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1968：「第十七章：提问」

秋风卷起地面上的落叶，又无力地抛下，给清冷的校园，平添了几分萧瑟。

大学图书馆，成了卫东的避难所，和他秘密的新生之地。这个曾经被他和他的战友们，斥之为“封资修毒草”的最后堡垒，如今，却讽刺地，成了他汲取力量和智慧的唯一源泉。

他坐在阅览室最偏僻的角落里，面前摊开着那本布满灰尘的《逻辑学导论》。他反复地，咀嚼着“精神助产术”那一章节里的每一个字。

他终于明白了，顾惟言在地下室里，是如何将他击溃的。

顾惟言从未正面说过“你们是错的”。他只是不断地提问。

“如果……那么……？”

“这个概念的载体是什么？”

“这在逻辑上，是否自洽？”

他的问题，就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从不攻击病人，只是用探针，精准地、一步步地，引导病人自己，去发现身体内部那个早已溃烂流脓的肿瘤。最终，是病人自己，而不是医生，得出了“我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这个结论。

这种力量，远比任何声嘶力竭的口号和不容置辩的语录，都要强大一百倍。因为它不寻求“征服”，而导向“自省”。

卫东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智识上的谦卑与渴望。他知道，他要学的，就是这种力量。

他开始了他秘密的“函授”课程。他将自己的问题，小心翼翼地，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每一个问题，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去除了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个人化信息，将其包装成一个纯粹的、抽象的逻辑学难题。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公理A（如：集体至上）与公理B（如：个体实在）从根源上对立时，如何从逻辑上，证明A的虚假，而非仅仅是重复B的正确？”

这个问题，通过王国栋那条沉默而可靠的地下渠道，被送到了顾惟言那里。

与此同时，顾惟言的另一个“课堂”，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李建国的“咨询”，变得越来越频繁，问题，也越来越深入和具体。

“顾教授，”这一次，李建国带来了一个关于“稀缺资源分配”的难题，“冬天快到了，学校仓库里取暖用的煤，不够分。后勤处、保卫科、各个院系的战斗队，都来找我要。按照以前的办法，就是按‘政治重要性’来分配，但每次都搞得怨声载道，互相指责对方搞特殊。你那套理论里，对这种‘分蛋糕’的问题，有没有更高明的办法？”

顾惟言知道，李建国在用现实问题，来考验和压榨《安康》的“实用价值”。

“李主任，”他回答道，“您遇到的，其实不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一个‘信息’问题。您之所以头疼，是因为您缺乏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判断‘煤’这个资源，对于每一个部门，其真实的‘价值’和‘需求迫切度’，究竟是多少。”

“什么意思？”

“在现有的模式下，每个部门的最优策略，都是尽可能地夸大自己的需求，因为‘哭闹的孩子有奶吃’。这导致您无法获得真实的信息，只能依靠您的主观判断，也就是所谓的‘政治重要性’，来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必然导致资源错配和普遍的不满。”

顾惟言顿了顿，抛出了一个李建国从未听过的概念。

“《安康》的第三章里，提到了一个原则：价格是传递稀缺性信息的最高效工具。”他解释道，“当然，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价格体系。但我们可以模拟一个‘价值交换’的机制。”

“您可以这样做：首先，根据去年冬天的基本用量，给每个部门，都发放一定数额的、不可兑换现金的‘取暖配给券’。这是保障基本需求的‘实物保障轨’，体现了公平。”

李建国专注地听着，没有插话。

“然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顾惟言继续说，“允许各个部门之间，自由地、自愿地，交易他们手中的‘配给券’。您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将会发生。”

“那些对取暖需求不是那么迫切的部门，比如行政办公室，他们可能会愿意，将一部分配给券，‘卖’给那些对取暖需求极度迫切的部门，比如有精密仪器怕冻坏的物理实验室。他们交换的，可能不是钱，而是实验室承诺的、一次设备优先使用权，或者是一批他们更需要的、闲置的桌椅。通过这种自愿的交换，‘煤’这个资源，就会像水一样，自动地、最高效地，流向最需要它、最能发挥其价值的地方。而您，作为管理者，从头到尾，都不需要去猜测谁‘更重要’。是市场，是他们自发的交易，替您完成了最完美的分配。”

李建国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发现新大陆般的光芒。

“价格……信息……自愿交换……”他喃喃地重复着这几个词。他像一个第一次接触现代战争的古代将军，忽然明白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兵力的多寡，更是背后那套看不见的、关于“信息”与“效率”的系统。

“这……这不就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吗？”他本能地，警惕地反问。

“不。”顾惟言的回答，滴水不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以剥削为目的的自由交换。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前提下，如何利用‘价值信号’这个工具，来最高效地分配‘使用权’。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为了资本增殖，后者是为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安康》里提到的，在未来社会里，‘货币补充轨’存在的意义——在保障了所有人的基本生存后，用它来高效地满足个性化的、非必需的需求。”

李建国被彻底说服了。他发现，这套理论，不仅能提供颠覆性的哲学思辨，更能提供手术刀般精准的、解决现实管理问题的“技术方案”。他越来越沉迷于这种获取“屠龙之术”的快感之中，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学习的这套“技术”，其每一个环节，都建立在“个体自愿”和“自由选择”这个他最想消灭的“思想内核”之上。

当天晚上，顾惟言在他交给李建国的、关于“稀缺资源分配模型”的正式报告后，不动声色地，藏起了另一张纸条。

“关于意识形态辩论中‘反驳’与‘证伪’的逻辑区别。”

“……在面对一个与我方根本对立的‘公理体系’时（如将‘集体至上’定义为公理A），任何从我方公理体系（如‘个体实在’为公理B）出发的直接反驳，都属于无效辩论，因为双方没有共享的逻辑前提。对其进行‘证伪’的唯一有效路径，是采用苏格拉底式的‘归谬法’。即，暂时接受对方的公理A，并邀请对方，一起将公理A的逻辑，推演到极致，从而使其内在的、自相矛盾的、荒谬的结论，暴露无遗。”

“例如：如果集体至上（A）为真，那么，必然需要一个‘最终解释者’来定义‘集体利益’。这个解释者，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委员会？这个解释者的产生，是基于暴力、血缘还是某种程序？如何保证这个解释者自身的‘个体利益’，不会污染他对‘集体利益’的解释？……当这一系列问题被提出时，对方的公理A，将在其无法自洽的内部结构中，自行崩溃。”

报告像往常一样，被李建国珍藏进了自己的保险柜。而那张纸条，则通过王国栋，辗转地，交到了卫东的手中。

卫东在图书馆那个无人的角落里，读着这张来自“高塔”的、最新的“教材”，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

他明白了。顾惟言教给他的，不是一套新的“语录”，而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不是给他新的“答案”，而是教他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

就在这时，张强又一次，像幽灵一样，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东哥，”他的脸上，满是压抑不住的愤怒和焦虑，“不行了！‘井冈山’那帮人，揪着刘建生的事不放。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你被李主任冷处理的消息，现在又开始闹起来了。他们组织了全校范围的‘大辩论’，就在明天下午的大礼堂，点名要批判‘行为决定论’这种右倾翻案风！还要把刘建生，重新拉到台上去！我们这边的好多兄弟都怕了，没人敢出头了。东哥，这次……这次可能真的要完了。”

卫东慢慢地，抬起了头。

他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迷茫和痛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的、甚至有些跃跃欲试的……光亮。

他将那张珍贵的纸条，仔细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仿佛那是一枚冰冷的弹药。

“我知道了。”他对张强说，声音不大，却异常沉稳，“明天的会，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