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同学,也陷入这种无脑惯性:凡有社会问题或舆情出现,必先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结果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倒果为因,将吹哨者视为麻烦制造者。社会矛盾由此被掩盖、累积并激化,被侮辱和损害的群体怒火暗燃,“造反有理”的文革叙事反而在年轻人中被重新怀念。为弱势发声的组织和个人,被污名为汉奸、卖国贼,有良知者纷纷噤声。社会失去理性讨论、悲悯反思与缓冲机制,却充斥戾气与道德败坏。言论自由的丧失,正是深层社会危机的重要根源。
我的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同学,也陷入这种无脑惯性:凡有社会问题或舆情出现,必先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结果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倒果为因,将吹哨者视为麻烦制造者。社会矛盾由此被掩盖、累积并激化,被侮辱和损害的群体怒火暗燃,“造反有理”的文革叙事反而在年轻人中被重新怀念。为弱势发声的组织和个人,被污名为汉奸、卖国贼,有良知者纷纷噤声。社会失去理性讨论、悲悯反思与缓冲机制,却充斥戾气与道德败坏。言论自由的丧失,正是深层社会危机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