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正传. 续章》（6）

第六章  (2022–2024)

我叫阿甘，福雷斯特·阿甘。当你回头看时，岁月总是整整齐齐地排着队；可当你试图抓住它们时，它们就呼啦一下散开了。这几年就是这种“散开”的日子。墙外面的世界整天跟自己吵个没完，像一家子人进了厨房却忘了是来干啥的。墙里面的世界吵得少点，但这并不代表太平，更像是大家头顶上都坐着同一个老板。

外面，我儿子把时间劈成两半：一半交给那条总想听演讲的街道，另一半交给那个总缺大长勺的救济厨房。他寄来的简讯听起来像是在颠簸的货车上发的实时气象预报：

集会挺顺利。我们找了翻译。

厨房供了两百号人。洋葱用完了，主意还没完。

下周有退伍军人招聘会——申请表管够，空位不一定。

当他写下“永远不够”时，指的不是人。人手多的是。他指的是时间、金钱，还有被生活磨光了的耐心。“希望”就像个戴着遮发罩的食堂大妈，在那儿闷头干活，死活都不肯打卡下班。

墙里面，我的作息规律得能用来校准礼仪：上午拖地，下午翻书，黄昏读诗，周日写信。“慢性子天气俱乐部”增加了拉伸项目，管这叫“现实主义者的高级有氧”。图书馆的鲁伊斯女士向那些书架上歪歪斜斜的书宣战，并取得了全面胜利。大个子列尼认定地板能听见道歉，于是开始代表地板进行自我反省。按大多数标准来看，我们是在一张小地图上干着漂亮活儿。

海斯牧师送给我一个笔记本，书脊硬朗得像个正经的握手。“阿甘先生，”他说，“咱们把你的生活理成几个不打架的章节吧。”他那儿有一张桌子，他管它叫“记忆长椅”，因为当你想让往事听话时，你就该坐在那儿。每次点完名我们就在那儿碰头。他会先在桌上摆好两支铅笔，因为他觉得就算是‘希望’，也得讲究个‘后勤保障’——没笔你拿什么把希望写出来呢？

“从哪儿开始都行，”他说。

“长跑吧，”我说，因为当你找不到门时，通常都会从那儿开始。他画了个圆圈，在中间写上“跑”，像个早就知道这是开卷考试的孩子。“你当时在躲避什么？”他问。“从无处跑向某处，”我告诉他，“就像一封没写寄信地址的信。”我们记下了那些双脚跑得比嘴快的时刻：那场久到足以判成刑期的越野跑；还有陌生人如何跑在我身边，直到我们不再陌生。

第二周，我们在圆圈里写下了“乒乓球”。他问我赢得多吗。“多到派得上用场，”我说，“但没多到让人感兴趣。”我们记下了那些轻飘飘的乒乓球——它们跑得比谁都快，撞了人也从来不打算说对不起。我还写了在那儿打球的感觉：只要你死盯着球看，那张绿色的球桌就会越变越大，大得像片海，而你只能划着球拍拼命过河。

接着聊到了“虾”，就算你不爱吃，这一章也挺下饭的。我写了那艘破船，它让我明白新闻里播的暴风雨还没浪头打在脸上的响声大；我还写了”如果想把事儿办成，你得有耐心，就像煮虾要等水烧开。”当被问到大海教了我什么时，我说：”老天爷能原谅一个人的没本事，但绝不原谅一个人的大意。”

接着是“布巴”那一章。布巴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懂虾的人，他能从早到晚不停地念叨虾：白灼的、油炸的、蒜香的、剁碎了做成饼的。在越南那个雨下个没完的地方，只要他一开口，我满脑子就全是虾肉。我们写下了那个在炮火连天里还没来得及实现的承诺，还有那艘后来为了他才出海的捕虾船。牧师问我，我从布巴身上学到了什么。我说：“我学到了，只要你对一件事足够专一，哪怕是只虾，也能撑起一个男人的梦想；我还学到了，最好的朋友不一定非得聪明，只要他在想家的时候，愿意把手交给你。”

我们继续写着——珍妮、新鞋、那家不卖水果的苹果公司、ICU的玻璃、走廊。海斯总有办法问出问题背后的问题。“那时候是谁救了你？”他会问。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一句话，比如“来坐会儿”、“您先请”或者“我们能搞定”。有时候是一根表现得像是预知了天气的羽毛。

他让我把这一切再写一遍，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恩典’是个动词，”他说，“‘露面’也是。”于是我把每一次意外都抄进了一个文件夹里——就是那种带着夹子、咬住就不松口的。我用那些五花十色的麦片盒剪成了索引标签。每个标签上只写一个最土的词：跑、船、球、廊、镜、书、子。要是回忆开始变得肉麻、想玩文字游戏，我就得提醒它‘进门请摘帽’——把那些撑场面的废话都给我留在门外，只准带着真心进来。

在标签之间，我塞进了一些只有当你留着它们时才显得重要的琐事：在我发现钱包丢了之前就还给我的那位副警官的名字；奖学金阅览室装上第二排灯那天天空的颜色；一个叫雷吉的男人大声读出的第一个句子。（那是“门开着”。他读了两遍，好确保门真的开着。）

墙外面，我儿子继续播报着天气。

厨房跟诊所合作了——午餐时间打流感疫苗。玛雅护士问你好。

退伍军人招聘会搬到了体育馆。人挺多，预算薄。

我们辅导了三个人的简历，两个人的面试，还有一个人的“别放弃”。

有时他会发来照片：铝盘里升起的一缕蒸汽；一张手写的告示，上面用加完班的字体写着“人人有饭吃”；一群穿着周日T恤的男人，像拿着护照一样拿着印好的日程表。“爸，”他有一次写道，“我今天负责物流。感觉像是在原地跑步。”我告诉他，跑步机一样能让人强壮。

墙外面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屏幕上的争吵越来越刻薄，就像一群忘了还有“门”可以走出去的人。我给他的信里不打算装新闻，只想装下一条走廊。给那个刚学会一个新词的疲惫者留个位子。给还没达成共识的人们留两张椅子。把好吃的饼干藏到最后，等大伙儿学会分享了再拿出来。

周二，鲁伊斯女士借给我一台电脑。那机器老得掉渣，却还保留着那种旧时代的客气劲儿。我只用一根手指敲键盘，慢得就像这辈子一次只能相信一件事。我写下一页页素净的文字，有时一天只能磨出一行，但只要写了，这日子就没白过。海斯牧师收起这些稿子时说：‘阿甘，你是在给自己扎篱笆，不是在修围墙。’他喜欢篱笆。因为篱笆这玩意儿懂分寸，它会提醒你，门就在不远处。

小阿甘尝试着从基层参政——参加那些咖啡很浓、麦克风乱晃的市议会。他画了一张退伍军人就业安置图，那专业劲儿连头倔驴都能被说服。“爸，”他写道，“我总觉得火太旺，我的水桶太小。”我告诉他那个能揣进兜里的真相：水桶灭不了火。人提着水桶才能灭火。我还说，一个能拎一整天的水桶，强过一根你根本举不起来的消防栓。

里面，典狱长有一次站在图书馆里问我，那神情就像在盯着一间他正考虑要不要重新粉刷的谷仓：“阿甘，你在这儿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想说我在练习“如何变得可修复”，但那听起来像个谜语。于是我说：“长官，我主要是在陪着字母表和地板。”他点点头，仿佛这两个伙伴确实够忙活的。

“记忆长椅”变得挤巴巴的——是那种好的拥挤。海斯开始带个小录音机，问我愿不愿意为那些喜欢用耳朵听书的人读一段。“就像你在走廊上聊天那样，读你写的。”于是我照做了。男人们凑过来，歪着身子听，那种小心翼翼的姿势生怕惊跑了一个故事。我们管这叫“走廊时间”。鲁伊斯女士用图书馆字体印了个“请保持安静”的牌子，不管不顾地贴了上去。

我们办了一场谁也没管它叫“毕业典礼”的小仪式：三个男人现在能不求人、自己读信了。他们站在那儿，看起来像是一股决定温柔待人的冷空气先头部队。我握了他们的手，告诉他们关于信件的真话：有些信在你拆开前很重；有些信在你回信前很重。

儿子发来一条深夜简讯，只说“我们失去了一个”，接着写道：去年冬天给他安顿的住处。上周还见过他。芬太尼。我一直在想，要是我们多打一个电话就好了。 我回信说，悲伤不是数学题——没有过程分，也没有标准答案——而爱是唯一能让你搞砸了之后，还能继续参加补考的东西。我告诉他能睡就睡；要是睡不着，就数数那些被他带过小马路的人，直到这个数字数烦了，离他而去。

在操场上，“慢性子天气俱乐部”加了条规矩：除非有人问起，否则不聊出狱的事。＂希望＂是好燃料，但很难掌舵。我们用笑话来衡量圈数，交换着那些电视上永远不会播的新闻：谁收到了信，谁补好了牙，谁发现了把毛巾折得整整齐齐的乐趣。

一个下午，一个新来的男人错坐在了“记忆长椅”上，然后就故意留下了。他说他没有什么值得留着的记忆。“那我们就先借点，”海斯说，“等你自己的记忆到了，再把这些还回来。”我把“船”那一章借给了他，因为大海装得下那些觉得自己占地方太大的男人。他把书还回来时，在那句话下面画了线：只要你试着漂浮，水就会原谅你的形状。

我继续抄写着——跑步、乒乓球、虾、走廊、ICU的玻璃、奖学金阅览室的灯、草坪的线条，还有那双我还没走到的门外之鞋。“干嘛全写下来？”鲁伊斯女士问，那天推车嘎吱响，怎么都不听使唤。“因为意外也需要目击者，”我说，“而且我总在不该忘的地方忘事。”

海斯给我拿来一页我不记得写过的纸。“你写在诗篇的页边了，”他说。那是多年前我说过的一句话，然后随风而去了：我不聪明，但我知道什么是爱。 他用大拇指在下面划过，仿佛这是一句注定要成为真理的诗。“你可以把它刻在基石上，”他说。“或者写在食谱卡片上，”我说，“怎么用都行。”

我们把它定为“走廊时间”的结束语。在最后一个故事讲完后，在最后一声努力憋住不变成咳嗽的笑声后，在最后一把椅子几乎带着歉意轻声挪开后，我会大声说出这句话。不像是在吹嘘，也不像是在恳求——就像用卷尺去量一块木板的边缘：

我不聪明，但我知道什么是爱。大伙儿会微微低头，就像你向事实低头那样。

外面，我儿子写道：厨房每周增加了两天洗澡时间。一个退伍军人明天去苗圃上班了——伺候植物，不是伺候孩子。 我告诉他泥土很诚实。接着他写：周六有抗议。我很累，但是那种“好的累”。 我告诉他，好的累就是能睡得着的那种累。

有些晚上，电视试图用滚动条来总结世界，那字幕跑得像一张惊慌失措的待办清单。我们看着，点点头，然后把它关掉。我回到文件夹前，加了一个叫“慈悲”的标签，因为我总看见它在没有任何凭证的情况下溜进来：一个管事的人停下来帮另一个伙计系鞋带；一个管教员假装没发现图书馆里的报纸比预算拨的还要多；还有清晨的阳光从不查身份证。

2024年底，操场上来了一只海鸥。它像个办正事的人一样走来走去，在跑道旁留下一根羽毛，仿佛在说：哪怕你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你也干得不赖。我没去动它。有些象征符号，在不要求它们“打卡上班”时效果最好。

儿子的年度最后一条短信，发在一个月亮忘了调低亮度、在大半夜‘大嗓门’放光的夜晚：

爸，这季度我们帮五个退伍军人找到了稳定工作。其中两个休息日还回厨房来帮忙做饭。还是觉得不够。但我关门时站在门口想：我们喂饱了这一天。这也算点什么。

我给他回了一句已经成了我的习惯，甚至成了我的信仰的话：你留不住河流。但你可以守住大桥。

然后我关掉了图书馆的灯，用手摸过那一排排书，就像一个男人在风暴前检查篱笆那样。我早早就睡了。黎明拖地，中午翻书，黄昏读诗，周日写信。墙里，我们正忙着陪字母表和地板。墙外，我儿子正忙着陪那些饥饿和不安的人。

文件夹里装满了当年那些乱七八糟的意外，现在它们长大了、懂规矩了，给自己改了个挺体面的名字，叫‘因祸得福’。

我还在呢。他还在那儿。＂爱＂在这一段距离中不断行走，一次迈出一个朴素的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