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巴迪歐倫理學中的忠誠邏輯

當代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提出了一種倫理學，其顯示的立場，是徹底決裂於後現代相對主義的潮流，他主張「真理存在」，而倫理的核心就是對「真理事件」的忠誠。

巴迪歐拒絕將倫理建立在對他者苦難的同情上。他認為這種以人權、受害者為中心的倫理模式，會導致一種「被動的普世人道主義」，缺乏真正的實踐力量，他指出倫理不應以現成的價值為準則，而應建立在事件的突現（événenment）所開啟的真理軌道上，主體並不是預先存在的道德實體，而是在事件中才生成，是介入真理並持續忠誠的行動者，例如法國大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現代藝術的斷裂，或是一場真正的愛情，都可以構成一個事件，並開啟一個新的真理過程，而倫理正是在於主體對這個真理的堅持，對背叛誘惑的抵抗，對保守與妥協的否定。這種倫理學的力量正在於抵抗現代社會的徬徨與虛無，它召喚出責任感與歷史意識，反對冷漠與中立，但問題也正源於這種激情本身，當一切倫理評價依附於「事件」與「忠誠」的邏輯時，倫理的界限便變得模糊不清。

這種觀點無疑在一個強調差異、多元、懷疑真理的時代顯得激進，甚至莽撞，它召喚「事件」作倫理主體的建立，在歷史的斷裂處作出決斷，承擔真理之重，拒絕中立與犬儒。在這種激情與莊嚴之中，巴迪歐的倫理學也暴露出其內在的危機，它為極權的興起提供了一種哲學上的可能性與合法性，即使這不是其本意，試想當倫理被壓縮為對真理事件的忠誠時，它便取消了對他者、異議與脆弱性的基本敏感，使得暴力與專斷在「善意」的名義下悄然滋長，歷史早已多次證明，「最大的惡，往往來自忠誠的善意」。

在巴迪歐的體系中，事件是真理的起點，但它不是可驗證的、可共識的歷史事實，事件往往以一種近乎神祕的斷裂方式出現，它不屬於既有知識的範疇，而主體對事件的確認，更多是信仰式的投身。這就導致一個問題，誰來判定某件事是否為「事件」？又由誰來決定「忠誠」的方向是否正當？歷史上，極權政體恰恰善於構造事件神話，納粹德國宣稱「德國民族的覺醒」是一場事件，毛澤東主張「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摧毀舊世界的真理突現，宗教原教旨主義者將聖戰視為神聖事件的延續，對這些政體而言，忠誠並非壓迫，而是倫理的最高實踐，這些例子雖不是巴迪歐所願意面對的，但會是其思想內在邏輯的極端實踐，當「真理」與「事件」不具備外部的批判標準，只依賴內部的忠誠與堅持時，任何暴力都可能被包裝為「真理之必要」，任何異議都可被視為「背叛之惡」。

正如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極權的可怕之處不在於殘酷，而在於其道德感的純粹化：它將暴力視為歷史進步的代價，將統一視為真理的證明。這正與巴迪歐式倫理不設限的忠誠邏輯互相呼應。

巴迪歐明顯對列維納斯式的他者倫理持批判態度，認為它太過抽象與消極，但當倫理不再以「他者的不可侵犯性」為根據，而是以事件忠誠為中心時，倫理就失去了對現實中傷痛、異議與失敗的敏感性。正如德希達曾批評的那樣：「倫理若不承認他者的不測性與不可被整合的異質性，它就成了邏輯的奴僕。」巴迪歐的主體並不回應呼喚，而是實踐真理，這樣的主體更接近一種行動機器，而非道德存有。它可以將整個世界視為事件的實驗場，而忽略其中無數具體生命的受苦與脆弱，如果倫理不能從他者的痛苦中找到道德界線，那麼「為了真理」所造成的暴力，就永遠不會被視為罪惡。

巴迪歐的倫理本質上是一種政治信仰，信仰事件，信仰真理的存在，信仰倫理主體可以通過忠誠而誕生。在這樣的倫理學中，倫理是政治的延伸，是革命的倫理學，是一種行動的神學。但正如阿甘本所言：「倫理的真正困難，正是在於對政治的距離。」如果倫理只是政治實踐的內部功能，它將無法對政治自身作出反思，列維納斯之所以將倫理置於一切之前，是為了讓主體始終記得，面對他者，我不是主體，而是責任的承擔者，我不能僅僅以歷史或真理為名逃避此一回應。巴迪歐的主體過於宏大，宏大到不再需要問責，它過於肯定歷史的可創造性，反而忽視歷史的悲劇性與不可逆性。

在一個彌漫犬儒、懷疑與冷漠的時代，巴迪歐的忠誠倫理學無能喚起我們對真理的渴望，對行動的承擔，對歷史的信心，但正因為這種倫理如此誘惑、如此莊嚴，它更需要批判性的警覺，當忠誠變成倫理的唯一條件，倫理就失去了對暴力的界定能力，當真理不再接受他者之眼的審視，它就可能墮落為神話與壓迫。我們不應放棄對「事件」的激情，但也不該忘記面容的脆弱，倫理不該是「事件」的代言人，而應是其懷疑者，是在每一個行動之前都問：「我是否看見了他者？我是否仍能負責？」唯有如此，忠誠才不至於成為極權的倀鬼，而能轉化為對人類真實命運的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