所謂的德，是基於對禮治的維護(58分)，所謂的仁，是基於對禮治的安撫(57分)，所謂的義，是基於對禮治的補救(56分)。

周朝禮崩樂壞這麼快這麼徹底，是因為民本思想還沒死透，就急急忙忙地用君本思想統御天下，直到千餘年後，民本思想才真正消亡，而君本思想才正式崛起，漢武帝之後，朝代更迭只在禮法暴亂滅亡的低階治道區間中反覆輪迴，既是無法理解道德、公心，也是趨勢使然無能為力。

在文明意識青壯期，就維持機能健康一直到老年期，如此，才有返老還童的心氣與能力，透過制度創新、創造環境、普遍修行... 等柔性革命方式，或有可能重返道法自然的治理水準。當然，東、西方文明意識存在兩千一百年左右的時差，只要東方文明意識能夠順利重生茁壯，勢必會影響西方文明的發展，即便改變不了文明意識腐化的進程，也能使其避免重蹈東方文明專制腐化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