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極權政治中，出版物從來不只是用來「閱讀」的。

它們被制度化生產、被行政體系採購、被納入幹部考核與政治表態，

最終成為權力合法性的文本工具。

從《我的奮鬥》到《治國理政》，

所謂「暢銷」並不意味著思想競爭的勝出，

而是制度分發能力的體現。

當市場選擇被權力配置取代，

出版本身就成了一種治理技術。

👉 本文提出一個概念：

「文本政治（textual politics）」，

用來理解極端民族主義如何透過出版被制度化。

完整分析見長文：

〈從《我的奮鬥》到《治國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