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前提是平等：从组织自主权到成员规模的结构性检验

在任何政治传统中，“合作”“联合”“领导”都不是神授概念，而是有前提的制度安排。
如果脱离这些前提，所谓合作便不再是协作，而是隶属关系的另一种修辞。

本文尝试提出一组最低限度的组织自主性检验标准，并结合现实成员规模，讨论一个核心问题：

在一个 14 亿人口的国家里，现存的民主党派，是否具备成为“平等合作者”的现实条件？

一、组织何以为“我们”？——五项最低组织自主权标准

任何一个称得上“政治组织”的共同体，至少需要回答五个问题。这不是西方话语，而是组织存在论的下限。

我们可以将其整理为五项权力（也可理解为五项检验标准）：

1. 旗帜与符号是否可自主
   是否能够自行定义象征、名称与身份边界
   → 回答的是：“我们是谁”

2. 纲领是否可自主
   是否能独立提出目标、路线与价值排序
   → 回答的是：“我们要什么”

3. 成员权是否可自主
   是否能决定谁可以加入、如何加入、是否可扩展
   → 回答的是：“谁属于我们”

4. 组织内人事是否可自主
   是否能自行选举代表、产生领导、完成代际更替
   → 回答的是：“谁代表我们”

5. 历史叙事是否可自主
   是否能解释自身来源、发展与历史定位
   → 回答的是：“我们从哪里来”

需要强调的是：
这不是指控，而是检验。
一个组织未必必须拥有全部五项，但缺失越多，其作为独立政治主体的可能性就越低。

二、如果连“发展成员”都不可自主，其他权力是否仍有意义？

在继续讨论前，有必要指出一个更基础、也更残酷的事实：

即便暂时不讨论上述五项权力，仅从成员规模这一项来看，结构性不对称已然成立。

现实数据层面（数量级判断）：

• 中国总人口：约 14 亿

• 中共党员：约 1 亿

• 八个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约 80–90 万

也就是说：

• 中共党员占人口比例 ≈ 7%

• 民主党派合计占人口比例 ≈ 0.6%

换算为直观语言：

在中国，每 1000 人中，约有 70 人是中共党员，却只有 6–7 人属于民主党派。

这并非自然政治竞争的结果，而是一个制度性规模锁定的结果。

三、规模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政治能力的物理约束

成员规模并不是象征指标，而直接决定：

• 社会触达半径

• 意见反馈密度

• 政策讨论多样性

• 人才代谢与更新能力

• 长期组织存续的可能性

在一个 14 亿人口的大型社会中，80 万规模的组织，无论理念多么高尚，都不可能形成独立政治能量。

这意味着：

民主党派在结构上更接近
“制度内的功能性协作单位”
而非
“可与执政党形成平等协作的政治主体”

四、回到核心命题：为何“领导”必须以合作为目的？

一个常被忽略、却极其关键的政治伦理命题是：

领导的正当性，来自于协作，而非永恒的服从。

如果多个政治力量：

• 共享同一个理想（例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 那么服从某一方的前提，只能是：

  • 其被认为最有能力实现共同理想

一旦出现以下情形：

• 无法实现共同目标

• 偏离原初理想

• 甚至在实践中反向运作

那么问题就不再是“忠诚”，而是：

继续要求服从，何以服人？

五、合作的真正前提：不是口号，而是结构条件

因此，可以得到一个并不激进、甚至相当克制的结论：

合作的前提是平等，而平等不是宣言，而是结构事实。

当一个组织：

• 无法自主定义自身

• 无法扩展自身成员

• 无法形成与执政力量相当的社会覆盖面

那么它所参与的“合作”，在结构上就更接近：

• 被整合

• 被吸纳

• 被代表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

• 并肩协作

• 互相制衡

• 共同推进理想

结语｜一个冷判断

这并不是对任何个人、群体或理想的否定。

恰恰相反，这是对理想最基本的尊重：

如果合作不能建立在平等结构之上，
那么它终将退化为一种仪式性的协作叙事。

而政治，最终无法靠叙事长期运转。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合作”，
而在于：
当结构上从未给予平等的可能，合作还剩下多少实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