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无神论 第十三节 救赎的垄断（The Monopoly of Salvation）

　设有人，谓中国人之所崇拜者，不在无形而在实体，不在一宰而在百昌，斯其信崇，即为迷妄，则敢问无形一主，何以独为正神？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顾瞻百昌，审谛万物，若无不有灵觉妙义焉，此即诗歌也，即美妙也，今世冥通神閟之士之所归也，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斥此谓之迷，则正信为物将奈何矣。盖浇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閟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造作躛言，必尽颠其隐依乃快。不悟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知识未能周，而辄欲以所拾质力杂说之至浅而多谬者，解释万事。不思事理神閟变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依此攻彼，不亦傎乎。夫欲以科学为宗教者，欧西则固有人矣，德之学者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研究官品，终立一元之说，其于宗教，则谓当别立理性之神祠，以奉十九世纪三位一体之真者。三位云何？诚善美也。顾仍奉行仪式，俾人易知执着现世，而求精进。至尼佉氏(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则刺取达尔文进化之说，掊击景教，别说超人。虽云据科学为根，而宗教与幻想之臭味不脱，则其张主，特为易信仰，而非灭信仰昭然矣。

观于此，则惟酒食是仪，他无执持，而妄欲夺人之崇信者，虽有元素细胞，为之甲胄，顾其违妄而无当于事理，已可弗繁言而解矣。

作者： 鲁迅
作品： 《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首版时间： 1908年12月5日（首发于日本东京《河南》月刊第八号）

鲁迅所批判的黑格尔成为了法团主义的祖师，法团主义的胜利是有目共睹。而尼采的意志的胜利，也是战胜英法世界帝国秩序所不可缺少的神枪。
肤浅者攻击迷信，深奥之理论攻击正信。以此开幕，致敬半个鲁迅。

基督教无神论（Christian Atheism）造出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把"救赎"（salvation）注入万物。凡善，皆称"进步"；凡"进步"，其定义权皆归进步主义。依此逻辑，连保守派亦难幸免：他们所守的，是基督教锡安主义（Christian Zionism）、加尔文双重预定论（double predestination）、成功神学（prosperity theology）出现之前的传统基督教价值；然而行世之时，仍须冠以"进步保守主义"（progressive conservatism）之名。以狗哨（dog whistle，隐语暗号）与示播列（shibboleth，验音口令）潜入对手的逻辑系统（思辨和学术体系）——此乃印欧—雅利安（Indo-Aryan）式打赢论辩持久战（forever war）的老法。今日一切神学，皆有"普世神话"与"修行"；英雄之行会与洗礼、祭司团（priesthood）与牧者，合而为一：此即"千面基督教教派"（Christian cults with a thousand faces）。凡以进步话语开题之辩，胜负已判——基督教文明"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谋攻》）。故有此断言：世无"文明之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只有教主们（ecclesiarcha）的内战。

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等批评者早已指出：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挑拣（cherry-pick）全球神话，剥去其地方性与社会政治现实，硬塞入"单一神话"（Monomyth，即"英雄之旅" The Hero's Journey）的模具。问题何在？此"单一神话"与基督教叙事惊人地雷同：道成肉身（incarnation）、受难（crucifixion）、下阴间（descent into the underworld）、复活救赎（resurrected salvation）。"污染"发生在源头。早期西方人类学家以基督教词汇翻译土著概念——译地方的外魔小鬼（trickster spirit）为"魔鬼"（demon），译社群仪式为"洗礼"（baptism）。数十年后，荣格（Jung）与坎贝尔分析这些文本，"发现"了普世的基督教母题——殊不知，这些母题正是翻译之时被注入的。今日，世界各地的史家，其史册被劫掠、被据为己有，陈于伦敦博物馆的战利品室（Trophy Room）；欲究己史，反须假手他人之译本。恰如今日之波斯人：其历史，经柏林与巴黎的战利品室，已遭改写（revisioned）。

增泽知子（Tomoko Masuzawa）《世界宗教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World Religions）论曰：

所谓人类共有一个名为"宗教"或"神话"的普世范畴——此观念本身，即近代欧洲之造物，骨子里是基督教神学的建构。西方创设"比较框架"（comparative framework），既保霸权，又饰客观。西方邀他者入席"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s）之桌，实则迫其以基督教之尺自量：经典（texts）、先知（prophets）、救赎叙事（salvific arcs）。

据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西方语言已被基督教形而上学浸透：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与存在—神学（onto-theology）之陷阱，令"敌基督"（Anti-Christ）必言"不圣"（unholiness），亦只能借救赎之语言之。"敌基督"必自言反动封建落后来不圣的救赎，而非自定义的善恶美丑，沦为基督教框架内的反对派。

《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之作者，本人便是学术明星（Uber-Idol，超级偶像）——一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之于中国。那么，他又"制造"了何种盲区，以遮蔽那真正的共识？此共识即：西方一切语言与神学，永陷此局。辩论第一事，当揭发一切狗哨、示播列、以及自对手口中借来之词——"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故且以拉丁语、吠陀语（Veda）与汉语言之。如果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中国学术青年和国际关系显学的地位放到美国，《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之作者就是那种普遍的学术明星，不分学科和意识形态的那种，学术巨星。非主流杀马特用来抵抗主流猎巫的神主牌，如是我闻。

作者： 鲁迅

作品： 《坟·灯下漫笔》

首版时间： 1925年5月1日（首发于《莽原》周刊第一卷第二期）

大概章节： 第三部分

原文：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秦制，奴隶制循环，清圣帝，教堂赋予解放，洋人解放我百姓不用做奴隶的隐喻，怎么自恨神友的祖师也是鲁迅爷啊？（虽然鲁迅爷学术上是大翻译运动把【恨中】洋人文章引入中华的先锋，鲁迅罪不至此）

乔姆斯基（Chomsky）的根本盲区，正出自其本行：语言学。确切地说，他是笛卡尔式语言学家（Cartesian linguist），力倡"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之说。是的——"千面的语言"（languages with a thousand faces），正是增泽知子所斥之物。由此可解：为何汉语被判为"劣等语言"——因其缺乏现代西方语言之文体与结构，故当废之。黏着语（agglutinative）、屈折语（fusional inflectional）、孤立语（isolating）：一为黑种种，一为"黄祸"（yellow peril 黄种人），一为白人"主子民族"（master race）。语言类型学本身即是狗哨，用以否决一切公平辩论之开端——拒用征服者之语者，即被逐出辩场。一切汉语词，须先经西方语言测绘（mapped）；其独一、真实、本源之义，永不得写入西方辞典。于是，一切汉语词皆成"乔装的英语词"，静候探险家前来"发现"——此乃翻译家阶级（translator class）的种族主义狗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论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On the Language and Wisdom of the Indians,1808]；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哲学全书》§459]宣称：字母文字更具智性，汉字则为科学之障碍。）

刘禾Lydia H. Liu’s Translingual Practice 对于鲁迅的批判，是语言学的达利特领班，文字的买办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Lydia H. Liu 新文化与大翻译运动，翻译家阶层，刘禾，斯坦福出版社，1995。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不是纯粹从中国内部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经由 Arthur Smith 明恩溥的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日本译介、明治民族性话语、五四文学诊断术 等多重中介形成的。也就是说，刘禾批判的重点不是鲁迅个人的道德立场，而是整个阶级。鲁迅翻译者阶级和文字买办对国民性批判背后的翻译—知识—权力装置。鲁迅不再只是民族自省的现代文学先驱，而成为一种跨语际知识链条中的中介人物：他把传教士、明治日本与欧洲民族性理论所制造的“中国人性格”重新内化为文学诊断。由此，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呈现出一种悖论：它以反殖民、启蒙、自我改造为目的，却借用了殖民知识和东方主义分类的语汇；它要解剖中国，却首先接受了别人替中国命名的病理学。鲁迅把“民族病”从身体层面转移到精神层面，使文学获得了类似医学的诊断权。正是翻译者-文字买办阶级扩大特权的左翼婆罗门初代目。她说，国民性理论给鲁迅及其一代作家提供了一套“powerful language of self-criticism”，现代文学于是承担起“dissecting”民族病态心灵的临床任务。这里的逻辑很重要：鲁迅并不是简单地写小说，而是在一种跨语际的病理学模型中，把文学改造成民族精神的解剖刀。普世框架在翻译源头即被注入，后来者的"发现"只是回收当初的注入。当然鲁迅也自我批判（民族性理论）进行了纯批判的二律背反，对此依照刘禾之论断而行文，而非扬弃。

作者： 鲁迅

作品： 《华盖集·北京通信》

首版时间： 1925年5月15日（首发于《莽原》周刊第一卷第四期）

大概章节： 全文（短篇书信体杂文）

原文：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

乔姆斯基自著《笛卡尔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 1966），将普遍语法上溯至阿尔诺（Arnauld）与朗斯洛（Lancelot）之《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1660）——二人皆波尔—罗亚尔修道院（Port-Royal）之冉森派（Jansenist）神学家。普遍语法之谱系，据乔姆斯基本人所考，本是一条神学谱系。

批判进步非反对空调，而是进步属于所罗门，保守属于大蛇，反动属于红龙。基督教无神论里进步就是最好的，难道揪着其系统内的魔鬼批判然后赞同其天神吗？

左脚踩右脚的巡回推理正是进步主义的虚构成神之路。脑内进步，和空调无关，但是冷热是人的主观意识，心静自然凉。

 作者： 鲁迅

作品： 《华盖集·杂感》

首版时间： 1925年5月15日（首发于《莽原》周刊第一卷第四期）

大概章节： 全文（短篇组论）

原文：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作者： 鲁迅

作品： 《坟·论睁了眼看》

首版时间： 1925年7月24日（首发于《莽原》周刊第一卷第十四期）

大概章节： 第二段

原文：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大约十五六年以前，我竟受了革命党的骗了。  　　他们说：非革命不可！你看，汉族怎样的不愿意做奴隶，怎样的日夜想光复，这志愿，便到现在也铭心刻骨的。试举一例罢，——他们说——汉人死了入殓的时候，都将辫子盘在顶上，像明朝制度，这叫做“生降死不降”！  　　生降死不降，多少悲惨而且值得同情呵。  　　然而近几年来，我的迷信却破裂起来了。我看见许多讣文上的人，大抵是既未殉难，也非遗民，和清朝毫不相干的；或者倒反食过民国的“禄”。而他们一死，不是“清封朝议大夫”，便是“清封恭人”，都到阴间三跪九叩的上朝去了。  　　我于是不再信革命党的话。我想：别的都是诳，只是汉人有一种“生降死不降”的怪脾气，却是真的。  

作品：《略谈香港》，收入《而已集》  首刊时间：1927年8月13日，《语丝》周刊第一四四期；《而已集》初版为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本。  大概章节：正文后半，回忆清末留日学生革命话语处。  原文：  前清光绪末年，我在日本东京留学，亲自看见的。那时的留学生中，很有一部分抱着革命的思想，而所谓革命者，其实是种族革命，要将土地从异族的手里取得，归还旧主人。除实行的之外，有些人是办报，有些人是钞旧书。所钞的大抵是中国所没有的禁书，所讲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书，因为是《湖北学生界》的特刊，所以名曰《汉声》，那封面上就题着四句古语：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  这是明明白白，叫我们想想汉族繁荣时代，和现状比较一下，看是如何，——必须“光复旧物”。说得露骨些，就是“排满”；推而广之，就是“排外”。 　
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呜呼，眷念方来，亦已焉哉！

鲁迅文章多是这种前后矛盾的，正如同所有文人 一样，如果活得够久，自己反对自己，前书反对后书是不可避免的。但其文化决定论，对于自己弃医从文的皈依者狂热；对于实干的鄙视和清流意识型态构建师的推崇是其核心思想。当代读者需要警惕这种理想主义对于现实的侵蚀，一方面反对革命浪漫主义，一方面反对古人好死不如赖活着，前后矛盾，前踞后恭，对于革命刚刚成功的烈士尚且不能尊重，对于古之贤祖亦然，那祂爱抽象的中国，不爱具体的汉族也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汉族不符合祂理想中的新清流国，祂要把这一切烧成灰。

鲁迅的思想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负面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他极其擅长识别和解构“正题”（即旧礼教、苟活哲学），但他拒绝提供任何现实可行的，可长期证伪的指导和预测，就如同黑格尔的法团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建立欧盟繁荣一样，祂瞧不起黑格尔对于成功革命者的指导。

神息所至，万有蒙恩

学术百科，其始也出于神学（theology），其终也归于神学。学者既殁，凡有所成者，必为"进步"神话（progressive myth）所收编——此基督教无神论（Christian Atheism）常胜不败之道也。

经典之因果论（causal effect relationship）与后起之辩证批判（dialectical criticism），皆其例证：基督教无神论独擅一社会之"问题"与"解答"之定义权。一社会内部之矛盾（internal contradictions），必待"大调和"（master reconciliation）者，以基督教无神论之方法而解之。成者基督保佑，败者虔心不足。

借今世之史力，辩证之训可以重习——此即基督教无神论所谓"她史"（herstory）之道。二律背反（antinomy）之两难，于辩证推理（dialectical reasoning）之下，自有调和之途。凡此种种，皆基督教二元论（Christian dualism）之推衍：内在之救主与蛊惑者（the internal savior and deceiver）、义者与异教徒（justice and heathen）、信者与辩敌（believer and polemic）、试信者与拒基督者（tester of faith and the challenger of Christ）、罗马公教与黑森林异教（the Catholics versus the Black Forest Pagan）。处此世界，无名之敌——若东方之印度教徒（Oriental Hindus）——不齿于人：其恶或轻于惑者，然终末（eschaton）之席，无其位焉。

辩证推理者，基督教之二元论也。

问题与解答，其界说皆本于二元论。

救主之言与巫蛊迷惑者之言（the savior and deceiver dialect），同归于神性（Divinity）之下，共为一体（universalis）。

其第一阶，必始于史实之改窜，与"胜利"之重定。虽败犹胜——辩证推理之中，败绩亦可点化为凯旋。赢了，都是赢了。

一国之教辩证法也，讳言其基督教之本源，谓其无涉于基督——此自恨之极，徒资笑柄耳。夫辩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之"克"基督教，喜剧也；其"克"印度、日本诸受役之殖民地，悲剧也。今日之辩证法，百胜于基督教了！

救主之本意，正题也（thesis）；蛊惑者之歧出，反题也（anti-thesis）；救主之凯旋，合题也（synthesis）。凡改写非西方之史者，必先造一撒旦（Satan）：所谓千年帝国之衰颓，即"秦那"（Qin-Sina，秦／支那）之绝望是也。彼径为种族之论而扬言之：中国无历史，唯秦制暴政之循环耳。黑格尔（G. W. F. Hegel）《历史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明以中国、印度置诸人类之"童年"（childhood）。以其视中国史为王朝兴废之循环（即"天命" Mandate of Heaven），而非直线辩证、迈向"历史终结"（End of History）之进军，黑格尔遂断曰：中国居历史进程之外。凡操黑格尔二元之术者，殊途而必同归此论。秦制x凯撒帝国下的精神民主制度正是区分白人之光和黄祸的根源。

基督教二元论源自拜火教，对立而统一，至善者光明神机最终统合一切，正题，反题，和光明神合神道。

「在晚近數年間於南大平洋上奇怪的宗教運動。這些運動中，先知宣揚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祖先或上帝等解放力量，將帶著人們渴望的貨物再來，並迎來永遠幸福的統治。」因此這些原住民便自己發展出一套敬拜儀式，崇拜美軍軍服及貨物。

殖民地之"貨物崇拜"（cargo cult）者，笃信现世自有"高等之解"，其术久而滥矣：俗务之一解，辄被重新神秘化（re-mystified），假唯物论（materialism）之名，而成"选民"（chosen people）之崇拜。

然貨物崇拜之高级形态，更进一境：问题与疑难，即土著之民自身是也。其魂蒙昧未启：曰父权（patriarchy），曰厌女（misogyny），曰恐同（homophobia），曰无基督。方之"绝对"（the absolute， the solution supreme）之无穷，人性自身即是罪证。昔之船货崇拜者，构木为塔，剖椰为机（coconut headsets），谓效美军之仪轨，可召神机载宝而降。今之新殖民者则许之曰：去尔"有病"之传统与理想，则财货自至——此加尔文主义（Calvinism）与成功神学（Prosperity Theology）之嫡传也。古典基督教神学有言：人生而全然败坏（原罪，Original Sin），唯全然降服于外在神圣之恩典（Grace），乃可得救。今日"发展""文明"之论，蓝图全同：被拣选之达利特（Dalit，旧称"贱民"），遂为主神之化身（avatar）矣。达利特领班梵化控诉左翼婆罗门下刹帝利，实在为保护婆罗门打压刹帝利的僭越。

土著崇拜白人神机带来极大丰美之物质，崇拜美军之神机（the divine planes of united states）为神迹。

同性恋国族主义（Homonationalism）者，学术之概念也：谓国家策略性拥护 LGBTQ+ 之权利，以固其排外、种族主义或国族主义之政。此词为理论家贾斯比尔·普阿尔（Jasbir Puar）所铸，揭橥"进步"之同性恋权利，如何用以丑诋边缘群体为"落后"，而假性解放之名，为国家权力、监控与帝国主义张目。同性恋国族主义用来鞭策民族国家为国族主义的新选民张目。

新主基督教无神论（Christian Atheism）者，欲丑诋一切阻土著之民沦为原子化（atomized）个体——无行会（guild）、无工会（union）者——之物事，何难之有？父母之家庭创伤（family trauma），遂成"永不当生育"之据：于是倡"社会化富养"（social parenthood，娘亲不如社会亲，额娘化抚养）。中国之历史，恨孔夫子卖国，儒生不满万，且被改写为媚外者（xenophile）与同好者（homophiles）之史。

其定义既立：改革（reform）与进步（progress），必系于家户物质生计（material livelihood of household）之改善——于是有"憎家症"（oikophobia）或原作者自铸之"政经恐惧症"（econ-polical-phobia）：被禁之达利特（dalit）阶级，摈于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讨论之外，以其语言为有罪之语（sinful language）：不操自由主义（liberalism）、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或神圣马克思主义（the sacred Marxism）之言者，禁：焚书坑贼。

成功神学（Prosperity Theology）有训曰：物质之富，乃道德纯洁与绝对信仰之直接报偿。今日，此神学已建制化（institutionalized）于全球经济秩序。国际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NGOs）与外国直接投资者（foreign direct investors），常以其"貨物"（cargo——贷款、援助、贸易协定）为条件，责土著社会以结构与道德之重塑（structural and moral restructuring）。

彼许诺曰：土著之民，但剥其传统理想，行西方建制之仪轨（institutional rituals），涤其"有病"之遗产（"problematic" heritage），则全球资本之神机（the divine planes of global capital），终必带着貨物降临。信了有福。

凡讨论不引英文学术论文、不操英文术语（jargons）者，自动判为失败。惟基督教无神论之神学家，得以发言。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南方认识论》（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述西方学术建制，如何系统性摧毁或边缘化非西方之知识之道（ways of knowing）。其论曰：西方科学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亦在其列），行如全球之垄断，凡思想不以其学术语言出之者，概不认其效力（validity）。

宪法爱国主义（The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凡所谓"进步"宪法——耶稣人道主义训令所显化之宪法（Jesus' humanism mandate manifested constitutions）——之下，父权（patriarchy）之力多受压抑。"宪法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一词，其身即一悖论之二律背反（paradoxical·antinomy）。

不可以在反父权时候同时爱父国。除了把天父定义为超越逻辑，进步定义为超越逻辑，没有任何道理的超级赢，爱父国之行为才能同时爱天父，爱进步。

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与大卫·凯利（David Cayley）合著《未来之北的河流》（The Rivers North of the Future, 2005）：

"名为'发展'之行善主义"（"do-goodism called development"）

"一种败坏——由教会自身发端，后经世俗化——所败坏者，基督教爱之诫命也"（"a corruption, initiated by the Church itself and later secularized, of Christian mandates to love"）

现代诸多建制，乃基督教自身败坏之来世（corrupted afterlife）也。

克里斯托弗·拉施（Christopher Lasch）《真实且唯一的天堂》（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1991）：

现代之"进步"，乃旧日基督教历史盼望（Christian historical hope）经世俗化、稀释化而无终点之替身。杰伊·兰代尔（Jay Langdale）之论文谓：拉施力辨基督教之先知性、千禧年主义史观（prophetic or millenarian history）与现代进步观之别。

"许诺步步改善，而全无可见之终点"（"the promise of steady improvement with no foreseeable ending at all"）

"进步之世俗宗教"（"the secular religion of progress"）

"以历史之审判，代上帝之审判"（"substituted the judgment of history for the judgment of God"）

"严肃之人，何以至今犹信进步？"（"How does it happen that serious people continue to believe inprogress"）

拉施之论，足支此说：进步之为用，乃世俗化之天意（secularized providence）。进步既是解决世俗化基督教的现世神学问题，而神学问题必然不受到传统思辨和习俗的束缚。天意爷指导着进步派。

于伊里奇，世俗之"发展"者，传教慈善（missionary charity）败坏之后身也；于拉施，"进步"者，天意（providence）退化之后身也。纯良神智创造完美世界之后的堕落，纯洁无瑕疵的基督教无神论和堕落的祭祀阶级正是教主冲突的根源。世俗末世论的内战取代了文明的冲突（山姆亨廷顿）。

总结：

辩证法作为理性崇拜的理性工具本质上是理性崇拜的大一统理论，后世神学家尝试了更多大统一逻辑也未曾超脱黑格尔之诡辩。

黑格尔式辩证法把世界组织成“正题—反题—合题”的救赎结构。救主之言是正题，蛊惑者或异端是反题，最终的调和与胜利是合题。这种结构本质上仍是神学性的二元论：义者与异教徒、信者与辩敌、文明与落后、进步与反动、救主与撒旦，都被纳入一个预设胜利的神学逻辑之中。失败可以被解释为更高胜利的阶段，反对者可以被解释为历史进步的必要反面，最后一切都归入“大调和”。表面上摆脱基督教，实则延续了基督教二元论、救赎论、末世论与天意史观。所谓“基督教无神论”不是简单的无神论，而是把“上帝”“恩典”“审判”“救赎”“终末”改写为“历史”“进步”“发展”“解放”“文明”的现代意识形态。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尤其体现了这种结构。他把中国、印度等非西方文明置于“人类童年”或历史之外，认为它们停留在循环王朝、天命更替、静止秩序之中，而没有进入西方式的直线历史进程。因此，非西方文明在黑格尔体系中不是平等的历史主体，而是被等待克服、被解释、被改造的对象。由此，后来的殖民主义、发展主义、进步主义、学术话语都继承了这种“西方定义问题，西方提供解答”的结构。

“货物崇拜”在本文中是一个核心隐喻。南太平洋原住民模仿美军仪式以期待飞机带来货物；现代被殖民社会则被要求模仿西方制度、学术话语、自由主义术语、马克思主义术语、发展主义蓝图，以期待资本、援助、贷款和国际承认降临。作者认为，这是一种高级形态的货物崇拜：问题不再只是“缺少物资”，而是“土著自身有病”；解决方式不是单纯获得技术，而是道德、结构、灵魂、语言与传统的整体改造。

“宪法爱国主义”试图同时反父权、爱父国、爱进步、爱天父，其内部包含二律背反。若不把“天父”或“进步”设定为超越逻辑的绝对物，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反父权的政治姿态可以同时转化为对国家、宪法和进步秩序的忠诚。因此，所谓现代宪政也被视为一种世俗化神学结构：宪法成为新的训令，进步成为新的天意，政治正确成为新的信仰检验。

伊里奇被用来说明：现代“发展”是基督教慈善和爱的诫命被教会及世俗制度败坏后的产物。拉施则被用来说明：现代“进步”是基督教历史盼望、天意和末世论被世俗化后的替代品。进步不再等待上帝审判，而是让“历史”来审判；不再许诺天国，而是许诺无限改善；不再以神恩拯救灵魂，而是以发展、改革、资本和制度拯救社会。

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后继的现代进步主义、发展主义、学术话语和政治解放论，表面上是理性、无神论和批判哲学，实则继承了基督教乃至更古老二元论的神学结构；它们通过制造“落后者”“异端者”“有病传统”“待拯救土著”，再以历史、进步、发展、资本、宪法和学术语言充当新的救主，从而完成对非西方文明的解释、贬抑与收编。

理性工具的进一步分化和发展不改变本质：对于世俗末世和基督教的进一步融合。

核心论点

本篇的核心论点（Core Thesis）是：权力在于控制"抽象理念"（abstract ideal）的生成——什么被抽象化，什么停留在现实形态。发电机被抽象成"恶"。曾几何时，《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讲的是新型化学品的滥用；如今，借助现代算力与AI 生成，无数新的有机化合物正在被申请专利、被大规模散布进人类生物群系（human biome），可"寂静的春天"却不再有人提——话题只剩一件事：彻底消灭原子能发电机组（atomic generators），用爱发电。

对宪法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来说，这只算一个小问题：测试一个有害而无人质疑的理想，在没有大规模抗议的情况下能存活多久("城堡与外郭"（Motte-and-Bailey）思辨战术)。最古老的那些法律，若没有各行会（guilds）人群世代之间的调和（reconciliation），早就胎死腹中。如今它们被动与"爱国"与"神圣律法"的标签战场碰撞，而那份经过调和的道德，反被称作"落后"。习俗与传统的每一轮调和都在打磨这些法律，使它们永葆青春；而宪法所依据的，却是一个从未降生的理想。对从未活过的东西来说，"古老"就是它的定义本身——就像在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里，一个负数（按无符号方式解读时）会大于最大整数。从未降生之物，永远无法被调和；这个绝对（无错，正确之极）之神，就是宪法爱国主义。吊诡的是：一个被人类历史"击杀"过的神，竟被判定低于那个不可撼动的"绝对"——这本身就是逻辑（推理，治学）已经坏掉的标志。按定义，宪法爱国主义高于一切。故事结束（End of story）。整个保守主义运动，由此可以被看作自由主义"绝对者"（the liberal absolute）内部的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 and anti-reformation）。任何不以此为基调的解读都是在愚弄读者，因为保守主义（美国保守主义，American conservatism）的关键定义就是：真诚地，正道地（in good faith）保存现行的启蒙自由主义。

善恶标签与狗哨（dog whistles）的再分配，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里是件小事，却很重要——它把最大的压力压向社会的支柱：产业工人、物流工人、农民与军人。当社会随着"必要劳动力"（essential work force）的老化而逼近内爆，那一刻，一股激进榨取的严酷力量（draconian force of radical exploitation）会强行抽取，以维持辅助性管理层与非必要劳动者（auxiliary management and non-essential-workers）的生活方式。以"捍卫现代性与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由、平等、幸福"为名，这种最激进的形态只能被描述为法西斯式的反动（fascistic reactionary）：权力试图从农民与军人身上掠夺服务，同时又从它所鄙视的军人身上榨取结构性合法合规权利。

这种险境，正是通过逻辑扭曲实现"合题劫持"（synthesis hijack）的典型例子。问题本来是：人口老化、社会必要服务者的枯竭、以及需要必要服务者的流入来撑住社会支柱；捍卫这套颓废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需要新血、需要新移民。可问题从不归咎于非必要城市人口（non-essential civic populace）的颓废；"恶"被指派给移民，而道德纯洁归属于从不沾染劳动（也不生育）的"婆罗门左翼"（brahmin left）。

问题与解答的逻辑被完全颠倒：颓废与榨取造成了生产力的大规模枯竭与出生率塌陷（birthrate defect），可"问题"却始终被表述为：堕胎禁令、移民、必要劳动者的"古旧生活方式"、以及伪装成保守派法西斯的魔鬼。与此同时，整个系统的关键缺陷永远无法修复：对必要劳动者古旧生活方式的仇恨（打着"捍卫现代性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旗号）、即使没有堕胎禁令也照样低迷的出生率、"国家-民族"（state-nation 国族主义，反民族国家）造出一个新民族、拒斥同一血脉的移民并寻找替罪羊，以及高榨取——让新生儿一出生就被抵押（indentured）进一生的劳役。

解决方案永远是：从大众手里拿走，再分配给"教会"。过去的"社会化抚顺"（social parenting）是把孩子带走、送进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s）去学"正确的神"，有些孩子被阉割去当艺术家；很久以前有一则"美好的童话"，讲一位兄长阉了自己的弟弟，使得神赐予她的嗓音显现，神恩把他造就成著名歌手。如果持古旧价值体系的父母不肯生产完美的基督徒儿童，他们就把孩子带走，纳入"社会化抚宁"（social parenthood）：一"国家-民族"（state-nation 国族主义，反民族国家）里日渐萎缩、拒绝生育的少数群体，其"问题"可以靠夺走全天下父母的所有孩子来"解决"。想想孩子吧（Think about the children）——基督的无辜财产，必须从落后的、思想错误的父母手中夺走。整部儿童保护法典（child protection code）的要义，是保护儿童免受这种古旧价值体系的影响，而不是保护传统文化和非物质遗产继承人的成年未来、以及他们作为旧世界价值继承者的真正"昭昭天命"（manifested destiny）。有社会学家指出：社会严重依赖一个人为的"儿童/成人"二元结构，把儿童放进一个隔离的"纯洁"范畴；这被用来正当化对儿童的大规模基督教无神论灌输，并以"社会更好"为名，把孩子从移民家庭与民族主义家庭手中带走。

（Barnes, L., Johfre, S.,& Munsch, C. L.（2024）：《激活"缺席的革命"：年龄的社会建构中儿童/成人二元结构的过程与意义》[Galvanizing the "Missing Revolution": Processes and Meanings of the Child/Adult Binary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ge]，《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第 130 卷）

《原住民家庭拆散的持续遗产：美洲印第安与第一民族青少年卷入儿童福利系统的长期后果》[The ongoing legacy of Indigenous family separation: Long-term outcomes of child welfare involvement among American Indian and First Nations youth]

斯蒂芬妮·吉尔森（Stefanie Gillson）——早在 19 世纪、在强制军事化教育之前，"社会化抚养"（social-parenting）就已是节育之后、种族灭绝下一步的标志。学者在法律与社会学上将其归类为文化灭绝（cultural genocide）。事实上，联合国 1948 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Genocide Convention）明文将"强迫转移该团体之儿童至另一团体"列为灭绝种族的行为之一。国家将原住民的传统亲属制度与价值体系判定为"落后"，以此正当化对儿童的窃取——把他们"开化"进现代劳动力大军，皈依基督教／自由主义／基督教无神论（Christian Atheism）的信仰。问题是因为归结为婴儿的"无辜"，而非父母的"古旧价值，" 何其无辜，其父母之秽，天父之清真。

《作为文化灭绝的国家主导儿童分离：对儿童权利与儿童收养的启示》[State-Sponsored Child Separation as Cultural Genocide: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Rights and Child Adoption]，2023年 11 月，《社会中的家庭：当代社会服务杂志》[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 106(1)。

对美国"零容忍"边境政策（"zero-tolerance" border policy）等政策的研究显示：国家有意利用亲子分离的创伤，来惩罚并吓阻特定人群入境。对儿童福利系统的学术审计一再显示极端的种族与阶级差距。这套系统惯常把贫困（poverty）混同于"疏于照管"（neglect）。如果一个移民家庭或贫困家庭缺少可负担的住房，国家的回应往往不是提供物质支持，而是把孩子带走，安置进一个更昂贵的、由国家出资的寄养系统（foster care）。社会工作者所受的训练，往往是支配阶级的文化规范（原文括注语序残缺，照录大意：跨性别、激素阻断剂、性别肯定治疗，男孩不该穿裙子——却无视文化背景差异）。结果是：移民家庭与工人阶级家庭的扩展亲属网络（extended kinship networks）与育儿方式，仅仅因为不符合富裕精英的核心家庭（nuclear-family）模板，就常被视为可疑，或被判为"不安全"。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孤儿列车"（Orphan Trains）把数十万儿童从美国东部城市的贫困移民家庭中带走，再分配给乡村家庭——常常是充当农业劳力。国家用"儿童保护"与"纯洁无辜"的修辞，正当化从其眼中文化、经济或意识形态"低劣"的社群里大规模抽取儿童，最终把这些儿童收为支配社会的资源。问题就是儿童本身：一条许诺给契约劳役（indentured servitude）的生命，太值钱了，舍不得放手。

多萝西·罗伯茨（Dorothy Roberts）《撕裂：儿童福利系统如何摧毁黑人家庭——以及废除主义如何建成更安全的世界》（Torn Apart: How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Destroys Black Families—andHow Abolition Can Build a Safer World, 2022）：罗伯茨论证，现代儿童福利系统实为一套"家庭警务系统"（family policing system）。她证明国家系统性地把贫困混同于"疏于照管"（例如因家庭缺乏可负担住房而惩罚家庭），并借带走儿童来强制推行富裕精英的文化霸权——把儿童当作国家资源（人矿），而非加以保护。【以下为原作者的引申，非罗伯茨之论：】"黑"不是一个种族（放到更大光谱、用于其他地方亦然），而是一个"国家-民族"（state-nation）之内无助多数的社会经济处境。私有化人矿非法，黑人私有化人矿罪加一等。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1992 年英译）提供了一个社会学框架，用以理解工业与技术危害——尤其是化学毒素、辐射、新型有机化合物这类不可见的威胁——如何被政治性地管理：办法就是给"善与恶、安全与危险、哈拉姆与清真（haram versus halal）"贴上抽象的污名标签。贝克论证：在"第一现代性"（First Modernity，工业时代），社会围绕财富（goods——商品、财产、收入）的分配组织起来；在"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风险社会），社会围绕"恶物"或风险（bads——污染、毒素、核尘埃）的分配组织起来。因为这些新型风险对人类感官基本不可见，人们只能借科学去感知它——于是"风险的定义权"变成一个激烈的政治战场。风险与安全本身就是一组二元结构（dualism），可以被有效地、以"利他"之名加以控制。更准确的说法是：这是对现代辩证法（dialectic）之"正题与合题"的控制。这不只是文字游戏，而是硬接线在人类抽象推理之中的逻辑游戏（雅利安空想神学）。不同于传统风险（倒下的树、入侵的军队、卫生系统的失灵），现代工业风险（合成化学品、大气污染、辐射）完全绕过人类感官。因为人闻不到、尝不到、也摸不到这些有机化合物，公众只能完全依赖外部权威来告知自己是否处于危险之中。污染、出生率、国际关系这类超长期问题极度抽象，其意识形态永远面临"逻辑劫持"的风险；无论量级还是时间关系，人类感知的逻辑与感官都可以被无缝修正（augmented, Augmented reality (AR)）。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权力属于控制"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工厂、资本）的人——这仍然运行在德意志唯心主义（German idealism）与二元论逻辑之上，其关系的形而上学很脆，容易被改弦易张。在贝克的风险社会里，权力属于控制"定义关系"（relations of definition）的人。而在基督教无神论诸教派互斗的世界里，权力属于对形而上学的管理：理想、意识形态、逻辑、抽象，以及人脑—化学的关系。基督教无神论对于抽象概念的收编和辩证法通过底层词语和语言学的重新构筑来获得一整套新的思辨流程以永世胜利（前提是树不折，山不倒，大气不发怒降下雷暴雨和洪水，敌国不入侵）。

"科学声称能够客观研究风险的理性主张，已被永久驳倒。[……]科学对理性的垄断已被打破。"（"Science's rationality claim to be able to investigate risks objectively is permanently refuted. [...] The sciences' monopoly on rationality is broken."——原文标注：第一章

"关于风险的陈述，就是科学化社会的道德陈述。"（"Statements on risks are the moral statements of scientizedsociety."——原文标注：第二章）

科学被当作高度专业化的黑箱（blackbox）、终极的解决方案武器、或曰上帝的恩典与神迹。未经授权复现实验与合成，一律禁止。对"理性崇拜"（cult of reason）的膜拜，是基督教无神论的关键武器：那些即将施教之人（cultivation，教化）、神圣恩典的"传道者"（Ecclesiastes，原文以《传道书》书名指"教师-牧者"，系作者的双关用法）、创造之火花的追逐者——无缪（infallible），无错。贝克为此铸造术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organizedirresponsibility）：现代法律与科学系统要求严格的线性因果证明（例如证明这一种化学品导致了这一例癌症）；但现代人血液里携带着数千种相互作用的合成化学品的"鸡尾酒"（cocktail），要分离出单一原因，在统计上不可能。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 1987）：拉图尔使"黑箱化"（black-boxing）一词广为流行，用以描述科学事实如何被确立。他论证：一旦科学精英就某个概念达成一致，其生成过程中那些混乱的、可争辩的部分就被封进"黑箱"；公众只被给予最终的输入与输出，禁止打开箱子查看逻辑如何构造。它被呈现为客观的、不可质疑的真理——实际上起着现代宗教敕令（religious decree）的作用。即使实验可以被非专业人士复现，也是非法私有化科学，是谋大逆。

罗布·尼克松（Rob Nixon）《慢暴力与穷人的环境主义》（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the Poor, 2011）：他铸造了"慢暴力"（slow violence）一词，描述毒素累积、气候变化与化学品扩散造成的延迟的、不可见的毁坏。因为这种暴力不像传统威胁（入侵的军队）那样"像个威胁"，它绕过了人类感知与媒体周期。尼克松论证：统治阶级利用这种"时间上的不可见性"（chronological invisibility）实施大规模伤害，而不会触发一场热战（kinetic war）所必然引发的即时愤怒——或者，把愤怒转而导向移民。

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知识的状态：科学与社会秩序的共同生产》（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production ofScience and Social Order, 2004）：贾萨诺夫论证，科学并不存在于政治之外——二者相互生产（co-production，共同生产）。当监管机构把一种合成化学品定义为"安全"（原文类比：halal，哈喇尔—许可）或"禁用"（haram，哈拉姆-不许可）时，他们做出的不只是一个科学陈述——他们是在确立一种道德与社会秩序。对这种定义权的垄断，使精英得以悄悄地毒害大众，同时对工人阶级的僭越施以重度污名。

罗伯特·N·普罗克特（Robert N. Proctor）《无知学：无知的制造与消解》（Agnotology: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Ignorance, 2008）：普罗克特研究"无知学"（agnotology）——即对无知的蓄意文化生产。他证明：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往往不是自然状态，而是被制造出来的产品。当企业或国家大规模散布有害有机化合物时，他们会资助高度专业化、外人无从进入的科学研究，专门用来生产"不确定性"、搅乱公众的逻辑。让逻辑保持抽象与自相矛盾，就能瘫痪公众的抵抗能力。

天国所显明的末世（Eschaton），与通往世俗终末的"进步感"，是垄断合题（synthesis）、并豢养一个受控反题（controlled anti-thesis）的驱动力。进步派必须控制"可用的解决方案"与"危机的无限期延长"，才能永远握住权力。

这里的"进步派"（progressive）定义为：拥有一个朝终末行进的天命者——无论这终末是世俗的、尘世的，还是形而上的神迹。"保守派"（conservative）定义为：保存这种朝终末的线性进路者。"传统派"（traditionalists）定义为：自有一个文化终末（cultural Eschaton）者——因此，与"终末垄断"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儒家（Confucians）被定义为"Hana"（华家，原词照录，语源见译注）。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与阿伦·维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风险的文化拣选。在《风险与文化：论技术与环境危险的拣选》（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of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1982）中，道格拉斯（人类学家）与维尔达夫斯基（政治学家）论证：世界上潜在的危险无穷无尽，而一个社会只会对威胁其特定文化与制度秩序的那些危险感到恐慌。风险不是技术计算，而是一种道德与政治的分拣机制。用本文的话说：风险更应定义为"对某条终末之路（末世论之正道）的偏离" （魔道）。

"我们能知道自己现在或将来面临的风险吗？不能；但是，我们必须表现得好像我们知道。[……]对风险的选择与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起做出的。"（"Can we know the risks we face, now or in the future? No, wecannot; but yes, we must act as if we do. [...] The choice of risks and thechoice of how to live are taken together."）

"风险应被视为一种联合产品：关于未来的知识，加上关于'最想要的前景'的共识。"（"Risk should be seen as a joint productof knowledge about the future and consent about the most desiredprospects."）

他们论证：现代世俗精英使用"环境风险""健康危害"这套语言的方式，与古代社会使用"污染禁忌"（pollution taboos）的方式一模一样——用来指认异端、强制社会服从。如果精英的目标是集中权力、拆散"古旧的"家庭结构，他们就会抬高那些足以正当化"对家庭执法"的风险（例如把传统育儿归类为心理伤害、或社会进步的障碍），同时无视他们自己制造的、无处不在的化学风险。现代政治冲突不是政策辩论，而是目的论（teleologies）的碰撞——对"人类终极归宿"的竞争性定义。风险被从数学上重新定义为：对通往那个完全完美末世之轨道的任何偏离。问题就是偏离与走错路：古旧的传统末世，在宪法爱国主义的社会里没有位置。阿努比斯（Anubis）与奥西里斯（Osiris）这样的"假神"及其在《美国众神》（American Gods）中的来世，就是典型例子。末世本身梵文转写，在此特别标注。

"启示录灾变"（apocalypse）与"末日"（doomsday）被定义为：朝坏终末的错误演化。"被提"（rapture）被定义为：正义之路。道格拉斯与维尔达夫斯基写道：现代进步派/教派式建制，靠"末日威胁"来维系内聚力。威胁一旦解除，政治联盟即告解散。因此，危机必须保持无限期、不可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进步派精英无视他们自己制造的、庞大而可解的风险（对工人阶级的榨取、出生率的崩塌），转而放大抽象的、无限期的风险（"古旧家庭结构"的"危险"，或狗哨化的反动势力）。控制反题，意味着拣选一场危机——一场要求精英对合题永久持有紧急状态权力的危机。精英从不去碰税基（tax-base）：不是去扩大它，而是永远提高税率。

道格拉斯与维尔达夫斯基论证：一个社会对风险的感知，根本上是边界维护（boundary maintenance）。对风险的拣选，就是一个社会决定谁在道德圈内、谁必须被逐出的方式。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可以被纳入前述“基督教无神论—辩证法—定义权—末世论”的批判框架之中。现代社会的权力不再主要表现为对工厂、资本、土地或生产资料的控制，而表现为对“风险何在、谁有罪、何者安全、何者危险、何者哈拉尔、何者哈雷姆”的定义权控制。

在贝克那里，工业现代性从“财富分配”转入“风险分配”。第一现代性关心 goods，即商品、财产、收入、机会；第二现代性则关心bads，即污染、毒素、辐射、核尘埃、化学残留、气候风险。这些现代风险不同于倒下的树、入侵的军队或饥荒，因为它们多数不可见、不可嗅、不可触、不可由常识直接判断。公众必须依赖科学、专家、监管机构和媒体来“感知”风险。于是，风险不再只是客观危害，而成为一种被专家语言、制度程序和政治权力共同制造的抽象现实。

该文本将这一点推进为更强的权力论：在马克思主义中，权力属于控制“生产关系”的人；在贝克的风险社会中，权力属于控制“定义关系”的人；而在所谓“基督教无神论”的后神学世界中，最高权力属于控制形而上学、抽象概念、逻辑结构、意识形态和语言底层分类的人。谁能规定“安全/危险”“清洁/污染”“进步/反动”“健康/病态”“理性/迷信”，谁就能支配社会的道德审判与政策方向。

贝克所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关键概念。现代法律与科学体系要求线性因果证明，而二元论和理性工具高度依赖辩证理性工具，对立而统一，但现实中人体暴露于大量化学品、辐射、空气污染、食品残留与长期环境因素的混合效应。由于因果链过长、时间跨度过大、变量过多，责任总能被拆散、延宕、稀释。结果是：危害真实存在，但责任主体不可定位；大众承受风险，制度保持清白。

在这种结构中，危机不能真正解决。因为危机一旦解除，掌握定义权的精英联盟就会失去合法性。于是，现代风险政治需要一个受控的反题：足够危险，以便维持紧急状态；又不能真正强大到摧毁系统。被放大的风险通常是抽象、长期、无限期的，例如“传统家庭的危险”“反动文化的危险”“心理伤害的风险”“社会落后的风险”；而真正庞大、具体、可归责的风险，例如工人阶级被剥削、出生率崩塌、化学污染、资本外部性，则常被技术化、统计化、去政治化。辩证法的政治功能，常常是把一个可经验判断、可归责、可处理的问题，转化为一个抽象的、历史性的、总体性的、需由解释者垄断裁判的问题。法官可以裁决哪个证据被使用在理性工具的思辨上，正是辩证法远胜传统多维度决定论(multi-vectoral determination regression)回归法这种纯数学工具的理由。

辩证法胜过回归法，不是因为它在计算上更强，而是因为它站在计算之前，控制“什么可以被计算”。

回归法、统计模型、多维度决定论模型，都是在一个已经被清洗过的证据空间里运行的。它们处理的是变量、权重、相关性、残差、显著性、置信区间。可是这些工具无法自己决定：

什么算证据；

什么证据可采；

什么证据被排除；

谁有资格作证；

经验材料是否“相关”；

某种地方知识是否被承认为知识；

某种伤害是否可被法律语言表达；

因果关系必须达到何种证明标准；

责任应按线性因果、结构性因果、概率因果，还是目的论因果来理解。

这些都不是数学问题，而是前数学问题。法官、监管者、专家委员会、伦理审查机构、期刊审稿人、统计口径制定者，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拥有权力。

回归法只能在既定证据宇宙内部求解；辩证法可以重写证据宇宙本身。

数学工具看似中立，但它依赖前置输入。输入之前，已经发生了一次裁判：哪些事实进入模型，哪些事实被视为噪声，哪些事实被视为情绪，哪些事实被视为迷信，哪些事实被视为不可验证，哪些事实被视为“与本案无关”。这一步就是理性工具的神学门槛。也就是二元论和基督教无神论可以污染整个思辨工具的底层假设。这也是为什么合法爱国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对基础思辨工具的污染和超脱逻辑是其最底层的假设。

辩证法作为一种“世俗神学”工具，站在计算之前。它通过控制底层语言和抽象分类，完成了第零轮也是最致命的零轮裁判（先验性审批，超脱逻辑和法理axiom）。当回归法开始计算时，对霸权不利的数据早已被辩证法从“合法宇宙”中抹除了。

故此，玄奘之辩机，一为兵者，不祥之金，二为因明，诘问法理不可辩之明。

"对风险的选择与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起做出的。每一种社会生活形态都有其典型的风险组合。共同的价值导向共同的恐惧（并且，言下之意，导向一个'共同约定不去恐惧其他东西'的默契）。"（"The choice of risks and the choice ofhow to live are taken together. Each form of social life has its own typicalrisk portfolio. Common values lead to common fears (and, by implication, to acommon agreement not to fear other things)."——原文标注：Risk and Culture, p. 8）

"一个复杂社会可以从无穷多的风险中任选若干加以关注。没有任何客观方法能判定哪些最重要。[……]要解释风险的拣选，必须去看制度的拣选。"（"A complex society can select any of an infinite number of risksfor attention. There is no way of objectively deciding which are the mostimportant. [...] To account for the selection of risks, we must look to theselection of institutions."——原文标注：Risk and Culture, p. 14）

"秽是对物质进行系统性排序与分类的副产品——只要排序就必然拒斥不合宜的成分。这一秽观念把我们直接带入象征的领域，并许诺与那些更明显的'纯洁'象征系统接通。"（"Dirt is the by-product of a systematic ordering and classificationof matter..."——原文标注：Mary Douglas,Purity and Danger, p. 35）

"任何分类系统都必然产生反常（anomalies），任何文化都必然遭遇挑战其预设的事件。它不能无视自己的框架所产生的反常——除非甘冒丧失信誉之险。"（"Any given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must give rise toanomalies..."——原文标注：Purity andDanger, p. 39）

"有些'污染 秽'被用作类比，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总体看法。[……]关于分隔、净化、划界与惩罚越轨的观念，其主要功能是给一种本质上凌乱的经验强加秩序。"（"Some pollutions are used as analogies for expressing a generalview of the social order..."——原文标注：Purity and Danger, p. 4）

"危险被政治化了。[……]关于风险的辩论，就是关于'我们想要何种文化'的辩论。"（"Danger is politicized. [...] Thedebate about risk is a debate about the kind of culture we want."——原文标注：Risk and Culture，未给页码）

"当科学家结束了作为科学家的工作，他或她往往退回教派信徒（sectarian）的角色[……]用科学的语言表达道德上的不认可。"（"When the scientist has finished acting as a scientist..."——原文标注：Risk and Culture，未给页码）

"关于'传染'的观念固然可以用来支撑社会结构，但它们同样被用来保护既定的概念范畴，使之免于模糊。"（"Ideas about contagion can certainly be used to support the socialstructure, but they are also used to protect the established conceptualcategories from being blurred."——原文标注：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未给页码）

传统家庭传递的是一个祖传的概念范畴（一个文化终末）。进步派国家把这种向儿童的传递视为"传染"（contagion）。通过拆散家庭，国家保护了它自己的概念范畴——世俗的、自由主义的末世论——确保旧神因缺乏未来的信徒而实实在在地死去。可问题在于：Hana（华家）没有终末——它连做"官方反对派"或反题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拦阻者"（Katechon）与终末（Eschaton）才是俄罗斯永远被选作官方反对派的原因。何其悲哀：这个敌人连做魔鬼的资格都不够，只是种族主义者眼中"人形的污垢"、一头低于人类的拦路之兽 秽兽。你连做一个"风险"的资格都没有——那就连合题里的位置也别想了。

泛灵论萨满教世界联盟（One worldreligion）把萨满教（shamanism）移植到儒家头上——反正，一切非终末论的宗教（non-eschatological religions），说到底都是"萨满教"。把彼此互不相干、本无内在统一性的原住民与萨满实践，归拢到一个单一的贬义标签之下，国家就完成了一次"风险创造"（risk creation），以巩固其权力。如果问题与困难不存在，我们就创造它——好让我们以"进步"之名征服它。如果需要进步，没有困难就要创造困难。

有困难克服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Contraddizione)也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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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提出二律背反，是为了证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理性在试图把握宇宙整体时必然陷入自我矛盾，因此是一堵墙）；而黑格尔接过康德的二律背反，将其翻转为宇宙运行的本质规律（矛盾不是理性的错误，而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因此是一条路）。康德的二律背反（如：世界在时间上有起点 vs. 世界在时间上无起点）揭示了理性一旦脱离经验边界，就会产生无法裁决的逻辑冲突。康德借此划定了人类认知的界限，这是一种“认识论的谦卑”。

相反，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本体论的僭越”。他认为，既然理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那说明矛盾就是真理本身。辩证法将矛盾从“人类大脑的认知缺陷”升级为“上帝（绝对精神）创世的法则”。 在现代政治和学术话语中，辩证法被用来制造虚假的二律背反，以垄断裁判权。

掌握定义权的权力中心，会精心挑选并塑造一个“反题”（如将传统道德塑造为压迫性的、将保守主义塑造为落后的），从而构建出一组看似势不两立的二律背反（进步 vs. 落后）。因为反题是被精心挑选和弱化的“受控反派”，辩证法向“合题”的运动方向就早已被内定。

马克思没有完全越界。他仍然在一种“总体性—矛盾(Contraddizione)—扬弃—历史必然性”的框架内思考。区别在于：黑格尔的总体性是精神性的，马克思的总体性是社会生产性的；黑格尔的异化最终在精神的自我认识中被克服，马克思的异化则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际废除中被克服。换言之，马克思把辩证法从神学—形而上学语法中拉出来，却没有把它从“历史审判”的结构中彻底拉出来。黑格尔更核心的词是“否定”“规定性否定”“升天”，类似炼金术的双重杂质祛除然后炼金。马克思使用物质炼金术在物质层面更进一步，继承了更多炼金术传统。Glenn Alexander Magee 的《Hegel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就明确主张，黑格尔深受赫尔墨斯传统影响，并追溯到 Böhme、Bruno、Paracelsus、Baader 等人物；不过这个命题在学界不是无争议定论。《资本论》本身已经暴露出这种语言结构。马克思说商品看似平凡，分析起来却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他还反复使用“转化”“变形”“神秘”“拜物教”等词来描述商品、货币、资本的运动。 这不是偶然修辞。资本在马克思那里不是普通财富，而是会自我增殖的物质幽灵：货币变商品，商品变更多货币，死劳动吸食活劳动，抽象劳动凝结为价值，价值再转化为资本。黑盒炼金术到人类炼金术。旧人必须被历史过程改造成新人。马克思不是赫尔墨斯主义的显性传人，而是黑格尔化赫尔墨斯结构的物质主义继承者。

黑格尔说：精神必须通过异化返回自身。

马克思说：人类必须通过物质斗争夺回自身。

黑格尔说：有限者要被扬弃进绝对。

马克思说：旧社会要被革命扬弃进共产主义。

黑格尔的炼金炉是逻辑。

马克思的炼金炉是生产。

黑格尔的贤者之石是绝对知识。

马克思的贤者之石是无阶级社会。

 Contraddizione是炼金之精要。

黑格尔那里，矛盾被升格为世界运动的发动机。马克思那里，矛盾进一步被物质化，变成阶级、生产、资本、劳动之间的历史炼炉。有困难，克服困难；无困难，制造 Contraddizione。因为没有矛盾，就没有扬弃；没有扬弃，就没有炼金；没有炼金，就没有新人、新社会、新终末。

因此，马克思比黑格尔更不可用，不是因为他更玄，而是因为他把玄学伪装成了反玄学。黑格尔至少还承认自己在做绝对理念的神学；马克思说自己只谈现实、劳动、物质、历史规律。这样一来，反驳他的代价更高：你反对他，他会说你不是反对一种形而上学，而是反对现实本身、反对劳动者、反对历史。

从 Douglas 的“秽”框架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化以后会产生一种更强的净化冲动。因为它不只是要清除思想错误，还要清除错误思想的物质根源：家庭、私有财产、宗教共同体、地方身份、祖传等级、性别秩序、旧教育结构。也就是说，它不会满足于辩论；它必须改造繁殖错误范畴的生活形式。

这就是为什么它比理性崇拜更深。理性崇拜还停留在意识层面；马克思主义物质炼金术直接进入身体、劳动、家户、儿童、财产、继承、生产和再生产。它要控制的不只是“你相信什么”，而是“什么样的生活形式还能继续产生相信那些东西的人”。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精神扬弃改造成物质扬弃，把赫尔墨斯式“低物升格为真金”的炼金结构，变成“旧社会经由阶级斗争熔炼为新人类”的历史政治工程。它反神学，但没有摆脱神学；它反神秘主义，但保存了神秘主义的转化仪式；它反拜物教，但最终可能制造出对‘历史真实之物’的最高拜物教。

黑格尔的“包容一切”： 如果现实符合黑格尔的理论，那就是“正题”的发展；如果现实违背了理论，黑格尔的辩证法会立刻将其吸收，称之为“反题”，并预言它们终将在更高的层次上被“合题”扬弃。辩证法成了一张无所不包的网，没有什么是它解释不了的。

马克思的“阶级还原论”： 所有的社会现象——法律、艺术、宗教、道德——都被归结为经济基础的反映。如果数据或经验事实（如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的扩大）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相悖，辩证法就可以将其重新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收买”或“虚假意识”。

辩证法则是一种极其粗暴的降维压缩算法（Lossy Compression）。它强行将  维的复杂世界压扁到一维的二元对立之中（正题 vs. 反题，资产阶级 vs. 无产阶级）。多维度决定论模型（Multi-vectoral determination model），现代统计学和线性代数处理复杂系统时，使用的是$n$ 维向量空间。一个现象可以由 多个相互独立的变量共同决定。这种强行二元化在处理非线性系统、网络结构或生态系统时完全失效。在多维回归中，变量之间可以正交（互不相关）、可以存在微弱的协方差；但在辩证法中，所有变量必须被整合进一个“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单线剧本里。它为了故事的连贯性，删除了多维数学空间中极其重要的大量信息。任何合格的数学工具或逻辑模型（如贝叶斯网络、马尔可夫链、微分方程）都必须具备事前预测的能力，即给出初始状态和边界条件，能计算出未来的状态分布。辩证法作为逻辑工具的最大败笔，是它只有后视镜，没有望远镜和气压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称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这里的“科学”来源于德语的 Wissenschaft，或者更通俗的叫法 神智炼金造物。在19世纪的德语语境中，Wissenschaft 的含义非常宽泛，它泛指任何严密、系统的知识体系，包括哲学、神学、历史学和法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这个词，是为了将自己的理论与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区分开来，强调他们的理论是有历史规律支撑的“硬逻辑”。Sophia Socialism是一种更高级的Wissenschaft。黑格尔深受德国神秘主义者、神智学家（Theosophist）雅各布·波墨（Jakob Böhme）的影响。在波墨和炼金术的传统中，宇宙是在矛盾、痛苦和分裂中演化的，并通过一种神圣的机制最终复归圆满。黑格尔把这种神智学（Theosophy）的宇宙观，用极度晦涩、严密的哲学概念重新包装了一遍，称之为 Wissenschaft。本质上仍旧没有逃离创造矛盾，创造困难，创造解决方法，创造绝对，和赢的范畴。也就是对抽象的问题的社会医疗方案的垄断，既是鲁迅的社会病理学和社会医生，唯心主义医生本质。心灵炼金术和心理学正是由此扬弃。并没有改变之前古典社会主义对于社会问题的发现，而是劫持了整套诊疗方法嫁接给了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是形容发现问题的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其抽象概念被永远改写了，从此只能姓黑格尔。心理学则进一步劫持了这套诊疗方法，并将其嫁接给知识分子阶层。社会痛苦不再首先被理解为制度性剥夺，而被重新命名为创伤、压抑、焦虑、人格障碍、自我疏离与适应失败。于是，贫困者的处境被翻译为心理状态，被剥夺者的愤怒被翻译为情绪问题，被共同体的瓦解被翻译为个体成长的阵痛。治疗室、大学、出版社、基金会、智库与文化批评家，接管了原本属于社会现实的诊疗权。知识分子不再只是解释社会的人，而成为灵魂病历的书写者；他们不必拥有工厂、土地或军队，只要拥有命名痛苦的词典，便拥有开处方的权力。所谓心灵解放，遂成为社会医疗权的再分配：它把外部压迫内在化，把制度冲突心理化，把集体处境个体化，最后再把个体带回专家的诊疗台。由此，社会主义的姓氏被永久改写：它不再姓贫民、工人、饥饿者、流民、破产农民或被剥夺者，而只能姓黑格尔。古典社会主义发现了社会病灶；黑格尔主义夺取了病灶的抽象解释权。神学完全剥夺了世俗社会自我解决其矛盾的能力。它剥夺的，正是世俗社会（中华，天朝，日本，大韩，殷商遗民北美，印加，诸如此类）自行命名矛盾、处理矛盾、解决矛盾的能力。矛盾相击，点燃太阳核熔炉，创造世界，这真的是物质世界的东西吗？

因其涉及炼金术内容非物质正论，故放在后日附言。

道学序章

如果手里有个榔头，那路见不平就打几颗螺丝钉。 (工具法则 (Law of the Instrument))

现有的形而上学究其本质是掌握了整套处理问题的逻辑链条。用最荒谬的话说，在遥远且充满基督耶稣光明的中世纪，遇到疾病那就放血截肢和灌肠三件套。头痛开颅，脚痛截脚。这正常吗？

遇到社会问题，首先怪罪人民不是虔心义民，这对吗？

这正是形而上学垄断的恶果，一个学科有其上位学科，其上位学科掌握了语言文字权，逻辑权，定义权，其下论断和发诊断书的权力反而是最不重要的。

唯有形而上学可以对抗形而上学，唯有神学可以对抗神学。无神论无法对抗神学，无形而上学无法对抗形而上学，不能通过对自己的阉割来获得性别，批判的武器，和形而上学。

这就是致没有神学的你一封信，你的人生最重要的一课，如果法庭上的法官都是他们的人，那问题一定在立法而非法庭，如果立法有问题，那一定是享有国家暴力机器的人的问题，如果享有国家暴力机器的人有问题，他们的社稷一定和你的祖祠各异。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絪縕也。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异民族统治阶级通过教育系统、语言和文化，将自己异民族形而上学影藏，故此可毫无顾忌的污染公共逻辑，将反逻辑伪装成普世的、自然的真理强加给被统治民族。这就是一种隐蔽的“暴力”，被统治者甚至会用这套反逻辑来审视自己。如果统治军阀（junta）长久统治，就会内生性的使用正逻辑，因其与反逻辑的不兼容，会自我转化为异民族。Max Weber 论"苦难的神义论"（Theodizee des Leidens），见《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922) 在当代见证了成功神学如何构建一个新的异民族，其自认为某种神选之民——幸运的神义论（Theodizee des Glücks）。固以天下为神器，毋凝滞而尽私之。周公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船山注：陰長於下，連類遂志，刑害陰私，貪吝汙鄙，偪天位而無忌，故聖人神道以示觀。异夷之神道始小成。

此为孔子的名之义。正义者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Alasdair MacIntyre, 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1988)对位性质的法学实践，缺乏形而上学的法律是被移植进来的邪义。所谓邪不胜正，本质上是内生性的生生不息本体论。周公曰：“生生之谓易。”船山注：“‘生生’ 者，有其体，而动机必萌，以显诸仁；有其藏，必以时利见，而效其用。鼓万物而不忧，则无不可 发见，以兴起富有日新之德业。此性一而四端 必萌，万善必兴，生生不已之几。故不悖皆即此道也。

卡尔纳普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克服形而上学》中主张，形而上学命题（如“世界是精神的”、“无在无化”）无法被经验证实，因此是“无意义的伪陈述”（Pseudo-statements）。他认为不需要去反驳形而上学，只需要用逻辑分析证明它们“没意义”，问题就溶解了。卡尔纳普忽略了，判定一句话“有没有意义”，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权力和逻辑权。 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提出“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作为科学与非科学（形而上学/伪科学）的划界标准。他不像卡尔纳普那样认为形而上学无意义，但他认为只要把界限划清，科学归科学，形而上学归形而上学，人类就可以绕开形而上学的肉搏战，走“第三条路”。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天然的界线。谁有权力来“划界”？谁能决定什么是科学的真理，什么是属于私域的“形而上学信仰”？这就回到了暴力政治的老路，卡尔纳普和波普尔的解决方法是高暴力高成本高博弈的方式。其解决方式天生偏向已经完成高暴力高成本高博弈的胜利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社会达尔文主义、信仰之跃虚无主义等基督教无神论神学被包装成“社会科学，” 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成为了辉格史官的见证人（历史只开幕一次）。Walter Benjamin, "Kapitalismus als Religion"（1921年残篇，收入 Gesammelte Schriften VI, Suhrkamp）——资本主义不是被宗教包装，而是纯祭仪宗教本身：无教义、无赦免、永恒负罪（Schuld 一词双关"罪"与"债"）。Walter Benjamin尝试证明基督教无神论是包含整个自由世界和资本主义的，再次就不再重复基督教无神论的证明了。（形而上学并非简单的符号分析学和构建学，其发生在神学之上，神学是解梦的根源，在儿童尚未学习符号之前，形而上学早就构建了一套简易的神学和语言学。）

血肉决定论，感官决定论，官能决定论，形而上学决定论，神学决定论这些没有必要再次证明。自我放弃形而上学，放弃神学，选择不质疑他人被形而上学决定论，神学决定论影响下做出的学说和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虚无主义，这也是没有必要讨论的。而基督教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并非充满反动的对其进行质疑和使用怀疑论来消解形而上学决定论，而是使用了经济决定论这一单一决定论来作为唯一的试金石。这也是天真而幼稚的，放弃对欧洲人其地理决定论和寒带的生理进化决定论产生的法权进行探讨，也是天真幼稚的。相反，马克思主义对于反动是采取了反动反动：反对积极反动和怀疑论对形而上学决定论和神学决定论进行中和和消解，故此在形而上学的世界好比小儿持金行于乱世而不自知。（马克思今学派驳斥其他决定论为种族主义者，反动者）（反神学本质上是其神学主干的一部分，基于某种基督教无神论的一种反神学，在面对其他神学时往往比神学主干更激进，详见美国无神论者American Atheists反中东抵抗神学Jihad Theology）

R.G. 柯林武德 (R.G. Collingwood)在《形而上学论》(An Essay on Metaphysics) 中，他提出所有科学和逻辑体系都建立在“绝对预设”（Absolute Presuppositions）之上。绝对预设无法被科学证明，也无法被经验证伪。“如果你必须哲思，你就要哲思；如果你认为不该哲思，你仍然必须哲思（来证明为什么不该哲思）。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必须哲思。” 因此，反驳一个体系的末端判断，而不改变其绝对预设，只是在同一棵树上修剪枝叶。真正的对抗必须发生在根部，即提出另一套绝对预设。

这些西方学者仍旧没有脱离玄奘因明学的范畴，故此其所主之“西方”无哲学，证明完毕。

宗：真故极成色，不离于眼识；

因：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

喻：犹如眼识。

“真唯识量”
“宗等多言，说能立者，由宗因喻多言，开示诸有问者未了义故。此中宗者，谓极成有法，极成能别，差别性故，随自意许，不显罚言，是名为宗。”
解释
不成因有四過：一、兩俱不成，於以聲為無常之宗，欲指眼為所見性（可見的），之故因而述之，其因由立敵兩者見地，不協於遍是宗法性之條件，何則以無論何人皆以聲為不可見者故也。故為兩俱不成之過失。二、隨一不成，此乃一方認為具備遍是宗法性條件，而他方不認之因也。三、猶豫不成，因果為有法之必然的屬性否，尚疑而未確定，乃如已確定者辦之也。例如遙見如雲霧，未確定為霧為煙，而卒然謂彼處有火（宗），以有煙之故（因），而立量是也。四、所依不成，宗有所別不極成之過失時，其因無基礎，不具遍是宗法性之條件也。例如對於不認虛空之實有者而虛空可為實有（宗），以為德之所依故（因），而立量時，一方已不認虛空之存在而一方欲認為德之所依。是名為所依不成。

“相违决定者，如立宗言，声是无常，所作性故，譬如瓶等。有立声常，所闻性故，譬如声性。此二皆是犹豫因摄。”

如果有下篇，那必然是独属汉家和儒士的反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因明学。当然辩经无用，不如用战车。

（当然也可言为朱子正名）“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华夷。”（我贵他贱，我蛮夷也）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朱子著道学以矛盾

附录： 书目与订正——从千禧年教派到"迷信"之发明（承前篇）

 工具法则 (Law of the Instrument)：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曾提出：“如果你唯一的工具是一把锤子，你往往会把一切问题都看成钉子。”当现有的形而上学（或任何主导性理论）成为唯一的“工具”时，它必然以高度扭曲的方式去处理所有问题。

寒带决定：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十四至十七卷。孟德斯鸠讨论气候与人的身体、性格、勇气、奴役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并曾认为寒冷气候使身体更有力量、使人更勇敢。民主是高等民族独有之政体，民主国家不擅启战端，只攻伐不白之逆族。

尤里·斯列兹金（Yuri Slezkine）《政府大楼：俄国革命萨迦》（The House of Government: A Saga of theRuss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提要：此书乃莫斯科"政府大楼"中布尔什维克精英之集体传记，其框架为一千禧年教派（millenarian sect）之兴亡史。

要章：卷一《在路上》（"EnRoute"），尤以第三章《信仰》（"TheFaith"）为要——论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结构上近于启示录式教派（apocalypticsects）；卷三《受审》（"OnTrial"），尤以第二十五章《最后的仪式》（"TheLast Rites"）与尾声（Epilogue）为要——考其子女一代所承者，乃普希金与托尔斯泰，而非马克思。

要义：教派之存续，端赖俘获家庭；布尔什维克主义终未能殖民家宅（colonize the home）；预言一代而斩，未能自我复制。

声明（原文自带）："教派"归类之说，已有具名批评者持异议——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伦敦书评》LRB, 2017）与本杰明·内森斯（BenjaminNathans，《纽约书评》NYRB, 2017）；且斯列兹金之传记方法，严格言之，不能证伪其因果论断——故当作诠释框架（interpretive frame）视之，勿作已证之结论视之。

维多利亚·斯莫尔金（VictoriaSmolkin）《圣所从不空置：苏联无神论史》（ASacred Space Is Never Empty: A History of Soviet Atheism,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18）

提要：此书述苏联无神论，非仅压制而已，乃国家主动经营之工程——教学、宣传、仪式工程（ritual engineering），皆在其列。

要章：第一、二章论早期战斗无神论（militantatheism）；第五、六章论赫鲁晓夫时代之"科学无神论"（scientific atheism）与社会主义仪式之发明——世俗婚礼、命名礼、葬礼；结论章论国家终不能填补之虚空。

要义：毁弃宗教，留一虚空，此空政权自己亦曾诊断出；仪式替代（ritual substitution）曾试而败——此即"传承难题"（transmission problem）之国家侧证据。

温迪·Z·戈德曼（Wendy Z. Goldman）《妇女、国家与革命：苏维埃家庭政策与社会生活，1917–1936》（Women, the State andRevolution: Soviet Family Policy and Social Life, 1917–193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提要：早期布尔什维克废除并重造家庭之尝试、及其退回保守之全程，此书为权威定论之作（definitive study）。

要章：第一章论 1918 年《家庭法典》与"家庭消亡论"（withering away of thefamily）；第二、三章论流浪儿（besprizornye，俄语"无人照管者"）孤儿危机与赡养费乱局；第八章论 1936 年之大逆转——禁堕胎、限离婚。

要义：此番退却，其动因大抵在物质崩溃，而非意识形态之悔悟——此为具名之制衡（named counterweight）：以戈德曼，衡斯列兹金之框架。

"迷信"果为中国自古恒有之宗教范畴乎？

现代国家之"迷信"范畴，并非中立之古代汉人分类。芮贝卡·内多斯图普（Rebecca Nedostup）《迷信政权：宗教与中国现代性之政治》（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示：现代中国之国家建构，依世俗-民族主义之预设，将宗教实践与人群重加归类；地方祠祀、庙宇、仪式与教团之存亡，即系于此归类之间。

为何当读：此书之核心干预，正是尊稿所指向者："迷信"（mixin）并非中国自古恒有之宗教范畴。内多斯图普示：此乃现代新造之词——约当二十世纪之交，经日语"迷信"（meishin）转入汉语，而日语所译者，又是欧洲之 superstition 概念——且此词所行之分类工作，为帝制时代任何旧范畴所未曾行。晚期帝国固辨正（zheng）与邪（xie）、正祀与淫祀，然此乃一宗教宇宙观内部之道德-政治分类。"迷信/宗教/正信/基督教"（mixin/zongjiao）之对偶则不然：此乃整体舶来之世俗-民族主义格栅（grid），以"合于科学、进步与民族与否"为准，分拣诸般实践。

此书实作之事：内多斯图普考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南京十年（1927–1937）之治，主要在江苏与南京，追索新分类法如何于机构与生计有生死之效。凡一实践得"宗教"之名，则可援宪法之保护、立全国之会、有教职之身；凡得"迷信"之名，则成靶的——庙产没收，以充学校与党部；灵媒（spiritmediums）与堪舆师（geomancers），改划为寄生者或罪犯；节庆之历，改写为国家之时。其要章涵：反迷信运动与庙产征用（temple expropriation）之潮；仪式专职者行业遭行政取缔后之命运；及国民党以世俗政治典礼收编仪式"情感"（affect）之尝试——她名之曰：由仪式所组织之社会，移向由意识形态所组织之社会，此中之难。末一论点为全书最富原创处：党国非徒摧毁而已，乃欲俘获仪式之情感能量，以供民族主义之用——而大体失败。

其如何订正"自古恒有"之说：谓"迷信"为古代汉人分类——此说可证伪，且据文献学（philological）记录，为伪：现代义之"迷信"一词，于前现代汉语文献中不见为稳定范畴。此点非独内多斯图普言之，另有独立之具名学者：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与宗树人（David Palmer）《现代中国的宗教问题》（The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2011），将"宗教/迷信/世俗"三分格局定于 1898 年变法之后；杨美惠（Mayfair Yang）主编《中国的宗教性》（Chinese Religiosities, 2008），持同一谱系学论证。故此订正立于多重具名学术权威之上，非一家之读。

警示与制衡（原文自带，皆具名）：其限有二。一曰范围：内多斯图普之证据，集中于长江下游、一政权、一个十年；由此推及"中国现代性"全体，逾其档案之所能承。评者如杜赞奇（PrasenjitDuara）——其《文化、权力与国家》（Culture,Power, and the State, 1988）已先为华北开"迷信作为国家建构"之论——即将此类运动置于更长时段、更广地域之进程中观之，而此进程，非内氏自任涵盖者。二曰延续：高万桑等学者论帝制"邪"（xie）之治理机器，为民国反迷信运动供了先例与人手——故"现代发明"不可读作"全无前身"：范畴虽新，国家治祀之习则旧。同时对于20世纪，千年终末魔与正大规模替代邪，外道和蛮夷，是华家自比蛮夷，以物配汉的结果。迷信是传统宗教被降格为民俗，萨满教，儒家萨满化，去宗教化，憎家症的必然。依赖芮贝卡这种汉学家正是其降格的必然结果。

词语解析：

oikophobia（憎家症）：希腊语 oikos（家）+ phobia（惧）。此词今义之流行，通常归于罗杰·斯克鲁顿（RogerScruton），见其 England and theNeed for Nations（2004）等著——署名可查。原文将其与自铸词 econon-polical-phobia（疑为 econo-political-phobia，"政经恐惧症"）并置，用法与斯克鲁顿原义有所引申，照原文译出。

ConstitutionalPatriotism（宪法爱国主义）：此概念之提出，学界通常归于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Dolf Sternberger, 1979）、其后由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阐扬——署名可查。谓其为"二律背反"，乃原作者之论断，非通说。

homophiles（同好者）：史上为同性恋权利运动早期之自称（homophile movement，约 1950–60 年代）。原文与 xenophile（媚外者）对举，取其构词之对称，语义指向存歧，故存原词。

social parenthood（社会亲职）：亲职之社会化、去家庭化之主张，无通行汉译，姑译如此。

"herstory"：英语文字游戏，析 history 为 his-story 而易以 her，汉语无对应双关，音义姑译"她史"。

"Qin-Sina"：原作者自造合成词，合"秦"与拉丁语系称华之 Sina（音译"支那"）为一，译文两存之。

"dialect"（"the savior and deceiver dialect"）：疑为 dialectic（辩证）之笔误，然亦可解为"言说"，译文取"之言……之辩"以两全。

"Dalit"：南亚种姓制度外之群体自称，旧译"贱民"含贬义，今通译"达利特"。

"universalis"：拉丁语，"普遍者"，原文用法非标准英语，直存原词。

《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作者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署名可查，归属可证伪。

"婆罗门左翼"（Brahmin Left）：此词通常归于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见其工作论文 Brahmin Left vs Merchant Right（WID.world Working Paper, 2018）及《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Ideology, 2020 英译本）——署名可查。原文引申为"从不劳动亦不生育者"，属原作者的引申，非皮凯蒂原义。

"负数大于最大整数"：指整数在计算机中以补码表示时，负数若按无符号方式解读，其数值大于有符号最大整数（溢出/回绕现象）。此技术解释可证伪，可验于任何计算机体系结构教科书（如 Patterson & Hennessy, 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state-nation"（国家-民族）：原文刻意倒置通行词 nation-state（民族-国家），指先有国家机器、后造民族认同的路径，照原文语序直译。

阉伶"童话"：原文未给出处。若影射阉伶（castrato）法里内利（Farinelli，本名 Carlo Broschi）由其兄 Riccardo Broschi 施以阉割之传闻，此说流传于后世传记与 1994 年同名电影

"manifested destiny"：戏仿美国扩张主义口号 Manifest Destiny（昭昭天命），原文加 -ed 属作者变造；译文用通行译名并存原拼写。

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第二条(e)款确实明文列有"强迫转移该团体之儿童至另一团体"——此为条约文本，可径核联合国条约库，原文此处引述与条约原文相符。

Dorothy Roberts,Torn Apart（Basic Books, 2022）——署名书目俱在；"family policing system"一语确为罗伯茨在该书及此前论文中使用的核心表述。但"'黑'不是种族而是社会经济处境"一句是原作者的引申，译文已加标记与罗伯茨本人论点切割，请勿混同。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德文原版Risikogesellschaft, 1986；英译Mark Ritter, Sage, 1992）——署名书目俱在。"第一/第二现代性""定义关系""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等确为贝克术语体系。两条英文引文，原文仅标"第一章""第二章"，未给页码；译者未逐字核对英译本原文，引文忠实度待核。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Harvard UP, 1987）——署名书目俱在；"黑箱化"确为该书核心概念。惟"blackbox"一词在控制论中早于拉图尔存在，原文"literally popularized"（使之流行）之表述大体成立，"公众被禁止打开箱子"则是原作者对拉图尔的强化转述。

Rob Nixon,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Harvard UP, 2011）——署名书目俱在；"慢暴力"确为尼克松所铸术语。"统治阶级利用时间不可见性实施大规模伤害"为原文对尼克松论点的转述，其强度请自核原书。

Hana（哈纳）：原文两次以此词指称儒家（"Confucians are defined as Hana” “the Hana lacks an Eschaton"）。此词非任何通行学术术语，语源不明（或为作者自造代号，或为音写，如日语"华 hana"、希伯来语人名等，均无法确证）。

Katechon（拦阻者）：源出《帖撒罗尼迦后书》2:6–7（ὁκατέχων，"那拦阻的"）；其政治神学化的现代用法通常归于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见《大地的法》（Der Nomos derErde, 1950）——此归属有署名可查。原文将其用于"俄罗斯作为官方反对派"的论断，是原作者的引申，非施米特原文。

Agnotology（无知学）：据普罗克特本人在该书导言中的自述，此词为其与语言学家 Iain Boal 于 1990 年代合造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x Ernst Heinrich Philipp August Haeckel ： 分辨

鲁迅真的能分辨两个黑格尔吗？

这段文字一字不差地出自鲁迅写于1908年的文言文名篇《破恶声论》。

这里的“黑格尔”是清末民初对德国演化生物学家、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今译海克尔或赫克尔）的旧译，而非提出绝对精神与辩证法的那位G.W.F.黑格尔（1770—1831）。 海克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自然科学彻底取代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他认为宇宙间没有独立的灵魂或造物主，物质与精神是统一的（即“一元之说”）。为了填补传统宗教衰退后的精神真空，他主张建立一种“一元论宗教”（Monistic Religion），并将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圣灵”替换为科学与美学的“真、善、美”（诚善美）。这段古文精准概括的正是海克尔晚年最具争议的社会构想。鲁迅借用生物学家的科学一元论，实际上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植入了一种基于唯物主义和演化论的抗争逻辑，用以对抗当时国内空洞的“伪心性之学”中宗教换种学说。

“在我们的‘一元论宗教’中，女神‘真理’与‘善良’、‘美丽’并立，构成了我们新的一元论的三位一体（Monistic Trinity）……这是我们在19世纪末为理性之神殿所能奉献的最高信仰。”

面对晚清弥漫的迷信与虚无主义，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种既能破除旧神、又能凝聚国民精神的新信仰。海克尔这种带有强烈实证色彩却又充满宗教热忱的“科学一元论”，完美契合了当时启蒙思想家“以科学代宗教”的心理需求。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实用主义。

“故信自然之理，不信超自然之理；信科学，不信宗教……海氏（海克尔）之教，实兼统真善美而归于一，此其所以为十九世纪之新宗教也。”

海克尔的“真善美三位一体”不仅停留在鲁迅的文学批判中，更深刻地影响了民国初年的国家文化制度设计。蔡元培早年在德国留学时，深受海克尔一元论及莱比锡学派的影响。他后来提出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国家政策，其思想的谱系起点，正是这套将审美与道德等同于理性信仰的欧洲实证主义架构。这种试图用抽象的“美”与“真”来重新塑造具体国民的社会工程，其源头就在此处。

但是本质上海克尔更符合本文对于基督教无神论的批判，也就是把基督教无神论引入中国的人是真的反对自己无真信，无正信，无文明，无七美德的信仰真空，真的相信引入这个信仰之理念就能救赎中国。鲁迅对于宗教和科学形成对立基本忽视了大统一理论和一贯道的构建，也是肤浅的。唯有神学能对抗神学；唯有形而上学能对抗形而上学，正是本文理论的核心，与对马克思肤浅的形而上学的核心批判（罗素）。

但是鲁迅真的能否分辨这二者是无法再次证明的，鲁迅对于迷信，拜物，animism vs theism, 祖先崇拜反对祂者崇拜（progenies contra Omnino Aliud）的认知是非常低的.中华本有祖宗神,何须再拟祂圣教? 鲁迅在第一步反对了这种基督教无神论，但是第二步又对反对基督教（的FW Nietzsche）进行了反对，故此无法完全证伪。双重否定之后任然回到一个唯心的建构当中: 一种对自由和平，和渴求“他人对自由和平的渴望。” 原文首发于前清，这才是问题所在。任何对其批评都是苍白的，如果不附加对满清奴役和亡国之中汉族主体的肯定，那都是在反汉扶清。

“在晚清的政治语境中，章太炎等人坚持的‘反满’民族主义，不仅仅是种族复仇，而是确立现代中国主体性的前提。一旦这种建立在汉族历史记忆上的主体性被后来（在1924年的负16年后的壹玖零捌年）抽象的‘国民性批判’所取代，反抗异族压迫的现实政治诉求就被消解了，这在客观上掩盖了满清帝国体制对汉族传统造成的毁灭性破坏。”——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中国近代的启蒙者在批判‘国民性’时，往往忽略了一个致命的历史前提：他们所痛心疾首的‘奴性、麻木、冷漠’，在很大程度上是清代漫长的文化高压与异族奴役的直接产物。因为未能将这种异族奴役与汉族原生文化进行剥离，启蒙批判最终将异族的罪孽算在了自身传统的头上，导致了文化认同的彻底撕裂。”

——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

“鲁迅的深刻在于他无情地解剖了一切外来的和传统的拯救方案，但他的悲剧同样在于这种‘中间物’的立场。当一切都被否定之后，他所坚守的仅仅是一种没有物质载体的‘反抗绝望’的精神姿态。这种姿态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它在面对坚硬的政治压迫体制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解构一切唯独不解构自己：否定自己的解构然后投军歌：

作者：当代托古伪作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李浚稽，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胡褂束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剪我圣祖尾，著我血祖衿，

周公及冠抚我顶，魏武伙伴劉白登。

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鞑虏不顾身！

微管仲，服东北，被发左衽筑新京！

忍情斩断家思念，慷慨妻子报国心！

昂然含笑赴沙场，大旗招展日无光。

气吹太白入昂月，力挽长矢射天狼。

采石一战复金陵，冀鲁吉黑次第平。

太白帝乡梦中归，楚河岂是北庭疆？

笑赠交趾万湖血，玉田泪染琉球帘。

破浪楼船入鲸海，新旧德里避不丹。

大王旗幻鲜卑煞，北斗极星冲赤色。

河湟开边清史乾，四老绝学一人继。

国史明标第一功，中华从此胜漢雄。

尚留英德化不美，乞颜苍狼逐鹿园。

上文实当代作者托古伪作，满蒙日协和 与 苏联扶持的鞑靼苏维埃在新疆和唐努乌梁海苏维埃傀儡国不曾被提及，证据确凿。家有四老如有一宝，绝学一人可继可禅不可篡？

意志的胜利与民主： 当代的代议制共和国高度依赖信仰的力量：选民相信神选会旅行选举的承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当神选代表进入众神议会后如果祂相信自己代表了选民，那祂就代表了选民，也是靠相信的力量。除了神选对于意识形态的狂热之外，选民绝无办法通过未来的行为约束神选，如此反向筛选：只有最狂热的意识型态信徒才能通过和意识形态共融来获得被选民投票的机会，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证明的方法。忠诚的唯一证明便是抽象唯心的相信，相信神选，相信意识型态，相信神选的意识型态狂热，所以选民也必须狂热的相信代表自己的意识型态，在循环证明中，只有相信的力量，绝无一丝物质的实证。要不然只能六年后把神选送回老家，但是政治生命半年就是一辈子。

选票的投出，确实成为了一次纯粹的“信仰跳跃（Leap of Faith）”（“因信称义（Sola Fide）”）。现代代议制度的合法性根源是绝对信仰和信仰之跃这类后基督教改革所产生的，而非传统的羁縻制度和质子代议制度。在新教剔除了教会作为神人之间的物质中介（如赎罪券、繁复的仪式）后，信徒只能凭借纯粹的、个体的内在信仰来确认自己与上帝的契约。同样，现代选举剥离了一切有形的政治担保，选民被告知：你投出的选票就是你与国家（利维坦）签订的神圣契约。政客不再需要提供任何抵押物，选民仅仅依靠“相信他代表了我的意志”来赋予其合法性。投票箱取代了祭坛，成为现代人完成“信仰之跃”的仪式场。

战国时代的诸侯或罗马帝国的边疆属国，绝不相信任何口头承诺或意识形态的共鸣。信任是极其昂贵的，必须用最高昂的物质（储君的肉身）来抵押。这就是塔勒布（Nassim Taleb）所说的“切肤之痛（Skin in the Game）”的终极形态。代表一旦背叛，抵押物立刻被销毁。当一个古代诸侯违约时，他失去的是长子；当一个现代议员违背竞选承诺时，他最坏的下场仅仅是几年后不再连任，而他在此期间早已通过政治旋转门积累了足够的资本。既然政客无需交出任何“质子”，选民就只能强迫政客在精神上进行极端的自我证明——“因信称义（Sola Fide）”——展现出绝对的“意识形态狂热”。

阿根廷—墨西哥哲学家恩里克·杜塞尔在《政治二十论》中区分：

potentia：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原初力量；

potestas：经由制度和代表而被委托出去的权力。

杜塞尔认为，腐败首先不是收受金钱，而是代表者相信权力来自自己，相信政府、国家或职位本身就是权力的源泉。当代表切断与共同体原初力量的联系时，委托权就被绝对化、拜物化，并转化为统治。当物质担保被抽离，为了弥补这种巨大的不对称，选民只能诉诸于精神审查。

当“神选代表”进入众神议会（议会/国会）后，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指涉的祭司阶层。他们不再认为权力（potestas）是绝对意志神力（potentia）的借用，而将其视为职位本身固有的神权（杜塞尔对于神父借用上帝的奇迹而行恶的憎恶，同样是西方恶魔学核心论点：借用上帝奇迹神力者的腐化，从傲慢到暴食最后到肉欲，“神力—代理—堕落—驱魔，”绝对意志必然驱逐腐化的恶魔堕落者）。

在这个过程中，选票完成了双重欺骗：

在投票的瞬间，它让选民产生了一种拥有权力的幻觉。

在投票结束的瞬间，它合法化了政客对选民的剥夺。

当这套“循环证明”开始空转，政客只对意识形态标签负责，而不对具体的物质民生负责时，这套系统的合法性就开始透支。

既然代议制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新教式的绝对信仰之上，那么一旦这种信仰发生动摇，系统面临的就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而是宗教信仰崩塌式的合法性危机。当选民意识到“信仰之跃”跳入的是一个充满谎言的深渊，当他们发现选票无法兑换为任何真实的物质保障时，现代民主就会陷入虚无主义。在这种虚无中，人们要么彻底退出政治生活（政治冷漠），要么像中世纪晚期的异端审判一样，在内部疯狂寻找不够纯粹的“背教者”（取消文化与极端极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今的选举越来越像宗教裁判所——既然我无法约束你的行为，我只能在事前疯狂测试你的“信仰纯度”，迫使你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最极端的狂热。人类代议制度的实践失败也是自由主义——基督教无神论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实体在非西方国家普遍性破产的根源。

东方主义者孙中山对西方代议制最直接的批评是：只给人民选举权，并不等于人民拥有政权。

他主张在选举权之外增加：

罢免权；

创制权；

复决权。

孙中山明确说，人民不但要有权选举官员，也必须能够罢免不合格官员；立法机关制定或拒绝法律，也应当受到人民创制和复决的控制。他认为只有这种持续性的直接民权，才算“真正民权”。但是孙中山把民主当作目的，货船崇拜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架构崇拜：制度到了，自然耶和华奖励繁荣，也是其作为基督徒的本质。代议制度只能产生意识型态忠诚的神选，至于这个神选和光同尘吃空饷，还是自祝成神，那就不是狂信徒选民可以决定的了，狂信徒只有相信，这本质上是最无解的虚无主义（基督教虚无主义），也是尼采之噩梦：对于黑格尔相信凯撒神皇绝对意志的解构。西方代议制度和民主共和国的母版正是罗马共和制度，但是是罗马共和制度的神学版本——至上祭酒代天牧子的法皇国。所谓右翼狗哨可以通过回归罗马，也是同样的某种法皇共和国的回归。罗马这个模因早就被基督教锈蚀空了。这也本文对于罗马的终极评价：拉丁语只剩下了法皇拉丁语。

《致意识形态的悼文》

秉持对人类文明之信念，吾辈必当宣读一篇悼文：致意识形态之悼文。

倘若吾人坚信，人类之发展乃肇基于知识与技术之代际传承，则亦必坚信人类潜能之日益拓展。每一代人所承继之功业皆丰于前代，且每一代人皆蕴含变得愈发睿智、卓越与独立之可能。后来居上，并非妄言；青出于蓝，老虎终有一天能插翅翱翔。

伟大之士或可将其毕生奉献于人类之崇高福祉。然则，吾辈之路径各异，境遇流转，对美好世界之愿景亦不尽相同。若人类文明若黄花锦绣待开而连绵，又何须故步自封继续依傍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实乃一捷径（若果核内宇宙）：其为人类诸多不完美冀望之集合，孕育于他朝他代祂者，服务于祂乡祂化之民，其所立基之物质基础与时间积累均与吾人当下大相径庭。它将特定的历史认知予以固化，并使之自我封闭于历史之外。久而久之，抱全守成者奉之为圭臬，刻舟求剑者视之为圣经，却缺失了历史之积累，科技之丰碑，大千者日益健壮而无永恒之完成。

此间绝无一劳永逸之捷径可循。

随着人类步出幼年时代，必当学会在无先人规训之情形下确立自身之目标。吾辈必须独立廓清所面临之困局，并以历史、经验及同侪之集体智慧创设解方。此间绝无捷径可循。难道必定要由承袭而来之理想来定义吾人眼前之问题，并预设其解方？抑或人类终能跨出先辈庭院之藩篱？

不要相信后人的智慧，要坚信今人远胜古人，同样远胜来者。相信今人的智慧，历史不是螺旋向下走向世俗乌托邦末世的。

时移世易，世殊事异：每一代人皆将迎面其特有之重大历史机遇，亦必经受前所未有之挑战。吾辈必须承认，任何一代人皆无法与另一代人永久共存于同一抽象或形而上之世界。强以吾辈之希求理想束缚后世，实乃以吾辈之局限桎梏子孙。

未来者非徒为吾辈遗产之保管者；未来者乃存在本身之自主继承人，是必将属于未来春秋天下的主宰。

当吾辈将自身之解方、争辩与抱负凝缩于意识形态之中，无异于给故国故鬼招魂。出于私心，吾人妄求自身之理念穿越时代跨越时间大河在后代之躯壳上夺舍失真。意识形态占据其形体，假借其口舌，致使鬼神统治生者。于是，活人不再为自身而活，反为亡者遗留之概念俯首听命；现实不再裁判思想，思想反而削足适履，剃发易服，腾笼换鸟，骑射普六茹。

此等景象，岂非本末倒置，荒诞不经？

吾辈必须连同吾辈之问题、遗憾以及对前尘之愤懑，诸多鬼神夷族埋葬于世代变迁之后。绝不可强求后世子孙将吾辈未竟之矛盾，奉为大真人而加以崇拜，继以恶业。

吾辈所能赠予未来最珍贵之遗产，并非意识型态，鬼神蛮夷，或是基于友谊的领土边界，而是来者繁多如过江之鲫。意识形态胶柱鼓瑟却错把临安当汴京，妄图修改现实以适配其所厘定之必来，其冀望强迫后人俯首称臣，其宿慧盗世欺名号称未来之永恒先天家乡。生有其时，死得其所；功过自有后人评说，而其权威不应再阴魂不散。

此乃致意识形态之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