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岸書室
How We Learned to Be Disciplined—and Came to Discipline Others in Turn 我們如何學會被規訓，並以規訓他人為善？
因為規訓的真正吸引力從來不是秩序，而是權力——那種「我知道你不知道」、「我比你清醒」、「我在為社會把關」的優越感。它讓我們在一個權力極度不對等的社會裡，暫時獲得一種錯覺：我也能發號施令，我也能規定誰對誰錯。我雖然無力改變世界，但至少能「矯正」你。
舊信封 An Old Envelope
那時，寫信本身就是一場儀式。挑選信紙、緩緩地寫下心中的話語、字跡透過紙張留下的細微印痕、墨水乾透時淡淡的氣味……寫好之後，再小心翼翼地折疊整齊，裝入信封。每一次寄出信件時，都有一種近似祈禱般的莊重感：我不知道這封信會經歷多少顛簸、多少轉運，最終才能抵達對方的手中，成為一個微小卻珍貴的驚喜。
Barnard, 4+4, and the Death of Thought 巴納德、4+4、與思考的死亡
而在某個時刻，整件事被徹底顛倒了。原本證據確鑿的一場男人的彌天大錯，透過捕風捉影、添油加醋，以及大量性別偏見，竟然變成了一個女人的錯。他的過失被稀釋，甚至被原諒，因為說到底，他不過是「攤上了紅顏禍水」。故事因此更順了、更合胃口了——因為指責女人總是更容易。
The Exquisite Distance: Yiyun Li and the Unforgiving Mirror of Grief 精妙的距離感：李翊雲與哀慟的嚴酷鏡像
因為哀慟若過於沉靜，便容易被誤認為情感抽離。而抽離——當其發生在女性，尤其是母親、尤其她還是移民時——總是會處於道德質疑的風口浪尖。我們要求女性哀悼者不僅要承受痛苦，還要展示痛苦。我們要眼淚，要血肉，要那種可供社群媒體觀賞的脆弱圖像。李翊雲拒絕這一切。她給予我們的，是耐痛。而以文字形塑的耐痛力，是最沉靜也最銳利的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