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供养的学术掮客如何编排埃及农村｜专家统治·第四章
专家统治 · 第四章 · 农民的建构与再建构
在后殖民世界的学术想象中，“农民”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借由这种抽象化，一类人类群体变成了一个专业领域，成为了专属学术期刊的主题，以及一套独特理论与描述体系的客体。“印度、埃及、墨西哥的村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类学家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在开启对该领域的简史回顾时这样问道。“近五十年来，人类学家（绝不仅限于此）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与村民同吃同住，向他们提问，观察他们的行为，并在书籍和文章中描述他们的发现。”福斯特指出，起初他们将自己的研究称为对“乡民（folk）”社会的研究，但在二战后，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农民（peasant）’是一个更恰当的词，于是‘农民研究’这一新的分支领域便应运而生。”1
福斯特是在为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Richard Critchfield）的《沙哈特：一个埃及人》（Shahhat: An Egyptian）一书撰写前言时发表上述言论的。他极力推荐这本书，认为它准确地描绘了世界各地农民的真实面貌；该书也因此成为开罗各大酒店书店的畅销书，以及美国大学里介绍第三世界的首选读物。这本书属于农民研究中的一种体裁，相比于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中东研究为这种体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大本营，我将这种体裁称为“描述性现实主义（descriptive realism）”。该书的一位书评人写道，克里奇菲尔德将农民的生活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一系列构图精美的照片……将它们拼凑在一起，便能让我们看到并感受到埃及费拉（fellah）文化的轮廓与实质。”2 然而，尽管该书标榜“照片般的现实主义”，但仔细阅读便会发现，克里奇菲尔德笔下的“真实农民”其实是由早期的各种表述建构而成的。它就像一幅拼贴画，将人们熟悉的东方主义意象，与从早期著作——尤其是亨利·阿尤特（Henry Ayrout）所著的同类畅销书《埃及农民》（The Egyptian Peasant）——中摘抄（实际上是剽窃）的片段拼凑在了一起。
本章旨在考察克里奇菲尔德笔下“埃及农民”的谱系，这不仅是为了揭露这些重复与借用的行径，更是为了提出一些更宏大的问题。农民研究中这种现实主义体裁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缺乏对乡村社会进行更具批判性审视的中东地区，却在这种体裁中占据了如此突出的位置？为什么其研究结果会被如此广泛地接受，甚至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经典的地位？为什么对农民的现实主义刻画似乎不仅需要从早期著作中借用素材，还需要将历史、西方以及西方作者的身影从画面中抹去？总而言之，在所有这种现实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究竟是怎样的政治运作在发挥作用？
半个多世纪前，农民研究作为一个新的专业领域应运而生，其起源可以相当精准地定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农村人口组织起来反抗欧洲占领国的广泛叛乱中。例如，在阿拉伯世界，一战后埃及、摩洛哥、叙利亚和伊拉克爆发了农村起义，紧随其后的是1936年至1939年的巴勒斯坦起义。这是第一场持久的反殖民叛乱，英国不得不动用其三分之一的武装力量进行镇压，并成立了一个殖民专家委员会来调查巴勒斯坦的农村生活，以解释叛乱的起因。在印度支那，20世纪30年代初成功建立自治苏维埃的农民起义，成为了皮埃尔·古鲁（Pierre Gourou）的名著《东京湾三角洲的农民》（Les Paysans du delta tonkinois, 1936年）[译注：越南的东京地区，现在广泛地被称为红河三角洲]等研究的时代背景。该书细致地描述了越南现有的“道德与社会”体系以及农民“令人震惊的悲惨物质条件”，并警告殖民当局在维护这一体系时面临着极其“微妙”的任务。该书警告说，如果无视作者的忠告，任由这个“传统”世界崩溃，那么农民就会“对自身的贫困有清晰的认识，并将思想集中于此。”3 随着叛乱的蔓延，专家们也紧跟局势。巴勒斯坦的起义波及了埃及的内陆省份，那里的政治组织和经济抗议在1938年和1939年愈演愈烈。4 几份关于农民状况的诊断报告被付梓出版，其中就包括阿尤特关于埃及农民的著名研究。该书于1938年首次出版，原名《埃及费拉的风俗习惯》（Moeurs et coutumes des fellahs），声称首次为埃及“农民生活的现实”拍下了“照片”——而该书也顺势将自己与古鲁关于越南的著作相提并论。5
农民“究竟是什么样”的这幅图景，有着一段奇特的历史，这从这类文本后来的再版情况中便可见一斑。古鲁的研究于1955年被“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翻译成英文，并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间，成为研究越南农民起义最重要的资料之一。6 阿尤特的著作是在法国写成的，当时这位埃及作者正在那里接受培训以成为一名耶稣会神父。该书先后被翻译成阿拉伯文（1943年）和英文（1945年），随后，随着外国对埃及关注焦点的转移，又于1954年被译成俄文，最后在1963年于美国再次出版了英文版。7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在印度支那等地事件的推动下，以及在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等人物的敦促下，美国学术界对农民政治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鲍尔斯作为1960年大选民主党纲领委员会主席，曾确保美国承诺对第三世界采取新的经济政策。8 阿尤特的《埃及农民》出版时，由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莫罗·伯格（Morroe Berger）撰写了导言，伯格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国研究当代中东的资深学者。在该书初版25年后，伯格指出，尽管埃及农村的政治意识仍然“几乎没有开始发展”，但纳赛尔总统的政府现在正试图“唤醒农民的野心与期望。”9 在这些观察之前，是切斯特·鲍尔斯亲自撰写的前言，他警告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每一个角落，“农民们正从冷漠和绝望中觉醒，提出尖锐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并且随着“共产主义煽动者”的蔓延，他们现在“构成了颠覆和动乱的沃土。”10
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埃及未能将其国内外政策与美国不断扩张的地区利益相契合，美国帮助纳赛尔应对农村骚动和不安的兴趣随之消退。扩张美国权力的需求反映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尤其是越南战争的加剧。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最初对农民村落产生人类学兴趣的地方正是越南，这绝非巧合。1964年至1967年间，他曾在那里担任《华盛顿星报》的记者。他在自传中解释道：“一开始是报道事件（传统新闻业），最后却变成了对普通人文化的研究（业余人类学）。这就是那样的一场战争。”他补充说，这与上一代法国民族志学者皮埃尔·古鲁的观点遥相呼应：“到1967年，恢复越南的传统价值观是拯救这个国家的唯一机会。”11 克里奇菲尔德的第一本书《漫长的伪装：越战中的政治颠覆》（The Long Charade, 1968年）向美国读者介绍了南越的英国军事顾问的观点，这些顾问代表了早先在马来亚和巴勒斯坦积累的应对农村“恐怖主义”的殖民专业知识。在他们的帮助下，他解释说，越南战争不是一场民族解放斗争，而是一个“法律与秩序”的问题。政府的警察力量已被农村的恐怖主义削弱，只有在“城镇和村庄重新建立永久的安全”，才能重新确立“传统”的领导人和价值观。12 “村民是关键。但是，如何才能足够了解他们，从而帮助他们对抗正在摧毁他们信心和文化的恐怖主义呢？”克里奇菲尔德写道。13 离开越南后，克里奇菲尔德继续走访并撰写了关于印度尼西亚、印度、毛里求斯、伊朗以及最终是埃及的村庄的文章。1974年至1975年间，他在埃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了解上埃及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后来成为了他的第一部完整村落研究著作《沙哈特：一个埃及人》的主题。
1974年至1975年标志着美国对埃及农村重新产生兴趣的开端，因为萨达特总统放弃了其前任的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向美国靠拢，并重新向私人资本投资开放国家。《沙哈特》出版于1978年，即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两个月后，当时他在美国的声望正处于顶峰。此时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罗伯特·施特劳斯（Robert Strauss），他当时是白宫的中东事务顾问，也是萨达特访美的协调人，包括当年晚些时候与以色列举行的戴维营谈判。尽管《沙哈特》未能像阿尤特的书获得切斯特·鲍尔斯的前言那样，获得施特劳斯作序，但作者的导言却在不经意间将农民研究置于了美国在埃及利益的语境中，这其中就包括像罗伯特·施特劳斯这样的人的利益。导言总结了作者对萨达特的一次采访，萨达特被描述为“埃及第一位真正出身于费拉（fellaheen）的统治者”（事实上，他是一名为驻埃英军工作的小职员的儿子，幼年时就从外省搬到了开罗）。14 作者告诉我们，总统“对这个故事中提到的快速变革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深感担忧，尤其是在村庄里”，而他对埃及农村的计划包括转向种植“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并“向农业工业投入巨资”。将农田从村庄的控制下转移到大型商业机构手中，恰好符合美国农业综合企业的利益，包括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对它们而言，戴维营协议确认了埃及对美国软饮料公司抵制的终结，并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新市场。两家公司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埃及启动了投资项目，其中包括一个占地两万英亩的柑橘种植项目，用于生产软饮料浓缩液。该项目是由埃及政府“食品安全”顾问塔哈·扎基（Taha Zaki）与百事可乐的一位董事——即白宫顾问罗伯特·施特劳斯——共同谈判达成的。15
正是在美国对埃及经济和社会重新产生兴趣的这个新时期，克里奇菲尔德出版了他对埃及农村人真实面貌的记述。我们被警告说，正如“当今任何发生在第三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故事”一样，这本书触及了“文化和心理动荡”这一艰难的领域。故事的核心人物沙哈特是一个相当任性的青少年。据说他在许多方面“是广大埃及穷人的典型代表”，而且由于他的同乡“都代表了当今第三世界的人们”，作者告诉我们，他“发现沙哈特及其面临的问题具有典范意义。”这些问题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所面临的：他需要在一位溺爱且专横的母亲的要求下，适应其软弱且酗酒的父亲最近离世的事实（正如罗伯特·费内亚 [Robert Fernea] 在其书评中所言，“弗洛伊德式的建构萦绕着整个场景”）。16 沙哈特的生活被呈现为“一个深具传统的埃及人在面临生活方式的骤变时……如何成年的故事”，它应被解读为“现代化”这一更宏大戏剧的个体演绎：在六千多年里“从未改变过生活方式”的村民们，被迫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去适应现代性。17
当然，村落生活六千年来一成不变的观念完全是虚构的。仅以19世纪为例，上埃及的这个地区见证了与印度、阿拉伯和苏丹长途贸易的衰落与几乎绝迹，见证了当地纺织业的崩溃，也见证了土地私有制、出口作物、蒸汽驱动灌溉泵以及霍乱等流行病的引入和蔓延。大型商业庄园建立起来，其中包括沙哈特所在的村庄在1952年革命前一直隶属的“封建”庄园，它后来成为了为埃及制糖公司供货的甘蔗种植园。欧洲军队也来了——毗邻沙哈特村庄的库尔纳村（Qurna），很久以来一直因其居民武装抵抗拿破仑的法国士兵而在当地被铭记18——村民们自己也首次被征召加入现代埃及军队，并被迫纳税来供养这支军队。1822年至1823年间，该地区的工匠和农民起义反抗征兵、征税以及当地纺织业遭到的破坏。他们聚集了一支数百人的武装力量，并将总部设在沙哈特所在的布艾拉特村（Bu'airat）。他们向当地驻军进军并将其洗劫一空，导致起义蔓延到周围的整个乡村。政府派遣了由欧洲军官指挥的援军，将布艾拉特村夷为平地，并围捕、屠杀了起义者。19 后来，警察局和电报线建成了，汽船和铁路也来了，带来了政府视察员、欧洲工程师，以及大量的游客和考古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沙哈特村或其附近扎营，该村位于底比斯死灵城（Theban necropolis）的山脚下，那是图坦卡蒙法老的安息之地，也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考古和旅游胜地。正是这个地方，被克里奇菲尔德作为第三世界一个未受触碰、因而是典型的角落介绍给我们，称其为一个“默默无闻到几乎没有名字”的小村庄（xxv）。
这种对历史变迁的无视是经过精心炮制的。克里奇菲尔德手法的核心，就是时不时地向我们保证：我们在埃及农村遇到的一切，我们都曾以某种方式在过去某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图像中见过。对于那些参观过古埃及博物馆展览的人来说，埃及农民早已是他们熟悉的形象。例如，沙哈特的母亲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因为她拥有“我们在古埃及雕像和绘画中熟知的那种特有的挺拔鼻梁、椭圆脸庞、白皙肤色和明亮大眼”（4）。事实上，作者告诉我们，在整个上埃及，“村民的面部和身体特征”都类似于“开罗博物馆里数以百计的雕像和半身像”（xv）。然后是不可避免的《圣经》回音。当沙哈特从村子上方悬崖上救下一名金发女游客，愤怒地赶走一些尾随她的村里男孩时，我们被告知，沙哈特“穿着黑袍，在刺眼的白色岩石和四周开阔的蓝天映衬下，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愤怒的《旧约》人物”（111）。我们还读到了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鲁拜集》的引文（195），以及几处对《一千零一夜》的联想。我们被告知，一个名叫米特里（Mitri）的村民“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老地精”（101），甚至大约十年前建在村里、作为年轻欧洲游客聚集地的那个声名狼藉的哈布酒店（Habu Hotel），也带有“中世纪《一千零一夜》的气息”（138）。20 似乎这里遇到的一切，都是某种古老而奇异事物的原版，而人们早已在博物馆里见过它们，在东方主义文学中读到过它们，或者从遥远的过去想象过它们。21
但是，克里奇菲尔德让农民生活显得奇异、并因此呈现出一种永恒的熟悉感的最重要手段，是他对较近时期著作的依赖，尤其是亨利·阿尤特1938年的作品。他从开篇就转述了《埃及农民》。“外国征服者来了又走——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正如亨利·哈比卜·阿尤特（Henry Habib Ayrout）曾经观察到的那样，虽然上埃及的村民改变了他们的主子和宗教、语言和农作物，但他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生活方式”（xiii）。22 甚至克里奇菲尔德居住的沙哈特所在的布艾拉特村，也是通过阿尤特的视角来观察的。23 阿尤特写道，埃及村庄“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由）遥远过去流传下来的习惯、风俗和禁忌（组成）”（106）。四十年后，克里奇菲尔德发现沙哈特的村庄“事实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保留了法老时代流传下来的习惯、风俗和禁忌”（89）。阿尤特在他最著名的一句话中解释道，农民“保留并重复，但从不创造任何东西”（132）。克里奇菲尔德则毫无自觉地重申，埃及农民“保留并重复，但没有起源、创造或改变”（xvi）。
因此，克里奇菲尔德笔下的村庄，原来是我们似乎总在某些地方游览过的那种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在博物馆里，在《一千零一夜》里，在旅游指南里，但最重要的是在对埃及农民的研究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克里奇菲尔德的案例中，这种熟悉程度是相当惊人的。然而，他并不是第一个将埃及农村呈现为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的人，一座通过无数早期文本和图像让我们预先熟悉的博物馆。如果回过头来看阿尤特，人们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阿尤特在第一章（题为“一成不变”）中告诉我们，埃及农村人“就像他们神庙的花岗岩一样不受影响且经久不衰，而且发展缓慢。”人们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印象，无论是来自“法老陵墓还是科普特传说，来自阿拉伯历史学家还是《埃及记述》（Description of Egypt），来自早期的英国研究者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旅行者，似乎都构成了一个单一的序列……这些场景虽然相隔了许多个世纪，却只是在相互重复和印证”（20）。阿尤特著作的美国版补充说，那些对农村一无所知、且发现无法开私家车前往的埃及城市居民，现在可以转而参观开罗的一家农业博物馆，该博物馆的建立正是为了“向他们介绍村落生活”。24 然而，和克里奇菲尔德一样，阿尤特也是通过一本更通俗的文本来解读埃及农村的，在这个例子中，即世纪之交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著作。在继续解读克里奇菲尔德并展示他对阿尤特的依赖程度之前，我将先审视阿尤特本人对勒庞著作的依赖，并探讨这种依赖如何帮助阿尤特的书确立了其作为埃及农民研究经典的地位。
勒庞的著作，包括《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及其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两本书都被译成阿拉伯文并在开罗广为阅读——旨在解决他那个时代两个紧迫的政治问题：如何科学地解释先进社会与落后社会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科学地解释一个社会内部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差异。25 为了解释这些差异，勒庞引入了一个民族的心理或灵魂的概念，这是一种由思想、情感和信仰组成的“集体心智”，是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创造出来的。勒庞声称，这种作为衡量一个民族进化标准的积累，并非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大众之中，而主要发生在精英之中。因此，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的大众与欧洲部分地区的大众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可能很小。“欧洲人与东方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只有前者才拥有一批卓越的精英。”正是这些精英“构成了种族力量的真正化身。”26 在他关于群体的著作（被戈登·奥尔波特 [Gordon Allport] 描述为“可能是社会心理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中，勒庞运用同样的原理来解释社会内部的社会差异。27 他解释说，人群或大众（la foule）是由细胞融合在一起组成的，它们构成了一个“临时的存在”，具有无意识的集体心智。在这种融合中，个体的心理差异——正如他所证明的，这是一切卓越的源泉——丧失了。勒庞总结道，个性的丧失使群体变成了一个智力低下的存在，就像孩子，或者像一个落后的国家或种族。落后国家和群体代表了平行的心理劣势状态，两者都是由于缺乏个性造成的。28
亨利·阿尤特采用了勒庞的词汇和思想来解释埃及农民的本质。“谈及埃及农民时，应该总是使用复数形式，”他写道，“因为他总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员生活，即便不是作为乌合之众的一员”（94）。他解释说，农民“就像原始人或孩子”（134），因为像原始人或孩子一样，他“几乎没有个性”。这反映在他的村庄的“无定形（formlessness）”上（116），那里“到处是尘土和混乱。没有规划或系统，甚至没有一条直线”（100）。29 形式和结构的缺失表明了个性的缺失，因为没有直线，就不可能有独立的房屋。就像房屋的居住者一样，这些建筑不是独立的单元，而是融合在一起，彼此难以区分，就像“农业蜂巢”中的细胞（116）。独立房屋的缺失反过来又反映了独立家庭的缺失。家庭同样没有独立的身份，而只是“渐隐入一个通过血缘和婚姻或多或少紧密相连的更广泛的社区……正如房屋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单元一样，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也不是。既然没有真正的‘家’……也就没有真正的‘家庭’”（125）。个性和结构在村庄层面上同样缺失：“没有什么比一个埃及村庄更像另一个埃及村庄了。这是单调一致性的又一个例子”（95）。由此可见，村庄本身“在社会意义上不是一个社区，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个大众[une foule]。”最后，在整个农民阶级和国家的层面上：“人们大可以用复数来谈论埃及。没有单一的埃及民族……只有各种类型沸腾的集合体……也没有真正的农民社区，而只有同质化的大众[une foule homogène]”（33）。
所有这些缺失反过来又反映了一个更根本的缺失，即缺乏个体的精神生活，或者用阿尤特追随勒庞的说法，缺乏“人格（personality）”。阿尤特解释说，农民“既没有个性，也没有人格”（110）。他的智力发展似乎已经“萎缩”，而仅存的智力“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他不从事“个人思考”。埃及人心理的几个“基本特征”便由此产生。农民习惯性地多疑，因此自私，“狡猾到了口是心非的地步”，喜欢一种“半意识”的迟钝状态，但在被激怒时却又极端暴力。他的正义感是败坏的，他缺乏坦诚、好奇心、野心、敏感度和进取心（132-38）。如何解释这些可怕的精神缺失？“一些社会学家将其归咎于手淫，这在伊斯兰教的东方相当普遍。”但根据阿尤特神父的说法，这种特殊的恶习似乎在城市地区更为普遍，而这些性格问题在农村更为明显（132）。相反，他用农村生活的悲惨状况来解释这些问题，尽管“真正的罪恶”不是贫困和苦难本身，而是农民“缺乏教育和文化”，结果导致“他感觉不到自己苦难的深重”（154），以及那些本可以帮助他的人的冷漠，他们未能注意到“他自己无法用言语表达、也许只感觉到一半的痛苦”（15）。
正如法文原版所言，针对这种在物质和智识上“缺乏建筑架构的集合体（assemblage sans architecture, matériellement et intellectuellement）”的问题，阿尤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对埃及村庄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重建”。30 他支持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提出的各种方案，即用该国许多大型商业庄园已经建成的几何形“模范村”来取代埃及的村庄（他的父亲是开罗一位著名的建筑师）31，并结合一项农村教育计划（他本人的后半生就致力于此），为村民提供应对直线和独立房屋所需的精神架构。32 阿尤特认为，这样一项计划是埃及精英的责任，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他称之为“农村中产阶级”的一个群体的责任。这些人就像民族主义领袖萨阿德·扎格卢勒（Sa'd Zaghlul）和穆斯塔法·纳哈斯（Mustafa Nahhas）一样，属于“保守、贪财、不张扬”的类型，他们“生活在农村，密切关注着他们费丹（埃及土地面积单位）的产量。”这个阶级要与那些最大的地主区分开来，后者只生活在城市，并且像他们的盟友英国人、欧洲人拥有的信贷公司和农业加工业一样，反对农村改革。33
正如这些提议所表明的，阿尤特的著作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出现的政治辩论的一部分（如第一章所述），在这场辩论中，受过教育的开罗精英开始将农村人口视为一个社会问题。例如，仅在阿尤特著作出版的1938年，就出现了米里特·布特罗斯·加利（Mirrit Butrus Ghali）的《明日政策》（Siyasat al-ghad）和哈菲兹·阿菲菲（Hafiz Afifi）的《政治笔记》（'Ala hamish al-siyasa），这两本书都用不同的术语对农村人口的状况进行了分析。34 阿尤特对这场辩论的贡献，在于用勒庞熟悉的词汇，论证了农民如何甚至缺乏感受自身苦难的能力，因此需要民族主义精英的政治干预（正如勒庞一直强调的那样），这些精英的作用是“复兴”农村人口，但同时——这也暗示了其中暗含的政治危险——要“唤醒而不激惹”（158-59）。阿尤特解释说，精英的职责是“将农民的精神从令人窒息的泥土包裹中解放出来……这种主动性绝不可能来自他自己那个完全麻木无力的社区，而只能来自那些凌驾于他之上的阶级，来自那些拥有丰富思想和金钱、能够赋予他活力的精英。在这团面团中，必须加入智慧和同情的酵母”（23）。
这就是这部著作复杂的谱系。该书于1963年在美国再版，英美东方学界泰斗汉密尔顿·A·R·吉布（Hamilton A. R. Gibb）在其封面上将其描述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35 《埃及农民》是如何成为经典的？首先，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所说的“其持续的相关性及其对该主题的实质性垄断”——在初版25年之后依然如此。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本书并不是唯一关于埃及农民的研究——事实上，如果有什么经典之作的话，那应该是易卜拉欣·阿米尔（Ibrahim 'Amir）的《土地与农民》（al-Ard wa-l-fallah, 1958年），它影响了一代埃及学者，以及法国学者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的著作，但这些作品都没有被翻译成英文。36 阿尤特的书之所以在西方学者心中获得了持续的相关性并因此形成垄断，是因为其非历史的解释方法：它将埃及农村的状况归结于一种超越时间的农民心态，而不是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力量。37 为美国版撰写导言的美国资深社会科学家莫罗·伯格，曾将这种对农民心态的描述作为他自己研究《今日阿拉伯世界》（The Arab World Today, 1962年）的资料来源，他概括了阿尤特的观点，以帮助回答“阿拉伯人是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伯格得以报告称，“阿拉伯人似乎怀有两种主要的矛盾冲动”，将“极端的自我主张”与“无法作为个体主张独立”结合在一起，更不用说他“对口部功能的实质性痴迷”了。这种偏见（阿尤特较为温和的刻板印象为其提供了权威性）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相反，伯格当时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近东和中东委员会主席，并在三年后成为北美中东研究协会的创会主席。38
其次是阿尤特的现实主义。H·A·R·吉布声称这本书“举起了一面镜子，照出了农民的本来面目”。镜子是一个准确的比喻，但正如我们所见，这面镜子反映的并非某种原生态的农民现实，而是一系列其他的镜子，从法国的《埃及记述》和19世纪欧洲旅行者的著作，到埃及博物馆的展品，最重要的是，古斯塔夫·勒庞的著作。这样一个镜子系统产生了一个符合作者政治关切和田园式同情的农民形象。但它们的总体效果是使这本书似乎证实了东方主义对阿拉伯人心态和生活方式一直以来的所有怀疑，从而保证了它作为经典被接受。此外，阿尤特神父在法国接受教育，并用法语撰写其研究作为法国大学的学位论文，这也绝非偶然。与阿拉伯语著作不同，它很容易被翻译成英国、俄罗斯和美国版本。使该书成为经典的最终机制是战后美国政治的需求，特别是发展项目和大学中东课程的综合体。1945年的英文版通过“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在美国发行，显然，最初的美国译本是由美国“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制作的，大概是作为向美国发展专家介绍埃及农村的入门读物。39 “关于纳赛尔总统在埃及农村面临的国内任务之艰巨，”当灯塔出版社（Beacon Press）的版本最终于1963年问世时，《经济学人》自信地评论道，“没有比这更好的书了。”
尽管享有经典地位，该书在推出美国版时仍需进行更新，作者也作了一些微小却意味深长的改写。在美国版中，几处关于埃及农民常用来反抗当局的政治暴力的记载被删除或修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动且顺从”的村民形象。例如，原文描述了一群农民对某金融机构试图接管其伊兹巴（'izba，即大型商业庄园内的工人住宅区，见第二章所述；它通常会演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村庄，尽管房屋、田地、农具甚至家畜仍属于庄园主财产）时的反应，该机构因庄园主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前来接管：
当银行的法警赶来执行扣押时，村民们进行了抵抗，警察不得不介入。马尔卡兹（markaz，区）的副警察长率领武装力量赶到现场，却遭到民众的袭击。眼看局势将变得更加严重，他觉得必须下令朝天鸣枪以吓唬这些费拉（fellaheen）。结果反而激怒了他们。他们接着切断了电话线，烧毁了法警的汽车。一支新的警察队伍很快赶来救援，但事实证明和第一支一样毫无用处。最后，穆迪尔（Mudeer，省长）率领第三支力量出现在现场，在再次朝天鸣枪后，秩序才得以恢复。七名警察被村民投掷的石头砸伤。几名村民被捕，司法调查随之展开。这起发生在1936年的事件，绝非反常现象。（41-42）
在美国版中，这一段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短短一句话：“偶尔有必要用警察力量来镇压这些通常被动且顺从的农民。”40 通过这样的修改，阿尤特书中为数不多提及特定历史和政治事件的段落被抹去了；至此，该书为美国读者准备好了一幅描绘居住在一成不变的乡村里、听天由命的农民群像。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克里奇菲尔德。我们已经看到他如何援引阿尤特来支撑埃及村庄六千年来一成不变的意象，我们也看到了阿尤特这些意象的来源（尤其是对勒庞的借用），以及它们在美国如何作为对20世纪下半叶埃及农村具有现实意义且真实的描绘而被接受。克里奇菲尔德的作用，就是在本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拾起这些正在褪色的意象，并为它们涂上新的色彩重新印制。
问题不仅仅在于克里奇菲尔德在抵达村庄之前就读过阿尤特的书，并透过这部早期文本的滤镜来观察这个地方。情况要糟糕得多——他简直对阿尤特爱不释手。例如，当克里奇菲尔德和沙哈特一起去当地市场（suq）时，他忍不住再次翻开了《埃及农民》。阿尤特曾这样解释市场：
市场从黎明持续到正午。卖家们……在破晓时分排着长队赶往那里，选个地方摆好货物，然后蹲在后面等待顾客……到处都是人、牛和货物的嘈杂、混乱的混合体。（104）
克里奇菲尔德则告诉我们：
“市场（suk）从黎明持续到上午过半，如果沙哈特想卖点什么，他会在破晓时分赶来，在路边选个地方摆放蔬菜或拴好羊，然后蹲下来等待顾客。到了八点钟，市场就成了一个由男人、女人、孩子、牛和货物组成的嘈杂、混乱的喧闹场所。”（86）
阿尤特接着写道：
在这里，再次可以看出费拉们（fellaheen）喜欢挤在一起，只在拥挤的群体中移动。如果他们必须过尼罗河……农民们会如此密集地涌入渡船……以至于事故频发。当他们步行或骑驴出发，驮着惊人数量的包裹时，看起来就像是在撤离……当他们不得不乘火车旅行时，他们会提前几个小时到达，聚集在站台的一个角落里，然后全部挤进一节车厢，即使其他地方有足够的空间。（106）
而克里奇菲尔德写道：
尽管路边有足够的空间，但他们都挤在一个狭小的区域里，因为费拉们（fellaheen）喜欢拥挤的群体。当他们过尼罗河时，每个人都会涌入同一艘小渡船，以至于事故罕见简直是个奇迹。当他们乘火车时，他们会提前两三个小时到达，聚集在站台的一端，然后全部挤进一节车厢，即使旁边的一节车厢里有足够的空间。穿过市场的路，有那么多人骑着驴或步行匆匆经过——大多数人都驮着巨大的包裹……——看起来活像是一场大撤退。（86-87）
只不过，这场景再怎么像一场大撤退，也比不上这段文字像阿尤特的书。[译注：这里用resembled玩了个讽刺性的文字游戏]
克里奇菲尔德这出戏里的角色们，是如何应对他们所处的这个被奇怪地建构出来的世界的呢？完全没问题，因为他们本身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建构出来的。他们就像他们居住的乡村一样，是被保留和重复的产物。在《埃及农民》中“农民的身体”一章里，阿尤特在“种族与类型”的标题下描述了埃及人的种族特征——顺便说一句，他借鉴了古斯塔夫·勒庞等作家的科学种族主义。阿尤特指出，上埃及的农民作为埃及人和“黑鬼”的混血，
体格健壮，颧骨相当突出，鼻子宽厚……下巴沉重。总的来说，他的五官粗犷……既不十分敏感，也不十分善于表达。（阿拉伯游牧民族）与费拉们（fellaheen）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五官更精致……性情更易激动，（并且）在复仇时极其残忍。（79-80）
克里奇菲尔德则告诉我们，“除了他那带有非洲黑鬼血统痕迹的黑色卷发之外”，沙哈特“看起来更像阿拉伯人而不是埃及人。”村里大多数其他年轻人都
体格更健壮，颧骨突出，鼻子宽厚，下巴沉重。在他们粗犷的面庞中，沙哈特的脸显得格外敏感和善于表达。他那更精致、更具闪米特人特征的五官，更易激动的性情，以及不乏残忍一面的复仇心……（5）
这使得沙哈特看起来像沙漠里的游牧民族——或者至少像阿尤特种族分类中的游牧民族。
这种从阿尤特那里借用来的种族词汇，在克里奇菲尔德的故事中反复出现。沙哈特“血液中贝都因人好复仇的特质”被不断用来解释他习惯性的暴力倾向（63）。相比之下，他的朋友和熟人则都是“黑鬼”。他的朋友“蛇（Snake）”拥有“深棕色的皮肤、卷发、厚嘴唇和突出的颧骨”，“明显带有一些非洲特征”（59）；沙哈特的佃农法鲁克（Faruk）有着“湿润微张的嘴唇”（15），后来被描述为“丰满湿润的嘴唇”（51）；而当地酒吧老板阿卜杜拉希（Abdullahi）的头和胸前长满了“像黑鬼一样卷曲的毛发”（35）。这种种族主义效果通过对其他人面部特征的大多数描述得到了强化。例如，哈格·阿里（Hagg Ali）有一双“狡猾、算计的眼睛，鹰钩鼻，满脸皱纹，态度讨好、谄媚”（20）。当他生气时，这张“狡猾的脸”会“扭曲成愤怒的紫红色……额头上青筋暴起”（55）。（青筋和肌肉不断暴起：当沙哈特生气时，他的脸和脖子变成“深红色，所有肌肉都紧绷着”[12]，我们遇到另一个人，他的“颈部肌肉像绳子一样凸起”[74]，等等。）酒吧老板阿卜杜拉希的脸“长满了可怕的麻子”，而他的顾客总是带着“恶魔般的神情”（35）。巴希亚（Bahiya）的眼睛“呆滞且斜视”，而苏阿德（Su'ad）则有一双“狡猾、毒蛇般的眼睛”（41-42）。谢赫·胡夫尼（Sheikh al-Hufni）是“一个驼背、骨瘦如柴、没有牙齿的老人”（44），而优素福（Yusef）则是“驼背、没有牙齿且喋喋不休”（50）。埃尔·戈特（El Got）是“一个瘦小、像黄鼠狼一样苍白的小个子男人”（60）；米特里（Mitri）“虚弱且满脸皱纹”，像“一个老地精”，长着一双“流着眼泪的蓝眼睛”（101）；佃农法鲁克的父亲是一个“干瘪的小个子男人”；哈桑（Hasan）是一个“喝醉的无赖”，他的“脖子又短又粗，看起来像个驼背”；哈桑的儿子阿里（Ali）是一个“迟钝、下巴松弛的年轻人”（147-48）；等等。
为了完成这种种族主义效果，这些角色都被设定成仿佛像外国人在说话。例如，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说“很多（a lot）”，所以他们总是说诸如“还剩下许多（much）粮食”（155）、“他一定十分（much）爱钱”（“he must love money much”）（120）以及“过去有许多（much）小麦……现在我们种甘蔗，哦，那么多庄稼，赚了许多（much）钱……（并且）大（much）吃大喝”（95）。当一个佃农被解雇时，他说：“好吧。完事（Finish）。我正想那样”（150），当撒迦利亚（Zacharias）批评政府时，一个女人宣布：“撒迦利亚的说话是好的”（“The speaking of Zacharias is good”）（121）。有人离家时说：“告诉你母亲再见。我们走开罗（We go to Cairo）”（205），当他回来时，他们说：“祝你最好的到达”（“Best arrival to you”）（212），除非是意外到达，那时他们会说：“多么奇怪的到来”（“What a strange coming”）（169）。
在这种种族框架内，沙哈特的整体性格似乎早已被阿尤特预先设定好了。“乡土、群居、恋家；这就是埃及人占主导地位的特征”（30），阿尤特写道，后来又指出“他们对土地的热爱，他们的节奏感，以及他们对歌曲、故事和色彩的品味。”他说，农民的智力“受其感官控制，始终局限于所感和所做的事物……对他来说，生活不过是一连串的今天”（133-34）。果不其然，沙哈特被证明是“乡土、群居、恋家……带着对土地的热爱，他对体力劳动和自然节奏的感知，他对歌曲、故事和八卦的品味，他的头脑受感官支配，始终局限于所做和所感的事物；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一连串的今天”（38）。更不用说这一连串的剽窃了。[译注：这里也是一个精妙的讽刺]
在解释村里主人们对性的看法时，克里奇菲尔德也借用了阿尤特的观点。阿尤特告诉我们，
“费拉们（fellaheen）的性情非常热烈和感官化……（但）激情的狂热是短暂的。到了三十岁，一个农民妇女就不再有吸引力了，但她为丈夫生的孩子将他与她绑在一起……男人……保持忠诚与其说是靠美德，不如说是靠村规。”（119）
而根据克里奇菲尔德的说法，
乌姆·穆罕默德（Ommohamed，沙哈特的母亲）知道像沙哈特这样的年轻人是热烈、感官化且浪漫的，但这种激情的狂热冷却得太快了；三十岁左右之后，是孩子……将夫妻绑在一起。在她看来，男人安分守己与其说是靠他们自己的美德，不如说是靠伊斯兰教法和村里的社会压力。（29-30）
也许连乌姆·穆罕默德也读过阿尤特的书。
受阿尤特的启发，克里奇菲尔德将村民的性与暴力变成了该书的一大主题。他在开篇的“作者注”中提出，在上埃及的村庄里，“尽管穆斯林有严厉的惩罚，但通奸、私通和鸡奸的发生，似乎是埃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异教徒肉欲的宣示”（xv）。开篇几页通过援引古埃及作为这种淫秽和暴力异教的源头来设定场景。沙哈特的母亲被描述为在二十年前的一个夜晚，偷偷进入一座神庙的废墟，观察当地的法老艺术。那里的壁画描绘了“由阴茎之神带领的游行队伍”，而描绘法老军事胜利的浮雕则展示了“大规模的斩首和阉割，石头上雕刻着成堆的生殖器”。我们被告知，仅仅看到这些成堆的生殖器，就会让当地村民变得“充满情欲”（9）。不久之后，我们又被告知年轻的沙哈特“日益增长的性饥渴”，并被告知“他阴茎的大小”如何成为村里人谈论的对象。对自身男子气概的自豪感，似乎在当地男人中产生了一种“通过支配、施虐甚至鸡奸将竞争对手贬低到次要地位的冲动；支配就是一切。”毫不奇怪，被这样描述为动物的村民们，不仅经常与其他男性进行鸡奸，还与动物进行。克里奇菲尔德告诉我们，沙哈特本人就曾与一头母驴发生过这种事（17）。
该书的其余部分基本延续了同样的基调，一页接一页地向我们讲述打架、刺伤、抢劫和谋杀，讲述强奸犯、咬掉别人鼻子的人，以及杀人并将其大卸八块的人。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克里奇菲尔德来到村子之前，或者他去开罗不在村里的时候，是由沙哈特通过翻译，以二手或三手的方式讲述给他的。它们作为二手传闻的性质显而易见。例如，其中一个故事涉及沙哈特的佃农法鲁克，根据他照片下方的说明，他是一个“酒鬼和好色之徒”，沉湎于“各种放荡行为，酗酒、抽大麻、追逐女人，并花很长时间赌博”（16）。我们被告知，一天晚上，他在田里遇到了一位来自附近村庄、偶尔卖淫赚钱的女人。然而，这对男女被另外两个村民发现了——“粗鲁、肮脏、不诚实且喝醉的男人”——他们打了那个女人，殴打法鲁克并把他绑起来，剥光了女人的衣服，轮流强奸了她。完事后，他们停下来解开法鲁克再次殴打他，“对他拳打脚踢直到他失去知觉”。这个故事几乎每一句话都是陈词滥调，从“法鲁克听着女人的呻吟，无法移开视线”，到不可避免地将女人的乳房描述为“丰满”和“坚挺”。作者还告诉我们，她很享受被强奸的过程（78-79）。这本书的基调始终是厌女的；另一名强奸受害者出现在一张照片中，对着镜头微笑，照片说明将她描述为一个“任性、轻浮的十四岁女孩”（103）。
克里奇菲尔德重述这个故事，并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无理取闹的村里年轻人如何向来访的美国人提供绘声绘色故事的例子，而是作为他描绘村民（正如福斯特教授在前言中所说）真实面貌的一个细节（事实上，福斯特特别赞扬克里奇菲尔德将农民行为的“阴暗面”带入视野——他向我们保证，考虑到农民的贫困和缺乏机会，这“具有高度的适应性”[x]）。克里奇菲尔德将这些片段作为事实来呈现尤其令人惊讶，因为他在书的其他地方承认，当地故事在“传遍村庄”时可能会变得“夸张和戏剧化”（139），特别是沙哈特“已经无法区分”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和他自己编造的故事。“最离奇的不真实很容易褪色并与真实混杂在一起。”克里奇菲尔德补充说，一个“受过教育的局外人”可能会“变得厌烦和怀疑”（100）。
他或她确实可能会这样——尤其是因为克里奇菲尔德似乎和沙哈特有着同样的问题，即无法区分虚幻与现实，并且在阿尤特的帮助下，将一些额外的暴力故事塞进了他的线人的嘴里。在描述农民的军事征兵时，阿尤特曾解释说：
为了确保自己被拒收，他可能会弄瞎自己的一只眼睛，或者切断几根手指……如果可以，他会躲藏或逃跑……当没有出路，他无法避免离家参军时，家人会接受吊唁，并沉浸在哀悼中，仿佛是在奔丧。离开村庄就像出国一样。离开，就是死亡（Partir, c’est mourir）。（107）
克里奇菲尔德则叙述道：
沙哈特听说过，在过去，村里的年轻人为了被拒收，会切断手指或弄瞎一只眼睛，或者试图躲在沙漠里逃跑。如果无路可走，他们无法避免去当兵，他们的家人就会接受吊唁，并沉浸在正式的哀悼中，仿佛他们的儿子已经死了。在过去，离开村庄就是死亡。（162）
在描述埃及农村仇杀的运作方式时，阿尤特曾说，有时
世仇在每个家庭中代代相传……这种敌意虽然通常是潜伏的，但会因为一些琐事突然爆发，比如移动边界标记、偷粪便或水牛（gamoossa）越界。那时，人命就一文不值了。（109）41
克里奇菲尔德告诉我们，即使在布艾拉特，
世仇一旦因为一台柴油泵或其他一些琐碎的事情而开始，就会持续很长时间。敌意可能会因为一只越界的羊、丢失的草料或移动边界标记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显现出来，不久之后，人命似乎就变得一文不值了。（89）
阿尤特的记述继续写道：
因此，生活在持续的不安全感中。要体会这一点，必须在村庄里过一夜。夜幕降临……狗就开始叫……
他接着描述了1936年发生在卡兰多尔（Qalandol）村的一起事件（这是从该书美国版中被删去的另一个历史片段），在争夺村长职位的斗争中，为了报复早先的一起杀戮，一名男子在市场上被刺伤。受害者的朋友们随后
带着步枪和棍棒冲向现场，高喊“安拉，安拉！”……到了午夜，双方（都）决心决一死战……警察在恢复秩序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109-10）
克里奇菲尔德的段落接着描述了毗邻布艾拉特的村庄：
但在库尔纳，生活在持续的不安全感中。夜幕降临，狗就会开始游荡和吠叫……有时，一场打斗可能无缘无故地开始，不久之后，人们就会跑来增援双方，手持步枪和棍棒，高喊“安拉，安拉！”立刻，双方都会发誓决一死战，警察在恢复秩序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难。（89）
请注意，在阿尤特的故事中，暴力源于严重的政治争端，而克里奇菲尔德版本中唯一的原创之处，在于现在的暴力发生得“无缘无故”。42
在这种对埃及——以及第三世界——农民“真实面貌”的建构中，不仅仅有持续的剽窃和虚构事件的添加，还有一些缺失的东西。这篇记述完全以第三人称写成，使得曾部分置身于村庄的作者，从场景中完全缺席。克里奇菲尔德只在最后的一篇后记中才现身，里面有一张他站在村里的照片，并详细解释了他的方法。他总是通过在田间劳动来开始对一个“传统村庄”的研究，与他用所有格称之为“我的农民研究对象（my peasant subject）”的人一起工作。然后，他与翻译合作，每天使用两名翻译（“翻译在连续翻译五六个小时后容易疲劳”），汇编了一本厚厚的账本，记录他的研究对象对过去冒险和对话的回忆。“这些变成了七百页单行距的打字笔记，”我们被告知。“沙哈特和我，”作者补充道，“几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只要醒着就待在一起”（227-31）。此外，我们在前言中得到了保证，故事中人物的名字以及作为插图的照片都是“真实的”（xiv）。结果是他所能写出的“最真实的肖像”，克里奇菲尔德总结道，并以一个关于沙哈特故事的循环的、近乎绝望的断言结束了全书：“一个真实的人，他的身份和存在就是它的验证”（233）。这些声明、关于记述是如何建构的细节，以及向我们传达这些信息时所使用的那种推心置腹和占有欲的语调——所有这些都被置于故事讲述本身之外——都是为了确立作者的权威。
克里奇菲尔德在后记中补充说，在村里的时候，他和他的翻译“尽我们所能，试图保持观察者而非参与者的身份，我认为，总的来说，我们成功了。”但这需要翻译的“约束力”，因为克里奇菲尔德在同一段中告诉我们，在好几个场合，他和他的农民研究对象“发生了暴力的、通常是醉酒状态下的打斗，以阿拉伯方式，大打出手，曾经互相扔椅子，有时甚至把对方打倒在地。”尽管这些“阿拉伯式”的暴力冲突让村民们“总是感到不安”，但这位美国人“相当享受其中”，他的研究对象也是如此。“除了可能的一两个其他农民研究对象之外，我怀疑我是否曾经像了解沙哈特那样如此亲密地了解过任何人，包括我自己的家人。”这种私下向我们吐露的亲密感，旨在增加而不是削弱作者的权威，因为显然这与克里奇菲尔德所谓的“故事”无关：“当涉及到代表故事进展的事件时，（翻译）和我都会小心翼翼地置身事外”（231-32）。因此，自白式后记的这种手段向我们保证了作者深入骨髓的了解，而从故事本身抹去作者存在的所有痕迹，则营造出一种客观性的效果。43
然而，在我自己这本《沙哈特》中，有些书页装订错了位置，结果导致后记的一部分出现在了“故事”的中间。在沙哈特与他的母亲和叔叔发生激烈争吵，导致他离开村庄前往开罗的紧要关头，克里奇菲尔德本人意外地出现了，用第一人称对我们说话：“沙哈特在开罗把争吵的事告诉了我，我再次回到了村里。因此，在结尾部分更具戏剧性的片段中，我是亲自在场的。”他提到，在其中一个片段中，“我不得不大发雷霆，表现得极其歇斯底里”（230-32）。在又翻过一页装订错误的页面后，我们回到了这些片段，现在它们被这个隐形的、不经意间宣告的存在所萦绕。作者与他的故事之间的分离被颠覆了，客观性的效果也随之溜走。
然而，即使你那本书装订正确，你也会感觉到另一种颠覆性的存在萦绕在字里行间。故事的讲述不仅省略了美国作者的存在，也省略了总体上西方人的存在。经常光顾该村及其周边的西方游客和考古学家被提及了，但只是旁敲侧击、保持距离地提及。像作者一样，他们从未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存在感。唯一直接关于他们的记述，是对一辆满载游客的大巴短暂参观当地法老神庙的幽默描述。这种突然的闯入严格从村民的视角来展现：村庄广场被唤醒了，咖啡馆前摆出了椅子，可口可乐和假古董被拿出来叫卖，孩子们索要小费（baksheesh），导游向疲于奔命的游客大喊指示。然后大巴突然又开走了，村庄恢复了宁静（107）。尽管如此，尽管刻意拉开了美国和欧洲存在的距离，但还是有其他几个迹象溜了进来，表明了一种更无处不在的关系。
首先是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哈布酒店，克里奇菲尔德本人就住在这里。他虚伪地将其描述为一家“乡村客栈”（227）。然而，据我所知，它接待的不是当地旅客，而主要是北欧人，他们被便宜的房价和更便宜的当地大麻吸引，从河对岸的卢克索来到这里。克里奇菲尔德经常在晚上光顾的村庄咖啡馆，似乎也迎合了类似的客群；那里是村民们学习英语的地方。故事中的几个关键人物都是靠旅游业或考古学谋生，甚至发了财。沙哈特的叔叔艾哈迈德（Ahmed）——我们被告知，他在故事中代表了“接受现代化及其价值观”的那种埃及人（xiv）——在卢克索最大的旅游酒店担任守夜人（30）。他父亲的表亲，臭名昭著的哈格·阿里，“在短时间内神秘地暴富”，据称是通过非法交易考古珍宝（19）。他还负责为全埃及的美国考古发掘队组织劳动力供应，并为埃及美国研究中心等机构所熟知。事实上，考古学和旅游业似乎是该村的重要收入来源，当然也是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一两个更成功的村民自己也成了埃及学家，其中包括村里的一名男子，他后来去蒙彼利埃攻读法国博士学位，并成为开罗的埃及学教授。44
该书无视了村庄对考古学和旅游业的依赖，就像它无视了沙哈特对作者的依赖一样。克里奇菲尔德恰好在沙哈特父亲去世后抵达布艾拉特，当时这个男孩的家庭突然发现自己负债累累。一位愿意付钱给村里年轻人听他讲故事的美国作家的适时到来，很难说与他们之间发展起来的关系无关。然而，这些对西方人和西方经济的依赖形式并没有被讨论（我们被告知“消费模式仍然是传统的”[xviii]），也没有试图分析对这种依赖至关重要的当地贫困和债务的深层原因。这个故事是一个关于“文化和心理动荡”的故事，它最接近讨论经济依赖的地方，是顺带提及了男性卖淫，这通常是殖民关系这些当代形式的一部分。沙哈特的朋友“蛇”经常告诉沙哈特，沙哈特又转告给克里奇菲尔德，“如果来参观库尔纳陵墓的外国游客对他本人比对他兜售的假古董更感兴趣，他就会把他们带到沙漠里，在那里他会提供任何服务，只要他得到丰厚的报酬。这在库尔纳的年轻人中并不是一种罕见的赚钱方式。”但我们立刻得到了保证：沙哈特本人“与游客几乎没有交往”（107）。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外汇收入而言，旅游业已成为尼罗河谷最大的产业。因此，沙哈特的村庄实际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典型”的，尽管绝非克里奇菲尔德所暗示的那种方式。从其居民作为小贩、导游、咖啡馆老板、酒店员工、兼职妓女、考古劳工和本地线人的就业情况来看，这个村庄或许典型地反映了西方世界在20世纪末重组埃及农村等地区、并让村民再次为其工作的一些新奇方式。因此，通过省略旅游业和考古业的存在，以及他自己作为作家的存在，克里奇菲尔德帮助掩盖了村民继续被组织起来作为非村庄消费的生产者的多种方式。
然而，掩盖这个词用错了，因为《沙哈特》本身就构成了这个生产系统的一部分。它的作用是生产农民的声音。尽管我们在后记中得到保证，当克里奇菲尔德第一次见到沙哈特时，他“不懂英语”，但故事本身已经告诉我们，他“在咖啡馆里听外国人说话”学到了一些英语。但是，紧接着补充说，“他从不和他们说话。如果他的朋友问为什么，他会说：‘上帝给了我工作。我有土地。我为什么要和这些外国人说话……？我的工作就是种地’”（228, 108）。当然，直到克里奇菲尔德来到哈布酒店，并最终说服这个农民男孩开口。多亏了克里奇菲尔德，正如福斯特在其前言中所说，“沙哈特这个人在为我们代言，也在向我们倾诉”（xii）。正如阿尤特为我们用语言表达了那些无法感受到自身苦难的农民的悲惨一样，克里奇菲尔德为我们翻译了一个不懂英语的农民的话语，使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并与我们交流。
通过这种方式，将美国作者的存在和世界经济的运作从村庄中抹去，不仅创造了一种客观性的效果，也创造了一种农民的主体性效果。就像许多更加受人尊敬的关于第三世界农民的研究一样，克里奇菲尔德的写作制造了一种看似自发形成的农民声音。这种声音被呈现为不是美国作家的产物，甚至不是农民与作家的相遇或与当地其他形式的西方霸权相遇的产物，而是一个自主主体的发声。多亏了这位隐形的作家，农民的形象在西方的独白中获得了一席之地，用他的存在重申了我们参与普遍人类对话的神话。以这种方式，这个农民研究对象被生产出来供非农民消费，由大学出版社包装，并在卢克索和开罗的旅游酒店以及美国大学的校园书店里出售。
克里奇菲尔德的书是否应该被简单地斥为一个更像普及者而非学者的作者所犯下的不幸且孤立的剽窃案例？毕竟，人们可能会说，他显然是一位充满热情的作家，他的冒险精神以及他明显享受与他笔下一些人物作伴的乐趣，使他比他以前在美国驻外记者中的任何同事都更广泛地接触了世界各地的村庄。
我不这么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在从阿尤特那里剽窃的段落周围加上缺失的引号对改善情况无济于事，而是因为，自该书出版以来的这些年里，这本书本身及其声称呈现的现实主义从未被否定过。《沙哈特》提出的问题主要不是剽窃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一本再次复制了对第三世界农民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抹去了所有殖民历史并将新殖民主义的所有影响隐形化的书，仍然能如此轻易地被广泛接受。
《沙哈特》在《美国人类学家》中被描述为“对农民生活的出色戏剧化呈现”，在《美国民俗学杂志》中被描述为“引人入胜且可读性强”，在《美国民族学家》中被认为尽管有“无纪律的主观性”，但捕捉到了“上埃及生活的生动和充满激情的强度”。45 乔治·福斯特的前言称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引人入胜的农民生活记述之一”，并强调“它在很大程度上阐明并证实了人类学家关于农民社会的观点”（xii）。书首的一条注释告诉我们，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为《经济学人》、《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邮报》、《外交事务》和《新共和》撰写关于第三世界的文章，并且是许多其他关于农民生活的书籍和文章的作者。这些作品包括随后的著作《村庄》（Villages, 1981年），在书中他更新了沙哈特的故事，并对他承认是自己访问过的其他大约十几个村庄（包括他在越南时期的村庄）进行了简短、“漫无边际”的记述。“有些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在平装版中被告知，《村庄》“引起了农业科学家、发展学学生和华盛顿决策者的认真关注。”46 1988年，克里奇菲尔德关于农民的第一本书《金碗将破：四种文化中的农民生活》（The Golden Bowl Be Broken: Peasant Life in Four Cultures）由一家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作为“推荐课程使用”的文本。47 克里奇菲尔德在埃及的研究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随后他又获得了洛克菲勒等基金会的资助，并受雇于美国国际开发署担任第三世界村庄的顾问）。换句话说，他在描绘农民时的“现实主义”得到了大批评论家、编辑、出版商、发展专家、政策制定者、拨款委员会成员和大学教师的支持。
1981年12月，在《沙哈特》出版后不久，紧接着《村庄》的问世，克里奇菲尔德被提名为新设立的麦克阿瑟基金会奖学金（MacArthur Foundation fellowships）的首批六位获得者之一。这是一项高达25万美元的奖金，由不知名的学者秘密提名，每年颁发给其工作具有杰出智慧和原创性的个人。除了“农民”，特别是中东农民之外，在东方主义对非西方的描绘中，还有哪一种刻板印象的种族主义和非历史主义能被如此广泛地接受，以至于其最新化身的作者能发现自己的作品如此受欢迎并获得如此丰厚的奖励呢？
后记
本章最初作为一篇文章发表在《国际中东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上。发表后，亨利·哈比卜·阿尤特的姐妹们联系了我，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也间接地联系了我。这些接触带来了进一步的发现，并引出了更多的问题。
读者可能不会感到惊讶：阿尤特神父在撰写他那部关于埃及农民的经典研究时，对埃及农村没有任何第一手了解。他在开罗长大，1926年18岁时瞒着父亲秘密离开了埃及。他父亲本打算让他像另外两个儿子一样从事建筑师的职业。阿尤特穿着法衣，带着法国耶稣会（他曾在开罗就读于该会的学校）提供的护照，前往里昂的一所耶稣会学院接受了为期十二年的培训。十年后，他完成了关于埃及农民的研究作为学位论文，主要依靠诸如温妮弗雷德·布莱克曼（Winifred Blackman）的《上埃及的费拉》（The Fellahin of Upper Egypt）等书籍，以及与开罗的前校友（他们的父亲拥有大型农业庄园）的通信。在写这本书期间，他本人从未去过埃及农村，他对乡村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在去亚历山大的火车上看到的风景。48
阿尤特于1941年回到埃及。德国军队占领了里昂，导致埃及和黎凡特地区的耶稣会学校失去了来自法国的资金，被迫缩减运作或关闭。由于没有传统的耶稣会工作机会，阿尤特开始在上埃及开展教育和传教工作，最终在科普特人社区建立了100多所学校，并成为外国学者和记者眼中关于埃及农村的常驻权威。49 “任何来埃及研究费拉（fellaheen）的人，”1959年至1964年担任《纽约时报》驻开罗记者的杰伊·沃尔兹（Jay Walz）写道，“迟早都会去拜访这位充满活力、头发硬挺的耶稣会神父。”50 1968年，福特基金会决定利用阿尤特的专业知识，委托他花七个月时间在东非的村庄巡回考察，然后让他飞往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八场关于农村发展的演讲。1969年4月抵达纽约时，他心脏病发作去世。51
阿尤特的妹妹珍妮特·德·博诺-阿尤特（Janette De Bono-Ayrout）盛情邀请我去了她在开罗的公寓。她不相信她哥哥或他的圈子读过古斯塔夫·勒庞的著作，因为她从未听人提起过这个名字。喝完茶后，她邀请我参观她已故丈夫、埃及历史学家雅克·塔格（Jacques Tagher）的私人图书馆。当我们在书架上发现两卷本的勒庞著作《人与社会》（L’Homme et la Société）时，她感到了一丝惊讶。
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在对我的文章发表的公开回应中承认，他曾“转述”了阿尤特的观点。然而，由于忙于对棉兰老岛和爪哇农民的进一步研究，他在编辑《沙哈特》文稿时忘记添加参考文献了。他承诺在未来的版本中加上它们。52 我在回复中指出，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参考文献，还需要引号，因为他从阿尤特那里借用的许多内容都是逐字逐句的；他还必须对从我文章中未提及的其他作者（例如19世纪的东方学家爱德华·威廉·莱恩 [Edward William Lane]）那里抄袭的段落做同样的处理，这些段落可能比从阿尤特那里抄袭的还要多（例如，甚至对沙哈特房子的描述，包括其建筑细节，也几乎是一字不差地来自莱恩1835年的著名研究《现代埃及人的风俗习惯》[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 ]中关于“下层阶级住宅”的记述）；最后，他必须向读者解释，为什么他对沙哈特房子的描述来自一本在房子建成一百年前写成的书，而对沙哈特去市场、在田间劳作、他的性格以及他的面部特征的描绘，则是取自一篇写于他出生前几乎一代人的记述。
我在写最初的文章时并没有去过布艾拉特村，因为克里奇菲尔德记述的荒谬性，从其对近代历史的无知以及对一成不变的村落生活的刻板印象中就足以看清了。然而，我后来曾多次访问该村，发现该书的描绘比我猜想的还要离奇。克里奇菲尔德暗示，沙哈特的小村庄位于布艾拉特境内，毗邻拉美西斯三世的神庙废墟梅迪内·哈布（Medinet Habu），这表明它是一个特别古老的社区，比大多数地方保留了更多的法老习俗。事实上，虽然向南一英里外的主村庄可能是过去三百年内阿拉伯人（在古遗址上）定居的结果，但沙哈特的小村庄是在过去五十年内建成的。53 在那里定居的大多数家庭都是为了满足现代考古学和旅游业的需求而来的。据说沙哈特的曾祖父哈利法（Khalifa）是从尼罗河对岸的卡纳克（Karnak）搬到该地区的，可能是在他工作的、由法国人管理的政府文物部门开始在附近进行发掘的时候。在19世纪80年代，他曾担任美国考古学家和文物收藏家查尔斯·威尔布尔（Charles Wilbour）的导游和助手。54 与另一个同样在文物部门工作的家族一起，哈利法的后代建造了这个小村庄的大部分建筑。沙哈特的许多叔叔和堂兄弟继续为法国考古学家工作，其他人则为芝加哥大学的美国人工作，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梅迪内·哈布进行发掘。他的三位叔叔将收入投资建造了小酒店。沙哈特的父亲就不那么成功了。他成了当地向外国考古队供应酒精饮料的供应商，并死于酗酒。沙哈特本人，虽然当有游客出现想拍摄克里奇菲尔德书中的人物录像时，他很乐意在田里锄地，但他不得不在埃及其他地方度过大多数冬天，担任法国考古发掘队的工头和劳务承包商——并且他自己也在与他父亲的病症作斗争。
当地家庭、外国考古学和小型旅游业之间这段悠久的关系史，与甘蔗和家庭农业的农业经济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沙哈特村庄复杂的现实。我们不能把克里奇菲尔德的作品解读为对这种现实的描绘，因为该书故意无视了塑造这种现实的当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关系。充其量，我们应该将这本书视为这些关系的又一个侧面。
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于1994年12月10日在华盛顿特区去世。他去那里是为了参加他的第十本书《村民》（The Villagers）的出版发布会，在书中，他重述了他在早期作品中描述过的十几个村庄的故事。55 《纽约时报》上的讣告提到他留下了一个哥哥，弗吉尼亚州德拉普兰的詹姆斯·克里奇菲尔德（James Critchfield）。我后来发现，詹姆斯·克里奇菲尔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工作。这一发现引发了关于克里奇菲尔德对第三世界农民画像生产过程的进一步疑问。
詹姆斯·克里奇菲尔德属于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一代。在战后的德国与前纳粹情报官员密切合作后，他于1959年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近东秘密行动的首任主管，并在此后的三十年里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高级设计师。56 根据后来国会的调查，他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在1960年2月试图谋杀伊拉克总统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 al-Karim Qasim）将军。克里奇菲尔德的想法是用中情局技术服务部准备的毒手帕毒杀这位总统。（该企图失败了，但卡塞姆在三年后的一场政变中被杀，这场政变受到了中情局的欢迎并可能得到了其援助，它将萨达姆·侯赛因所在的复兴党推上了权力宝座。）57 企图谋杀卡塞姆是詹姆斯·克里奇菲尔德的上司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1966年至197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在1977年受到美国参议院轻微制裁的行动之一，原因是他允许中情局像拥有“在法律规定之外自由运作的许可证”一样行事。58
在没有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人们不能断定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和他哥哥从事同样的职业。然而，他肯定在同一个圈子里活动。他的最后一本书《村民们》感谢了他从辛西娅·赫尔姆斯（Cynthia Helms，他哥哥前任上司的妻子）、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以及许多其他与中情局和政治军事机构有关的人物那里得到的“建议、提议、帮助和盛情款待”。对于一个在每本书中都坚称自己只是一名描写世界偏僻地区农民的记者的人来说，这些交往对象的地位高得非同寻常。
人们可能还会注意到，他选择的村庄总是被描绘成偏僻的地方，而这种选择紧紧跟随着美国帝国关切焦点的变化，其中一些在当时是相当机密的。1959年至1962年，他在印度和尼泊尔，这几年恰逢当时中情局可能最大的一项行动：一个以尼泊尔为基地的秘密项目，旨在训练和武装西藏难民，以对抗中国在西藏的占领。59 克里奇菲尔德对尼泊尔的访问穿插在他在那格浦尔（Nagpur）大学教授新闻学的时间里，那格浦尔是正在崛起的印度教法西斯运动的诞生地和总部。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份关于中情局在尼泊尔项目的报告称，“中情局官员詹姆斯·克里奇菲尔德将游击队在西藏境内的成就描述为‘微乎其微’……无论如何，中情局的注意力正在转向印度支那。”60 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也紧随其后，于1964年作为《华盛顿星报》记者抵达越南，并写了一本书来宣扬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的观点，而中情局当时正敦促华盛顿采纳这些观点。从越南出发，他去了爪哇旅行，然后在1966年至1967年间在那里待了一年，就在中情局帮助苏哈托政权夺取政权并杀害了多达一百万政治反对派之后不久。他还作为《星报》（该报本身与中情局有联系）的白宫记者在华盛顿待了一年。61
1969年，在艾丽西亚·帕特森基金会（Alicia Patterson Fund）的资助下，克里奇菲尔德离开了《星报》，成为一名全职的“村庄记者”。62 对于他第一次在一个村庄的长期逗留，他选择了看似偏僻的南印度洋岛屿毛里求斯。然而，印度洋当时正处于美国另一次军事扩张的中心。毛里求斯刚刚脱离英国获得独立，并向苏联提供海军设施。美国正在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建立自己的印度洋海军和情报基地，该岛以前隶属于毛里求斯，但被英国保留并租借给了美国。为了确保新基地的机密性，克里奇菲尔德的朋友麦克纳马拉要求将迪戈加西亚所属的查戈斯群岛（Chagos Islands）的全部人口迁走。英国同意违背居民意愿并违反国际法，秘密围捕居民并将他们运往毛里求斯。就在克里奇菲尔德抵达该岛时，英国和美国正在向毛里求斯政府支付65万英镑，以帮助安置查戈斯岛民，希望他们被非法驱逐的消息不会传到西方。63
在迪戈加西亚建立基地是美国在海湾和东地中海扩张势力的一部分，这种扩张涉及与该地区两个主要非西方军事强国——伊朗和埃及——建立新关系。克里奇菲尔德随后几年的村落研究紧跟了这些不断变化的关切。1971年，他住在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的一个村庄里，当时他哥哥刚刚帮助说服尼克松总统开始将伊朗建设成美国全副武装的盟友，并开始秘密破坏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的稳定。1974年，在华盛顿与开罗恢复外交关系几周后，他抵达了埃及。尽管埃及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禁止来访的西方人进入，但通过选择卢克索附近旅游区边缘的一个村庄，克里奇菲尔德得以在美国重新介入该国的这个关键时期，在埃及乡村度过了一段时间。64
那么，克里奇菲尔德是美国间谍吗？我不知道，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克里奇菲尔德的书出版几年后，埃及一家主要期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警告美国学者和发展专家对埃及的“渗透”，他们的研究对该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65 一篇文章报道了社会学家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Sa'd Eddin Ibrahim）的观点，他举了一项美国研究的例子，该研究收集了四百个埃及村庄地方领导层的数据，警告说这些信息可能会被用来做对埃及不利的事情。66 这似乎不太可能。鉴于克里奇菲尔德著作的证据，很难想象他收集到了任何有用的信息，就像人们从对四百个、甚至四十个埃及村庄的“领导层”调查中几乎学不到什么一样。正如我在后面几章所解释的，很难指出有哪一项美国关于埃及农村发展的研究收集到了足以威胁该国安全的可靠信息。如果说有任何威胁的话，那就在于援引“国家安全”这一陈词滥调的危险性，这种援引帮助了那些镇压力量，对他们来说这始终是一个好用的词。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本人就成了这种镇压的受害者，十年后，他因涉嫌威胁国家安全的活动被判处七年监禁。67
克里奇菲尔德与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联系（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的重要性在于别处：在于揭示这种关于中东、特别是关于“农民”问题的专业知识的政治谱系。直到最近人们才了解到，在20世纪下半叶，中情局对世界各地学术和知识文化的生产产生了多么普遍的影响。由中情局在巴黎建立的“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故事现在已广为人知，包括它对英国杂志《邂逅》（Encounter）的资助。中情局的努力远不止于此，还包括资助艺术展览，特别是那些推广抽象表现主义的展览；以美国前卫作曲家作品为特色的音乐会；学术和文化会议；以及愿意批评马克思主义或苏联，并支持（或至少对之保持沉默）美国在越南和世界其他地区暴力的书籍、翻译作品和各种期刊。68 该机构在海外资助的期刊中，包括一本与《邂逅》杂志对应的阿拉伯语杂志《对话》（al-Hiwar），该杂志于1962年在贝鲁特创办，由著名的巴勒斯坦作家陶菲克·萨伊格（Tawfiq Sayyigh）担任主编。69 1967年中情局对文化自由大会的资助被曝光后，《对话》停刊。
这些与美国秘密生产文化和学术专业知识的联系，可能不仅延伸到了像克里奇菲尔德这样的作品，还延伸到了阿尤特的《埃及农民》在美国的出版。正如我指出的，这本书在首次写成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在美国出版，但恰逢美国对埃及国内事务重新产生兴趣。它的出版是由莫罗·伯格安排的，他在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制定中发挥了作用，并且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他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近东和中东委员会的首任主席，也是北美中东研究协会的创会主席。20世纪30年代末在纽约当学生时，伯格曾是纽约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成员，与欧文·豪（Irving Howe）、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等人在一起，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战后成为活跃的反共分子，并在某些情况下极度右转。70 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记者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纽约大学哲学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和《邂逅》编辑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后来都得到了中情局的资助和提拔。像许多二战后进入区域研究领域的其他学者一样，伯格在战争期间曾在情报部门工作，他也与中情局有联系。他是文化自由大会的成员，也是为《邂逅》杂志的阿拉伯语对应刊物《对话》招募主编的学者。他向这位未来的主编提供的大笔中情局资金附带了一个条件：该杂志要发表探讨苏联穆斯林社区不利处境的文章。71
这个故事引发的最严重的问题，既不是克里奇菲尔德对阿尤特的剽窃，也不是与美国情报工作活动以及对美国新闻业和学术界的秘密政治资助可能存在的联系。最重要的问题是学术专业知识的结构，正是这种结构使得这些形式的偏见、无知和歪曲得以盛行，并赋予了这类可疑书籍流通和被接受的机会。
注释
第四章 农民的发明与再发明
1. 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为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Richard Critchfield）所著《沙哈特：一个埃及人》（Shahhat: An Egyptian）撰写的前言（纽约州锡拉丘兹：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ix页，重点为引者所加。
2. 薇薇安·戈尔尼克（Vivian Gornick），“埃及的隐喻”（Metaphor for Egypt），载《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79年1月14日，第12页。
3. 皮埃尔·古鲁（Pierre Gourou），《东京湾三角洲的农民：人文地理学研究》（Les paysans du delta tonkinois: Etude de géographie humaine）（巴黎：Mouton出版社，1936年），第577页；英译本《东京湾三角洲的农民：人文地理学研究》（The Peasants of the Tonkin Delta: A Study of Human Geography），全一卷分两册（康涅狄格州纽黑文：人类关系区域档案，1955年），第664页。
4. 埃及外省的民众政治运动，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受到了巴勒斯坦起义的极大激发。他们在主要城市以及外省城镇和乡村的组织与鼓动工作，最终在1938年夏天引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并遭到当局的暴力镇压。以色列·格尔绍尼（Israel Gershoni），“穆斯林兄弟会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起义，1936-1939年”（The Muslim Brothers and the Arab Revolt in Palestine, 1936-39），载《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第22卷第3期（1986年）：第367-397页。
5. 亨利·哈比卜·阿尤特（Henry Habib Ayrout），《费拉的风俗与习惯》（Moeurs et coutumes des fellahs），当代史研究、文献与证言丛书（巴黎：Payot出版社，1938年；重印版，纽约：AMS出版社，1978年），i，第12页。在同一时期的美国，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特波斯特兰：一个墨西哥村庄的民间生活研究》（Tepoztlán: A Mexican Village: A Study of Folk Lif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0年）标志着人类学家的兴趣从“原始”社会转向了“民间”或后来所谓的“农民”社会。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1919-1920年墨西哥革命的反应，该革命源于印第安村庄对墨西哥甘蔗庄园殖民其土地的反抗。
6. 参见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6年）；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理性的小农：越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9年）。
7. 阿尤特著作的主要版本包括：亨利·哈比卜·阿尤特，《费拉的风俗与习惯》（巴黎：Payot出版社，1938年；重印版，纽约：AMS出版社，1978年）；第二版修订本，题为《费拉》（Fellahs）（开罗：Horus出版社，1942年）；阿拉伯语版《农民》（al-Fallahun），穆罕默德·加拉布（Muhammad Ghallab）译（开罗：Matba[at al-Kawthar出版社，1943年，1968年第8版）；英语版《费拉》（The Fellaheen），希拉里·韦门特（Hilary Wayment）译（开罗：R. Schindler出版社，1945年）；俄语版《埃及的费拉》（Fellakhi Yigipta）（莫斯科：出版地不详，1954年）；美国版《埃及农民》（The Egyptian Peasant），约翰·奥尔登·威廉斯（John Alden Williams）译（波士顿：Beacon出版社，1963年）。我主要引用了1945年的韦门特译本，因为这也是克里奇菲尔德所使用的版本。下文对《费拉》的进一步引用将直接在正文中用括号标出。
8. 鲍尔斯（Bowles）于1961年11月被调离国务院，转任总统驻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事务特别代表。他于1962年2月访问开罗并会见了纳赛尔总统。威廉·J. 伯恩斯（William J. Burns），《经济援助与美国对埃政策，1955-1981年》（Economic Aid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Egypt, 1955-81）（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31、249页。
9. 阿尤特，《埃及农民》，第xvi页。
10. 同上注，第v-vi页。
11. 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村庄》（Villages）（纽约州加登城：Anchor Press / Doubleday，1981年，1983年重印版），第64页。
12. 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漫长的伪装：越南战争中的政治颠覆》（The Long Charade: Political Subversion in the Vietnam War）（纽约：Harcourt, Brace & World，1968年），第208页。
13. 克里奇菲尔德，《村庄》，第66页，重点为引者所加。该书中关于越南的简短章节大部分重复了《漫长的伪装》中的内容，但第一本书中引用英国军事顾问的话在第二本书中去掉了引号，变成了克里奇菲尔德自己的观点。
14. 穆罕默德·海卡尔（Mohamed Heikel），《愤怒的秋天：萨达特遇刺案》（Autumn of Fury: The Assassination of Sadat）（纽约：兰登书屋，1983年），第8-10页。
15. 参见约翰·沃特伯里（John Waterbury），《纳赛尔与萨达特时代的埃及：两个政权的政治经济学》（The Egypt of Nasser and Sad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wo Regimes）（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
16. 罗伯特·费尔尼亚（Robert Fernea），评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的《沙哈特：一个埃及人》，载《中东期刊》（Middle East Journal）第33卷第4期（1979年）：第506-507页。
17. 克里奇菲尔德，《沙哈特》，第xiii-xiv页。下文对《沙哈特》的进一步引用将直接在正文中用括号标出。
18. 弗雷德·H. 劳森（Fred H. Lawson），“1820-1824年埃及的农村反叛与外省社会”（Rural Revolt and Provincial Society in Egypt, 1820-1824），载《国际中东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13卷第2期（1981年）：第131-153页，引用第146页。
19. J. A. 圣约翰（J. A. St. John），《埃及与努比亚：其风景与人民》（Egypt and Nubia, Their Scenery and Their People）（伦敦：Chapman and Hall，1845年），第378-386页；劳森，“农村反叛”。
20. 克里奇菲尔德似乎非常清楚这种意象的效果。他早期的一项农民研究是关于伊朗西南部一个讲阿拉伯语的游牧群体的，该书写于国王统治时期，通过一个名叫Ya[qub（克里奇菲尔德拼作Jacob，即雅各布）的个人的生活来讲述。在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该书第二版序言中，他解释说：“我用《圣经》的方式拼写雅各布，是为了强调其旧约特质” (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人提到霍梅尼……而伊斯兰教，尽管是贝都因人的全部生活方式，似乎相对温和”)。《金碗必碎：四种文化中的农民生活》（The Golden Bowl Be Broken: Peasant Life in Four Cultures），第2版（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ix页。
21. 参见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殖民埃及》（Colonising Egypt）（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32页。[译注：本书中译本名为《再造国家：埃及在19世纪》]
22. 这是克里奇菲尔德唯一一次承认他借鉴了阿尤特的著作，这段话几乎是逐字照搬的：“在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长年累月的外国统治下，”阿尤特写道，“……费拉改变了他们的主人、宗教、语言和农作物，但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阿尤特，《费拉》，第19页。
23. 克里奇菲尔德将该村庄的名字拼写为Berat。
24. 阿尤特，《埃及农民》，第13页。该博物馆于1938年开放，同年阿尤特的书出版，这也是对农民产生新的民族志兴趣的一部分。
25. 参见米切尔，《殖民埃及》，第122-125页。
26.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巴黎：Felix Alcan出版社，1898年），英译本《各民族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898年），第4-5、13、199-200页。
27. 加德纳·林赛（Gardner Lindzey）与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编，《社会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第2版（马萨诸塞州雷丁：Addison-Wesley，1968年），1:41。
28.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Psychologie des foules）（巴黎：Felix Alcan出版社，1895年），英译本《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896年），第36页。
29. 阿尤特，《费拉的风俗与习惯》，第132页。
30. 父亲哈比卜·阿尤特（Habib Ayrout）是一位在巴黎受过教育的工程师兼建筑师，曾参与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模范郊区的规划与建设。阿尤特神父的两个兄弟，查尔斯（Charles）和马克斯（Max），也是在开罗执业的建筑师。伊薇特·森-阿尤特（Yvette Senn-Ayrout），个人通信，1993年3月23日。
31. 阿尤特解释说，农民“像孩子一样，如果不在善意中教导他们与之相配的‘使用说明’，就不能给他们提供模范房屋。……这种教育比物质上的实现更重要”（《埃及农民》，第130页）。关于殖民实践中结构、个体性与教育效果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米切尔，《殖民埃及》，第44-48、92-94页。关于模范村，另见第2章和第6章。
32. 阿尤特，《埃及农民》，第19-20、151页。
33. 报刊上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辩论。例如，在1937年2月17日、18日和19日的《金字塔报》（al-Ahram）上，《埃及农村》（al-Rif al-misri）（开罗：Maktabat al-Wafd出版社，1936年）的作者宾特·沙提（Bint al-Shati]，阿伊莎·阿卜杜勒·拉赫曼 [A]isha [Abd al-Rahman] 的笔名）描述了棉花加工业的罪恶，说明了当年有2.5万名8至15岁的儿童受雇在轧棉和打包工厂操作机器装卸，每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9点在令人窒息的粉尘中连续工作，没有休息时间（阿尤特，《费拉》，第63页）。阿尤特著作的开罗各版本也延续了这一辩论。1943年的法文版由福阿德·阿巴扎帕夏（Fu]ad Abaza Pasha）作序。1945年在开罗出版的英文版由穆罕默德·塔希尔帕夏（Muhammad Taher Pasha）撰写前言，他是一位杰出的地主和商人，也是王室成员和议会议员。塔希尔称赞阿尤特的“客观性”，并警告说，在其历史的这个“转折点”，国家需要“所有阶级之间全面而密切的合作”，这种合作应建立在“上层阶级和地主对农民特别同情的理解”之上（阿尤特，《费拉》，第5页）。关于塔希尔，参见埃里克·戴维斯（Eric Davis），《挑战殖民主义：米斯尔银行与埃及工业化，1920-1941年》（Challenging Colonialism: Bank Misr and Egyptian Industrialization, 1920-1941）（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41页。
34. 当米里特·布特鲁斯·加利（Mirrit Butrus Ghali）停止反对土地改革，并于1945年发表了一项旨在阻止大型庄园兼并土地的提案时（仅影响未来的土地购买，不影响现有或继承的土地），他主张将上限设定为100英亩而不是50英亩，理由是较低的上限将“限制农村中产阶级的积极性，而在我们看来，这些农村名流肩负着为农村社会注入活力的重要任务”。引自加布里埃尔·贝尔（Gabriel Baer），《现代埃及土地所有权史，1800-1950年》（A History of Landownership in Modern Egypt, 1800-1950）（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212页。
35. 本段及下一段的引文均来自该书平装版的封底，另有注明的除外。
36. 易卜拉欣·阿米尔（Ibrahim [Amir），《土地与农民：埃及的农业问题》（al-Ard wa-]l-fallah: al-mas]ala al-zira[iyya fi misr）（开罗：Matba[at al-Dar al-Misriyya出版社，1958年）。雅克·贝尔克（Jacques Berque），“论部分埃及村庄的结构”（Sur la structure de quelques villages égyptiens），载《年鉴：经济、社会、文明》（Annales: Economie, Société, Civilisations）第10卷第2期（1955年）：第199-215页；以及《20世纪一个埃及村庄的社会史》（Histoire sociale d'un village égyptien au xxème siècle）（巴黎：Mouton出版社，1957年）。贝尔克是第一位分析性地描述19世纪灌溉工程、经济作物和私有制所带来的社会转型的作家，主要依据的是阿里·穆巴拉克（[Ali Mubarak）的《埃及开罗及其古今著名城镇区划志》（Al-khitat al-tawfiqiya li-misr al-qahira wa-muduniha wa-biladiha al-qadima wa-]l-shahira）（开罗：al-Matba[a al-Kubra al-Amiriyya出版社，1886-1888年）。
37. 阿尤特呼应勒庞的观点，声称埃及村庄“在社会意义上不是一个共同体，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个大众群体”。以色列学者加布里埃尔·贝尔（Gabriel Baer）曾是一代人中研究现代埃及农村历史的权威，他主要利用这一说法来论证，到19世纪，埃及村庄已不再作为一个社团性的共同体而存在。“埃及村庄共同体的解体”（The Dissolution of the Egyptian Village Community），载《现代埃及社会史研究》（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gypt）（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17-29页。参见哈伊姆·格伯（Haim Gerber），《现代中东的社会起源》（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87年），第145页。
38. 莫罗·伯杰（Morroe Berger），《今日阿拉伯世界》（The Arab World Today）（纽约州加登城：双日出版社，1962年），第154-155、158、171页。
39. 阿尤特，《农民》（al-Fallahun）（1968年），第7页。
40. 阿尤特，《埃及农民》，第18页；参见加布里埃尔·贝尔，“费拉的顺从与反叛”（Submissiveness and the Revolt of the Fellah），载《现代埃及社会史研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93-108页，引用第102页。
41. 这一段是阿尤特重复早期欧洲文献内容的众多段落之一。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于1911年至1914年担任英国驻埃及代理人兼总领事，他无疑阅读过许多相同的文献。他在1912年向外交部报告说，在埃及农村，“人的生命似乎无足轻重，最微不足道的事件也会导致凶杀。……此类犯罪源于突发的争吵、家族世仇或报复”。伦敦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PRO/FO/30/57/9，基钦纳致格雷（Kitchener to Grey），1912年，转引自玛蒂娜·里克（Martina Rieker），“上埃及与城市：现代埃及历史建构中的底层空间”（The Sa[id and the City: Subaltern Space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ian History）（天普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第168页。
42. 当村民们受够了所有的暴力之后，就只剩下kayf（凯夫）的可能性了。阿尤特认为这是“一个含义深刻的词”。他说，它指的是“一种清醒的被动状态，意味着无所事事、一言不发、什么也不想”（第136页）。克里奇菲尔德解释说，“在埃及，有一种被称为kaif的心理状态，即一个人无所事事、一言不发、什么也不想。这是一种清醒的被动状态”（第183页）。
43. 参见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Orientalism）（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78年），第160-164页；米切尔，《殖民埃及》，第26-27页。
44. 布特鲁斯·瓦迪赫（Boutros Wadieh），个人通信。
45. M. 亚沙尔·伊什詹（M. Yas ¸ar Is ¸can），评克里奇菲尔德的《沙哈特：一个埃及人》，载《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82卷第4期（1980年）：第961页；萨姆·贝克（Sam Beck），评克里奇菲尔德的《沙哈特：一个埃及人》，载《美国民俗学期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第93卷第370期（1980年）：第487-488页；约翰·G. 肯尼迪（John G. Kennedy），评克里奇菲尔德的《沙哈特：一个埃及人》，载《美国民族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第7卷第1期（1980年）：第220-221页。
46. 克里奇菲尔德，《村庄》，第vii页。
47. 该书于1973年首次出版。出版社的目录推荐该书用于大学课程，并收录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年刊》（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的推荐语。
48. 威妮弗雷德·S. 布莱克曼（Winifred S. Blackman），《上埃及的费拉：他们今天的宗教、社会与工业生活，兼论古代遗风》（The Fellahin of Upper Egypt: Their Religious, Social and Industrial Life Toda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urvivals from Ancient Times）（伦敦：G. G. Harrap出版社，1927年）。
49. 伊薇特·森-阿尤特（Yvette Senn-Ayrout），个人通信，1993年3月19日；珍妮特·德博诺-阿尤特（Janette De Bono-Ayrout），个人通信，1993年6月；“阿尤特神父传记”（Biography du P. Ayrout），《信使报》（Le Messager）（亚历山大），1989年4月9日。
50. 《美国驻埃及研究中心简报》（Newsletter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开罗），第142期，1988年夏季。
51. “阿尤特神父传记”。
52. 参见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对‘埃及农民的发明与再发明’的回应”（A Response to 'The Invention and Reinvention of the Egyptian Peasant'），以及蒂莫西·米切尔，“对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的回复”（A Reply to Richard Critchfield），载《国际中东研究期刊》第23卷第2期（1991年）：第277-280页。本段及下一段的材料均引自此处。
53. 一张拍摄于19世纪70年代的照片显示，沙哈特所在的村庄Kom Lolah遗址完全是农田，尚未建起任何房屋。一张约1930年拍摄的照片显示，那里最多只有一两栋房屋。参见德博拉·布尔（Deborah Bull），《溯尼罗河而上：摄影之旅，埃及1839-1898年》（Up the Nile: A Photographic Excursion, Egypt 1839-98）（纽约：C. N. Potter出版社，1979年），第88页；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芝加哥大学调查报告》（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urvey）第12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3年），图97。
54. 威尔伯（Wilbour，1833-1896）是一位美国商人，曾在巴黎和柏林师从法国籍埃及古物局局长马斯佩罗（Maspero）学习考古学，并在埃及和法国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20年。拥有10英亩土地的哈利法（Khalifa）是他在该地区的东道主兼总代理，为他提供出行的驴子和其他所需物品。查尔斯·埃德温·威尔伯（Charles Edwin Wilbour），《埃及游记 (1880年12月至1891年5月)：查尔斯·埃德温·威尔伯书信集》（Travels in Egypt (December 1880 to May 1891): Letters of Charles Edwin Wilbour），让·卡帕尔（Jean Capart）编（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1936年），第58页。感谢卡罗琳·辛普森（Caroline Simpson）提供此参考文献。
55. 理查德·克里奇菲尔德，《村民。改变的价值观，改变的生活：城乡差距的缩小》（The Villagers. Changed Values, Altered Lives: The Closing of the Urban-Rural Gap）（纽约：Anchor Books / Doubleday，1994年）。
56. 参见“詹姆斯·克里奇菲尔德访谈录”（An Interview with James Critchfield），载《萨达姆的生存》（The Survival of Saddam），网址：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saddam/interviews/critchfield.html。
57. 托马斯·鲍尔斯（Thomas Powers），“战略情报：第一部分，一个被孤立的人”（Strategic Intelligence: Part One, An Isolated Man），《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979年4月。另见参议院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特别委员会（丘奇委员会）1976年的听证会和报告。当时在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担任随员的詹姆斯·阿金斯（James Akins）回忆了美国对复兴党的支持：“复兴党掌权了。我们非常高兴。他们除掉了许多共产主义者。许多人被处决或枪杀。这是一个伟大的发展。”载“萨达姆的生存：詹姆斯·阿金斯访谈录”（The Survival of Saddam: An Interview with James Akins），PBS/前线，网址：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saddam/interviews/akins.html。
58. 鲍尔斯，“战略情报”。
59. 梅琳达·刘（Melinda Liu），“当天堂流血时”（When Heaven Shed Blood），《新闻周刊》（Newsweek）国际版，1999年4月19日。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是在1959年3月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后发起的。
60. 同上注。
61. 1973年11月，当有关中央情报局卷入美国政治程度的细节开始浮出水面时，最初的揭露涉及中央情报局对美国记者的利用。第一家因雇佣中央情报局成员而被点名的报纸是《华盛顿之星》（Washington Star）。参见丹尼尔·勃兰特（Daniel Brandt），“新闻业与中央情报局：强大的沃利策”（Journalism and the CIA: The Mighty Wurlitzer），《NameBase新闻专线》（NameBase NewsLine）第17期，1997年4月至6月，网址：http://www.pir.org/news17.html；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中央情报局与媒体”（The CIA and the Media），《滚石》（Rolling Stone），1977年10月20日，第65-67页；以及《纽约时报》的系列文章：约翰·M. 克鲁德森（John M. Crewdson）与约瑟夫·B. 特里斯特（Joseph B. Treaster），“中央情报局30年来塑造世界观的努力”（The CIA's 3-Decade Effort to Mold the World's Views），《纽约时报》，1977年12月25日，第1、12页；特伦斯·史密斯（Terrence Smith），“中央情报局与记者的联系”（CIA Contacts With Reporters），《纽约时报》，1977年12月25日，第13页；克鲁德森与特里斯特，“中央情报局建立的全球宣传网络”（Worldwide Propaganda Network Built by the CIA），《纽约时报》，1977年12月26日，第1、37页；克鲁德森与特里斯特，“中央情报局与国内外记者建立广泛联系”（CIA Established Many Links to Journalists in U.S. and Abroad），《纽约时报》，1977年12月27日，第1、40-41页。
62. 艾丽西亚·帕特森基金会（Alicia Patterson Fund）的执行秘书是理查德·H. 诺尔特（Richard H. Nolte），他曾是阿拉伯研究领域的罗德学者，在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情况下，于1967年4月导致六日战争爆发的危机中被任命为美国驻埃及大使（一个月后，在埃及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后，他被迫离职）。诺尔特此前曾担任美国大学驻外人员协会（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的中东事务助理。
63. 2000年11月，在查戈斯群岛岛民提起的一起诉讼中，伦敦高等法院宣布驱逐他们是非法的，并命令英国政府允许他们返回家园并给予赔偿。当驱逐的真相首次曝光时，美国和英国政府捏造了一个故事，称这些岛民只是来自毛里求斯的移工，没有原住民权利。美国继续反对他们的回归权。尤恩·麦卡斯基尔（Ewan MacAskill），“被驱逐的岛民将回家”（Evicted Islanders to Go Home），《卫报》（The Guardian），2000年11月4日，第1、3页。有关这段秘密历史的详细信息，参见《议事录》（Hansard）第208卷（1992年5月18日至6月5日），口头提问与辩论，1992年6月4日，第1010-1012栏，网址：http://www.parliament.the-stationery-office.co.uk/pa/cm/cmhansrd.htm；以及尤恩·麦卡斯基尔与罗布·埃文斯（Rob Evans），“剥夺一个民族岛屿家园的三十年谎言、欺骗与诡计”（Thirty Years of Lies, Deceit and Trickery that Robbed a People of their Island Home），《卫报》，2000年11月4日，第3页。
64. 克里奇菲尔德写过的其他村庄位于菲律宾、韩国、印度和墨西哥。然而，在获得麦克阿瑟奖后，他放弃了对第三世界农民的研究，转而研究美国农村和英国的生活。他的最后一项研究是在波兰与俄罗斯边境的一个村庄进行的，当时苏联刚刚开始解体。
65. 《金字塔经济报》（Al-Ahram al-iqtisadi），1982年10月4日。该系列文章于1982年10月和11月发表在《金字塔经济报》上。这些文章和其他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批评，提请人们注意埃及学者和科学中心是如何被吸收到美国赞助的咨询工作或联合研究项目中的；在这些项目中，分析的目标、方法和假设都是由美国的发展政策议程决定的。文章还指出，即使在许多情况下大部分研究是由埃及人完成的，而外国人所做的只不过是修改最终草案的英文，这类联合研究的大部分费用和荣誉还是被美国人赚取了。然而，一些作者也呼吁埃及国家更直接地参与研究的控制和指导，要求中央公众动员和统计局（CAPMAS）重新确立其批准国内所有研究项目的权力，甚至要求总检察长和国家安全部门更严格地执行1960年的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对泄露有关国家规划、食品消费和贸易的国家信息的人处以六个月的监禁（《金字塔经济报》，1982年11月8日）。
66. “开罗的美国影子政府”（Hukumat zill amrikiyya bi-]l-qahira），《金字塔经济报》，1982年10月11日，第11-14页。
67. 埃及国家安全部队于2000年7月1日逮捕了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Sa[d Eddin Ibrahim），指控他散布关于埃及的“虚假报告”并“在国外损害埃及的形象”。该案在国家安全法院审理，其判决只能通过最高上诉法院上诉，而且只能基于程序理由，不能基于案件实质。易卜拉欣当时正在组织一项旨在监督2000年11月埃及议会选举合法性的活动。《中东时报》（Middle East Times），2001年1月26日，网址：http://www.metimes.com/2K1/issue2001-4，以及2001年5月18日，网址：http://www.metimes.com/2K1/issue2001-21。
68.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界》（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纽约：New Press，1999年）；原版名为《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伦敦：Granta Books，1999年）。[译注：本书中译本名为《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
69. 桑德斯，《文化冷战》，第334页。
70. 艾伦·M. 瓦尔德（Alan M. Wald），《纽约知识分子：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反斯大林主义左派的兴衰》（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ti-Stalinist Left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80s）（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11-321页。
71. 易卜拉欣·阿布-卢格霍德（Ibrahim Abu-Lughod）的个人通信，2000年8月3日。伯杰曾试图招募阿布-卢格霍德来编辑这本杂志。伯杰没有透露资金来源，但提供的金额以及有关苏联的规定立刻引起了阿布-卢格霍德的怀疑。当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卷入中央情报局的真相曝光时，许多接受中央情报局资金的美国知识分子声称他们没有意识到是谁在付钱给他们。桑德斯的《文化冷战》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