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不屈》上映会参加者感言/「オレの心は負けてない」上映会参加者の感想

日本語版は中国語版の下に記載されています。

（1）From 猪西西

宋神道在15岁时就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逃婚，在16岁时为了不结婚也可以经济独立她找工作时被朝鲜女性欺骗“前往占地为国家效力”送到中国武汉日军慰安所，被迫遭受长达7年的以“慰安妇”为名的性暴力，被带至中国多个地区，期间被在手臂刺名字“金子”，被强暴怀孕送养，还有更多暴力虐待。日本战败后被一日本军人以“结婚”为由骗到日本又遗弃，在好心人帮助下与在日朝鲜人河再银一起生活，但是由于长期性虐待她不再有性生活，而伴侣病死后她生活困难领取低保还被歧视。从1993年开始她在在日慰安妇诉讼支援会的支持下，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对受到二战期间日军军事性暴力的“慰安妇”受害者进行赔偿。经过十年抗争，日本法院认可她遭受性暴力的事实，却驳回她所有诉讼请求，理由是当时没有适用的国际法以及民法20年诉讼时效已过。但是她继续在日本和国际社会进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的活动。

来自武汉的朋友看完电影说她生活在武汉，武汉有主流革命纪念，政府会宣传“勿忘国耻”的日期，但是她以前从来不知道在武汉曾经有那么多其他国家的女性掳来、骗来这里当“慰安妇”。

我想到纪录片里好像说起过韩国的历史教材比日本教材更少提到“慰安妇”受害者。

而我第一次看到“慰安妇”这个词是在小学在一篇抱怨现在的青少年“不爱国、忘了国耻”的文章里，它举了一个例子是说一个小孩看“慰安妇获得赔偿”的新闻，就羡慕地说“要是我奶奶是慰安妇就好了”，把大人气得咬牙切齿……我当时就问我爸“慰安妇是什么”，后来了解到一点，当时也是气愤于文章里的小孩“不爱国”。可是我这个小学生无从了解“慰安妇”，故事里的小学生自然也是无从了解，历史教材不讲，政府不讲，又从何了解日军对“慰安妇”受害者的暴力，从何愤怒呢？

还有之前我对“慰安妇”议题的愤怒也是归于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没有看到具体的受害者个人，好像只知道她们在战争中受到性暴力，战争结束被解放了，提起诉讼又出现了，但是真实的人的生命是连续的，千疮百孔的身体如何修复？生活如何维系？在恐怖暴力欺骗中一次次崩塌的信任要如何重建？这是她们人生中的每一天一个个要解决的问题。

我也想知道，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里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时，中国受害者知不知道，当时有什么感想？在台湾的受害者刚刚结束二战的噩梦，又发现政府在军队搞“金门八三幺”这样和“慰安妇”类似的制度时，又会作何感想？

关于“慰安妇”的称呼，据资料介绍，“军事性暴力受害者”是经过近年“慰安妇”议题的研究和行动者修正的称呼，一方面“慰安”是站在日军的角度，剥夺了受害者的主体性，而且有山西受害者自身表达反感被称为“慰安妇”，另一方有台湾受害者认为“性奴隶”更加具有侮辱性表示过反感。我看到资料时认为从对语言的反思和尊重受害者意愿角度都应该使用更加有受害者主体性的称呼，但是有时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定位到具体的议题，可能还是会使用到“慰安妇”一词。后来看了战争与和平女性纪念馆WAM里不同国家女性受害者的行动故事，看到《我心不屈》里宋神道的故事，我觉得她们不仅仅是“受害者”她们，还是厉害的女权行动者。

（2）From 白石

被视作“国耻”的受害者与难以被正视的受害经历

二战时日军的暴行对妇女的强奸暴行至今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而在中国，战争中的暴行常在民族主义的视角下被提及。夹在多重但同种的民族主义中的“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及其经历，以及此议题所包含的国家支配女性身体这一角度，在二战结束八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难以被正视，并且出现在一般公众的讨论中。

正如放映会为这次活动准备的资料中提到的对“慰安妇”一词的使用的总结，提出用法背后的逻辑，并不意味着强制人对语言的用法，而是有意识地反省思考语言背后可能蕴藏的暴力逻辑。为谁“慰安”，为何“慰安”，“慰”何种“安”，又为何会被视作“国耻”？

1　回顾金一虹关于性暴力罪行的观点

学者金一虹指出，除了二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日军对妇女的性暴力行为未被视为反人道罪②这一事实以外，还存在几种观念上的谬误导致日军的性暴力问题难以得到正视。第一种谬误认为，战争中妇女遭到强奸是无可避免的；第二种谬误中，认为屠杀比强奸更“严重”；第三种谬误认为，自己民族的女人被强奸属民族的“奇耻大辱”。三种谬误中，能看出对强奸这一暴力行为的漠视，也能看出一方面把性暴力行为与致死行为放在司法体系中衡量，却又拒绝直面性暴力的罪行，反把女性身体看作民族主义‘净土’的一种混乱矛盾。这类谬误以父权式的价值判断干扰了事实认定，使得强奸暴行这一事实比起其他事项显得更不“重要”。

金一虹认为，战争中对妇女的强奸暴行，本就是一种“父权系统特殊的暴力形态”，“妇女被当作战争镖靶、战争武器、战争威胁、战争复仇、战争快感、战利品”。

在“民族耻辱”的心态下，战争中遭受强奸的女性的经历无法得到正视。被强征作“慰安妇”这一事实，在得到公正清算前便被整合进民族叙事。出生于中国的女性成为敌军的性暴力受害者，在整合过程中被替换为“中国”遭受耻辱。

暂且不论女性身体如何被利用为民族主义中的国家表象，在民族主义的逻辑下，一方面遭遇性暴力的女性，只有在作为“中国女性”时，其受害经历才可见；另一方面，如纪录片中出现的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诉讼，即便受害经历得到承认，作为中国女性起诉日本政府的正当性也会被关联至中国政府拒绝赔偿这一历史背景。

前文中介绍的各国当事人作为证人出庭，起诉日本政府的诉讼里，日本最高裁最终认定二战中日军对性暴力受害者实施的暴力行为及其恶劣性，但以中日联合声明第五项（放弃战争赔偿）为由，否认政府的赔偿责任，仅将性暴力视为日军中的个体对受害国中的平民个体的加害。

诉讼结果反映出与父权紧密相关的当代国家体制（民族国家，国族国家，nation-state）、以及基于国家政体的法律在性暴力问题前的无力。

山西省的受害者万爱花女士是党员，但在“慰安妇”诉讼问题上也曾表示，毛周等人说的“不要日本人赔偿”是“上面”的人说的，上面说的和民间不是一回事，不要把毛泽东说的话当成她的话。受害者作为个人向公权力要求的道歉，并不会以另一公权力的“拒绝赔偿”而被打消。

2　左右迎敌前后夹击的诉讼——梳理追责困难

日本政府并未以政府名义向受害者进行过道歉或赔偿。受害者及其志愿者对日本政府的追责，也代表著个人对公权力的追责。至今，向日本政府追责面临著百般困难。在受害者的追责过程中，除去经济困难、支援少、打击力量大等因素，还面临两大定义上的模糊性：“政府做错了”意味著什麽，以及怎样才能证明“政府认错”。

这两个问题以“亚洲女性民主基金会”对受害者的补偿方式为代表例体现出来。为回避了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亚洲女性民主基金会以“偿还”（「償い」「atonement」），“道歉之情（「お詫びの気持ち」 ）”等词回避“赔偿”一词③，以向民间募捐的形式对部分愿意接受捐款的受害者进行经济赔偿，既向请求赔偿的一方声称已经做出了赔偿的努力，也可向反对赔偿的一方（右派）解释民间基金不能代表政府。

最高裁的判决回避了政府的责任，但也使得“政府对个人”这一二分法更为清晰。依照法律的话语逻辑也能说明，即便过去日本首相及部分官僚，财团法人甚至一般民间人都对受害者表示过道歉或赔偿，也仅是作为其个人的道歉/赔偿，并不代表日本政府。

3　抵抗遗忘的连带

在权力造成的压迫这一点上，性暴力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战争中的性暴力问题，绝不能被简单还原到抗日/反日/亲日的立场。暴力带来的伤痛不会因为国籍而增加或减轻，反对暴力的诉求也不会因为国籍而失去其正当性。

历史因其记录者的偏见与立场，注定无法完整。即便如此，人们可以选择了解别人的记忆，记录自己的记忆，聆听别人的记忆，赋自己也赋予他人记忆的权利。在国家主义之下，强权赋予了人类太多本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如勒南（1882）所说，民族必须要“遗忘很多事情”④。虽然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在哪个国家，但可以选择记住哪些事情。

国家主义体系下的人们出于公共教育的局限性，被强行维系在国家内的连带里，鲜少有与其他国家的公民交流历史的机会。若选择走出国家自上而下的教育型叙事，与更多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人交流并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便有了形成新的连带的可能性。

战争带来的创伤至今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治愈，过去的暴力或成为新的暴力的种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也许是到下一次战争为止的幻象，但不放弃对话与交流，不放弃记忆，便能成为在时代洪流中对只属于自己的历史的小小把控。

注：

①金一虹的观点引用部分均来自：金一虹, 2012, “艰难一站——日军性暴力图片展在南京的受挫与反思”, 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 www.china-gad.org/（站点已关闭）

原文日语版翻译介绍：大橋史恵訳, 2013,「苦難のうちに立ち止まって：日本軍性暴力パネル展の南京における挫折と内省」,『女たちの21世紀』, 21 (74), 68-73, アジア女性資料センター

②2013年1月19日，纽约州上院议会通过了将二战时日军“慰安妇”制度视为人道罪的决议（此注释参考了大桥史惠译版的注解）。

③デジタル記念館　慰安婦問題とアジア女性基金　「アジア女性基金の誕生と事業の基本性格」www.awf.or.jp/2/foun...月17日点击）

④厄内斯特 • 勒南（Ernest Renan）, 1882, 于 1882 年所作的演讲, “Qu’est-ce qu’une nation?” 中文版译名《民族是什么》

（3）From  トマト

第一次观看《我心不屈》（《オレの心は負けてない》）时，几乎是从头哭到尾。宋神道的经历令人唏嘘——在战场上遭受日军长达七年的性暴力，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战后无家可归，她跟随日本兵来到日本，却再次被抛弃。因为没有国籍，长期受到排挤，连领取国民年金的资格也没有，无论做多少工都难以维生。申请政府补助时，也遭遇了无数白眼和羞辱。但即使如此，她还是坚持走完了长达十年的诉讼之路，即便败诉，也从不言弃。

更让我感动的是，她并没有把抗争停留在个人层面，而是将受害的经历转化为面向整个社会的呼吁与行动。有记者曾形容她是“不像受害者的受害者”，说她不适出现在报纸和电视等媒体上，但正是这位经常“语出惊人”、“桀骜不驯”的老人家，在全国各地演讲、报告，影响了无数人。她的语言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她既是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更是坚定的和平活动家。

看完youtube上的续集《宋さんの思いをつなぐ》，更是让人感慨万千。经历过如此坎坷的一生后，她晚年又遭遇了东日本大地震。八十多岁高龄的她，带着宠物狗一同避难，辗转来到东京投奔支援会的成员。她走过了极为艰难的一生，影片中她弥留之际的模样，让我泪流不止。

之所以萌生策划这部纪录片放映会的想法，是因为在县图书馆几乎翻遍了关于二战八十周年纪念的各种宣传单，却发现几乎所有活动的视角都极为单一，多数集中在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男性在战争中的苦难：空袭、原子弹爆炸后的受害经历，或是战争如何被宣传动员的过程。我并不是否定这些视角的必要性，但战争从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群体的苦难，它卷入了所有人。尤其是日本，作为当时亚洲唯一的殖民宗主国，曾经的侵略与殖民至今仍对周边国家带来深远的影响。在战争中，各种人遭受各种各样方式受害，如果我们要真正反战，就必须看到这些受害的差异与多样性，不只关注加害国人民的受害，同时也要聆听更广泛的、被殖民国家人民的声音，具体地理解他们所承受的暴力与压迫。

女性、少数族裔的视角，在终战/败战80年的纪念活动中尤其缺失。我在县图书馆看到的活动中，唯一提到女性的部分，还是“军神的母亲”这类战时宣传，我觉得需要思考能做一些什么行动。

此时我接触到了这部影片，深受触动。日本军从在殖民地和占领地导入公娼制度到国家总动员后“发明”出的慰安妇制度。不管动机是出于“防止性病蔓延“，还是为了鼓舞日军士气消解压力，其本质都是无视女性的自由意志与人权，把女性当作一种工具，对女性身体进行的任意管理与处置，从而给亚洲各国女性带来的深重苦难。特别是把殖民地和占领地的女性作为日本女性的替身去施加性暴力，其中包含的赤裸裸的民族歧视和抹杀他民族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

也正因如此，包括宋奶奶们提起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向日本国家追究战争责任和恢复受害者名誉，更在于突破“国民国家（nation state）代表一切”的框架。以个人身份向国家提起诉讼，其实就是在宣告“我的身体与权利不属于国家”，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抑或其他任何国家政府都不能替代或冒充受害者发声。这种与国家权力的对抗，使得“恢复我的尊严与名誉”成为一种超越国境的行动逻辑——不仅针对加害国/侵略国，也针对任何被侵略国/战胜国。

我认为这部电影不只是与今年“反战”主题高度契合的作品——宋神道长期呼吁反战、致力于和平。更呼应了当前的时事——近年来诸如参政党、NHK党等政客在选举中公然发表歧视外国人，女性与少数群体的言论。日本战败后，战时性暴力结束了，但宋神道作为在日朝鲜人，她的苦难并没有结束。战后她在日本社会中饱受歧视与排斥，这也与当前社会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她所面对的民族身份、文化认同的挣扎，也能引发许多少数族裔的共鸣。

这部影片的核心——战争性暴力议题——虽然是历史问题，但其实从未真正解决，直到今天仍在延续。它与我们当前所参与的MeToo运动之间，也有着深刻的共通性：都是结构性的巨大不公、长期无人倾听与支持。我们如何支持这样的受害者？如何推动社会的改变？这部影片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与思考的切入点。比如，因为长期没有人相信她在战争中的遭遇，宋神道几乎不再信任任何人，认为他人终将背叛、欺瞒她。支援团体一开始也不知道该如何赢得她的信任、与她协作。但在共同的信念下、不断探索、彼此磨合、相互支持，一起走完了长达十年的诉讼之路，甚至陪伴她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这份情谊令人动容。

支援团体采取的是“三无”运作方式：无领导、无办公室、无专职人员，成员各自承担力所能及的任务，协力前行。这种模式也让我们这些草根行动者，受到启发与鼓舞。从前我常常怀疑松散的草根组织的路是否走得下去，但看到支援会至今仍持续创造影响、留下了这样的影像，我也从中获得了力量，学习到了宝贵的行动经验。

（4）From Haru

8月3日的放映会《我心不屈》（日文片名：《オレの心は負けてない》）交流环节中，一位男性参与者发表了如下言论：“战争是无法阻止的，我们也无法真正理解战争的意义。宋神道女士是英雄式的人物，但并不是‘完美的受害者’。这场放映会很精彩，但我认为它实际上没有阻止战争的力量。”

这番话看似是冷静的现实判断，实际上却是以“无法理解”为借口，为沉默寻找正当性；以“没有亲身经历”为由，默认自己可以不发声，从而助长了加害结构的延续。同时，他将“理想受害者”的固定观念强加于受害女性，把那些拥有愤怒与幽默的受害者视为“越界者”，构成了二重的暴力。而“反正阻止不了”的说法，更是促使人从行动中撤退，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构建这样的场域，其意义不仅在于“直接阻止战争”，更在于让压迫的结构显形，创造并打开连带的可能性。这样的态度，无非是一种令希望萎缩的冷笑式暴力。

尤其是用“英雄主义”来形容受害者，会把她的人生和行动封闭在一个“特别的英雄故事”里。这样一来，她的愤怒、矛盾、与他人的连结等复杂面貌就被抹掉了。而这种“英雄化”会让听者产生一种安全而舒适的距离，把当事者的声音从结构性问题中切割出来，变成一种被消费的对象。

我真正想传达的是：一旦战争爆发，最先被抛弃、被切割掉性命的人是谁——是女性、酷儿、残障者、拥有不同族裔背景的人……希望人们（majority）能够想象那种恐惧与脆弱，也希望人们（majority）能够理解，我们这些少数群体“只能去斗争”的那份无奈与痛苦。“反正阻止不了”并不是理由，恰恰因为如此，才更要去斗争。说出“反正阻止不了”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再站在“试图阻止的一方”了。

（5） From 杉ちゃん

※原文为日语，以下是中文译文。

我们并不是因为把宋奶奶视为英雄才观看这部电影。

无论多么觉得没有胜算，只要遇到不公之事，就要大声说“这不对”，就要高呼“不要歧视”，只要得知加沙的情况，就会喊出“不要杀人”。

如果想要珍惜自己、活出自我，就必须通过对不公之事发声来保护自己。

因此，我们不应思考“战争为何停不下来”，而是要站在“不要战争”的一方大声呼喊。

因此，我一直将宋奶奶的斗争视为自己的斗争来观看。

在感想交流中，我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感谢提供这次宝贵的交流机会。

（6）From 小箱

电影中最引起我思考的一点是支援会和宋奶奶的信任关系的建立过程。宋奶奶并没有如刻板印象中的“受助者”一般始终对支援会的人们感激涕零，当官司一次次碰壁，宋奶奶痛斥她们“你们自己想不想坚持下去？不要问我，问你们自己！”

支援会的成员反思说，她们表面上一直非常“尊重”宋奶奶的意愿，如果她愿意继续战斗便选择继续支持她，但这种尊重其实是在逃避自己做选择的责任。自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牺牲自己的生活，把这也当成自己的战斗？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支持者。当作为支持者的人被当事人质疑、抨击，没有如想象中那般顺理成章地被信赖、被体谅时，是否还能坚持不动摇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日本語版

今年は第二次世界大戦後/敗戦/解放から80年の節目にあたります。8月には各地で多くの記念行事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私たちも、女性やマイノリティの視点から戦争を考え、8月3日に『オレの心は負けてない』の上映と交流会を開催しました。終了後にはたくさんの感想や投稿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ので、ここで共有します。より多くの仲間と、さまざまな視点から戦争と平和を語り合えますように願っています

（1）From　猪西西

※日本語訳、原文は中国語

宋神道さんは15歳の時に家族の強制結婚に反抗して逃亡し、16歳の時に結婚を避けつつ経済的自立を求め仕事を探していたところ、朝鮮の女性によって「国のために働く」と騙され、中国武漢の日本軍慰安所に送られ、7年間にわたり「慰安婦」として性暴力に遭いました。その後、中国各地に連れて行かれ、腕に「金子」と刺され、強姦されて妊娠させられ養子に出された。さらに多くの暴力と虐待を受けた。日本が敗戦後、日本軍人に「結婚」を口実にして騙され日本へ連れて行かれ、その後捨てられた。親切な人々の助けで在日朝鮮人の河再銀と生活したが、長期にわたる性虐待のため性的な関係が不可能となり、旦那さんが病気で死亡した後、生活が困難になり生活保護を受けながら差別を受けてきた。1993年から、在日慰安婦訴訟支援会の支援を受けて、東京地方裁判所に対し、第二次世界大戦中に日本軍による性暴力の被害者である「慰安婦」として賠償を求める訴訟を提起した。10年に及ぶ闘争の末、日本の裁判所は彼女が性暴力の被害を受けた事実を認めたものの、当時の適用可能な国際法が存在しないこと、および民法上の20年の時効が経過したとして、すべての請求を却下した。しかし彼女は引き続き日本国内と国際社会で、日本政府への謝罪と賠償を求める活動を続けている。

武漢の友人から、彼女は武漢に住んで、武漢には主流の革命記念行事があり、政府が「国恥を忘れるな」ということを宣伝しているが、以前はそのような他の国の女性が武漢に拉致され、騙されて「慰安婦」にされたことを知らなかったと聞いた。

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で韓国の教科書は日本の教科書よりも「慰安婦」被害者についてより少ない記述があると述べたことを思い出した。私が「慰安婦」という言葉を初めて見たのは、小学校の時に読んだ「現在の若者が愛国心がなく、国恥を忘れている」と批判する記事だった。その記事では、ある子供が「慰安婦が賠償を受けた」というニュースを見て、「私の祖母が慰安婦だったらよかったのに」と羨ましそうに言った例が挙げられ、大人が怒り狂ったと書かれていた……私は父に「慰安婦とは何ですか」と尋ねた。その後、少しだけ知ったが、当時の私は記事の中の子供の「愛国心がない」ことに怒っていた。しかし、小学生の私には「慰安婦」について知るアプローチがなかった。ニュースの小学生も同様だ。歴史教科書で教えず、政府も言及しない中、日本軍が「慰安婦」被害者に加えた暴力について知り、怒りを抱く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

また、以前「慰安婦」問題への怒りも、愛国心に基づく感情に過ぎず、具体的な被害者の個人像を見なかった。彼女たちが戦争中に性暴力を受け、戦争終了後に解放され、訴訟を起こしたことは知っていたが、現実の人間の生命は連続していて、千疋百孔の身体をどう修復するのか？生活をどう維持するのか？恐怖、暴力、欺瞞の中で何度も崩れ去った信頼をどう再構築するのか？これは彼女たちの人生の毎日が直面する問題だ。

また、1972年の『中日共同声明』で中国政府が日中両国民の友好のため、日本国に対する戦争賠償請求を放棄したと発表した際、中国の被害者はそのことを本当に知っていたのかどうか、もし知ったらどう思うのでしょうか。台湾の被害者は第二次世界大戦の悪夢から解放された直後、政府が軍隊で「金門八三幺」という「慰安婦」制度に類似した制度を実施していたことを知った時、どのように思うのでしょうか？

「慰安婦」の言葉について、資料によると、「日本軍性暴力被害者」は近年「慰安婦」問題の研究と活動家による修正を経て採用された呼称である。一方、「慰安」は日軍側の立場から被害者の主体性を奪う表現であり、山西の被害者が「慰安婦」と呼ばれることに反感を表明している。また、台湾の被害者は「性奴隷」という呼称がより侮辱的だと指摘し、反感を示している。資料を見た際、言語の反省と被害者の意思尊重の観点から、より被害者の主体性を尊重する呼称を使用すべきだと考えた。しかし、より多くの人々に問題に気づいてもらい、具体的な議題を明確にするため、場合によっては「慰安婦」という用語を使用することもあるだろう。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WAM）で見たいろんな国の女性被害者の物語を見て、また『オレの心は負けてない』の宋神道さんの物語を見て、彼女たちは「被害者」だけではないと思った。彼女たちは同時に素晴らしいフェミニストのアクティヴィストだ。

（2）From 白石

※日本語訳、原文は中国語

「国恥」とみなされる被害者と、直視されにくい被害

第二次世界大戦中の日本軍による女性への強姦暴行は、現在も徹底的に清算されていない。中国では、戦争中の暴行は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視点から言及されることが多い。複数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間に挟まれた「慰安婦」制度の被害者とその経験、およびこの問題が包含する国家が女性の身体を支配する視点は、第二次世界大戦終了から80年が経過した現在でも、依然として直視されず、一般の議論の場に現れない。

上映会で今回のイベントのために用意された資料で指摘された「慰安婦」という用語の使用に関するまとめのように、用語の使用の背後にある論理を指摘することは、言語の使用を強制することを意味しない。むしろ、言語の背後にある暴力的な論理を自覚的に反省し、考えることである。誰のために「慰安」するのか、なぜ「慰安」するのか、何が「慰安」になるのか、そしてなぜそれが「国恥」と見なされるのか。

1　金一虹の性暴力犯罪に関する見解を振り返る

学者である金一虹は、第二次世界大戦後の極東国際軍事裁判で、日本軍による女性への性暴力行為が反人道罪として認定されなかった事実②に加え、いくつかの認識上の誤謬が日本軍の性暴力問題の直視を妨げていると指摘している。第一の誤謬は、戦争中に女性が強姦されることは避けられないという主張。第二の誤謬は、虐殺が強姦よりも「重大」だと考える点。第三の誤謬は、自民族の女性が強姦されることは民族にとっての「奇恥大辱」だとみなす点である。これらの認識上の誤りからは、強姦という暴力行為への軽視が窺える。また、性暴力行為と致死行為を司法体系で評価する一方で、性暴力の罪を司法プロセスによって問わず、女性身体を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聖域」と見なすという混乱した矛盾が浮き彫りになっている。このような誤謬は、父権的な価値判断で事実認定を妨げ、強姦暴行という事実が他の事項に比べてより「重要でない」ものとして扱われる結果を招いた。

金一虹は、戦争中の女性に対する強姦暴行は、本質的に「父権システム特有の暴力形態」であり、「女性は戦争の標的、戦争の武器、戦争の脅威、戦争の復讐、戦争の快楽、戦利品として扱われる」と指摘している。

「民族の恥」という意識の下、戦争中に強姦を受けた女性の経験は正当に認識されない。強制的に「慰安婦」として徴用されたという事実が、公正な清算が行われる前にナショナリズムのナラティヴに組み込まれた。中国で生まれた女性が敵軍の性暴力の被害者となったことは、その組み込む過程で、「中国」が恥を受ける存在に置き換えられる。

女性身体がナショナリズムにおける国家の象徴としてどのように利用されたかはさておき、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論理では、一方、性暴力の被害を受けた女性は「中国女性」としてのみその被害経験が可視化される。他方、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で登場する被害者が日本政府を提訴した事例のように、被害経験が認められても、中国女性として日本政府を提訴する場合、中国政府が賠償を拒否した歴史的背景と結びつけられる。

前文で述べた各国当事者が証人として出廷し、日本政府を提訴した訴訟において、日本最高裁は最終的に第二次世界大戦中の日本軍が性暴力被害者に対して行った暴力行為とその悪質性を認定したが、日中共同声明の第5項（戦争賠償の放棄）を理由に、政府の賠償責任を否定し、性暴力は日本軍内の個人が被害国の民間人個人に対して加えた加害行為とした。

この訴訟結果は、父権制と密接に関連する現代の国家体制（民族国家、日本では国民国家、nation-state）および国家体制に基づく法が、性暴力問題面前での無力さを反映している。

山西省の被害者である万愛花氏は党員だが、慰安婦訴訟問題において、毛沢東らが「日本人に賠償を求めない」と言ったのは「上層部の人間の言葉であり、民間とは異なる」と述べ、毛沢東の言葉を自身の言葉として受け取らないでほしいと表明した。被害者が個人として公権力に対して謝罪を要求することは、他の公権力の「賠償拒否」によって消去されるものではない。

2　左右から挟撃される訴訟——責任追及の困難

日本政府は政府名義で被害者に謝罪や賠償を行っていない。被害者とその支援者が日本政府を追及する行為は、個人として公権力に対する責任追及を意味する。現在、日本政府への責任追及は数多くの困難に直面している。被害者の追及過程では、経済的困難、支援の不足、抑圧の大きさなどの要因に加え、二つの定義上の曖昧さが存在している：「政府が誤まった」とは何を意味するのか、そして「政府が過ちを認める」ことをどう証明するのか。

これらの問題は、「アジア女性民主基金」の被害者への補償方法に代表例として表れる。日本政府の戦争責任を回避するため、アジア女性民主基金は「償い」（「atonement」）という表現を用い、「お詫びの気持ち」などの表現を用い「賠償」という言葉は回避し③、民間募金を通じて一部寄付を受け入れる被害者に対し経済的補償を実施した。これにより、賠償を請求する側には「賠償の努力をした」と主張でき、賠償に反対する側（右派）には「民間基金は政府を代表しない」と説明できる構造となる。

最高裁の判決は政府の責任を回避したが、同時に「政府対個人」という二分法をより明確にした。法的な論理に従えば、過去日本首相や一部の官僚、財団法人、一般市民が被害者に対し謝罪や賠償を表明したとしても、それは個人の謝罪/賠償に過ぎず、日本政府を代表するものではない。

3　忘却に抗する連帯

権力による抑圧という点で、性暴力と戦争は密接な関係にある。戦争中の性暴力問題は、単なる抗日/反日/親日の立場に還元するわけにはいけない。暴力による傷は国籍によって増減するものではなく、暴力に反対する主張も国籍によって正当性を失うものではない。

歴史は記録者の偏見と立場により、必ずしも完全なものではない。それでも、人々は他者の記憶を理解し、自身の記憶を記録し、他者の記憶に耳を傾け、自身にも他者にも記憶する権利を付与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下では、人類に本来属さない記憶が強要された。ルナン（1882）が指摘するように、国民は「多くのことを忘れる」必要がある④。人は自分が生まれた国を選ぶことはできないが、記憶する事柄を選ぶことができる。

ナショナリズム体制の人々は、公教育の限界性により、国家内の連帯に強制的に結びつけられ、他の国の市民と歴史を交流する機会はほとんどない。上から下る教育的のナラティヴから離れ、自分の物語を語る人々との交流を通じて、新たな連帯を形成する可能性が生まれる。

戦争がもたらした傷は未だに真に癒えておらず、過去の暴力は新たな暴力の種になる可能性がある。第二次世界大戦後の平和は、次の戦争までの幻影に過ぎ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対話と交流を諦めず、記憶することを放棄しなければ、時代の潮流の中で自分だけの歴史をわずかに握る可能性が残るだろう。

注：

①金一虹の主張の引用部分はすべて以下の出典から：金一虹, 2012, 「困難な一駅——日本軍性暴力写真展の南京での挫折と反省」, 『社会性別に焦点を当てた開発研究』, www.china-gad.org/（サイトは閉鎖されている）

原文日本語版翻訳紹介：大橋史恵訳, 2013,「苦難のうちに立ち止まって：日本軍性暴力パネル展の南京における挫折と内省」,『女たちの21世紀』, 21 (74), 68-73, アジア女性資料センター

②2013年1月19日、ニューヨーク州上院議会は、第二次世界大戦中の日本軍「慰安婦」制度を人道犯罪と認定する決議を可決した（この注釈は大橋史恵訳版の注釈を参考にした）。

③デジタル記念館　慰安婦問題とアジア女性基金 「アジア女性基金の誕生と事業の基本性格」www.awf.or.jp/2/foun...月17日クリック）

④エルネスト・ルナン（Ernest Renan）, 1882, 1882年に発表した講演「Qu’est-ce qu’une nation?」

（3）From  トマト

※日本語訳、原文は中国語

初めて『オレの心は負けてない』を観た時、ほぼ最初から最後まで泣き続けた。宋神道さんの人生経験は胸を打つ——戦場で日本軍から7年間にわたる性的暴力に遭い、屈辱を耐え忍んで生き延びた。戦後、故郷を失った彼女は、日本兵に従って日本へ渡ったが、再び捨てられた。国籍がないため、長年差別を受け、国民年金の受給資格もなく、どんなに働いても生活が成り立たなかった。政府の補助金を申請する際にも、数多くの冷たい目線と侮辱に遭った。しかし、それでも彼女は10年に及ぶ訴訟の道を貫き、敗訴しても決して諦めなかった。

さらに感動したのは、宋さんが闘いを個人レベルに留めず、被害の経験を社会全体への呼びかけと行動に変えたことだ。ある記者は彼女を「被害者らしくない被害者」と形容し、新聞やテレビなどのメディアに使えないと述べた。しかし、まさにこのような宋さんが、全国各地で講演や報告を行い、数多くの人の心に影響を与えた。彼女の言葉には、人々の心を揺さぶる力がある。宋さんは日軍性暴力の被害者であり、同時に素敵な平和活動家でもある。

YouTubeで続編の『宋さんの思いをつなぐ』を観た後は、さらに感慨無量だった。過酷な人生を送り、晩年には東日本大震災にも遭った。80歳を過ぎた高齢で、ペットの犬と共に避難し、東京の支援会メンバーの元へたどり着いた。極めて困難な人生を歩んだ彼女の最期の姿を見て、涙が止まらなかった。

このドキュメンタリー上映会の企画を思いついたのは、県立図書館で日本敗戦80周年記念のチラシを調べた際、ほとんどのイベントの視点が極めて一方的だったから。多くは日本人、特に日本人の男性が戦争で受けた苦難に焦点を当てていた：空襲、原爆の被害体験、または戦争がどのように宣伝・動員された過程などだ。私はこれらの視点の必要性を否定するわけではない。しかし、戦争は決して一つの国や一つの集団の苦難ではない。戦争は世界のすべての人を巻き込んだものだ。特に日本は、当時アジア唯一の植民地宗主国として、過去の侵略と植民地支配が現在も周辺国に深刻な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戦争中、様々な人々が様々な形で被害を受けた。真の反戦を追求するなら、これらの被害の差異と多様性を認識し、加害国の人々の被害に焦点を当てるだけでなく、より広範な、植民地化された国/占領された地域の人々の声にも耳を傾け、この人たちがどのように暴力と抑圧を受けたのも具体的に理解する必要がある。

女性やマイノリティーの視点は、終戦/敗戦80周年の記念活動において特に欠如していることを感じる。県立図書館で見かけたチラシでは、女性に関する言及は「軍神の母」といった戦時宣伝だった。これに対して、何らかの行動が必要だと考えた。

そんな折、この映画と出会い、深く心を動かされた。日本軍が植民地や占領地に公娼制度を導入することから始まり、国家総動員後には「発明」された慰安婦制度へと至るまで——その動機が性病の蔓延防止であれ、兵士の「士気高揚」や「ストレス解消」のためであれ、本質は女性の自由意思と人権を踏みにじり、女性を道具として扱い、その身体を恣意的に管理・処分する行為であった。そして、それはアジア各国の女性に深刻な苦難をもたらした。

特に、植民地や占領地の女性に日本人の名前を与え、日本人女性の代わりとして慰安婦にさせる行為に内在する、露骨な民族差別意識と他民族を抹殺しようとする意図は、言うまでもない。

そのため、宋さんを含む被害者たちが提訴した意義は、日本という国家に対して戦争責任を問うことや被害者の名誉回復を求めることにとどまらず、むしろ「国民国家( nation state ）がすべてを代表する」という枠組みを打破することにもある。個人として国家を相手に訴えることは、まさに「私の身体と権利は国家に属さない」と宣言することである。日本、韓国、中国、その他いかなる国家政府であっても、被害者の声を代弁したり、なりすましたりすることは許せない。このような国家権力との戦いは、「私の尊厳と名誉を回復する」という行動を国境を越えて成立させるものであり、それは加害国・侵略国に対してだけでなく、被侵略国・戦勝国に対しても向けられるのである。

私は、この作品が今年の「反戦」テーマと一致しているだけでなく——宋さんは長年反戦を訴え、平和に尽力してきた——現在の時事問題とも呼応していると考えている。近年、参政党やNHK党などの政治家が選挙で外国人、女性、少数派に対する差別的な発言を公然と行っている状況と重なる。敗戦後、戦時中の性暴力は終結したが、宋さんのような在日朝鮮人にとって、苦難は終わっていない。その原因は社会のマイノリティーへの差別と排除である。彼女が直面した民族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や文化的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葛藤は、多くのマイノリティーの共感を呼び起こすだろう。

この映画の核心である「戦時性暴力」の問題は、歴史的な問題ではあるものの、実際には未だに解決されておらず、現在も継続している。これは、私たちが現在参加しているMeToo運動とも深い共通点がある：それは構造的な巨大な不公正、長期にわたる無視と支援の欠如である。私たちは、このような被害者をどのように支援すべきか？社会を変えるためにはどうすべきか？この映画は、多くの参考になる視点を提供している。例えば、宋さんは戦争中の体験を誰も信じてくれなかったため、他人を信頼しなくなり、誰もが最終的に自分を裏切り、欺くものだと考えた。支援団体も当初、どうやって宋さんの信頼を得たり、協力したりするのかわからなかった。しかし、共通の信念のもと、試行錯誤を重ね、互いに支え合いながら、10年に及ぶ訴訟の道を共に歩み、最終的に宋さんの生涯の最後を共に過ごした。この絆にはとても感動した。

支援団体は「三無」の運営方式を採用している：リーダーなし、事務所なし、専従スタッフなし。メンバーは各自が可能な範囲で任務を分担し、協力して前進する。このモデルは、草の根のアクティビストの私たちにも、啓発と励ましをもたらした。以前は、decentralized 草の根の組織が持続可能かどうか疑っていたが、支える会の影響力を見て、このような映像を残していることを見て、私も力を得て、貴重な行動の経験を学んだ。

（4）From Haru

8月3日の上映会『我心不屈（オレの心は負けてない）』の交流の場で、ある男性参加者がこう言いました。

「戦争は止められないし、私たちは本当の意味で理解できない。宋神道さんは英雄的だが、“完璧な被害者”ではない。上映会は素晴らしいが、実際に戦争を止める力はない」。

一見冷静な現実認識のようで、実際には「理解できない」を口実に沈黙を正当化し、経験がないから語らなくてよいという態度で加害構造の温存に加担していた。さらに、望ましい被害者という固定観念を押し付け、怒りやユーモアを持つ被害者を逸脱者として排除する二重の暴力がそこにあった。そして「どうせ止められない」という言葉は、行動からの撤退を促し、この場が“直接戦争を止める”ことだけでなく、抑圧構造を可視化し連帯を生み出すこと自体に意味を持つという事実を無視していた。そんな態度は、希望を萎縮させる冷笑的暴力でしかない。

特に「ヒロイズム」という言葉で被害者を語ることは、その人を“特別な英雄物語”に閉じ込めてしまう危険がある。そうなると、その人が持つ怒りや葛藤、仲間とのつながりなど、本来の複雑な姿が見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そして、この“英雄化”は、聞き手にとって安全で心地よい距離をつくり、当事者の声を構造的な問題から切り離して消費してしまうことにつながる。

本当に伝えたかったのは、戦争が始まれば真っ先に切り捨てられる命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だ。女性、クィア、障がい者、違うルーツを持つ人たち…その恐怖と脆さを想像してほしい。そして、“闘うしかない”という私たちマイノリティのどうしようもなさと痛みをわかってほしい。「どうせ止められない」ではなく、だからこそ闘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どうせ止められないから」と言ったその瞬間はもう、「止めようとする側」ではなくなっている。　

（5）  From 杉ちゃん

私たちは宋さんを英雄視してこの映画を観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

どんなに勝ち目がないと思っても、不公正なことがあれば「おかしい」と声を上げるし、「差別するな」と叫ぶし、ガザのことを知ったら「殺すな」と叫ぶ。

自分を大切にして生きたいと思ったら、理不尽なことに声を上げるしか身を守れないと思っている。

だから戦争は止まらないか考えるのではなく、「戦争するな」と叫ぶ側にいたい。

だから宋さんの闘いは自分の闘いと思って観ていた。

それを感想交流の中で実感した。本当に貴重な機会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6）From 小箱

映画の中で最も考えさせられた点は、支える会と宋さんの間に信頼関係がいかに築かれてきたかことだ。宋さんは、ステレオタイプ的な「支援される側」のように終始感謝し続けるわけではない。裁判が何度も行き詰まるなかで、宋さんは支える会に「あなたたちが続けたいのか？私に聞かないで、自分たちに聞きなさい！」と叱った。

支援会のメンバーは、自分たちは表向きには宋おばあさんの意思を「尊重」してきたつもりだったが、実は自分たちで選択する責任から逃げていただけなのではないかと反省していた。自分の生活をどこまで犠牲にして、この闘いを自分の闘いとして引き受けられるのか。

性暴力の被害者になるのは、私たち誰にでも起こることではない。しかし、支援者になることは誰にでもできることである。そして、支援者が当事者に疑われたり、批判されたり、期待したように信頼も共感も得られなかったとき、それでも揺らぐことなく「正しいと思うこと」を続けられるのだろう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