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五个世界”与极度不平衡发展（2013年10月20日）

按：这并不是一篇严谨的论文，而是我的个人感想的概括，原本只发在我的qq空间里，印象中没有在其他平台上发过。原标题里特意注明“求讨论”、末尾也留言“请多提意见”——但就如同我其他绝大多数作品一样，这篇文字也根本没人回应（其实我很久以前就发觉了这种窘境，这也很直观地让我相当长久地一直感受着精神孤独，然而无论怎样孤独，我在很多年里直到今天都仍然有非常旺盛的表达欲望），连阅读量也才26次。
但我今天觉得这篇文字仍有一些历史价值，至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13年那时的中国社会总体状况，并且也可供十几年后的今天以及未来某一年份的人们去回顾对比“历史与现今的关联”。
（2025年6月1日凌晨2点半上传）

[求讨论]“一个中国：五个世界”与极度不平衡发展

2013-10-20 00:15 阅读(26)

改开以前，中国本是一个城乡分裂和官民对立、但至少民众之间以及城乡两边各自比较平等的社会，经过“一部分人先富”的资本主义复辟进程，中国社会早已四分五裂、潜藏尖锐对立。尤其近十余年来新一轮依靠房地产、巨额投资和从属于国际分工的巨大外贸出口的经济畸形高速增长，更使整个社会深度分裂。据我看，按照发达文明程度和阶级差别可分为五个不同梯次的世界，它们既有泾渭分明的地区界线，又在大城市按照不同阶级呈现出复杂的交错分布，而且由于目前国内资本主义经济还在继续快速地极度不平衡的发展，使得不同世界的排布看似更为复杂。

要完全通过具体数据来说明我的看法相当困难，不过我觉得凭生活经验，足以看清一部分图景，但我还是力求找一些数据和其他依据。当然，我的个人阅历、眼界、见识都极为有限，下面的描述还不全，列举城市可能有偏差，希望多些讨论，使看法更接近于事实。

第一世界：包括北上广深的泛长三角(包括沪宁杭)、珠三角和环渤海(包括京津唐、辽东和胶东半岛)的大规模城市群，东南沿海城市带（温福泉厦漳汕），以及武汉、重庆、成都、西安、长沙等内地大城市。

根据张维为的《中国震撼》(2011年初出版)：这个板块堪称“准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基础设施、商业繁华、人均GDP、人均教育水平、整体科技实力、住房自有率及平均面积和质量，都达到或部分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实地观察，这个板块内的城市的总体水平已不低于南欧发达国家，如希腊、葡萄牙、意大利的多数城镇。大城市的总体水平超过发达国家的许多都市，如罗马、雅典、里斯本、马赛、热那亚、那不勒斯。但这个板块在环境指标、公民文化素质等方面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准，因而张维为把这一板块比喻为“准发达国家”。据他说，这个板块有3亿人。

当然，作为爱好虚荣炫富、养尊处优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吹鼓手，张维为完全看不到这个“第一世界”本身也是严重畸形的：建立于对原有公共财产的瓜分劫掠(例如大规模的圈地和抢劫国企资产)、资源的巧取豪夺和环境破坏之上（例如北京的雾霾、黄浦江上的死猪和珠三角长三角的内涝灾害），充满官府、商界和职场的处心积虑的生存竞争压力，极权专制大大压迫着利益表达和文化表达，也制约了民众自我组织和自助力量，这一切造成一般工人职员在大城市中比发达国家民众有更多的不安全感和无力感，权贵富豪则更加肆意妄为。

必须指出的是，第一世界的巨大发展并不主要是靠它的内在力量，大多数资金来自国家政策的财政倾斜和外资的特别眷顾，大多数职员和技术人员来自第二世界城市、第三世界城镇和第四世界农村出身的高校毕业生，还有上亿的基层工人来自第四世界农村。例如2012年北京2069万常住人口里，外来人口就占了37%，达773.8万，其中很多工人承担了最脏最苦最累的活。2011年苏州外来人口超过户籍人口，达700万，占1000万常住人口的70%；深圳常住1300多万人，外来人口就超过1000万，占80%。但相当一部分移民并没有融入第一世界，第一世界之内还有很多第三世界的城中村、城边村，郊区更是大片大片的第三世界，稍后就讲到。

第二世界：大多数省份的省会以及各省排名前列的城市，包括按房地产价格水平划分的部分二线城市和多数三线城市。

按发达文明程度排序：

上游：郑州、南昌、合肥、洛阳、昆明、徐州、济宁、石家庄、邯郸，东北的大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庆)，以及个别几个靠支柱产业拉动、人又少的城市(如新疆的克拉玛依、内蒙的鄂尔多斯、包头、乌海）；

中游：呼和浩特、宜昌、乌鲁木齐、太原、柳州、南宁、贵阳、宝鸡、连云港；

下游：四平、咸阳、绵阳、菏泽、齐齐哈尔。

这些城市都具有比较扎实的工业基础和1000-5000亿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GDP都在2万元以上。

我的排序依据：上游是GDP在3000亿元以上且人均GDP在3万以上的，中游是GDP在1500亿元以上且人均GDP在3万元以上的，下游是GDP一千多亿且人均GDP两、三万元的。每一“游”的各个城市，按照人均GDP的高低排序。

上游分了三类是为了说明三种很不同的情况，如果按照人均GDP排名，第二世界上游城市排列如下（单位：万元）：

克拉玛依(20.8)、鄂尔多斯(18.2)、大庆(13.9)、包头(12.4)、乌海(10.6)、沈阳(8.1)、郑州(6.1)、南昌(5.9)、合肥(5.5)、哈尔滨(4.58)、洛阳(4.5)、长春(4.46)、昆明(4.15)、徐州(4.11)、济宁(3.8)、石家庄(3.5)、邯郸(3.1)。

上述前五个城市已经超过了2011年北京(8.04)、上海(8.26)、广州(9.74)，前四个超过深圳(11.04)。但是看整体文明程度和国际开放水平，第二世界与第一世界的差别还是很大的。第二世界多数城市人均GDP在4万元以下，GDP大多数在3000亿以下。第一世界大城市动辄六七千亿以上GDP，有七个城市GDP超过1万亿元(上北广深津苏渝)，其中上海接近2万亿元。

第二世界内在的极度不平衡，尖锐地反映出中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式、扭曲式、砸钱式的畸形发展。

首先，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头十年的十多年间，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准发达板块”——东三省、郑州洛阳武汉重庆及其他一些工业密集区，遭到严重的官僚掠夺、市场冲击和大破坏，经历了一场“去工业化”的浩劫，大批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下岗，其中许多人沦为乞丐、妓女和无业游民（闻名全国的东北黑社会，就是这么来的）。改革前中国最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本来(连同千百万工人一起！)都有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东北多数工业城市，却遭到私有化重创，虽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沈阳哈尔滨长春大庆仍保存着工业经济元气，并借助表面的外来投资、商业繁荣和光鲜的基础建设，至今还争到第二世界上游的水平（其中沈阳GDP接近第一世界成都和无锡的水平，人均GDP超过成都和杭州、略高于北京），但是包括沈阳在内的这些城市仍然有着数百万下岗工人群体（庞大的城市贫民阶层），所以实质上大多数居民仍是第二世界的格局。还有很多重工业国企密集的城市，至今已沦落到第二世界中下游水平，尤其是像齐齐哈尔这样拥有很多曾经极为自豪的重大工厂企业的城市，如今却跌到接近第三世界的水平。

第二，许多城市原本是工厂的大片地区转变为商业区和住宅区，表面上是拉动了房地产和商业的繁荣，拉动了以土地为基础的地方财政，实际上却没有新增多少财富，典型的例如沈阳的铁西区（已经改造为现代化的商业区），以及重庆的很多城区。最近我家乡柳州也在大力鼓吹“商业柳州”，已经建成一座新的购物广场，还引来万达集团正在建一个更大型的商业广场，但柳州一直是以机械工业和汽车工业为支柱的工业城市，工业占到广西1/3之强，可是柳州工人从工业中得到的好处很有限，因为好处都被官僚资本牢牢卡住了。如今柳州却要指望虚假繁荣的商业来提升城市格调，真是个讽刺！改开初期柳州还算内地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现在却只是第二世界中游偏下城市，第一世界很多人听都没听过柳州（如果只看城市面貌，柳州大多数地方还不如深圳关外的宝安中心）。想必很多重工业老国企密集的城市也差不多吧。另外，第二世界的大多数优秀人才，往往拼命读书挤进第一世界的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所在城市或第一世界的其他城市、乃至到其他国家的第一世界去发展；还有第二世界及其周围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也挤破头地往第一世界里钻，这个数量远远超过第二世界周围地区挤进第二世界城市的数量，一个典型是四川绵阳，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常住人口从517.0万减少到461.4万，减少了55万，减少的人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可能是汶川地震的影响）。而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的整个四川省，十年间常住人口减少了288万。

第三，别看现在第二世界不少上游和中游城市发展很快，其实有多少是砸钱砸出来的！其实第一世界的很多城市也是砸钱砸出来的，比如武汉成都重庆都很明显，既有国家倾斜财政的巨额支持，也大力吸引外资。砸钱往往集中在路桥、机场、基建、大型购物广场以及其他房地产投资，但是很多投资并没有给多数民众带来好处，相反，却有大量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再例如上游城市里比较好的郑州，5550亿元的GDP，投资额就占了2/3的比重，达3670亿元，也是砸钱砸出来的；2012年它的出口总值203亿美元，很大一部分是靠富士康这样的大型工厂拉动的，但富士康却没给河南的工人带来相当的好处，它只是帮政府解决了就业和财税问题。还有例如徐州(66%)、合肥(61%)、都存在投资比重严重偏高的情况，昆明还达到了78%，南昌高达87%。贵阳更夸张：去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400亿元，同比狂增56.3%，而生产总值(即GDP)只有1700亿元，投资额竟然比GDP还高！投资占GDP的140%以上！钱从哪来的？又是寅吃卯粮的土地财政！贵阳早已被“誉为”土地财政的“极致样本”！前不久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贵阳是“一个过度投资的样本”，提及新建住宅区的空置率很高。贵阳本来是一个在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徘徊的城市，现在硬是挤上了第二世界的中游。但是贵阳除了让少数权贵和一部分小资产者更富了，还是很难靠居民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因为多数民众没有实质的改观，大搞基建只是在迎合外地游客和外来客商。现在贵阳和周边市镇都在大搞强拆、拆违，最近曝出贵阳观山湖区动员800多名大学生穿特警制服去拆违的荒诞剧，还曝出了从政府到保安公司到学校的四层转包的丑闻，利益链条固然肥了各级“中间商”，但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其实统统是虚假繁荣。这些地方核心城市建立在掘地三尺的土地财政赤字上，砸钱式地发展，直到把脚下的基础都挖空，总有一天将会全盘崩溃！

第三世界：第一世界大城市(深广上北)近郊或城市群之间广大工业区，随着城市扩张，越来越被排挤推掉的城中村、城边村，以及第二世界城市的多数近郊开发区、大量的县城、小城镇。

这是一个特殊且十分重要的世界，因为它目前的格局基本上都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才形成的：改开以前，大城市周围还没有这样大规模集中的农村出身工人（当年人民公社有派到城里的临时工，还有按照政策逐步转化为工人的农村出身青年，但不是这样的大规模集中在专门的工业区从事生产劳动的），过去东部地区的很多县城现在早已成为第二世界城市或融入进第一世界区域，而其他的很多县城的主要劳动力也充满了来自农村的青壮年。所以可以说，第三世界是在改开以后才形成的，而且这个区域对许多城市的发展已经很重要。

这些地方集中着好几亿做小本生意的农民、开门面的、店员和在工厂干活的民工，因为流动工人数量众多，所以恐怕很难统计有多少亿人，但应该比发达板块的3亿人还要多（全国民工的数字是3亿）。他们在第二世界城市里往往有一些落户了的亲戚朋友，与第二世界中下游城市的关系较为密切，也越来越多在第三世界(多是在家乡附近小城镇)买房，但却与第一世界城市非常隔膜，因为他们即使在第一世界核心的工地上干活或者扫大街，即使不少建筑工人的工资(六七千)比一些写字楼职员的工资还高，也被第一世界大城市的高房价、制度和市民文化所边缘化。第三世界不仅心理上而且生活上、社会感觉上都和第一世界有天壤之别，大概就像一个老挝人或刚果人置身美国纽约那样的悬殊感。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世界的工人和小生意人都深受大资本压迫和低收入之苦，但有一定的活跃空间，他们很多人年轻、流动性高、敢想敢干，当然也有不少人安于现状，以农民的满足心态在小城镇打工、安居落户。就那些活跃的人来说，我也感觉得到有很多农村出身青年被激发起创业热情，在小城镇得到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国家现在也在大力宣传和鼓励城镇化发展，但我一直很怀疑它的前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工人并不想创业，只想打一份工，并且改善工资。根据公开的罢工记录，绝大多数的工人斗争都发生在第三世界区域。例如近日我搜集的一则资料：10月14日几百个工人为了追讨跑路老板、造成社会影响给当局施压，就堵住了宝安大道万丰段与沙井南环路的交汇处，那个地方我经过多次，那里就是深圳关外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小城镇（属于沙井镇）。靠近第一世界城市的第三世界罢工浪潮，虽然很难直接影响到第一世界（因为媒体报道少且距离远），但潜在影响还是会有。例如2007年盐田港（属关外）罢工，就影响、激发了关内的蛇口港罢工。工人罢工如果发生在第一世界核心地带，往往会引起很大震撼，2007年深圳港口罢工潮、2008年重庆全市出租车司机罢工、2010年苏州工业园联建罢工与大连开发区多厂罢工、2011年4月上海集装箱卡车司机大罢工和当年12月发生在深圳关内中心地带的南山区的海量存储大罢工、2012-13成都青江白区的川化两度罢工，都是例证。

第三世界很可能是将来革命初期的先锋，但是它最好能激活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工人阶级以及青年学生，这样才可能造成最大的威力，以致掀翻整个资本统治。

第四世界：城市的近郊和远郊、或者交通运输比较便利的农村地区，农林牧副渔、农贸、旅游业或手工业、或者其他农村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

这个世界虽然有一部分富裕居民（县乡村干部、种粮大户、承包大户、副业个体户或小资本家），看起来像是浪漫的田园诗意生活，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普通的农民或农村工人，虽然他们有的可以过得很安逸，富不了也饿不死，但生活、消费、文化等各方面也远比城市匮乏。第四世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农村和数亿农民——是他们进入各大城市和城镇地区成为工人、司机和商人，以他们为多数创造出整个第三世界——才造成了整个第一世界和少数第二世界城市地区的财富与繁荣，但第四世界的许多地方却日益凋敝、萧条，到处是“留守家庭”和被边缘化的留守儿童，当官僚资产阶级的吹鼓手大吹第一世界作为“准发达国家”的光荣时，却完全忽略了占中国大多数人口和大多数土地的第四世界做出的巨大牺牲。

应该承认，国家投资的“村村通”（公路、广播和电视）以及网络光纤的铺设，提升了第四世界的文明水平，部分涉及旅游景点的第四世界区域近几年迅速城镇化、迈入第三世界；但相比日新月异的城市地区，快速城镇化的那些农村只不过是广袤的第四世界的很小一部分，往往是官僚资本好大喜功、装点门面、但没有什么人文内涵的旅游业投资和经济增长拉动项目。

由于城市生存艰难且提心吊胆，即使有钱也不如呆在农村，因为如果有钱的话农村倒可以过得富足安逸，所以就有了越来越多城里人反而要改户口到农村。但是过去二十多年至今的大趋势，仍然是更多得多的农村青壮年背井离乡，到第一世界（近几年越来越多到第二世界）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当然他们发现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是——他们本来是投奔第一世界的，但却仍然还是在“城不城、农不农”的大片工业区、开发区里(我称之为第三世界)，而且相当长时间都没多大变化。所以，作为第四世界的广大农村地区剩下的只是老人、妇女、留守儿童，以及占农民比例并不大的农村资产者。因此才发生了《村干部自称村里女人几乎都上过，村里一半都是我的娃》这样的荒诞新闻，但这个新闻也是中国社会深度分裂的无奈后果（另一面是，在沿海城市工地打工的不少农民工也另觅情人了，因为急迫的生理需求以及当下生存压力的分担）。

整个第四世界农村，虽然物资比较匮乏，较大程度上还是要第三世界在外务工者的接济，有的还需要与第二世界建立经济联系才能过日子，但在生存上反倒不像城市那样紧张激烈，而且大多数人好歹还有一块田地，所以反倒在整个社会中起到了一定的避风港作用，但是随着土地集中趋势的加强，这一块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即使有些城里人迁户口到农村），现在应该已经少于第三世界小城镇和工业区的人口。

第五世界：更贫穷的农村，还有在城乡底层徘徊游荡的失地农民，以及从大都市到小城镇的贫民，如难以自食其力的低收入者、失业人口及各类底层无业游民。

这部分人既可能是社会犯罪的因素，例如构成黑帮的多数炮灰，也可能是各种盲目泄愤暴动的主力，当然如果有强大的工人运动自觉地引领，他们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2008年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中，黑帮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黑帮实际领导了罢工，但它本身又是另一个资本家。如果没有强大的正面力量领导并最终解决他们的困境，这些群体就可能沦为资产阶级势力的政治挑拨工具，例如2009年新疆的打砸烧。

这个第五世界广泛游荡于前四个世界之中，很多是从第三世界工人和第四世界农民在失业和失地后补充进来的，还有很多是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工农、小商人家庭缺乏照料的少年儿童转变过来的，由于大中城市的安保力量和对贫民的边缘化日益加强，所以这些人最有可能在第三世界小城镇（例如2008年的贵州瓮安）或工业区（例如2011年广州增城、潮州古巷）“起事”，他们在第二世界城市的一些衰败地区（例如东北一些城市）也有潜在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这部分人我估计至少有数千万，或许有一亿。在可见的将来，我看不出他们会大幅减少，相反，随着农村土地集中的加剧和每年大量新增劳动力进入市场，以及低收入者（例如临时工和派遣工）增多，这个贫民阶层至少在城市和城镇地区还会进一步增多。

本文主要参考：

（1）百度百科的各城市介绍；

（2）房地产对一二三四线城市的解释；

（3）《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作者不详，2013。

（待修改，请多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