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正传. 续章》（4）
第四章 (2020)
我叫阿甘，福雷斯特·阿甘。2020年像一团开了远光灯的乌云，猛地刹在了面前。起初是大家都在拿抢卫生纸开玩笑——全美国突然发现，那种软得像云朵一样的卷纸成了大伙儿的心头肉；接着地图上布满了红点，看着像地球长了麻疹。
大伙儿开始学习如何在不往人脸上喷气的情况下，表达“我挂念你”。有些人烤起面包来，劲头大得仿佛文明就指望那层酥皮续命了；我则在院子里割草，割出笔直的线条，这是我平复心情的一贯药方。
他们让我们戴上口罩。在我老家，口罩这玩意儿要么是抢劫马车时戴的，要么是过敏季节割草时戴的。现在，它代表你对别人有礼貌。护士朋友们解释着什么“R值”和需要“压平的曲线”。我不是个算术好的人，但我确实懂得曲线——草坪上到处都是——而且我相信，该出手压平那些找麻烦的曲线。
消防站让志愿者们先在家里待一阵子；在那段日子里，“家”就是我们最稳当的避风港。我在我的浓汤锅上贴了张条子：暂停，没退。 整个小镇安静了下来，那种寂静，只有鸟儿和电冰箱才懂得欣赏。教堂搬到了屏幕里。珍妮阅览室熄了灯，坐在那儿像个守口如瓶的好伙计。街头的谢尔盖开始用 3D 打印面罩，能为大伙儿的勇气造几扇“小窗户”，他看起来挺乐呵。
再接着，我的味觉好像休假去了。咖啡喝起来就像没放鹽的白汤。我告诉自己这没啥大碍，但这向来是我最蹩脚的医疗对策。紧接着，高烧就不请自来了，完全没打算征求我的意见；还有一阵小咳嗽，练着练着就成了精，变得惊天动地。等我终于承认自己需要帮手时，队长丢在我家走廊上的那个脉搏血氧仪闪烁着一串数字，看起来像是一个我输不起的比分。
救护车礼貌地抵达了——灯光调得很低，警笛也压低了嗓门。急救员穿得厚实得能直接在月球漫步并带回标本。他问了些问题，而我的回答变得越来越短。救护车里闻起来像是“正在苦思冥想的酒精”。
到了医院，他们动作麻利，手上却带着那种对付受惊小狗或是老头子时的温柔。每个人的脸都玩了同一个把戏：上半截是慈悲，下半截是严肃。我就在那儿见到了玛雅护士——她那种护士，能一个动作就量准你的体温并带走你的恐惧。她的眼睛带着笑意，那种眼神，就像是一个人已经预先原谅了你的生病。
“阿甘先生，”她隔着两层口罩和面罩说，“我们要帮你顺顺气。”
“我这口气喘了大半辈子了，”我告诉她，“不过确实需要点专业指导。”
ICU 代表重症监护室，那是医生的黑话，意思是“所有人都在盯着瞧”。它也代表“我看着你（I See You）”，当护士赶在病历卡之前先记住你的名字时，就是那种感觉。屋里全是机器，叫唤起来像一群小心翼翼、满怀歉意的雏鸟。事实证明，氧气是一种贷款：医院从未来借了一些给你，并要求你的肺以后连本带利还回去。
他们把一台平板电脑架在带轮子的小架子上——那种很有礼貌的医院家具。“有家属吗？”玛雅问。
“有，”我说，“他可是个弄潮儿。”我是指他能摆弄任何会闪光的设备。
“我们可以让他过来，”她说，“透过玻璃‘见’一面。”
他们和我儿子通了视频。他在那个小方块里出现了，我的心猛跳了一下，监护仪证实了这一点。他坐在厨房桌子旁，灯光打得很好，眼神很勇敢，嘴角却很紧绷，那是人在强忍风暴时的模样。
“嘿，爸爸，”他说，“是我。”
“我知道，”我告诉他，这是我整天里感觉最笃定的一刻。
我们没有争吵。这些年我们一直攒着这股劲，事实证明这股劲有更好的花法。我告诉他我很抱歉，以前我有多少次听他说话就像在听隔壁屋开着的收音机。我告诉他，我本该像他研究我的浓汤那样去研究他的话——耐心点，边品边学。我告诉他我爱他，没整那些花里胡哨的词儿。
“爸，”他狠狠咽了一下口水，“别走。”
“儿子，”我说，“我还有草坪要割直呢，等你把那项‘工程’（生娃）提上日程，我还有孙辈要宠呢。而且，我还没教你那两招捕虾秘籍，哪本手册里都翻不到。”
他点点头，仿佛承诺也能当氧气使。我们就那样待了一会儿——他在他的小方块里，我在我的。仔细想想，一家人其实就是一堆小方块，不断地排成行，直到凑成一副完整的画。
后来，那位眉毛很慈祥的医生解释说，我的肺干起活来像个教会委员会——很真诚，但没效率。“我们可能需要插管，”他说，在见到那根管子之前，这个词听起来像首拉丁文赞歌。我请玛雅先帮我录几段视频。“给我儿子的，”我说，“万一我有阵子没法说话了。”
“我们一起录，”她说。
于是我们照做了。玛雅举着平板，我撑着胆量。第一条是那种男人留在柜台上的实用留言：钥匙在哪，哪位邻居总能借到梯子，还有关于“什么都没设密码”的事，因为我从来没跟密码搞好过关系。第二条是那种塞进午餐盒里的嘱托：按时吃饭。睡觉。别一个人搬重物，就算你搬得动也别逞强。第三条是用尽了整个胸腔的力气才说出来的：如果我没能很快醒来，记得我已经为你醒来过一千个平凡的小日子了。那应该也算点什么吧。
接着我说出了那些本该早点说的话，大抵重要的事总是如此。我告诉他我为他骄傲——不是贺卡上那种客套话，而是那种挺过漫长沉默、能自己立住脚的骄傲。我告诉他我很抱歉，曾经让互联网去调解我们的争端；它是个糟糕的保姆，更是个差劲的法官。我告诉他，我唯一信任的平台就是自家走廊。
管子插进去了。世界收缩成了滴滴声和一片谨慎的天空。我很想告诉你我梦见了什么高尚的东西，但镇静剂可不懂什么叫艺术创作。我梦见珍妮坐在一辆永远不会熄火的汽车引擎盖上，跟着一首我不记得名字的歌踢着脚跟。我梦见一根羽毛正礼貌地跟天花板的出风口争辩。我梦见儿子又变小了，在没什么大活儿的忙碌一天后，蜷在卡车里睡着了——那是最好的一种日子。
时间变成了没有时钟的长廊。护士们进进出出，像学会了倒班的天使。当我稍微清醒点时，玛雅会把平板电脑滚近，侧过来让我的目光能和他对上。护士能从极微小的地方勾勒出爱——两颗瞳孔，以及一颗想帮上忙的心脏跳动声。
当你不能说话时，你可以做一件事：你可以像个言出必行的男人那样点头称是，也可以像签收几个月前订的包裹那样紧紧握住一只手。我这两样都做了。剩下的交给我儿子。他给我读天气。他给我播报正在进行的比赛比分——“人性”十分，“恐慌”九分，赛季才刚开始。他告诉我镇上谁缺什么，以及大伙儿是怎么把东西送到位的。他为当初离开的方式向我道歉，我试着抖抖眉毛让他别放在心上。他保证等“上走廊”合法了，一定要再回来坐坐。他保证会带着好胃口回来。他哭了，是以一个强壮男人的方式：证据确凿，目击者寥寥。
我们在“网上”和解了。这挺滑稽的，因为我从来不信任任何没法搁在桌子上的玩意儿。可我们就那样待着——两个方块，一根管子，一个护士，一堆电路，还有一份忙得不可开交的慈悲，正紧紧拽着所有的线绳。
ICU 的夜晚是私密的场所。机器低声作伴。你学会了分辨哪些是帮忙的噪音，哪些只是为了刷存在感。我用我唯一懂的方式祷告，就是重复那些真实的话，直到它们感觉比恐惧还要大：我在这里。他在那里。爱知道怎么走完这段路。我想，如果上帝能听到这些，祂就能补全我漏掉的部分。
医生们做了医生该做的——科学配上仁心——但我记得最清的还是些小细节。玛雅用毛巾暖着我的手，像日出一样暖和。一位呼吸治疗师对我说，“跟着我吸气”，数数比算术还慢，就像教孩子怎么漂在水上。一位清洁工在门口停下来说，“先生，我们都在为你使劲呢，”仿佛我的床系着一根绳子，另一头连着整栋大楼。
我不知道转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转机总是爱搞偷袭。一天早上，滴滴声没变，但听起来像是因为习惯了希望而显得轻快。医生说：“情况正在好转（Trending the right way）。”“趋势（Trending）”这个词我总把它和那帮在网上爭论哪种鞋最好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在儿，它意味着我的肺终究可能还上那笔氧气贷款了。
管子拔掉了。第一口呼吸的感觉，就像找到了你忘了关的门廊灯。我的喉咙疼得像被外行人撞歪了的教堂大钟。我看着玛雅，试着用剩下半口嗓音开了个玩笑。“我想我会发个帖子，”我说。“标题大大的写上：糟糕的体验，不推荐。”
她的眼睛又笑成了缝。“明天你可以重发一下日出，”她说。
我们给儿子打了电话。这一次我可以慢条斯理地叫他的名字，让它稳稳落地。他静静地哭了，我也回以一个老头版的抽泣。我们凝视着对方，像是一对试图变成窗户的镜子。
“我拉了个清单，”他歪着嘴笑着说，“我们要一起干的事。”
“好，”我说，“把‘坐着发呆’排在第一位。”
“然后是‘吃一顿’？”
“然后是‘吃一顿’，”我表示赞同，“然后是‘谢谢一位叫玛雅的护士’。”
玛雅在镜头外挥了挥手，就像一个正直故事背景里会出现的好人。
几天后，他们把我推到窗边。春天一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练习：树木抽绿，像升了职一样精神；天空蓝得让你以为自带滤镜。一根羽毛飘过，贴着玻璃打听消息。我对它说：“我们还在呢。”它满意地飞走了。
当我终于回家时，房子感觉也憋了好久的气。我把浓汤锅放回台面，贴了张新条子：重新开火。依然不整虚的。 走廊秋千原谅了我的爽约。那天晚上我摆了两副碗筷，分不清是出于习惯还是希望——有时候这两者确实挺难分的。平板电脑响了。儿子的脸出现了，满是像素和耐心。
“爸，”他说，“喘气还顺吗？”
“借的，还了，还给了小费，”我说。“儿子？”
“嗯？”
“关键时刻，你露面了。”
“你也一样，”他说。
这是我不断重复的真相：我们露面了，哪怕“露面”意味着去信任一朵云而不是一张椅子。关于病毒或带宽，我不是个聪明人，但我知道爱是什么。它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唯一密码，而且它能刷开每一扇真正重要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