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权力简史前传1

共产主义的先声

从卢梭说起

共产主义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启蒙时代。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末，流亡英国的法国知识分子伏尔泰在法王路易十五的默许下重返故国。短短数年的流亡生涯使他有机会一睹英国先进的自然科学与政治制度（主要是牛顿和洛克的理论成果），并对此大受震撼。回国后的伏尔泰毫不吝惜对海峡对岸那些新奇文明成果的赞美之情，并将其归功于英国精英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性精神。随后不久，由于对法国君主的独裁统治日益厌恶，一众知识分子逐渐响应高举着理性旗帜的伏尔泰的号召，以激进的战斗姿态宣扬理性精神，将“宗教”、“法律”、“国家”等人们不敢怀疑的概念通通拉到理性的法庭上审判一番。这些人被后世冠名为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而他们之中有一位特立独行的存在——让-雅克·卢梭。

这位出生于日内瓦共和国、有些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早年四处漂泊，最终定居法国并接触到了启蒙思想家们的文化圈子。之所以说他“特立独行”，是因为卢梭对理性的态度与伏尔泰及其后一众年轻启蒙学者们大相径庭。当法国学者们鼓吹着理性的威能、鼓励人民以理性征服自然与构建社会规则时，卢梭却掉头走了一条“反理性”的路。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文中提出，人类的原始社会本处于一种安稳无争的和谐状态，直到某人突发奇想，圈下一块地并宣告“这是我的”，私有财产的概念随之诞生。之后，在各种意识形态的操弄、欺骗和伪装下，私有制终于为人们所默许。人类自此陷入无休止的争端，进而引发了猜疑、嫉妒、竞争、战争等一系列相互伤害的行为。更有甚者，私有制还为人类在自然属性之外又套了一层卸不去的社会属性的枷锁。原本都是娘生爹养、有血有肉的个体，硬是在社会层面被划分出了三六九等！这最终便导致了人类普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

这种境况着实带着几分悲剧色彩，但卢梭认为，人类毕竟还是接受了私有制，不可能再退回史前那个天下为公的世外桃源了。所以后来卢梭的论述就转向了如何在承认私有制的基础上尽量消除人类社会中的不平等情况。

为平等而密谋

然而，后世一批深受卢梭影响的法国革命者可不这么认为。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一位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的革命家——就希望通过废除私有制来一劳永逸地终结全社会的不平等现状。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不断撰写报刊文章向外界传播自己的激进观点。在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之后数年，法国国内的政局依旧动荡。尤其是经过反法同盟战事的连年消耗，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加重。1796年初，刚刚成立的督政府处理粮食供应危机的措施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巴贝夫看准时机，秘密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之人，准备为理想放手一搏、推翻督政府。可惜事情败露，这位宣扬朴素平等主义的革命先驱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

但此事的影响远未结束。密谋中一位名叫菲利普·邦纳罗蒂的社团成员侥幸存活，后来被流放海外。这位邦纳罗蒂出生于意大利，是米开朗基罗的后裔，有着贵族的身份却奔赴法国参加革命，将自己的命运与革命事业牢牢绑在了一起。巴贝夫密谋失败后，他将秘密结社的精神带到流亡之地，据说意大利的著名地下组织“炭烧党”就是由他一手创立。1828年，邦纳罗蒂的《为平等而密谋》一书正式出版，巴贝夫的思想在其中得到了比较系统地阐述。作者在书中将巴贝夫的社团称为“平等派”，并多次致敬卢梭，认为巴贝夫一派建立平等共和国的理想源头正是卢梭的理论。但邦纳罗蒂显然比卢梭更加激进，不仅主张废除私有制，更要以暴力革命实现目标。谁能料想，到了1830年至1848年的法国“七月王朝”时期，一些满怀革命激情的社会主义者几乎将此书奉为“革命者手册”（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巴贝夫主义对激进左派人士的意义不言而喻，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不直接诞生于此，而是另有渊源。

社会主义的诞生

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在工业革命兴起不久、工人权力还普遍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英国的罗伯特·欧文和法国的夏尔·傅立叶等人逐渐意识到改善工人生活和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必要性。他们构想出一个人人平等、分配合理的理想社会，并致力于将其付诸实践。欧文最先着手对自己接手的工厂实施改革，采取了主动提高工资并缩短工时、改善员工住宿情况、严格限制童工劳作、建立工人子女学校等一系列措施。后来于1825年买下美国一个名叫“哈莫尼”的小镇，打算在此创建人人团结互助的乌托邦社区，两年后该计划由于经济问题而宣告破产。傅立叶则构想了一个名为“法郎吉”的理想社区——其名称涵意取自希腊语的“方阵”，意为“有秩序的集体生活社区”，强调合作共生、劳动自由和按需分配等理念。这些人的想法并未真正实现，却着实引起了广泛关注。后来人们逐渐将这类建立乌托邦社会的理想命名为“社会主义”。巴贝夫主义由于宣扬建立平等社会的理想，于是也被归入了广义的社会主义名下。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随即在法国涌现，当此理想与法国人的革命激情相结合，就形成了别样激进的社会思潮。

流亡者的同盟

法国人充沛的革命精力难免影响到近在隔壁的德意志民族。十九世纪初，拿破仑的军事占领在德国境内广泛传播了法国启蒙思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一边眼巴巴看着自己的邻居轰轰烈烈地闹着革命、高呼着“主权在民”的口号不断推翻又重建一个个政权，一边亲身体会国内日益加剧的民权与皇权的冲突，一些德国人终于决定不再沉默。大大小小的起义在德意志各邦国内相继爆发，他们想效仿法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但抗议活动大部分遭到镇压，许多人迫于皇权的威压而出逃至国外。对于那些思想走在时代前沿的流亡者来说，巴黎这座革命大都会自然是他们避难的不二之选。这里天然地洋溢着左翼人士的激情，以至于尽管法国政府对流亡者的态度暧昧，但民众则多将流亡者视为追求自由的英雄而欢迎之。当然了，并非所有移民都怀揣着雄心壮志——许多德国手工业者赶来只是为了谋一份工作。当时巴黎约三分之一的裁缝、鞋匠和木匠都是德国人，而这三个行当的收入都低得可怜（乔纳森·斯珀伯，《卡尔·马克斯：一个19世纪的人》）。

被打压的流亡知识分子希望为未尽的事业继续奋斗；手工业从业者们希望增进与同伴的联系、保障自身权益；激进的社会主义人士（其中不乏刚刚兴起、权益普遍得不到保障的工人阶级）希望建立一个在财产上人人平等的新世界。多方错综复杂的需求，在邦纳罗蒂式的秘密结社精神的催生下，大大小小的结社团体层出不穷。“流亡者同盟”就是这些组织之一。

流亡者同盟由一批流亡巴黎的德国人参照邦纳罗蒂的纲领建立于1834年，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地下组织。其领导人在组织成立早期将“解放和复兴德国”（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定为目标。两年后，以手工业者为主的激进分子们从组织中分裂了出来，自成一派，号称“正义者同盟”。此同盟不断发展壮大，并将奋斗目标逐渐转向为工人阶级争取权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后来由于在法国境内组织暴动，一些成员遭到政府驱逐，不得已来到英国寻求庇护。他们在伦敦建立起了正义者同盟的支部，并发展壮大，逐渐演变成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而同盟的范围也扩展至整个欧洲。由于英国在1825年已通过立法正式承认了工人结社的合法性，同盟更是得以在此创办了名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公开组织，为流亡英国的德国工人们提供教育服务和援助，同时也便于同盟向工人们传播光荣的革命理想（这样兼具公益和宣传性质的工人教育机构在当时并不少见，日后更是成为各地共产党发展党员的一大手段）。

1842年，时年二十一岁的恩格斯被父亲派往位于曼彻斯特的家族合资公司实习时，他几乎不可避免地与正义者同盟的成员相遇了。

马恩初登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一位出生在普鲁士王国的富商之子。信奉路德宗的父亲早早为儿子安排好了今后从商的人生路线。但恩格斯依旧利用有限的自由探索自己的兴趣所在。在服兵役期间，他旁听了柏林大学的哲学课，并自此迷上了当时流行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毕竟跟这帮宣扬无神论的激进学者扯上关系，基本等于公开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

恩格斯的父亲当然深知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危险性。为了让儿子远离这些危险的激进分子，同时也为了锻炼儿子的经商能力，恩格斯的父亲干脆派他前往英国为家族企业工作一段时间。没成想，在英国的经历反倒使恩格斯的心更加躁动不安。他亲眼目睹了当时工人的悲惨境况：每天工时长达12至16小时；童工屡见不鲜，许多儿童甚至经常遭到工头殴打；高速运转的机器十分危险，工厂又普遍缺乏防护措施，导致工伤频发；工人工资低微，蜗居在肮脏拥挤的棚屋或地窖里，营养不良的状况极其普遍。对穷人同情之余，作为一名进步青年，恩格斯在那个欧洲人普遍呼唤变革的年代也渐渐萌生了要以身入局、加入这场时代浪潮的念头（怎样的时代浪潮？详见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背景——十九世纪上半叶欧... ）。

对于在那个年代初入社会的恩格斯来说，“哲学批判”、“工人运动”和“暴力革命”这三个关键词几乎构成了他所关注的全部问题。无独有偶，另一位同样生于普鲁士的进步青年几乎有着与恩格斯相同的眼光、心系着相同的事业。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卡尔·马克斯。

恩格斯在国内醉心于哲学时就已听闻马克斯。当时的马克斯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在德语哲学圈子里小有名气。在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并未对哲学和故乡的政局置之不顾，他依旧会关注普鲁士国内的一份批评专制政府的先进报刊——《莱茵报》——甚至撰写文章投稿。这份报纸的主编正是马克斯。后来他得知马克斯来到了巴黎，就以撰稿人的身份在回国的途中顺道拜访了这位大他两岁的流亡知识分子。两人自此开启了日后持续一生的合作生涯。

马克斯的革命岁月

青年哲学生愤然出走

毫无疑问，马克斯流亡之旅的起因与他学习哲学的经历大有关系。青年时期的马克斯原本并不清楚自己志在何处，索性听了律师父亲的建议，三心二意地跑去读了法律。在大学期间，他偶然接触到哲学，这才好似打通任督二脉，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门艰深晦涩的学科。在柏林大学期间，尽管依旧主修法律，但对哲学极强的兴趣促使他发奋图强，全身心投入哲学研究，还顺便加入了当时风头一时无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圈子。而他惊人的思辨能力很快就引起了周围伙伴的注意，思想比较激进的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就在此期间与马克斯发展出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如果不出意外，马克斯应该会自此在学术事业上大展一番拳脚。只可惜普鲁士国王很快就注意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危险之处，这导致国内的学术自由一再紧缩。于是马克斯愤然断了在大学发展的念想，换了舞台接着唱戏——他办了一份叫作《莱茵报》的刊物，并在上面发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还不忘批评专制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可想而知，当局不久便查封了报刊。不愿噤声的马克斯为了继续写作，就盘算着与朋友阿尔诺德·卢格一同前往言论相对自由的法国去另办一份报纸，取名为《德法年鉴》。

当时已经结婚的马克斯，带着深爱着他的妻子燕妮和刚出生的女儿，举家搬到了巴黎。和恩格斯一样，出国后的他在更加复杂的环境中（尤其是巴黎这个鱼龙混杂的大都会中）注意到了底层人民的困境，并与各类社会主义团体——尤其是一些德国手工业者组成的地下社团——有所接触。那时的马克斯已经逐渐形成了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并开始在《德法年鉴》上发表有关社会主义理想的文章。报纸渐渐打响了名气，据说当时流亡法国的德国大诗人海涅曾在这份报纸上刊登过一首讽刺巴伐利亚国王的诗，不过这也直接导致了该报被禁止在德国地区发售。随后马克斯和朋友卢格的友谊决裂，最终致使报纸停刊。不甘心的马克斯很快又找到了另一份在法国境内发表的、名为《前进报》的德语报刊，打算转战于此。他在《前进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后不久，就受到了恩格斯的拜访。

1844年8月，趁着妻女都回了老家，马克斯与前来拜访的恩格斯在巴黎厮混了几天。两人渐渐发现彼此在思想上居然如此惊人地相似，不仅都精通黑格尔哲学，而且都在出国后将关注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事业上。见面后两人便开始有意识地将哲学批判与构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相结合，试图从哲学层面去论述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出于构建理论的需要，马克斯如饥似渴地展开了跨学科学习，想要将各方知识整合进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他仔细研读了法国革命的历史，学习了圣西门、傅立叶等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又在恩格斯的提醒下对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下了一番苦功。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安心专注于案头工作的生活并未持续太久。1845年，马克斯发表在《前进报》上抨击德国专制政体的文章再次触怒了普鲁士政府。政府已经听闻马克斯的大名，知道他就是早前主编《德法年鉴》的罪魁祸首，于是指名道姓地要求法国政府驱逐马克斯以及其他数名与这份禁报相关的德国流亡人士。没想到法国居然当真向普鲁士的长臂管辖妥协，对马克斯下达了驱逐令。马克斯只得不情不愿地于当年二月再次搬家，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寻求庇护。1845年七月，恩格斯也追随着他最要好的革命同志来到了布鲁塞尔，并提议带马克斯前往家族工厂所在的曼彻斯特，一同对当地工人的生活情况和工人运动进行实地考察。两人返程时在伦敦稍作停留，恩格斯在此将工作中认识的德英两国的激进分子介绍给了马克斯。马克斯因此接触到了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并开启了与此组织深远的合作缘分。

回到布鲁塞尔后，马克斯与恩格斯开始加紧投身于串联各工人组织的工作中，希望建立一个遍及全欧洲的通讯网络，聚集工人的力量为日后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们多是各自为阵，虽然一致希望建立理想的平等乌托邦，但各派理论五花八门，彼此之间难免存在分歧。马克斯一方面要拉拢各派力量，另一方面又极力推崇自己尚在构建中的理论（他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常常写文猛烈抨击那些在他看来“不科学”的、脱离实际的革命理论。这也导致初期的串联工作进行得并不尽如人意。

转折点发生在1847年。经过将近两年的相互来往，马克斯与正义者同盟的关系日益密切。当年六月，马恩二人作为同盟在欧洲大陆的代表，被邀请前往伦敦参加同盟的代表大会。马克斯由于经济窘迫并未到场，不过依旧赞同了大会的决议：将组织的工作重心从地下的密谋活动转移到公开宣传上，并将其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此组织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共产主义者结成的政治团体，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作世界上的第一个共产党。当时同盟中有一位名叫卡尔·沙佩尔的领袖式人物，他在会上设计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847年底，同盟指定马恩二人为组织撰写一份政治纲领（马克斯在这次写作上所投入的心血远多于恩格斯），马克斯在文末引用了这句口号。而那份纲领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宣言》，发稿于1848年一月。

革命爆发

以今天的眼光看，1848年对欧洲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大陆各国群情激愤，革命蓄势待发。抵触皇权统治的人们拒绝承认国家为君主的私有财产，要求建立主权归属于人民的共和国。不出所料，革命的第一枪在法国打响。

七月王朝末期，法国政府与富豪寡头勾结，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尽管法国从大革命时期就先声夺人地喊出了“主权在民”的口号，但现实是新成立的政府并未完全兑现承诺，人民的选举权处处受限。大部分民众既无法真正介入政治，也无力督促政府改变腐败保守的现状。于是，一批温和的中产阶级开始呼吁扩大普选范围，并以集会的方式宣扬他们的主张。为了避开政府对政治集会的严格监管，改革派活动家们将宣传集会伪装成了私人宴会的形式。原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府，突然在1848年的二月紧急下令取缔原定于22日举行的“改革宴会”。人民对政府的积怨瞬间被引爆，集会变成了抗议，抗议又立刻升级为流血冲突。短短几日，这场冲突就以市民占领王宫而告终。法王路易·菲利普一世仓皇而逃，七月王朝就此结束，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临时政府随即成立于二月底。要知道，有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前车之鉴，十九世纪人数众多的保守派们普遍认为共和政体是一种对现存稳定秩序的威胁、是动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因此，随着革命消息的不胫而走，即使向来对流放者宽容的比利时政府也难免对某些外来的激进革命派感到恐慌。当局紧急排查，很快便发现马克斯与布鲁塞尔的某个左翼激进团体一直保持联系，大有在国境内鼓动共和暴动的嫌疑。警察也随之声称发现了马克斯的一笔用于武装起义的赃款——实际上那是他母亲寄给儿子提前继承的遗产。最终马克斯被勒令于1848年的三月3日之前离开比利时——甚至还和妻子一起在期限结束前遭捕入狱，经过一天的看管后才被狼狈驱逐（乔纳森·斯珀伯）。

形势明朗

好在国际上的革命形势一片明朗。革命的成功使得马克斯能够再度来到法国落脚。彼时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不久，其中一位高层左派甚至将马克斯视为英雄而热烈欢迎。其实不仅是马克斯，包括恩格斯在内的几乎所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人物都赶到了巴黎这座革命之都。不久，德意志境内的人民受到法国的鼓舞，各邦国也相继爆发了革命。普鲁士的军队很快便被逼入绝境，国王为了减小损失随即向革命军求和，被迫接受了人民的诉求。听闻此消息，同盟的成员们和德国流亡者们大为振奋，纷纷计划返回祖国。马克斯虽然察觉到此次革命并不彻底，但毕竟国内迎来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他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时机。按照计划，他要回到科隆继续投身自己熟悉的报刊行业，创立一份《莱茵报》的续刊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为日后彻底推翻皇权——并进一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做准备。

回国后，历经一个多月的紧张筹资，续刊《新莱茵报》于当年六月初问世。

另一方面，由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做出了重大妥协，国内很快便成立了由自由派人士组成的内阁，宪法的制定工作也被提上日程。普鲁士制宪大会（负责制定宪法）和法兰克福国民大会（负责统一德意志各邦国）这样的官方组织随之建立。各派民主人士终于有机会参与制定国家的重大决策。马克斯向来轻视向皇权（或资产阶级）妥协的组织，因此他显然不会朝着这个方向发挥自己的政治号召力，而是转身积极投入了由民主人士组成的民间组织，成为了民间意见领袖式的革命家。

急转直下

1848年九月，在北方两个长期受丹麦统治的小公国中，德裔居民爆发了起义，要求摆脱丹麦的统治并合并为统一的德意志邦国。这完全符合德意志人民在革命时期的诉求，普鲁士的自由派政府因此完全有理由支持这次起义。但迫于东边沙皇施加的压力，自由派政府出兵后不久便宣布与丹麦人停战。此时的科隆恰好发生了一桩偶发事件：某位普鲁士士兵醉酒后和平民起了冲突，最后竟演变成士兵在街道上大肆破坏。舆论顿时一片哗然。人民大呼这些士兵不敢上前线抗敌，反而对同胞大打出手。马恩二人趁热打铁，赶紧发动革命上的同志们召开了宣讲大会，前后召集了将近一万名听众，向他们传播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并号召人民与那些普鲁士士兵一拼高下（乔纳森·斯珀伯）。这件事引起了当地警察的注意，他们企图抓捕包括恩格斯在内的相关激进分子——抓捕恩格斯的另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当局注意到了他在暗中训练工人的作战本领，有鼓动武装起义的嫌疑。此次抓捕行动很快就演变为武装冲突。人们堆起街垒，纷纷加入暴乱。政府随即下令实行军事管制。恩格斯担心自己遭清算便逃离了普鲁士。由此可见，新政府已渐渐无法容忍激进分子的所作所为。因此，等到皇权卷土重来之际，马克斯等人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

1848年的十一月，普鲁士国王与制宪大会正式决裂。国王企图拨款给军队却遭到制宪大会的拒绝，一气之下要求解散议会，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大会在被迫解散前紧急通过决议，号召普鲁士公民停止向政府纳税，直到公民代表再次掌握权力。制宪大会完成绝唱，王权便再度攀上主导地位。马克斯很快响应了抗税的号召，不仅以《新莱茵报》鼓动民意，还顺势组织了武装力量发起暴动，结果惨淡收场。马克斯因此以煽动叛乱的罪行被起诉。他自然拒绝认罪。在庭审现场，马克斯为自己做了极其精彩的辩护——他辩称制宪大会捍卫了法律的尊严，而国王才是真正无视现代法律秩序的罪人。结果陪审员深受打动，一致判决马克斯无罪。但他的努力却未能抵挡皇权反扑的大势。1849年初，法兰克福国民大会通过了《帝国宪法》，正式宣布德意志各邦国共同归属于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不久后便以正规程序选举出了德意志的帝王——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以微弱优势当选。毫无疑问，这个选举结果肯定无法令激进的左派人士满意，但没想到就连国王自己也对此大为光火。对这位信奉君权神授（或至少来自其他贵族盟友）的国王来说，堂堂一国之君岂能由平民加冕？国民大会的行为在国王眼里成了对君主威严赤裸裸的侮辱，而国王的行为在国民大会眼里则成了对宪法精神赤裸裸的挑战。当初参与革命的广大群众自然也是愤慨至极，纷纷呼吁国王遵守宪法。民众的声浪不久便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武装起义。这一次，国王顽强地镇压了各地的暴乱。覆巢之下难有完卵，骚乱平定后，皇权的清算随之袭来。政府要将马克斯投入大牢的心思早已有之，只是他们为其定罪的理由迟迟无法得到司法系统的认可（如上文所述的“抗税事件”）。在这次暴乱中，尽管马克斯的《新莱茵报》并未鼓动读者参与抗争，反而一再提倡谨慎行事（乔纳森·斯珀伯），但眼下政府显然忍无可忍，势必要趁着整治动乱一并除掉这枚眼中钉。如果无法惩治，那就下令驱逐。马克斯第一次出走巴黎时并未主动申请离境，因此被吊销了普鲁士公民的身份。于是这次政府选择了动用行政手段，勒令驱逐这名外籍人士——驱逐外籍人士本就属于政府的行政权，符合法规，于是最终得以顺利执行。马克斯的离境使《新莱茵报》也不得不关门大吉。最后一期报纸以红色颜料印刷，一经发售便大受欢迎、不断加印。据说不少人专门购入用作收藏。

被逐出普鲁士后，马克斯在德意志的其他邦国兜兜转转了半个月，最终还是回到法国。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共和国却已物是人非。革命成功后，赶走国王的革命者们的内部又产生了矛盾。起先是处境艰难的广大劳工们要求政府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宣称劳动也是一项天赋人权。政府回应诉求，随即推出一项吸纳失业人员的国家计划，为其提供建设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工作。但实践表明这项国家计划并不可持续，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财政问题。1848年六月，项目被迫关停。工人们深感遭到政府背叛，发起二次革命，结果惨遭无情镇压。此时法国人民要求政局稳定的呼声愈发高涨，不安分的左派激进分子因此渐渐失势。等到1849年六月，马克斯重回法国之时，早已不再受到欢迎。右派主导的政府勉强答应给予马克斯庇护，但条件是让他搬到偏远地区。考虑到那里的卫生条件极差，马克斯权衡利弊后决定举家前往别国寻求庇护。可经过这些年的折腾，欧洲哪个政府不对马克斯的威名畏惧三分？愿意收留他——还要确保未来不将其驱赶——的国家寥寥无几。再三考虑后，马克斯决定离开欧洲大陆，前往英伦岛屿。当时的英国正值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风头正盛的帝国收留了这位困顿窘迫的革命家，马克斯自此在伦敦长居三十四年，直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