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現實的可能性（二）：實踐的取向

進一步言之，紀錄片的製作，可以不僅止於「真實」的「再現」而已，如同實踐取向（praxis-oriented）的研究方法（夏林清，2012），它本身也可以是「現實」的「行動」，並成為一個「探究的民主化過程」（a democratized process of inquiry），用以對抗宰制、意識覺醒或推動變革。

在此一過程之中，紀錄者與被攝者，乃是基於互惠的需求，形構一個協同探究的關係，以不斷地進行對話、互動與自我反思，這裡想以兩個特定的場域或對象為例，前者是身處邊陲位置的蘭嶼、後者是臺灣RCA污染事件及其訴訟，進一步釐清在紀錄片製作背後隱含的不同思維。

首先是身處邊陲位置的蘭嶼：

就再現蘭嶼的真實而言，《蘭嶼觀點》（胡台麗，1993）的確開創了一個新的可能性，為了跳脫人類學家或局外人詮釋他者的困境，作者與在地的醫師與反核青年合作，共同探討了達悟族人對於攝影的恐懼以及觀光化帶來的影響、醫療資源的不足與傳統信仰的衝突、反核廢料的倡議等等，但這些「蘭嶼」的觀點，最終仍然收納成為「作者」的觀點。

當然，正如邱貴芬（2016，頁225）提醒，在地的紀錄者也並不保證他與被攝者的關係就無問題，重點還在於如何紀錄與被觀看，以《面對惡靈》（張淑蘭，2001）為例，作者希．雅布書卡嫩是蘭嶼東清村人、在衛生所擔任護士，基於達悟文化傳統將疾病視為「惡靈」的恐懼，她推動了弱勢長者的居家照護，而參與紀錄片訓練班之後，她更以影像來協助居家照護志工招募的工作。

其次是臺灣RCA污染事件及其訴訟：

從再現真實的角度來看，《奇蹟背後》（蔡崇隆，2002）的確已發揮了所謂「紀錄片的政治性」，它對照了在1970 年代與美商RCA有關的兩群人及其生命軌跡，一群是政府派赴美受訓的40位科技菁英，而另一群則是因廠區土壤污染而罹患癌症的2萬名基層女工，揭露了在經濟奇蹟背後的環境代價與階級問題。

《工殤日記─潘姐》（劉孟芬，2005）則是更進一步實踐了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的精神，它紀錄了受害員工自發性地成立自救會，在工傷協會與義務律師團的協助下，與美商RCA打官司、討公道的過程，相對之下，作者是以影像志工的位置來「陪伴」所參與的工人運動，並配合運動的階段性發展，進行各種不同的實作，包括組織影像讀書會、成立工人影像小組、招募志工紀錄影像證言等等。

參考資料

邱貴芬（2016）。《「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夏林清（2012）。《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

劉孟芬（2005）。《以行動研究取向建構紀錄片中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關係：以拍攝「工傷日記﹘潘姐」一片為例》。南藝大紀錄所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