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瑞典出發，我試圖重新想像「我們」這個詞的可能性：一種更寬、更慢、更有耐心的「我們」。也許這種「我們」還很遙遠，也許它會在語言障礙、文化衝突與信任斷裂中不斷受挫，但只要還有人願意提出這樣的問題，只要我們還能彼此對話，它就不會徹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