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前提是平等：从组织自主权到成员规模的结构性检验
在任何政治传统中，“合作”“联合”“领导”都不是神授概念，而是有前提的制度安排。
如果脱离这些前提，所谓合作便不再是协作，而是隶属关系的另一种修辞。
本文尝试提出一组最低限度的组织自主性检验标准，并结合现实成员规模，讨论一个核心问题：
在一个 14 亿人口的国家里，现存的民主党派，是否具备成为“平等合作者”的现实条件？
一、组织何以为“我们”？——五项最低组织自主权标准
任何一个称得上“政治组织”的共同体，至少需要回答五个问题。这不是西方话语，而是组织存在论的下限。
我们可以将其整理为五项权力（也可理解为五项检验标准）：
旗帜与符号是否可自主
是否能够自行定义象征、名称与身份边界
→ 回答的是：“我们是谁”纲领是否可自主
是否能独立提出目标、路线与价值排序
→ 回答的是：“我们要什么”成员权是否可自主
是否能决定谁可以加入、如何加入、是否可扩展
→ 回答的是：“谁属于我们”组织内人事是否可自主
是否能自行选举代表、产生领导、完成代际更替
→ 回答的是：“谁代表我们”历史叙事是否可自主
是否能解释自身来源、发展与历史定位
→ 回答的是：“我们从哪里来”
需要强调的是：
这不是指控，而是检验。
一个组织未必必须拥有全部五项，但缺失越多，其作为独立政治主体的可能性就越低。
二、如果连“发展成员”都不可自主，其他权力是否仍有意义？
在继续讨论前，有必要指出一个更基础、也更残酷的事实：
即便暂时不讨论上述五项权力，仅从成员规模这一项来看，结构性不对称已然成立。
现实数据层面（数量级判断）：
中国总人口：约 14 亿
中共党员：约 1 亿
八个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约 80–90 万
也就是说：
中共党员占人口比例 ≈ 7%
民主党派合计占人口比例 ≈ 0.6%
换算为直观语言：
在中国，每 1000 人中，约有 70 人是中共党员，却只有 6–7 人属于民主党派。
这并非自然政治竞争的结果，而是一个制度性规模锁定的结果。
三、规模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政治能力的物理约束
成员规模并不是象征指标，而直接决定：
社会触达半径
意见反馈密度
政策讨论多样性
人才代谢与更新能力
长期组织存续的可能性
在一个 14 亿人口的大型社会中，80 万规模的组织，无论理念多么高尚，都不可能形成独立政治能量。
这意味着：
民主党派在结构上更接近
“制度内的功能性协作单位”
而非
“可与执政党形成平等协作的政治主体”
四、回到核心命题：为何“领导”必须以合作为目的？
一个常被忽略、却极其关键的政治伦理命题是：
领导的正当性，来自于协作，而非永恒的服从。
如果多个政治力量：
共享同一个理想（例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那么服从某一方的前提，只能是：
其被认为最有能力实现共同理想
一旦出现以下情形：
无法实现共同目标
偏离原初理想
甚至在实践中反向运作
那么问题就不再是“忠诚”，而是：
继续要求服从，何以服人？
五、合作的真正前提：不是口号，而是结构条件
因此，可以得到一个并不激进、甚至相当克制的结论：
合作的前提是平等，而平等不是宣言，而是结构事实。
当一个组织：
无法自主定义自身
无法扩展自身成员
无法形成与执政力量相当的社会覆盖面
那么它所参与的“合作”，在结构上就更接近：
被整合
被吸纳
被代表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
并肩协作
互相制衡
共同推进理想
结语｜一个冷判断
这并不是对任何个人、群体或理想的否定。
恰恰相反，这是对理想最基本的尊重：
如果合作不能建立在平等结构之上，
那么它终将退化为一种仪式性的协作叙事。
而政治，最终无法靠叙事长期运转。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合作”，
而在于：
当结构上从未给予平等的可能，合作还剩下多少实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