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1968:「第十八章: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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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批斗会中的信徒,一个牛棚里的囚徒,一个政治场上的赌徒。三种身份,三条死路。直到一份神秘文件从天而降,在绝望的棋盘上,为他们点亮了黑暗——要么被这个时代碾碎,要么……去碾碎这个时代。

大辩论的消息,像一阵裹挟着火药味的秋风,迅速席卷了整个校园。

“井冈山”派系,作为这次“思想拨乱反正”的发起者,展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不过短短一天,校园里所有醒目的位置,都被他们张贴的、措辞激烈的大字报所覆盖。“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阶级烙印决定人的本质!”、“警惕糖衣炮弹,揪出伪善的阶级敌人!”,这些巨大的、墨迹淋漓的标语,像一张张黑色的檄文,宣告着一场思想上的清算即将来临。

大礼堂,这个见证了无数次权力更迭和命运沉浮的舞台,再一次,被选为了战场。扩音喇叭被提前架设起来,从早到晚,播放着雄壮的革命歌曲和“井冈山”派领袖慷慨激昂的动员演说。整个校园,都笼罩在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高度紧张的氛围之中。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方红”战斗队的总部,那间曾经人声鼎沸的活动室里,死一般的沉寂。

卫东的“失势”,早已不是秘密。昔日的战友们,此刻像一群失去了头狼的狼群,或焦躁,或恐惧,或茫然。他们知道,这次大辩论,名为“辩论”,实为“审判”。“井冈山”派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打倒那个救火的学生刘建生,更是要借此机会,彻底摧毁“东方红”在学校里的声望和影响力,坐实他们“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右倾”的罪名。

“怎么办?我们根本没人能跟王雷辩!”一个核心成员愁眉苦脸地说。王雷,正是“井冈山”派的领袖,一个以口才犀利、逻辑霸道著称的“常胜辩手”。

“要不……我们干脆别去了?就说这是他们单方面搞的扩大化,我们不承认。”另一个声音懦弱地提议。

“那不就等于不战而降?以后我们还怎么在学校里抬头?”

争吵、抱怨、互相指责,却没有任何一个可行的方案。他们所有的斗争经验,都建立在卫东过去那种“勇往直前、一力降十会”的风格之上。当这根主心骨自己都变得“沉默”和“古怪”之后,他们彻底乱了方寸。

而这场风暴的中心,卫东,却把自己关在了图书馆那个最僻静的角落里,对外界的一切喧嚣,充耳不闻。

他面前摊开的,不是任何红宝书或报纸社论,而是几张稿纸。上面,没有长篇大论的辩词,只有几个用问号结尾的、简短的句子。他正在进行一场艰难的、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实战武器的“兵棋推演”。

顾惟言教给他的“归谬法”,像一柄沉重而精密的战锤,他必须学会如何挥舞它。他知道,自己不能引用任何《安康》里的概念,不能说任何“个体”、“载体”、“逻辑”之类的“黑话”。他必须用敌人最熟悉的语言,最崇拜的英雄,最坚信的逻辑,来构建一个让敌人自己,走进死胡同的迷宫。

他在纸上写下对手的核心论点:“公理A:阶级出身,是判断一个人本质的最高、乃至唯一标准。”

然后,他开始设计他的“问题链”。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枚引爆炸药的雷管,必须精准地、依次地,安放在对方逻辑大厦最脆弱的承重柱上。

他推演着对手王雷所有可能的回答,并为每一种回答,都准备好了下一个追问。这不是一场辩论,这是一场逻辑上的“诱捕”。

第二天下午,大礼堂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空气中,充满了汗水、激昂荷尔蒙和廉价墨水混合的气味。主席台上,悬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誓死捍卫阶级路线纯洁性大辩论”。

救火的学生刘建生,像一个即将被献祭的牺牲品,被两个红卫兵押着,站在舞台的一角。他低着头,脸色苍白,浑身微微颤抖。

“井冈山”的领袖王雷,率先登台。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胸前的像章擦得锃亮,整个人像一柄出鞘的利剑,充满了逼人的锐气。

他的演讲,堪称一场完美的、教科书式的煽动。他引经据典,从古代的农民起义,讲到近代的革命斗争,反复论证着“阶级立场”的决定性作用。他的声音时而高亢如号角,时而低沉如闷雷,精准地拨动着台下每一根仇恨和激昂的神经。

“同志们!”他高举着手臂,将矛头直指角落里的刘建生,“我们眼前,就站着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黑五类’的子弟,做了一件看似‘好事’的行为。我们要不要表扬他?我告诉你们,绝不!因为这就像一颗裹着糖衣的炮弹!我们一旦表扬了他,就等于承认了,一个人的行为,可以超越他的阶级出身!就等于打开了阶级投降主义的闸门!今天我们能表扬一个救火的‘黑五类’,明天,我们是不是就要请那些地主资本家,回来管理我们的工厂和农村?!”

“绝不!” 

“打倒阶级投降主义!”

台下的口号声,如同海啸般,一浪高过一浪。王雷的演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将一个具体的事件,成功地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不可调和的高度。

在“东方红”那一片士气低落的区域里,所有人都面如死灰。他们知道,大局已定。

就在这时,卫东,站了起来。

他独自一人,穿过充满敌意和嘲讽的人群,一步步地,走上了那个曾经属于他的、万众瞩目的舞台。

他没有穿军装,只是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学生装。他没有带任何讲稿。他的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激昂,只有一种与整个会场气氛格格不入的、极度的平静。

“卫东,你还有脸上来?” 

“叛徒!右倾分子!” 

台下,“井冈山”的阵营里,发出一阵阵毫不掩饰的嘘声。

卫东没有理会。他走到讲台前,拿起话筒,甚至没有看角落里的刘建生一眼。他的目光,落在了刚刚走下台、正享受着欢呼的王雷身上。

“王雷同志,”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喇叭,清晰地,传遍了整个礼堂,“我刚才,认真地听了你的发言。我很受启发,也完全同意你的核心观点。”

这句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王雷自己。台下的嘘声,也瞬间小了下去。

“你刚才说,”卫东继续说道,语气像是在进行一场学术探讨,“判断一个人的本质,阶级出身,是最高,也是唯一的标准。我没有理解错吧?”

王雷皱了皱眉,但还是带着一丝胜利者的傲慢,点了点头:“当然!这是我们革命的基石!”

“很好。”卫东点了点头,仿佛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案,“那么,我想请教第一个问题。我们都无比敬爱的雷锋同志,他出身贫农,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他做出了无数伟大的好事,成为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请问王雷同志,我们之所以要学习雷锋,是不是因为,他用自己光辉的一生,完美地证明了‘好的阶级出身,必然能塑造出伟大的革命品格’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个问题,简直是为王雷量身定做的。他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完全正确!雷锋精神,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先进性的最好体现!”

“说得太好了!”卫东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一丝“激动”,他转向台下,“同志们,我们都应该为王雷同志清晰的、坚定的阶级立场,鼓掌!”

台下,稀稀拉拉地响起了一些掌声,但更多的人,则是一脸困惑。他们不明白,卫东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卫东等掌声停下,又转向王雷,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王雷同志,既然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出身决定论’是我们必须誓死捍卫的真理。那么,为了让这条真理,更具普遍的说服力,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找一个‘反面’的例子来印证它?”

“什么反面例子?”王雷警惕地问。

“就是说,”卫东的语速,开始变得不紧不慢,像一个最耐心的猎人,在引导猎物走向陷阱,“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出身极度反动,比如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家庭的人,然后证明,无论他后天如何伪装,如何‘积极’,但他骨子里的反动本性,是绝对无法改变的。这样,一正一反,就更能证明我们理论的伟大和正确。我的这个提议,你同意吗?”

王雷犹豫了。他隐约感觉到,这里面有坑。但卫东的这个提议,在逻辑上,是完全成立的,甚至,是对他观点的“完美补充”。如果他反对,就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理论的普遍适用性。

“……同意。”他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词。

“太好了!”卫东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环视全场,声音陡然拔高。

“那么,同志们,现在,我就要举出这样一个‘反面’的例子了!”

所有人的呼吸,都屏住了。他们以为,卫东会说出某个臭名昭著的、已经被打倒的大右派的名字。

卫东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无比清晰、甚至带着一丝崇敬的口吻,缓缓地说道:

“这位同志,他的父亲,是当时有名的大地主,大粮商。他本人,从小接受的是最典型的封建私塾和资产阶级西式教育。请问王雷同志,按照我们刚才共同确立的、神圣不可动摇的‘阶级出身决定论’,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应该被定义为,革命最彻底的、最危险的敌人?”

王雷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不是傻瓜。他已经猜到,卫东要说谁了。但是,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在全场上千人的注视下,在自己刚刚才反复强调的“唯一标准”面前,他只能,也必须,咬着牙,点头。

“……从出身来看,是。”

那一刻,卫东的眼神,猛地,爆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刺眼的光芒。他像一个最高明的精神助产士,终于,等到了婴儿即将分娩的那一刻。

他手握着话筒,向前一步,对着整个礼堂,用一种雷霆万钧的、石破天惊的声音,喊出了那个所有人都知道,却又在这个场合下,谁也想不到的名字:

“那么,王雷同志,请你当着全体革命同志的面,告诉大家——”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全场,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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