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勞工不是元兇,是代罪羔羊

每次討論台灣低薪、產業不升級,「外籍勞工搶走機會」幾乎是必然會被搬出來的解釋。邏輯聽起來很直覺:企業可以用相對便宜的外籍勞動力填補人力缺口,自然沒有動機投資自動化、提升附加價值,老闆繼續賺,薪水繼續凍,產業繼續停在原地。這個故事簡單、好懂,也很容易找到情緒上的出口——畢竟責怪一群沒有投票權、沒有話語權的外來者,遠比質疑整個經濟結構容易得多。

但如果認真把數字攤開來看,這個敘事的解釋力其實非常有限。

截至2025年中,台灣移工總數已突破八十四萬人,其中超過三十五萬人集中在政府定義的「3K行業」——危險、辛苦、骯髒的工作,另外還有二十多萬人是家庭看護工。這些工作的共同特徵不是「薪水不夠高」,而是本國勞動力供給根本是零。台灣少子化跟高齡化同時發生,家庭裡找不到人力照顧長輩,工地、屠宰場、傳統製造業生產線找不到願意進場的本國年輕人,不是因為錢給得不夠多,是因為這個年齡層、這個勞動意願的人口,本來就在持續萎縮。把這群移工抽走,後果不是「企業被迫升級」,是大量中小企業、家庭照護需求立刻陷入停擺。對這些行業來說,「要不要升級」從來不是他們面對的選擇題,他們面對的選擇題是「用外籍勞工活下去」還是「直接消失」。如果連存活都成問題,升級這個議題根本還沒輪到他們去想。

那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裡?

答案藏在一組越來越誇張的數字落差裡。2024年台灣全年總薪資平均數是73.2萬元,但中位數只有54.6萬元,意味著將近七成的受僱者,薪水根本拿不到那個被媒體大肆報導的「平均數」。如果只看月薪不含獎金的經常性薪資,中位數更只有三萬七千多元。這個落差不是隨機的個人運氣差異,而是財富極度集中在少數產業的結果——半導體、AI供應鏈相關產業靠著出口創造的天量利潤,把整體平均硬生生拉高,而佔就業人口大宗的傳統服務業、傳統製造業,薪資成長牛步前進,完全跟不上。經濟學人甚至用「台灣病」來形容這個現象:國家帳面上極度富裕,GDP數字漂亮得不像話,但這份富裕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多數人對所謂的經濟成長毫無實感。

這才是台灣低薪困境真正的核心:不是外籍勞工搶走了升級的機會,而是這個社會的成長果實,從一開始就沒有被設計成要分給多數人。

更深一層看,有些產業的本質就很難靠「升級」解決問題。照護、長照、醫療這類高度仰賴人與人互動的服務,生產力天花板很低——一個照服員一天能照顧的人數就是有限,不可能像工廠生產線那樣靠自動化把產出翻倍,這在經濟學上叫做鮑莫爾成本病,是所有已開發國家都會遇到的結構性難題,跟外籍勞工政策完全無關。而要解決這類產業的低薪問題,財源從來只有幾個選項:增稅、調高保費、或是政府從別的預算挪錢補貼。但台灣的政治現實是,沒有一個執政者敢喊增稅或調高健保保費,因為那是立刻可見的痛苦,選民馬上會反彈;不調漲造成的後果,卻是分散在未來、隱性發生的,不會直接連結到某次政策決定。於是政府只能用拖延跟挪用的方式應付,健保新藥給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邊開放新藥納入給付撐起政績,一邊把給付條件壓得更嚴去消化財務壓力,最後承擔落差的,永遠是看得到治療方法、卻用不上的病人。

把這些線串起來看就會發現,外籍勞工從頭到尾都只是這整個結構性困境裡,最容易被指認、最方便被怪罪的那個角色。真正該被檢視的問題,是財富極度集中在少數出口導向產業、政府不敢碰觸增稅跟保費這個根本財源、以及多數傳統產業跟服務業天生就難以用「升級」解決生產力瓶頸。這些問題盤根錯節,牽涉到稅制改革、產業政策、世代分配,每一個都需要政治人物去承擔短期罵聲,換取長期解方——這太困難了,也太不討喜了。

相比之下,責怪一群沒有選票、無法發聲反駁的外籍勞工,輕鬆太多了。

這就是代罪羔羊機制最殘酷的地方:它不需要解決任何問題,只需要提供一個情緒出口。而當社會的注意力一直停留在「外籍搶飯碗」這個錯誤的焦點上,真正需要被討論、被改革的結構性問題,就會繼續被晾在一邊,年復一年,沒有人去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