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捺钵（三）

山西 | 吕梁山中的十字架

吕梁山和太行山中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中心就是太原。我和小旭对太原都是颇有好感的。第一次去是自驾去新疆时路过，第二次是跟朋友在山西深度的游玩，每个方向玩够看够了，就总要回到太原再做中转。第一次路过，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结果却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车子停在宾馆后院的停车场里，我俩便坐出租车去吃饭了，这也是我俩的习惯，但凡是感觉不好停车的城市，我们市内交通便不自讨没趣了。小旭也是很会找饭店的，那家饭店很地道，我俩去的不是饭口，就安排在了一个包房里，是一间很阔绰的包房，有着精致的木雕红木桌子，尽显儒雅，有一道白煮的羊腿肉配醋吃，是印象深刻的。后来我们从东天山走内蒙回哈尔滨时，在内蒙的很多城市居然也吃到了很多山西风味，譬如莜面，在山西的大同也吃到了草原风味羊杂割。这种饮食文化的交融，大概和“走西口”脱不开关系的。吃的美了，便决定去买些地道的陈醋路上带着。学着当地人模样买了几“绑个儿”的醋直接发快递回老家去了，（绑个儿是塑料桶的意思，老家方言，不知道为啥就从bucket这个英文词演变过来的，反正不是满语，因为讲满语的时候是没有塑料的）。又觉得绑个儿的醋倒出来不方便，便又学着当地人的模样，买了瓶矿泉水，两人喝出来一个空瓶，便又进去排队买醋了。打出来的醋是温热的，在陈醋里应该不是有年份的。似乎在店里关心年份的都是外地人，这个也就不去考证了。新打的醋明显更为杀口，不及陈醋柔和，但是风味爽利，又似乎更胜一筹。后来一路上为了这瓶醋，在新疆多吃了好几顿烤包子，主要也是烤包子太香了，一群人经常是狼吞虎咽一通，才想起来是要醋的，再想起车里有正宗的山西陈醋时，已经吃个差不多了，只能约定明日一早，再找一家烤包子。往复了几次，倒是为了这口醋，多吃了几顿烤包子。一切妥当，准备把醋安置在车里时，却发现车灯一直亮着，有报错，试着打火，也发现打不着火了，车门也锁不上，折腾一气，天渐渐的黑了。因是要在兰州接上朋友，到了敦煌再与另两位朋友汇合的，然后一起到乌鲁木齐，还有一位朋友飞过去的。所以这行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耽误一天，大家的行程就都乱了。急忙在网上找到可以救援维修的师傅，师傅人很好，发现是车子线路老化磨损了，有一根裸露的电线打在了水箱上，以至于电路系统短路，电瓶坏掉了，行车电脑也烧坏了。只能换了这两样东西，电瓶好找，行车电脑却要从别的地方调（具体地方记不住了），大概要第二天才能到。我们也说了我们的难处，师傅想了想说，“加些钱的话，我今晚可以去取来“。我们自然是愿意的，师傅就开着他的车离去了，因为车子锁不上了，我们便把行李一件件地搬上楼去，在车里守了一会儿，大约九十点钟，天的透透的了，觉得没什么人，车里也没打紧东西了。便一同到酒店大厅守着了，前台是一个男生，看面相应该是本地人，脸盘方中带圆，眉毛粗浓，有些苹果肌，还有点古画上的模样，看起来是颇为儒雅。进门入住时便安置的十分妥当。此时见我们两个外乡人，愁闷哭脸的坐在这里，便端来一壶热茶，“有什么能帮到你们的吗？”我们也简单的说了一下我们的境遇，就是可能要占用这里一段时间了，“好的，有什么需要就叫我”，我们两个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喝起茶来。过了不知多久，那个男生也不言语，只是来添了热水。我们一看大概已经过了半夜，也不好一直麻烦人家，就道过谢，上楼去等了。终是等到了师傅回来，看用的时间，他应该也是不好过的。全部换完，调试完成已经快到三点了，付了尾款，一番道谢之后，我们才回宾馆补觉去了。第二天退房好像还是那个男生接待的我们，还顺嘴问了下车子有没有修好，礼貌且真诚的恰到好处。这大概就是对太原的第一印象了。

第二次特意来的山西，时间上自然是充足的。只是那个上次最后飞到乌鲁木齐的朋友还是很忙，我们先到的，就先玩着逛着，又想着买些吃的，接上张同学的时候第一时间给他尝尝，遂叫了车，去了当地有名的熟食店，又带着买好的熟食去了一家连锁的刀削面店，我们想着，在这地界，能连锁经营的刀削面，再差还能差到哪去呢？果然，刀削面就着酱肉和蒜肠别提多美了，只是吃着吃着这蒜肠，居然想家了，这蒜肠除了颜色不一样，这味道几乎和哈尔滨的红肠一模一样了，少的自然是果木熏烤的味道，但也就是差那么一丢丢了，红肠就面条子，在家不也是这么吃的吗。就连张同学一下了飞机就闻着味儿了，还问我们“你们谁还从哈尔滨带红肠来了？”，再看着街边的5层高的赫鲁晓夫楼，这不就是哈尔滨吗？这种苏联风格强烈的预制楼，全国都差不多，之所以是5层，据说苏联科学家研究发现5层是人力的极限，这样就不用建电梯了，我小时住的是也不完全算是赫鲁晓夫楼了，总高8层，但是因为一楼是个可以做酒店的门市，所以实际高度应该有9-10层楼那么高，我家住7楼，但也没电梯的。现在想想确实是经常到4、5楼的时候要歇着喘喘了。若是深究起来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哈尔滨和太原这么像，则是其背后的“大型复制粘贴”了，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有一个156项重点工程。太原和哈尔滨都是核心受援城市，那时候不仅输出机器技术，连生活方式也都拷贝了过来。这些朴实无华的方盒子，就成了老大哥留在中国历史中的工业指纹。最初的赫鲁晓夫楼可绝对是高档住宅，同时期的平房多是没有上下水和暖气的，而且这种老楼多是以单位划分，隔音奇差，谁家吵个架，半栋楼都能知道，第二天，整个单位可能就都知道了。再说回蒜香肠和红肠，他俩铁定是亲戚跑不了啦，首先他们都属于“欧式冷切肠”体系，技术源头十有八九是立陶宛香肠。但是要在中国论出个长幼其实又是很难的。哈尔滨这个脱胎自中东铁路的城市自然不必说，欧洲移民不在少数，鼎盛时期上海也有不及之处。而太原则也有着一条国际贸易的大动脉，从山西到呼和浩特，再到恰克图（中俄贸易边境口岸），最终货物就可以送达圣彼得堡或是莫斯科，欧洲的工业制品或是机械也可以从此到达内陆，归化（呼和浩特）也就成了许多晋商的第二故乡，至今那里也是羊肉配醋，颇具山西风味的。接着说吃的，似乎山西博主的记忆里，过年时单位发的也是米面油和一箱带鱼，炸带鱼居然也成了两地中年的集体记忆。带鱼这东西，爱吃的自然爱吃，不爱吃的，真是冬季的噩梦，裹上面粉一炸，又没什么刺，海鱼自带的咸鲜在内陆更是难得的美味。可是也架不住，幼儿园的食堂做，小学食堂做，中学食堂也做，（大学食堂可以自己用饭卡打了，似乎是没主动买过带鱼来吃），尤其是冬天，除了单位发，也会在市场上买些，东北的话放在冷阳台就能冻住。最可怕的是炸带鱼的油，往往还是再用来炸其他东西或是炒菜，带鱼虽然无鳞，但是炸锅的油里全是沾着银色油脂的细小面粉颗粒，那种腥味，就好像是看短剧时跳出广告，包浆豆腐夹着的鱼腥草，符合逻辑，但是烦人又意外，于是记忆中就出现了许多有海鱼腥味的食物，包括但不限于白菜，土豆，豆角，红烧肉……

当然，这只是在那个物质还相对匮乏年代，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如果要为食物修史，那么食用油必然要在其中占据大量的篇幅，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油条常见的颜色其实是接近枣红色的，一是豆油本身就是有着红亮的颜色，色拉油很少被用来炸油条。其次那时候的豆油价格也金贵，依照当时的购买力，一桶油接近日薪的一半，而现在可能不足十分之一，所以炸油条的油是要反复利用，接近褐色时才会废弃不用。我母亲有时嫌弃那锅油太脏，又忍不住想吃油条，便会每日买菜时观察，直到换新油那天买几根油条，一家人解馋。甚至更早的时候，农村居民在赶集时买来油条是会挂起来的，在炒菜时切下一段同炒，作为油脂的补充。而这种对食用油用量的克制，甚至一直延续到我自己这里，往往只有过年时，才会用一锅油来炸制东西，往往也是炸了肉段，炸肉片，炸丸子，炸虾片……，锅包肉，地三鲜，溜肉段，这类东北菜都是要经过油炸的工序的才地道好吃的，童年光阴所培养出的味型，让人觉得，裹着面粉的油炸的高热量炸弹，才有年味。直到90年代初，随着中外合资企业引入美国精炼技术，使得色拉油被引入国内。这种色泽轻盈，毫无豆腥的油，迅速走入了千家万户。而色拉油的诞生，其实与大洋对岸的傻老美息息相关，人类所面对的问题都是相似的。20世纪初的婴儿潮所带来的人口爆炸，也让美国的油脂供应也陷入了困境。直到1911年，宝洁公司（P&G）利用氢化和精炼技术推出了“Crisco”，随后冬化技术完善，成功把这种“废弃料”变成了像水一样清澈、能在冰箱里久放不冻的色拉油。这直接解决了植物油“不好看、不好用、有异味”的痛点，让大豆油得以走上美国的餐桌。加之化学浸出技术在同时期走向成熟，让残油率从5%-10%降低到1%以下。大洋彼岸的困局，也同样解放了东方大国的餐桌。而真正的分水岭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对进口大豆的仅征收3%的单一关税，且不设进口配额。这让廉价的美国、巴西、阿根廷转基因大豆迅速进入我国，这些大豆榨出的食用油直接走向餐桌，而榨油的残渣豆饼则成为动物饲料，直接降低了肉食的成本。食用油在是餐饮成本中的占比也不断下降，间接使得地沟油和口水油成为了“低收益”、“高风险”的夕阳产业。

就是这样的食品记忆，是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的。在生活习惯上，我们究竟更接近苏联人，美国人，是民国人还是清朝人，抑或是更要遥远的汉唐盛世？我们的生活究竟继承自哪里，是那种少女穿着仿古代华服，盆栽式的表演吗？还是美国的T恤与牛仔裤，苏联的赫鲁晓夫楼呢？

再回到蒜香肠和他的好朋友——“酱肉”这里，其实他们的畅销，亦离不开工业化的进程，消费端来看，在农业社会，肉食是节庆性质且昂贵的。但是哈尔滨与太原这种工业城市，拥有着大量的有固定工资的消费者。不需要二次烹饪的熏酱食品，对于快节奏的工厂生活非常友好，虽然现在看起来并不健康，但是对于需要消耗大量体力的工业劳动工作来说，高盐高蛋白质的食物是符合需要的。而在结束每天工作后，切一盘红/蒜肠，喝一瓶大哈啤，则是“工人阶级至高的仪式感”，他们是城市化进程中稳固的消费力。供应端则是工坊走向工厂，大规模生产的边际效应也让这类肉食可以做到物美价廉。而味道上，大蒜、烟熏、高盐几乎是不会出错的北方大众口味。这也是两地熟食相似程度如此之高的楔子。《亮剑》中楚云飞谦虚的说山西菜不入流，上不了台面。说是赞同，又觉其实山西菜还是挺好吃的，想反驳，又发现山西才里主食太多了，以至于我们点好菜后服务员会问“点主食吗？”，我们会惊讶的说，我们点的不都是主食吗？（很多莜面的菜要算是凉菜的，黄米凉糕算是甜点的）服务员便跟着我们一起笑。这种高碳水的饮食习惯，也让山西的午睡几乎神圣的不可侵犯。譬如我们吃刀削面的那家“顺溜”面馆，我们吃好面，差不多是一点钟左右，明明是个现代快餐风格的店铺，但是老板居然熟练的关了所有的灯，服务员，老板，厨师，齐齐的各自趴在桌上，准备开始午睡了，就连有些不准备离开的客人也是，整齐划一，又毫无防备的样子，确实让我们长了见识。倒好像是睡美人里的巫婆刚刚来过，这城堡里的众人便要纷纷陪着公主睡去了，我们也怕着了魔，便赶紧溜了出去。这也不是什么魔法，只是胰岛素的“暴击”罢了，食用大量高浓度碳水化合物后，为了平抑血糖，身体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胰岛素在搬运糖分的同时，还会促进色氨酸进入大脑。色氨酸在大脑中又会转化成血清素，最终变成褪黑素产生困意。同时，这也是体制化午休的结果，在苏联的管理模式下，中午是有明确的休息时间的，这让吃面，睡觉，开工，成了一套标准化流程，使午睡的合法性进一步加强。神奇的是，山西的糖尿病发病率虽然不算低，但也不算是最高的。大概也是山西的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醋酸可以一直唾液淀粉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血糖升高的速度（让血糖峰值不那么吓人）。同时，醋也能分解肌肉中的乳酸。醋与面的结合，让人午睡后便会产生一种爽利感，这种即时的正反馈，便会奖励山西人重复午睡这一行为，直至形成习惯，甚至是局部地区的约定俗成。甚是妙哉。

如果说山西的吃是最具烟火气的，那山西的“玩”则是最有英雄气的，现存元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约80%都在山西。其中既有自然因素，譬如山西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空气湿度低，极利于木制解构的的保存，黄土高原的高海拔所至的低温环境也抑制了虫蛀的发生。也有地理原因，山西的地理格局被称为“表里山河”，在黄河与太行山形成的天然堡垒中，使其在多次战乱中处于隔离状态。而人文原因则更为有趣：修的多，是因为富；拆的少，是因为穷。富是晋商的富，凡是在外面赚了钱，想到的便是三件事，“买地，盖房，修庙”。这与同样是山地颇多的福建同胞颇有相同之处，“探大钱，起大厝，娶水某”同样的财富追求，只是福建受海洋文化侵染，更为赤裸务实，在福建，你会发现所有的庙宇道观都好像是新的，这也是一种“宗教务实主义”，如果神明保佑发了财，福建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神明“重塑金身”、“扩建宫庙”，这种迭代式崇拜，以及潮湿多虫的环境，也导致古寺庙经常被重建重修。宋元的古建就如“忒修斯之船”一般，古今难辨了。福建的信仰也是极其复杂狂热的，按官方记载也要算是多“淫祠邪庙”了，虽然很多土神在朝廷眼中名不正言不顺，福建人便开启了几百年的“讨封史”，多有土神变为朝廷认可的真身。而山西人盖庙，则追求的时“永恒”受正统礼教影响，山西的庙一旦盖起来，后代轻易是不敢动的。晋商走到哪儿，就把关帝庙盖到哪儿，它们更像是社区的道德法庭和公共议事厅。曾到过张掖的山西商会，其内部也是有关帝庙的。而之所以说是没钱拆，则是在城市化最如火如荼的年代，山西很多地方财政是吃紧的，比如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那种连绵不绝的古建筑群，本是列入拆除名单的。但是拆除他们，要用到的人财物力甚至是炸药，又是没钱的。对，没看错，是炸药。山西的大院，不是简单的住宅，是为了防御土匪的准军事建筑，晋商为了防止匪患，院墙修的是极厚的，内部的排水系统也极其复杂。这使得在那个“破旧立新”的年代，变得意外坚挺，只要算一下帐就会发现，与其拆了重建，倒不如在旁边平整土地盖新楼呢。于是，这些大院很多都被当作了学校，粮仓甚至是机关办公室。而最为闻名的平遥古城，在1980年终于迎来了命运的审判，宏大的“现代化改造计划”开始了，要在城墙上打开个大洞，再把老房子拆了盖高楼。又幸得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带着学生冲到了平遥。他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力，甚至不惜跟当地政府“拍桌子”，最终才说服了政府停止拆迁。他在开动的推土机前，硬生生的保住了这块“活化石”。平遥古城，命不该绝。到如今，古城里也满是晋商“少奶奶”，“少东家”妆造的摆拍游客了，游客亦可以穿上战国袍，登上城墙，来次宿命感的写真。游客不知阮仪三是正常的，那是时代中偶然的黄钟大吕，花枝招展不免流俗的传播才是盛世该有的莺歌燕舞。

说起莺歌燕舞，倒是想到了山西煤老板的“黄金十年”。煤老板虽然品味堪忧，住的都是深墙大院的欧式别墅（如果有罗马柱和白宫顶以及内部洛可可式金色华贵装饰，就算得欧式的话），但他们对老祖宗留下的“大院”有一种天然的敬畏。投资修复这些固件，不仅能挽救“暴发户”的名声，还能换取政治资本和旅游红利，内心甚至会油然升起一种神圣的家国情怀。古建筑的日常维护是非常烧钱的，也有些煤老板资助了一些古建筑的修复，让很多快要坍塌的栋梁重新挺拔了起来，但是有时朴素的加固和彩绘修补，确实又令人一言难尽了。犹又想起了电影圈怀念煤老板的旧闻了，编剧汪海林所说：“煤老板除了要求带个女演员，从来不干预创作，他们是最好的投资人。”，很难想到顾长卫导演的这种极具文艺气息、探讨灵魂痛苦的文艺电影（《孔雀》、《立春》），其背后也有煤系资本的影子。其中逻辑十分坦荡，煤老板觉得，如果能去柏林、威尼斯拿个奖，回老家跟县长吃饭时，这比买十辆悍马都有面子。这其实就是现代版的“修庙立碑”。只是2012年之后，随着煤炭行业整顿和互联网资本入场，山西的美第奇家族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互联网资本要的是ROI（投资回报率），剧本，演员，拍摄周期……投资人都要管，要根据热搜改剧情，改结局，选角成了选流量。煤老板，确实是值得怀念的，他们或许不懂艺术，但是，真金白银的尊重艺术。

当然，山西的古建，绝不是完全依靠富人的，老百姓的那股子“拧”劲，也是最质朴坚实的一道防线。很多古寺庙，都有村民做自发的守庙人，甚至在最为凶险的时刻也在保护着别人口中的“四旧”。封建主义遗老，如何对抗社会主义小将。其中的执拗与坚守可想而知。而之后随着改革开放一同到来的“社会道德的空窗期”，也让文物的盗抢蔚然成风，村民又自发的值班看守，足见这片土地之伟大。

我们一行四人，从五台山去往佛光寺的路上坐了一辆出租车的，在五台山景区里，手机叫车是不那么灵的，吃过了纯素食的“德克士“，远远的看见树荫下有一辆出租车，我们便走了过去，初以为是没人的，走近才发现是师傅放倒了座椅，在午睡呢。我们四个人便向后退了退，觉得让师傅再多睡十五分钟，毕竟山西的食困不是心理作用，而是实打实的“物理攻击”。于是三个不睡觉的人设了闹钟，在不远处观望起来。毕竟也怕有冒失的乘客抢先叫醒师傅，那我们的下山的计划就要被打乱了。薰风阵阵，寺庙恢弘，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走过去时，师傅也伸了伸懒腰，睡眼惺忪的喝了口浓茶，我们便出发了。山路确实难走，我们聊起面食，师傅说他曾在东北工作过，吃米饭就是吃不饱，就要吃些面食才行。大概这种胃部肌肉的记忆和基因的强大，远比大脑的记忆坦诚靠谱。江浙有个年轻人发现一家里唯独他是嗜辣如狂的，自己一查还真发现自己生父母是四川人，在婴儿时期便抱错了。我们聊起我们吃的连锁面馆“顺溜”，师傅便露出了毫不掩饰的鄙夷，其实这一路上的司机师傅我们也都有聊起“顺溜”时，最含蓄的可能是给我们介绍了一家当地的面馆，让我们一定要吃那家。所有司机都指出，刀削面要吃手工的，机器做的不行。然而手工的我们也是听劝吃了的，但是真心吃不出的。这就好像是青海人一口能吃出来是不是草膘羊，而内陆人，无论吃哪种青海羊，都是要竖起大拇指的。就像是东北老菜馆子，地道的做法是要用笨榨豆油的，色深味浓，但是估计外地游客也是分不出的，或者说真吃到了，也未必喜欢的。司机师傅说到兴起，说他们老家有一种叫“揪片子”的面食，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尝尝，说着居然双手离开了方向盘，做起了无实物表演来，左手好像有个不断揉捏的面团，右手就一片一片的揪下来，甩入了那个看不见的锅中，热情洋溢的锅中冒出氤氲水汽，我们几个也是冷汗一头。于是，连连称是，也不再去聊这美食的遐思了（受篇幅限制，此处为几个司机的形象拼凑而来，绝大多数情况司机是思维敏捷，驾驶安全的）。

我与小旭，在25年从新疆返回哈尔滨时，还特意又来了一次山西的，算是拾遗了，许多寺庙是颇为僻静的，因是自驾才好深入探索。只是不巧，看告示，我们似乎是赶上了什么法会，很多寺庙是没有人的，主持和僧众应该是去参加法会了。庙门虚掩，似乎能听见念佛声，但敲门也无人应答。推门自己游览便是了。就这样看了两处庙宇。又去看大盂铁猫寺，里面供奉了一只嘉靖年间的铁锚雕塑，传说是为了镇压鼠精所铸。奈何这里是院门是紧锁的，在院子外面仅能看到铁锚的背影，驱车数里还看不到“铁喵喵”，小旭自然是不甘心的，便想着绕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门户。可这村子地处山区，地形起伏，沿着院墙便是越绕越远了，绕进了村子内部，只能无功而返了，恰在此时，两位闲聊的大爷叫住了我们，问起话来，我们便忙说是想看铁猫的，“那你们翻墙进去看吧”，“那多不好啊”，“那我打电话给村长叫他来给你们开门，你们等下”，顿时便有了受宠若惊之感。“没事的，他经常来我这里打牌的。没准不叫他，他一会儿也过来的”。又闲聊起来，说起我们从哈尔滨来，到了西藏，又从新疆往回走的，“你们不是台湾人吧”，“啊？我们哈尔滨的”，“那就好，前阵子还通知要抓台湾间谍的”，我便识趣的把身份证递了过去，大爷一边说不用的，一边迅速的看了一眼。“现在关系复杂，上面说要防止有人来搞破坏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往深处聊，毕竟我们是有位年长的台湾朋友的，在哈尔滨也没挣到什么钱，居然也不走，我们也叫不准他是不是间谍的，但我们觉得他是朋友。聊了些路上见闻，其中一位大爷还去过哈尔滨，又聊了下老家。眼见屋里的牌局要开始了，我俩就到铁猫那里等村长了。后来果然如愿的看到了铁锚，还放了一个鱼罐头以示虔诚（没带猫罐头），又抓了一把哈密的葡萄干放在密封袋由小旭给大爷送了进去，小旭出来笑着说，牌局正酣，烟味很重。

如果行驶在山西的乡道上，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基督教出奇的繁盛。恰逢2025年是他们的禧年，便决定再去板寺山圣母堂，凑下热闹，虽不信教，但群山中藏着个被梵蒂冈批敕封的圣地，还是想看看的，只是到了近前，发现虽然是有平整的好路，但是公路管理局设了卡，外部车辆是禁制入内的。徒步翻过了一个两个山头，见了一个向着圣母堂方向跪拜的耶稣像（天主教的朝圣中有拜苦路的传统，使信众体验耶稣之苦难。亦因条件所限，教徒不可能都到圣地朝圣，所以梵蒂冈准许某些教区模拟耶稣当年受难的经历，建造十多处纪念亭或十字架让信众敬拜，并默想耶稣苦难）。我们在第一处苦路处，发现圣母堂还在几个山头之后，宏伟的教堂，在远处看来就是那么小小的那么一个建筑，天色也昏暗了下来，山里的太阳是落的很快的。思忖一番，便悠悠然的下了山了。在山西这个传统礼教之地，关公与圣母共存，已经属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典范。就好像我们停车休息的某个教堂，神圣的广场是铺开的晾晒的稻谷，恰逢弥撒，教堂中便传出山西民歌般的圣歌。对，就是那种上帝是有山西口音的感觉。基督/天主教能扎根于此，究其缘由，大概是始于光绪年间的一场天灾人祸。若无此行，此生可能也不知华北还有这么一场“丁戊奇荒”，说是天灾，因是一场持续的特大的旱灾。说是人祸，晚清时北方各省广泛种植鸦片，良田被占，直接导致粮食储备空虚，面对灾情实在是无粮可放。在清廷政府基层组织瘫痪的时候，大批的西方传教士带着赈灾钱款深入山西腹地，在“饿殍千里”之中，提供简单的口粮和医疗救助。与上海那种服务于精英阶层的教会不同，他们住窑洞，学山西话，这种神性与人性的结合。自然吸收了大批的信众。当时的教会还开办了大量的“戒酒戒烟局”。对于很多因为吸毒倾家荡产的山西农民来说，教会成了唯一的免费强制戒毒所。通过信仰替代毒瘾，让基督/天主教在山西乡村迅速扩张。谁把光带给世人，世人便会爱谁。

龙门石窟 | 千年的符号

如果说山西菜更像是被战火和工业化双重摧毁后的英国菜（事实上山西菜也的确因灾荒导致了传承断代，保留下来的，多是可以让人渡过饥荒岁月的主食），那么河南的面食还真就些意大利的风味，当然倒过来说也是并无不可的，譬如河南朋友在吃了一口托斯卡纳炖菜后竟然发现与家乡粉浆面条如出一辙。托斯卡纳（Ribollita）在意大利语里的意思就是“煮了又煮” (Re-boiled)的意思，通过番茄和发酵的面包的酸味和大量熬煮的深色蔬菜（如黑甘蓝）。虽然不是直接通过浆水发酵，但大量的番茄与蔬菜在长时间炖煮后，会产生一种非常接近中式发酵蔬菜的，酸爽的层次感。以及豆类提供的棉柔细腻又沙沙的口感。更别说出锅后淋上的香油/橄榄油了。“这黏糊劲儿，这碎菜叶子，这酸溜溜的味儿……这不就是俺家那一碗糊涂浆水面吗？”，甚至就是河南话本身，也有一种意大利语的节奏，两者几乎都是“大开口”的发音，且具有夸张的音调起伏和乒乒乓乓的节奏感。所以如果一个五官立体的新疆人，一边五指并拢并的朝上比划，一边激昂的讲着河南话，我会第一时间认为他是意大利人。还记得《教父》中的迈克尔·柯里昂吗？初是个二战英雄，“不得已”的接管了家族事务，最终他在教堂中给侄子受洗，而教堂外则是残酷的清洗，至于终局，又是那种胡辣汤也化不开的寒意。出身于河南洛阳的赵匡胤亦是如此，且不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否真的是不得已，或许杯酒释兵权前的夜晚，赵匡胤也怀中撸着猫，用意大利语喃喃自语道：“Gli farò un'offerta che non potrà rifiutare……”（我可以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

这种风味上的相同点，大概源自我老家的一家披萨店（虽然西班牙风味的），每年夏天都会在店铺门口种些罗勒自用，客人偷摘两片回家做意面的装饰也并无不可，但是像我这样想摘“一把”的，就是有伤风化了， “老吃家的事，怎么不算偷呢”，虽然数额小到不值得报J（报警的互联网黑话，似乎在互联网会触发敏感词），但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还是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于是便另辟蹊径，盯上了河南产的荆芥，这东西学名便是疏毛罗勒，吃起来，并没有罗勒那么甜，倒是有些介于薄荷与柠檬草之间的清凉。这种清凉又没有九层塔那么辛辣，关键是这东西刚好是河南夏天的风物，快递买来毫无压力。500克，9块8（时价），包邮到家！新鲜翠绿的荆芥就这么从河南到了黑龙江。于是，到货的那几天，就会在家做老奶奶意大利面，出锅前撒一把，虽然不是原版罗勒，但是那种清凉感更让夏日的一餐，变得十分惬意。吃不了也没关系，还可以替代九层塔做成抛打饭的肉酱（反正主料也是肉馅和荆芥），当然风味又差了许多，不过别忘了，我的老家可是黑龙江，就算自己做的再差，也比袋装的预制东南亚风味食品更让人神清气爽了。甚至物美价廉到了可以做青酱的地步，用大量的荆芥和大兴安岭的松子，以及适量的橄榄油，一同搅打做成青酱意面，在夏天可以配着柠檬气泡水（如果是晚餐，喝些带柚子味的杜松子酒也是不错的选择）。此等剂量的“平替罗勒”要在“优莱客”门前薅，估计小花圃是要秃一块的。如果说托斯卡纳炖菜和糊涂面，都是黏糊糊的异端，那么河南面条和意大利面的相近程度可就更高了，河南话的“劲道”似乎与意大利语中的“Al Dente”（有齿感，有硬芯的），是极其相似的。只是无论是山西，还是河南，人们对于挂面的态度，几乎就是一种生存的最低保障。所以我是有些好奇他们是怎么看意大利面的。当然，在意大利，“鲜面条 (Pasta Fresca)” 才是意大利美食金字塔尖上的明珠，至于面片还是切面，也不需要什么描述了。有一个马可波罗从中国将面条带入意大利面的文化“公案”，事实上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中国的一些食物时，已经用使用类似“拉萨尼亚”（Lasagna）或“通心粉”（Vermicelli）”这样的对比，进行解释。即，用已有的食物与面食进行类比，足以证明并非是由他传入意大利的。至于两地面食的高度相似，我更倾向于是“演进的趋同效应”，同样的小麦产区，这种作物使得人类在反复尝试烹饪后，都会选择将其“磨成粉，用水煮”的技术路线。就好像鳌虾和螃蟹，虽然不是同一物种，但是都很好吃……都演化出了坚硬的甲壳和双钳（蟹化/Carcinization）。

中国似乎就有这样一个趋同时代。罗兰·巴特在1974年来到中国，之后发表了《中国行日记》。这次旅行能够达成，与当时西方社会对于“东方秩序”即着迷有恐惧、即崇拜有误解的复杂心态不无关系。事实上，同年，法国导演让·雅南的一部电影在巴黎上映了，这部叫做《解放军在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的电影在上映前，还曾试图在中国进行首映。然而这种意宣扬解放军美德的故事，并没有获得中方的好感。在中方看来，这部电影中的解放军成为了古怪，木讷，是只会做集体操和强制生产的奇怪形象。同时，法国人迅速的适应了这种“禁欲系”生活，甚至把穿上中山装变视为了一种时尚潮流。巴黎变成“烟囱加工厂”，曾经讲究美食和香水的巴黎人，迅速穿上蓝灰布衫，为了多领一个馒头而表现出极度的忠诚。老佛爷百货公司不再卖名牌，而是堆满了清一色的生产工具。这种比中国还中国的模仿，对于处于严谨政治语境下的中国，无疑是一种“反讽式的恭维”或是“恭维式的反讽”，例如一个丑角夸张的仿一位绅士的做派，这位绅士便多会能领悟这种冒犯的，虽然，亦有可能仅是误解。甚至其中还编排了致敬“红色娘子军”的红色芭蕾版本的“卡门”，用以在剧中庆祝巴黎的解放。这种用力过猛的赞美，在当下的语境中，就可以理解为“低级红”或是“高级黑”了。

罗兰·巴特和他的朋友到达中国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这让他们的旅行的每一阶段都带入了有关政治形态的意识形态“考虑”。罗兰·巴特的日记便“忠实”的记录了这一切，几乎原本的呈现了细节、颜色、精致、身体、每一天的各种小事。这让携带这本日记外出旅行的我如同经历了一场噩梦，这本日记就是事实上的日记，甚至可以是语文课上糟糕的流水账范本，或是枯燥无味的原始素材，仅能作为呈堂的证物使用。然而也只有深入的阅读，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他们的旅行来自中国大使馆的邀请，这是一个费用自付，有组织的为期三周的旅行。虽然受到了作家与大学的接待，但实际上一条经过预设的旅程。几乎是20世纪70年代所有西方人到访中国所必去的地方。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旅行社除了提供向导和翻译外，也随时防备旅行者与中国人有既定之外的接触。罗兰·巴特对于这种缺少意外、缺少“褶皱”、缺少“偶遇事件”的情况尤其不满。于是，他在日记中使用一种充满“失语感”的“消沉”作为他的武器。巴特习惯了西欧那种充满了消费、个性和反叛符号的社会。来到中国，他发现这里的人不“演”了，或者说所有人都在演“同一个剧本”。因为找不到可以解读的政治符号，巴特在日记中一度陷入了某种东方主义的幻觉，觉得这种“像”是一种高级的、空灵的境界。但事实上，那只是生态位过于拥挤且单一时的被迫收敛。在日记中南京到洛阳的部分，“一个没有皱痕的国度。精致并不被赋予文化的（除了土地上的农作物本身）：没有任何东西在讲述历史。”他觉得洛阳牡丹花展上的淡玫瑰色的牡丹非常之美，我们也是这样觉得的，虽然1974年和2024年，很多牡丹都有被暴雨打蔫的痕迹。在参观龙门石窟时，巴特的导游介绍到，这些（佛像）作品，都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天才与智慧……美帝国主义的偷掠犯罪（纽约博物馆和堪萨斯博物馆）……解放后，石窟得到了认真的保护……这些作品为人民服务。这与2024年相差很多，现在很多导游都会细致的讲解佛学故事或是供养的贵族与其家族的历史。而1974年，这里还是帝国主义如何偷掠的证据。

在“东方红”工厂的参观，则又完全回归了套路，蓝衣服的工人在从事生产，他们亲切、开放、正派、微笑、干净整洁。巴特事无巨细的记录那些数据，譬如1955年开始建设，占地14.5万平方米，23000名工人，其中6700名是妇女。问题讨论环节依旧是“我们已经打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和刘少奇修正集主义集团的封锁”云云。以及老工人的个人汇报。在13岁时给资本家当工人，每天工作13个小时，受着非人的对待，就像是个奴隶……而现在的生活非常幸福……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资本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巴特一行也被安排观看河南地方的评剧。《向阳商店》的故事发生在1963年，主人公是一个善良的、富有战斗意志的姑娘。故事是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主人公要开导她本性善良，但是，是一个丑陋资本家的父亲。（这种“教化”似乎在2026年的春节晚会上仍在继续）

在西安，巴特在日记上写下了一个模型。

1.     能指的话语（文字）

2.     所指的话语（砖块）

3.     解释。斗争。结构。过程。

这应该也就是这次旅行引起他“极度不满”的病因所在。所有的解释都被收敛。所有的所指都被预制为砖头。这像极了老Deep的脑回路（如果他有大脑的话），只要与其交流的内容涉及到了某些内容，他便会丢出预制的砖头，不再允许讨论。而这种砖头的堆砌，便是一堵墙，便是一场符号的消亡。

罗兰巴特的《符号帝国》（1970年出版）是先于中国之行的，对于巴特来说，日本是一个“空”的中心，比如和服、便当、火车站、东京的皇居。他发现日本的包装非常华丽，礼仪极其繁琐，但这些符号背后没有沉重的意识形态教条。是一个是”语义的解脱“。而在1974年的中国，所有的符号背后必须做一个政治意图的解释，是轮摆另一端，”语义的监狱“。令人遗憾的是，罗兰·巴特于1980年的3月因车祸离世。他并没有机会再次来到中国。老G说：“令人扼腕的是，他（巴特）在大戏开幕前，刚刚看完了最枯燥的序幕就离场了”。如果他有机会来到80年代后的中国，他会看到“非洲草原雨季”般的“动植物大爆发“，对巴特来说，颜色不仅仅是美学，更是选择权。当年轻人戴着蛤蟆镜穿上喇叭裤、花衬衫，甚至跳起霹雳舞时。会彻底粉碎他在1974年观察到的那种没有“褶皱”的“平滑感”。从“只有真理，没有意义”的神庙，到“意义过剩，真相不明”的丛林。这也许就是宇宙的熵值定律，又或者是一个亘古不灭的轮回。

近几年，似乎脱口秀演员们不再骄傲的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了。因为有太多的同行，冒犯到了不该冒犯的存在。比如House（李昊石），在脱口秀中谈及自己收养的两只流浪狗，种种趣事中满是喜爱之情，在两只”野狗“追逐松鼠时，他联想到了”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个解放常用的宣传口号。这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与批评，事后，李昊石便处于一个事实上的”被封杀“状态。这似乎很好理解，在乾隆年间的诸多”文字狱“中，乾隆亦是知道其中是有些”牵强附会“的，但是为什么还是务求办成铁案呢。其实，并不是针对这个案件，而是朝廷为了传递某种态度。而官员的态度，也如我原单位的同事，财务总监张总，他的口头禅即是”哪个庙里都有冤死的鬼“，你死不死，不在于，你冤不冤。

在清朝，还有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清朝严苛的文字狱下，文化本可能是的全面凋零的。但事实上，戏曲行业不仅没有枯萎，反而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甚至诞生出了京剧的雏形（徽班进京）。但这种繁荣并不是百花齐放式的爆发，很多题材的审核，甚至是由乾隆皇帝亲自进行的，才子佳人可能有涉风化，忠君爱国的贤臣良将，有可能让人联想到皇帝的昏庸，最终流行的都是神仙故事，圣人礼教。既然题材被锁死，艺人和观众的注意力就会转向形式主义的极致。唱腔越来越华丽，身段越来越繁琐，脸谱越来越复杂。这种技术的进步，又何尝不是思想停滞的代偿。请诸位不要恶意联想到春晚。虽然，每年的花销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空心化。但我还是认为，春晚，是繁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