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黃老之學（15）：皆謂我大

原文

天下皆謂我大，不宵。夫唯大，故不宵。若宵，細久矣。我恆有三葆之。一曰茲，二曰檢，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茲故能勇；檢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今舍其茲且勇；舍其後且先，則必死矣！夫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建之，女以茲垣之。

白話

世人說我粗枝大葉，但幹大事豈拘小節。我有三事必保：一為養士，二為節制，三為後發；養士則兵勇，節制則軍擴，後發則佔理；今若苛待士卒，且又冒然出戰，就死定了！養銳之師，戰則勝，守則固，若你善保此道，可建天大功勞。

此篇文章應該是出自將帥間的兵法傳承，「天下皆謂我大」與「不敢為天下先」中的「天下」，是指周天子封建的疆域，「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則是因敵制勝。由此推之，其時代背景應該在西周中後期，諸侯日益強大而王室日益衰弱，但無論王室或諸侯都仍是依禮而行。

「茲故能勇」是養士之功，孫子曰「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檢故能廣」是節制之功，孫子曰「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不敢為天下先」則是後發之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所以，事出必有「因」，後發必由「因」。

《孫子兵法》中有先知、先聞、先居、先處、先為、先出、先至、先奪之理，卻無先戰之理，一切的先都在「勝兵先勝」；因此，「不敢為天下先」並非不預先準備，而是不盲目僥倖的「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檢故能廣」意味嚴守軍紀訓練充足才能擴軍用眾而不亂，至於臨機應變的將領謀略可以歸類於【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若類比於現代產業，標準作業程序(SOP)就可以算是「檢」，按此擴充產能、廣開分店才能不亂，品質也不致變差。

這位黃老的兵學思想，是其個人的用兵經驗，未必具有普遍適用性，應用時須考慮時代情境的異同。在禮治時代「後發」是為了佔理，「先禮後兵」的思想應該就源於周朝；然而，「後發」卻並不影響其預先對戰爭做的準備，甚至可以在穩操勝券時，誘使敵方先出手。

舉例而言，秦滅楚之戰，王翦向秦王堅持索要六十萬兵，一到楚境卻堅壁固守以養士(【茲】)，等到士卒精力充沛操練精熟而戰志高昂時，來挑戰誘敵進攻的楚軍已經疲弊。

王翦征楚在戰國末期，這已非西周以禮治為主的時代，因此「不敢為天下先」，必須改為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後】是為確保必勝。由於秦王欲滅楚，所以是秦國主動進攻楚國，秦兵遠征而楚地廣大，楚軍以逸待勞誘使秦軍分兵冒進，這便是楚國的後發優勢。
王翦之所以能勝，就是靠堅壁養士扭轉戰機，將後發優勢轉到秦軍這方。

【孫子兵法】明顯優於此文所述，因為這篇文章只是西周某黃老的兵學經驗之談，而孫武是集古代兵學思想之大成，因此還收錄許多【道法自然】的兵學概念，實際應用還是以孫子兵法更佳，至於此篇文章理解其意即可。

夏、商、周三朝黃老兵學各有特色，相較於李耳感興趣的黃老兵法筆記，孫子兵法則是專門針對兵法的古今集成之作，當然會更為全面而具體。
夏朝是以【道法自然】為主的道德之治，所有爭端在剛發生時就被消弭於無形，若等到發生戰亂就已是道德之治的失敗，軍隊是備而不用，與《孫子兵法》所謂的「上兵伐謀」相似。

商朝是以【道法公心】為主的仁義之治，軍隊的征伐是為了百姓眾生的安寧而平息暴亂，因此出征止戈而已，不以傷人損敵為目的，甚至能避免造成生態破壞，故而【其事好還師之，所居楚朸生之】，與《孫子兵法》所謂的「其次伐交」相似。

至於武丁之後，因迷信而使文明意識病變，使得殷商晚期治道不斷下墜，最終變為【道法私欲】的暴亂之師，甚至【道法仇恨】的滅亡之師。故與《孫子兵法》所謂的「伐兵」、「攻城」相似。

將問題消弭於無形，如同治水用疏導的方式，事先預防及時治理，所以【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而非用防堵的方式，等到疾病發生後才醫治。
將問題消弭於無形的最糟糕的方式，是不但防堵，還只會補縫粉飾，治標不治本就算了，甚至還化濃妝打麻藥自欺欺人；猶如【聖人不病，以其病病】，由於皇上必然聖明，反而解決掉提出問題的人，劉徹與漢儒將黃老之學竄改為《道德經》，其影響極其深遠，超乎常人想像！

【人治】一詞目前多用於形容中國腐化(如清末、中共)的暴、亂、滅、亡之治，然而，道法私慾及道法仇恨才是所謂【人治】的精髓。其實用【人治】這個名詞並不妥當，因為，無論任何治道其實都是人治，所謂法治，也只是人治的一種操作形式。

因此，【用法治取代人治】的說法似是而非，因為它只看到法、暴、亂、滅、亡等低階治道的狹隘範圍，治道水準僅49 ~ 0分，即使達成，也僅是不及格的低階治理。
唯有達到符合【公心】的治理水平，才是真正及格的治理水準(6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