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塚英志｜从“历史”与“自我”交锋之处出发

江藤淳与少女女性主义的战后 江藤淳と少女フェミニズム的戦後

大塚英志

终章 从 “历史” 与 “自我” 所交锋的场所出发

摇滚歌手忌野清志郎试图在专辑中收录经 “朋克风格” 改编的《君之代》，此举引发与发行方唱片公司的对立，最终专辑发售被中止，这一事件见诸报道。据报道，发行方解释理由称 “对于分裂国民舆论的重要事项，（此举）会给人一种偏向某一方立场的印象”，但我不禁陷入思考：说到底，这版朋克风格的《君之代》，真的如发行方所言，是带有偏向某一方政治立场性质的作品吗？也就是说，将作为 “国歌” 被法制化的《君之代》改编为朋克风格，究竟是出于亵渎的不敬之意，还是基于想让《君之代》更贴近大众的意图呢？唱片公司想必是判定它属于其中某一种情况吧。但约十年前，忌野清志郎曾对广濑隆在《危险的话》（『危険な話』）中煽动起的 “反核电” 情绪敏感地做出回应，演唱了“核电站滚蛋！我们只要日本牛奶！”（「原発はいらねえ、和牛乳のみてえ」）<1>，还因此引发过与此次完全相同的发售中止风波。这样一位歌手，或许只是以与当时相同的、略显刻意的方式，单纯地忠实于时代情绪而歌唱罢了。或许这位摇滚歌手会以某种形式，就《君之代》发表否定或肯定的政治言论，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言论背后存在确凿的依据或政治信念。就像十年前成为反核电热潮导火索的《危险的话》，不过是将核电与犹太资本阴谋联系在一起的 “荒诞书籍”（トンデモ本）一样，显而易见，忌野清志郎所能用语言表达的 “政治”，无论好坏，也都只是作为亚文化（サブカルチャー）的政治而已。

1 这是ラヴ・ミー・テンダー／ＲＣサクセション中的一句词，与原文略有不同。（本篇文章所有注释都是译注）

然而，抛开这一点不谈，朋克风格的《君之代》确实准确反映了这个国家当下的现状 —— 关于 “国家” 的叙事已沦为亚文化。对忌野清志郎而言，十年前支持 “反核电” 的情绪，与此刻对《君之代》产生兴趣的情绪之间，理应不存在任何矛盾或变节。这与小林善纪（小林よしのり）只因忠实于大众欲望、便不存在变节或转向的情况是一样的。说起 “以朋克风格讲述‘国家’”，听起来简直像是在讽刺福田和也，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像《君之代》《日之丸》这类包含在 “国家” 叙事中的内容，为何能与 “朋克风格改编” 这种亚文化的叙事方式毫无冲突地 “结合” 在一起？从这种现象中，难道不是明显缺失了对 “国家” 相关的意义与依据的追问吗？

小渊内阁曾对《君之代》中 “君” 的含义做出奇特定义，称其指象征天皇及全体国民，但无论谁来思考，《君之代》里的 “君” 难道不只能解读为作为君主的天皇吗？无论否定还是肯定，这都是《君之代》不可回避的历史语境。将这一点模糊化后才被法制化的《君之代》，究竟能为怎样的 “国家” 而歌唱？可以说，正是这种意义的缺失，才使得仅靠 “朋克风格” 这一 “手法” 来放大效果的《君之代》成为可能。在这之中，难道看不到我此前在《诸君！》（『諸君！』）中写过、却被保守派人士无视的现象 —— 如今 “国家” 叙事中 “天皇” 含义的模糊化，以及对 “无天皇的民族主义”（天皇抜きのナショナリズム）的倾向 —— 所存在的相同问题吗？然而，这种通过模糊 “天皇”“君之代” 这类 “依据” 而成立的奇特民族主义，究竟是何种事物？在我看来，这个国家此刻被错觉为正在 “重构” 的所谓 “国家”，不过是将一直被保守派论坛（「論壇」）<2>视为眼中钉的、名为 “战后民主主义” 的虚构标签换了个说法而已。如果说十年前忌野清志郎通过反核电歌曲所代言的 “市民” 是虚构的，那么在同样意义上，如今关于 “国家” 的叙事在我眼中也同样是虚构的。

2 概指用来谈论公共问题的平台

这难道只是我的错觉吗？

然而，“战后民主主义” 与 “国家” 叙事的这种 “结合”，真的只是小林善纪之后才出现的现象吗？每当这样思考，我便无法不回想起江藤淳曾在《自由与禁忌》（『自由と禁忌』）中，对丸谷才一《在背地里歌唱君之代》（『裏声で歌へ君が代』）做出的如下严厉批判。

江藤所质疑的，是丸谷才一小说中的这样一段内容：

〈“所以说，日本这个国家或许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呢。是那种没有目的、仅仅只是存在着的国家的典型……” 梨田说道。

“其他国家还没能理解，这样的状态作为国家才是正确的，他们还在宣扬各种各样的‘口号’，但那都是错误的。过去的日本，会打着‘为了东洋永久的和平’发动战争，或是宣称‘亚洲的盟主’‘八纮一宇’，有过各种毫无意义的口号，自从没有了那些口号，日本才变得好起来。”

“那么，其他国家也像日本一样，舍弃国家目的不就行了吗？”

梨田一边感受着每走一步，暮色便愈发浓重，一边说道：

“一般来说，不是非常优秀的国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毕竟，承认没有国家目的是会感到孤独的。但如今的日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是偶然罢了。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这样。似乎并非是在忍耐孤独。”〉（丸谷才一《在背地里歌唱君之代》（『裏声で歌へ君が代』））

丸谷让作品中的人物反复提及当时的日本是 “仅仅只是存在着” 的国家，并试图肯定这种依据的缺失。对此，江藤不得不写下这样的文字：

〈无论如何，“如今的日本” 都不可能是 “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这样”（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无论其现状如何，都不可能是 “不知不觉” 形成的，而是在各种因素的累积之上才变成这样的。与此相关，一件既可谓费解又堪称奇妙的事是：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虽阐释了斯蒂纳（シュティルナー，Max Stirner）与汉斯・凯尔森（ハンス・ケルゼン，Hans Kelsen）的学说，也常引用英、美、法的国家论模型，却唯独对美国的论述极为简略。

为何作者不愿去审视美国？不，为何不愿去审视美国与日本的关联？如果回避直面这种关联，不愿努力洞察其结构，又怎能构建出能让人在 “如今的日本” 感受到现实性的国家论呢？

尽管如此，作者丸谷才一却偏偏避开日美关联的视角，试图在 “日本仅仅只是存在着”“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这样” 这类虚构认知的基础上，构建这部《在背地里歌唱》（指《在背地里歌唱君之代》）小说的世界。这位作者究竟是在何等自由的立场上进行创作的？反过来说，丸谷氏又在何等程度上受到了某种禁忌的束缚呢？〉（江藤淳《自由与禁忌》（『自由と禁忌』））

我之所以认同江藤，是因为他秉持着一种健全的认知：无论在何种局面下，“历史” 都不是 “不知不觉就变成那样” 的事物，而是 “在各种因素的累积之上才形成那样” 的。毋庸置疑，对江藤而言，那些 “因素” 便是占领时期（指二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时期）的审查制度，以及 “在美苏力量关系中，日本主要由美国主导而得以存在” 的认知。江藤认为，丸谷小说中的人物处于一个无需与这样的历史对峙的封闭世界 —— 即所谓由禁忌支撑的 “自由” 之中，因此才会说出 “日本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这样” 的 “虚构认知”。但我认为，促成如今 “日本” 成立的 “各种因素的累积”，比江藤所主张的更为复杂。当然，也不用说，江藤也并非认为 “美国的影子”（指美国的影响）是唯一的因素。

然而，如今围绕 “国家” 的动向，难道不正是对 1982 年丸谷小说创作时期，那种被认知为 “仅仅是不知不觉就那样” 的模糊 “国家”，通过法律进行的追认吗？即便为没有依据的 “国家” 赋予了 “法制化” 这一 “依据”，也绝不等同于恢复了历史与意义，这一点不言而喻。

正因如此，福田和也在江藤淳去世时特意写下这样的话：“我认为，在江藤先生逝世的当天，众议院内阁委员会通过国旗国歌法案，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像这样通过不正当程序（イカサマな手続き）拼凑出来的‘国家’，江藤先生绝不会认可。” 至少 “保守派” 人士不应回避这番话的意义。据福田所述，江藤就连 “指导方针”（ガイドライン）也批判其为 “美国占领的扩大”。倘若如此，在江藤眼中，国旗国歌法案也不过是将他曾批判过的《在背地里歌唱君之代》中的国家形象，仅通过法律赋予了形式上的依据而已。这，恕我重申，仍是处于保守派论坛的人们所厌恶并持续抨击的、战后民主主义式的温吞时空之中的，也就是说，是依据法律进行的极其散漫的事后追认，我终究无法认为还能是其他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国家竟能相信，只需通过法律追认那些缺乏意义、缺乏对历史态度、仅仅 “不知不觉” 存在着的事物，就能 “恢复国家”，那么这不正是这个国家的战后史，实际上早已终结了理应被称为 “保守” 的思想的证明吗？也就是说，众多 “保守派” 的言论，难道不只是作为一种 “反文化”（カウンターカルチャー），仅仅用来抨击 “战后民主主义” 这一虚构，而从未有过其他内涵吗？虽然我无意逐一举例，但能断言 “保守派” 从未散播过这样的言论吗 —— 将这个国家战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仅仅归咎于 “日教组”（日本教职员组合）或 “战后民主主义”，便停止了进一步判断。在我看来，这恰恰与 “保守派” 如今必须为 “国家” 制定 “宏伟蓝图”（グランドデザイン）的局面下，“国家” 具体形象的缺失有着决定性的关联。

正因如此，在江藤淳逝世的次月，小泽一郎将所谓《日本国宪法修改试案》（『日本国憲法改正試案』）（登载于《文艺春秋》（『文藝春秋』）1999 年 9 月号）付诸文字，这已超越讽刺，只剩下丑恶。因为这不过是在宪法层面上，对 “不知不觉就那样” （「何となくかうなつてゐる」）的状态进行追认而已。我并非不知道江藤一生都对小泽抱有期待，但在我看来，小泽一郎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扭曲的战后民主主义者。这篇文章的宣传语（キャッチコピー）虽说得冠冕堂皇 ——“打破战后日本的禁忌，现职政治家首次起草宪法条文”，但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在我眼中，它依然只是试图在宪法层面上，对 “战后” 这一时代的模糊性进行追认而已。我并非以批判小泽为目的，而是想将其内容作为保守派中 “战后民主主义” 与 “国家” 叙事 “结合” 的典型案例，稍作探讨。

首先，小泽主张 “在占领时期制定的宪法，即便在（日本）成为独立国家后仍在发挥作用，这是反常的”。诚然，正如江藤淳所阐明的，这部宪法是由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SCAP）起草的；说起来，麦克阿瑟（マッカーサー）仅提出了大致框架，具体条文则是由相当于研究生水平的 SCAP 职员在短期内起草的。或许是因为这些条文并非用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写下的内容比自己祖国的宪法要激进得多。但小泽在将现行宪法的依据与时代背景挂钩的同时，却又写道：“希望大家事先了解，在解读宪法时，将时代背景等作为论证依据是不可取的（禁じ手）。”

〈例如，从宪法制定时的经过来看，美国占领军最初曾打算让日本永远无法拥有军事力量。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人是高呼 “鬼畜英美” 的狂热民族。这一方针在美苏冷战结构逐渐明确后发生了改变，但将这样的历史经过纳入宪法解读，是法律解读的基本常识（イロハ）所不允许的。〉（同前，指《日本国宪法修改试案》）

美国因为不想让日本再次拥有军事力量，所以起草了《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因此，新宪法应明确写入允许拥有军队。即便我不同意这一观点，至少在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小泽却主张，在涉及具体条款的 “修改” 时，不应将宪法成立的 “历史经过” 纳入考量。我并非法学家，只是一名漫画原作者，但我至少能察觉到：小泽在巧妙地混淆两个概念 —— 在法律运用过程中的宪法解读中，“将其成立时的时代背景等作为论证依据”，与在追问《日本国宪法》这一无法回避的历史产物的是非时，“不得不以时代背景为依据”。如果这种混淆并非小泽有意为之，那么这难道不正是江藤一生都在批判的 —— 那种无意识地 “回避正视美国的阴影（影响）” （アメリカの影）的 “禁忌” 的体现，说明小泽也身处其中吗？

正因如此，小泽没有改动宪法第九条本身，而是新增了允许为行使自卫权而拥有军事力量的条文。这无非只是对 “不知不觉” 存在的自卫队，进行法律上的追认而已。正如《君之代》中的 “君” 只能是作为君主的天皇一样，无论谁来看，自卫队都是军队；历史也已证明，在现实的战争局面中，作为 “解决国际争端手段” 的战争与 “自卫权的行使”，根本无法区分。即便回顾九一八事变（満洲事変）的起因，“行使自卫权” 的借口也贯穿始终，而一旦爆发，战争就只是战争而已。但在小泽的认知中，战争始终处于 “美国的阴影（影响）” 之下。他所期望的 “自卫权” 与战争，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成立。最能象征这一点的，便是对 “国际和平” 的贡献。小泽主张，应在宪法中新增以下条款：

〈[国际和平]“日本国民必须率先参与国际社会为维护、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抵御对和平的威胁、破坏及侵略行为而开展的和平活动，并通过包括提供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手段，积极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小泽反复主张日本应加入联合国军，在提出 “修改试案” 约两个月前，他还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所谓自卫权，无论是集体自卫权还是个别自卫权，若从个人层面理解，就相当于正当防卫的权利。集体安全保障则相当于警察权，好比为了维护和平而设有警察。每当出现小偷或杀人犯，就呼吁大家组建多国部队作为镇压力量。如果联合国拥有常备军就好了，但目前没有，所以每次遇到情况，大家只能互相帮助，从蛮横的侵略者手中保卫自己的国家。就连世界上唯一能单独实现武装独立的美国，在海湾战争（湾岸戦争）中派遣军队时，也需要联合国决议。我认为过去的主权国家论已不再适用。〉（《文艺春秋》1999 年 7 月号《情绪性的护宪论会毁灭国家》（『情緒的な護憲論が国を滅ぼす』））

我一直非常在意小泽频繁使用 “大家（みんな）” 这一表述。“大家一起（みんなで）” 这种说法，本应是 “战后民主主义” 下模糊个人责任的用语，但即便这是对话中的口头表达，小泽将联合国说成 “大家（みんな）”，依然让我无法释怀。小泽试图将单个国家的主权模糊在名为 “联合国” 的 “大家（みんな）” 之中。但在我看来，这个 “国家” 根本无法被视为拥有 “国家” 应有的主体性，因此，加入 “大家（みんな）” 之中，不过只是掩盖了主体性的模糊而已。更何况，即便说是联合国，明眼人（甚至孩子）都知道，它的母体实际上是二战中的战胜国 —— 同盟国军队，而冷战结束后，以 “维持和平行动” 名义行使军事力量的主体，是自诩 “世界警察”、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小泽还时常强调日本有必要成为 “普通国家”，并主张加入联合国军是其条件之一，但这难道不就像被麦克阿瑟形容为 “12 岁孩子” 的这个国家，在向联合国 = 战胜国寻求对自己 “成年”（一人前）的认可吗？这样的举动，才应该被称为 “国耻” 吧。

在小泽 “大家一起（みんなで）” 的表述中，我不禁感受到一种不安 —— 这种不安并非源于他作为政治家的身份，而是源于他作为战后一名普通日本人的 “个体（私）” 身份。诚然，这种植根于不安的特质，正是他言论具有大众性与说服力的原因，但正如 “大家（みんな）” 一词的模糊性所象征的，这种特质也只能通过刻意模糊超越 “个体（私）” 的领域来实现。

这种对模糊性的追认倾向，在小泽关于 “天皇” 条款的见解中也保持着一致性。小泽一方面称天皇是 “日本国的元首”，另一方面紧接着又表示，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没必要特意修改条文。但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却主张，为了更明确宪法前言中 “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光荣地位” 的理念，应新增前文引用的 “国际和平” 相关条款。既然如此，为了更明确 “天皇” 这一理念，将其写成 “君主” 不也可以吗？为何小泽要回避这一微不足道的修改呢？

我并非要逐字逐句地挑小泽的毛病，只是想指出其修改试案中双重标准（ダブルスタンダード）的存在。在这背后，难道不正是隐藏着小泽对 “天皇” 难以言说的顾虑 —— 即我所说的 “无天皇的民族主义”（天皇抜きのナショナリズム）的心态吗？正因如此，我才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小泽特意写下关于紧急状态的条款，主张应进一步明确内阁的权限。在我看来，若说小泽此次文章中存在唯一触及 “战后日本禁忌” 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一部分。只要想到曾上演过 “党首公选” 这种奇特举动的人是谁，我就不得不以略带多疑的眼光看待小泽的真实想法（本音）。

正如我此前所写，我认为应让 “天皇” 作为一种制衡机制（抑止のシステム）发挥作用，以避免赋予因大众情绪而当选的政治家过多不必要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皇” 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这是我的立场。但在我看来，小泽似乎暂且将 “天皇” 搁置一旁（棚上げ），同时又在为 “无天皇的民族主义” 释放试探气球（観測気球を上げている）。

编辑部对我的要求，是结合江藤淳的逝世，从根源上重新思考 “保守” 这一概念。结果文章逐渐变成了对小泽一郎《宪法修改试案》的批判，但这只是因为该试案是证明 “如今的‘保守’，不过是对江藤所厌恶的‘战后’这一虚构进行无依据追认” 的绝佳材料而已。即便如此，这所谓的 “修改试案”，竟还伴随着 “打破禁忌” 这种实在太过怪异的豪言壮语被谈论，实在令人费解。至少江藤淳从未说过这样的言论 —— 公然识破谁都能看穿的 “虚构”，却又让别人觉得自己拥有依据。

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藤讲述历史的方式（歴史の語り口）至关重要，也是我应当学习的。更具体地说，是他那种接纳 “历史” 与 “自我（私）” 之间产生的交锋（軋み），并执着地将其记述下来的态度。而且，江藤还试图从身体层面（身体の水準）去接纳并记述这种 “交锋”。

〈因此，若想依据实际情况，去捕捉一个人内心所发生之事的迫切性，就必须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与其关注个体本身，不如关注个体内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我们称之为 “时代” 或 “社会” 的力量的逼迫下，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要将人视为超越历史之物与历史的交汇点。诚然，我们作为国民，被要求对国家忠诚；作为某个群体的一员，被要求为群体的利益与理想奉献。但我们并非只为这些而活。我们首先只是 “活着” 而已。换言之，我们作为一种永恒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生物学的存在），出生后被母亲抚养长大，与名为 “父亲” 的第一个他人相遇，接受教育，随后组建自己的家庭，最终走向死亡。

若无法首先看清这一事实，实际上，我们便无法真切地感受到与我们称之为 “时代”“社会”，或是 “历史” 之物的关联。因为我们并非为了 “历史”，或是为了 “时代” 的理想而活，而是为了 “活着”，才去召唤 “历史” 与 “时代”—— 或者拒绝它们。此处所说的 “活着”，当然并非指单纯的自我保存欲望。为了 “感受自己活着”，我们有时甚至会自我毁灭。包括这种情况在内，我们为了 “活着”，试图去召唤 “时代” 与 “历史”，或是拒绝它们。〉（江藤淳《一族再会》（『一族再会』））

我将江藤对 “历史” 的态度理解为与 “自我（私）” 的 “交锋（軋み）”，正是因为江藤有着这样的觉悟 —— 他甚至写道，“召唤‘历史’” 有时 “甚至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正因如此，江藤才能这样记述自己的家族：

〈若说促使明治日本诞生的主要动因是外部压力（外圧），那么我的祖父曾投身其中的帝国海军，便被国家要求直面并承受这种外部压力。他作为佐贺藩的贡进生加入海军，不仅是因为这被视为下级武士（下級士族）快速出人头地（立身の早道）的途径，更因为这种国家层面的要求中充满了危机感。就这样，祖父成为海军军官，最终晋升为提督，却在年仅十七岁时便去世了（凶十七歳の若さで死んだ）<3>。若说祖父的死直接或间接关联到母亲的死，那么母亲或许可被视作自日本踏入 “近代” 以来，始终被这种投射在我们意识中的外部压力所吞噬的牺牲品。若祖母厌恶母亲是必然，那么父亲被母亲吸引也同样是必然。然而，在母亲弥留之际支撑着她的，恐怕依然是惠特曼与布莱克所象征的事物吧。〉（同前，指《一族再会》）

3 “凶” 表惋惜，指早逝

祖父不得不直面 “近代” 的命运，竟间接导致了母亲身体的 “崩溃”。江藤便是这样理解母亲的死亡的。名为 “近代” 的 “外部压力” 所带来的交锋（軋み），在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乃至 “我（私）” 的层面被反复记述。《一族再会》之所以不只是一个单纯的 “恋母” 故事，正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与这种 “交锋（軋み）” 相关的记述。江藤之所以断言 “国家与历史绝不可能‘不知不觉就变成那样’”，正是因为他始终在这种 “交锋（軋み）” 之中把握历史。

因此，江藤并非在无差别地批判 “虚构”。至少对于因这种 “交锋（軋み）” 而被迫切需要、从而产生的 “虚构”，江藤不会轻易舍弃。

〈总之，我觉得堀先生<4>在这一点上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人。如今丑陋的轻井泽，几乎可以说是堀先生造就的。当然，当时肯定存在由近卫等人<5>所属的统治阶级、以及能与外国人交往的上层阶级人工打造的世界。但我认为，那个世界的形成是有其必然性的。当时日本正面临是否要与美国进行更多谈判的问题，那个世界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勉强形成的。那是一个 “势利小人（スノップ）” 的世界，是个令人不快的世界。但是，以那个世界为标准打造的虚构世界，却让人无法认同，是个非常可悲的世界。然而，现在的少爷小姐们，竟还以那个虚构世界为范本，轻率地模仿，这实在是一个既可疑又卑劣的世界。〉（江藤淳《文学的现在》（『文学の現在』））

4 指堀辰雄

5 指近卫文麿等

在《昭和的文人》（『昭和の文人』）中，江藤严厉批判堀辰雄在小说《幼年时代》（『幼年時代』）中，构建了一个隐瞒 “自我（私）” 出身的 “虚构”，而上述言论正是这种批判的延伸（正因如此，江藤将《幼年时代》这类私小说视为毫无价值，其意义不容小觑）。作为一种投机性的 “虚构”，江藤无法不否定轻井泽那一排排廉价民宿（安っほいペンション）所构成的 “人工” 风景；但与此同时，只要轻井泽这一时空，是在与 “外部压力” 的妥协或抵抗中，不得不存在的虚构（否応なく必要とされた仮構），他便不会否定它。正如加藤典洋所指出的，这种态度与江藤否定村上龙、肯定田中康夫的态度是一致的。

因此，江藤并非只是在批判 “虚构”。倘若他只是那种对“虚构”嗤之以鼻或冷嘲热讽便就此止步的评论家，我根本不可能对他怀有敬意。事实恰恰相反，江藤主动置身于 “历史” 与 “自我（私）” 交锋（軋み）之处，不断剖析（腑分けし続けた）作为这种 “交锋（軋み）” 延续体而产生的事物。这其中一方面包括在新人小说奖中围绕亚文化文学（サブカルチャー文学）的争论，由于我已在《亚文化文学论》（『サブカルチャー文学論』）中记述过相关内容，此处无需赘述。在那里，我确实能看到作为自身问题的 “作为主体的亚文化” 所存在的微弱可能性，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无论如何，无论是围绕夏目漱石的研究，还是对占领时期审查制度的追查，江藤始终试图从 “自我（私）” 的层面，重新体验那种 “交锋（軋み）”。以这种方式书写的 “历史”，既不可能是单纯的私人回忆或怀旧之情（私的な回想やノスタルジー），也不可能是所谓的 “大写的历史”（大文字の歴史），它是远为复杂、充满微妙光影的产物。正因如此，江藤甚至毫不掩饰地将 “大写的历史” 本身作为一个根本性的真实加以质疑。

因此，江藤淳并非仅仅在批判“虚构”。倘若他只是那种对“虚构”嗤之以鼻或冷嘲热讽便就此止步的评论家，我根本不可能对他怀有敬意。事实恰恰相反，江藤是主动置身于“历史”与“自我”相互叩问的场域，持续剖析那在无尽“摩擦”中诞生的事物。其中之一，便是围绕小说新人奖中亚文化文学引发的论争——此事已在《亚文化文学论》中记述，在此不再赘述。我从中窥见了作为自身关切所在的“亚文化这一主体”的微弱可能性，不过这已是另一个话题了。

总之，无论是关于夏目漱石的研究，还是对占领时期审查制度的追查，江藤始终试图以“自我”的相位去重新体验历史的“摩擦”。以此种方式写就的【历史】，既不可能仅是私人的回忆与怀旧，亦不可能成为所谓“大写的历史”。它是远为复杂、充满微妙光影的产物。正因如此，江藤甚至毫不掩饰地将大写的“历史”本身作为一个根本性的真实加以质疑。

〈我在想，该怎么说呢…… 或许这有点不着边际，但人类究竟是从何时开始，认为存在着如今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那种 “历史” 的呢？明治维新时，日本人接触到西方，当时他们会认为西方有着与自己相同的 “历史” 吗？如此一来，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那些 19 世纪西方的伟大思想家认为 “历史存在”“历史是万物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只是某个时期的产物。人类原本难道不是在 “历史是否真的存在” 的迷茫中生活的吗？当然，这与小林先生<6>的看法无关。〉（同前，指《文学的现在》）

6 指小林善纪

江藤甚至会直言 “历史真的存在吗”，但此处被怀疑的，是 “大写的历史”，是那种与 “自我（私）” 之间绝不可能产生交锋（軋み）的 “历史”。《成熟与丧失》（『成熟と喪失』）是一部优秀的战后史著作<7>，《一族再会》也无疑是一部近代史著作。但正如前文引用的《一族再会》片段所明确显示的，这些著作首先是作为祖父、母亲、江藤自身的 “交锋（軋み）” 的集合而被记述的。可以说，这种通过 “交锋（軋み）” 构建的 “自我（私）” 与 “历史” 的关联，是江藤所独有的。

7 上野千鹤子对《成熟与丧失》进行过颇为精彩的解说，见『男流文学論』和《厌女》的第八章

我之所以不得不觉得，那些从事教科书批判的人所谈论的历史是 “空洞的”，正是因为他们回避了 “自我（私）” 与 “历史” 之间产生的 “交锋（軋み）”。他们所谈论的 “历史”，是一种不会让自身受到伤害的 “历史”。而他们将其斥为 “自虐”（指自我否定式的历史观）并全盘否定的事物中，也必然包含着这种 “交锋（軋み）”。说到底，难道存在不会让人受伤的 “历史” 叙事吗？如果说这只是 “大写的历史” 的短命之处，倒也无话可说；但另一方面，我也对与我同龄的冈田斗司夫、半泽俊一等 “御宅族（おたく）” 所谈论的亚文化感到不满 —— 他们精细地罗列专有名词，却绝不愿将其与 “历史” 关联起来。在他们的论述中，亚文化史仅仅停留在作为 “自我（私）” 体验的信息记录层面，亚文化本身所体现的交锋（軋み），以及 “自我（私）” 的体验与 “历史” 之间的交锋、抵抗与背离，完全未被当作问题看待。他们所谈论的 “御宅族论（おたく論）” 中，之所以不存在宫崎勤这样的 “交锋（軋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江藤所谈论的，是通过以 “交锋（軋み）” 的形式真切感受并接纳 “历史” 与 “自我（私）” 而成立的领域，同时也是能够中介两者的领域 —— 或许可以称之为 “中范围的历史”（中範囲の歴史）。这是一种对 “大写的历史” 最切实的批判方法，因为 “大写的历史” 具有随时可能崩塌为 “虚构” 的不确定性。在我理解中，江藤对历史的态度便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只能是 “虚构” 的 “大写的历史” 勉强赋予一丝意义。

然而，很难说如今 “保守派” 的言论，能够在这个意义上阐述 “自我（私）”。在 “战后” 这个时代背景下，能够中介 “自我（私）” 与 “历史” 的 “交锋（軋み）” 的 “中范围的历史”，几乎从未被谈论过。而作为停止判断的机制（判断停止の装置）发挥作用的，绝不仅仅是 “战后民主主义”。无论是 “保守派”“左翼” 还是 “御宅族”，都同样缺失了这样的 “历史”。但如果缺少这一过程（手続きを抜きに），“国家” 难道能够恢复吗？这一问题也适用于小泽一郎所说的 “大家一起（みんなで）”—— 在那里，“大家（みんな）” 与 “自我（私）” 之间的交锋（軋み），终究还是被排除了。若再回到小泽一郎的《宪法修改试案》，试案中与 “国际协调主义” 并列的另一核心 ——“公共福祉”（公共の福祉），在我看来，也不过是一种持续让人停止 “自我（私）” 判断的机制。小泽试图将 “公共福祉” 置于公民权利（私権）之上。

〈[公共福祉]“本宪法所保障的一切基本人权，均服从于公共福祉及公共秩序。关于公共福祉及公共秩序的事项，由法律予以规定。”[追求幸福权]“对于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必须通过不断的努力来维护。国民不得滥用这些权利。”〉

但小泽对 “公共福祉” 的理解，难道不是过于狭隘了吗？或者说，他难道不是在公然将 “公共福祉” 与 “维护治安” 混为一谈吗？

〈政府也有责任。例如通信监听法案（通信傍受法案），这对于包括国防在内的治安维护（治安維持）是不可或缺的。（政府）不该向国民隐瞒其中的问题，用 “只是侦查所需” 这样的说法蒙骗国民来推动法案通过。制定居民户籍（住民台帳），也不只是为了征税。因为它对于紧急状态下的安全保障（有事の安全保障）和危机管理（危機管理）是必要的，难道不该以引入编号制度（背番号制度）的形式来讨论吗？〉

我理解的 “公共福祉”，是建立在 “自我（私）” 与 “自我（私）” 之抵抗（「私」の措抗）之上的、更高层面的利益协调的集合。然而，小泽却只是用 “公共福祉” 这种模糊的词语，来搪塞 “为了维护治安和国防而限制公民权利” 这一事实。这种对 “公共福祉” 的用法，在我听来就像是小泽常用的 “大家（みんな）” 的另一种说法。小泽所说的 “公共福祉”，归根结底，无非是要求国民停止 “自我（私）” 的判断。

但这种围绕 “公共” 的怪异表述方式，并非小泽独有。在我看来，那种名为 “大家（みんな）” 的 “战后民主主义式” 的压制机制（抑圧のシステム），不正是只是换了个 “公共” 的名称吗？

如果要将 “公共福祉” 置于 “公民权利” 之上，那么 “公共福祉” 这一共识（コンセンサス）的具体形象便是不可或缺的。在既没有相关历史积累，也不存在能产生共识的社会制度的情况下，被倡导的 “公共福祉”，实在是危险的。既然如此，大可堂堂正正地写明 “为了国家与治安而限制公民权利”，却非要将其纳入模糊的 “公共” 概念中，我实在无法认同这样的宪法。小泽一郎的《宪法修改试案》，是一种扭曲的 “战后民主主义”—— 让理念去迎合扭曲的现实，或是对其进行追认。而这难道不正是如今被称为 “保守” 的事物的真面目吗？以与反核电歌曲相同的语调歌唱的《君之代》，讽刺地成为了其过于贴切的戏仿。

然而，对于以这种形式呈现的 “国家” 与 “公共”，“论坛”也负有一部分责任。这一点，我想在最后记下来。我认为，“公共” 并非是以特权方式限制 “自我（私）” 的事物，而是 “自我（私）” 与 “自我（私）” 相遇、切实协调利益、产生共识的场所。将本应是 “为实现这一目的的程序与场所” 的 “公共”，曲解为无需思考、只需 “自我（私）” 服从的归属地，这无疑是错误的。不应只要求人们服从 “公共”，却不追问 “公共” 的意义。议会本应作为这样的 “公共” 机制而存在，但即便看看自民党、自由党（当时小泽一郎所属政党）与公明党联合政权的现状，我也完全无法理解其中存在着何种 “公共”。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泽试案中唯一令人感兴趣的，是提议设立无需选举、具有荣誉职位性质的参议院（名誉職的な議会）。但若是如此，与其让参议院议员成为众议院议员 “晋升” 后的终身职位，不如通过抽签从所有拥有参政权的人中选举参议院议员，这样反而能更有效地发挥制衡功能（チェック機能），不是吗？我认为，仅靠调整议席数（定数是正）、耍小选区这类小伎俩（小細工），根本不可能实现议会作为 “公共” 场所的重生。但另一方面，被称为 “论坛” 的场所，难道不需要将自身重构为 “公共” 的场所吗？关于更多的内容，我曾在某本杂志上写过，却没有任何反响，因此不再重复。但如果对那些只在亚文化之下的更低级文化圈中发表言论的 “御宅族” 感到气愤，在场的各位难道不应该好好摸索，如何构建能产生 “公共” 共识的 “公共” 场所吗？

想必大家不想听我这么说，但 “论坛” 理应成熟到这个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