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德的憂鬱

《出租車司機》的孿生兄弟——故事前後腳，亦是Schrader於同一精神狀態下的內心流露——，惟愈顯露出一種老右派精神（作品就是如此，無論這是否是施氏下筆時的本意），或者委婉點說，是顯露出了Schrader內心中那對抗時代的「傳播福音的衝動」。想一想，這種反反文化運動的呼嗥於《出租車司機》中當然並非無痕，卻只是被影片中那濃鬱而文雅的存在主義思索所遮蓋了而已。而在這部影片中，觖望與憤怒則赤裸裸地、更加暴力地被表達了出來。論及影響，這部影片不僅直接滋養出了《殺死比爾》這種苦大仇深型的復讐類型電影，其蘊藉的絕對性的、基礎性的根系更間接孳生了昆汀這位導演的相對主義之芽：本片中的「題眼」無疑是那輛made in USA的凱迪拉克轎車與made in Texas的槍械。但這些少校為之驕傲、倚存的傳統，卻已開始自內部溶解——在少校的滿面愁雲中，至為親密的家人朋友們漸漸對之展露以輕薄態度，他們對美國製造與其背後之意涵不以為意，叫囂日本產品反而更好，取而代之也沒甚大不了云云。而能夠清楚看到的是，到了昆汀那裡，作為一種精神象徵的凱迪拉克與德州槍械卻反過來被「他者」的功夫和日本刀輕鬆取代——「我」的行動成了東亞樣式（功夫），那關乎生命存續的、雙手托舉著的，也換成了一把日本刀。在這樣的轉換中，絕對的價值便成了可以被平均分割、無限解構的東西。這正是我們目下身處之時代的至慟哀歌——Schrader無疑是早早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