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两年

我被实用和优绩主义捆绑的人生里，主动潦倒自然是不被允许的。但在这个难赢的时代，我被迫潦倒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当时我大学毕业，没有职业，在校园里靠着第二学位混时间。收入主要靠啃老和给公众号写软文。学校勉强暂时保住了我的北京户口，不然我就和政府要清理的低端人口没有任何区别。

当时的我奋发图强，把智能手机寄回了老家，仅使用老式按键手机，屏幕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我以为这样就可以让自己把光阴花费在课本之上，但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自制力。这手机也没有做到极简，还带了收音机和贪吃蛇两个害我不浅的功能。我像出租车司机一样每天听小说，听完了整本基督山伯爵，整本围城，半本乱世佳人，半本约翰克里斯多夫，同时还穿插了好多期的叶文有话要说，可谓雅俗共赏。

时间也从手机转移到图书馆，我浸泡在地下一层的角落，那里是存放文学书籍的地方。白天读不算，我还把书带回宿舍去读，一张小单人床的枕边，垒满了十几本。旧书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味，我每晚和这个味道相伴而睡。

印象很深的书比如贾平凹的废都。把这本书借来的时候，除了猎奇之外绝没有什么好的念头。可惜的是关键段落都用框框代替，只能数出来有多少字，猜测大致的意思。读的过程也并不美妙，老人家的文笔美感不多却让我恶心不少。

另外一本印象深刻的书是天鹅绒监狱，讲东欧的审查制度。序言写得实在是好，甚至我现在还能背出许多：碰不得的禁忌，不宜居的生活，不可说的言论，无形的条条框框，永久流产的不被接受的思想……但看到正文就又觉得东欧作家即使在那个时候，也比如今的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并不觉得那么relatable了。

那个时候沉溺于读书，多少是有些逃避现实的意思。北京的冬天我常穿一件旧黑色长羽绒服，有点给自己虚度的大好光阴服丧的意思。有时候看到旧同学，腋下夹一两本书匆匆而过，也算是给自己的一点体面。读书人的事，能叫虚度光阴吗？那是一段周围充满了人但却主动隔离社交的日子，我有幸找到了王尔德写给同性爱人波西在狱中的长信《自深深处》。王尔德自己大概也想不到，他的作品可以在一百多年后跨越几千公里，在地球的另一端让一位东方读者多次潸然泪下。

“对你自己，我最后仅再说一件事：不要害怕过去。如果人们告诉你过去无可挽回，不要相信他们。过去、现在和未来仅是上帝目光中的一刻，我们应努力活在这样的目光中。时间和空间，连续和扩展仅是思想的偶然条件，想象力能超越它们，使我们在理想的存在维度中自由翱翔……

展现在我面前的就是我的过去，我要让自己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它，我要让世界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它，我要让上帝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它。对于我的过去，忽略或轻视、赞颂、否认都不是办法，我唯一要做的，只有将之作为我生命和性格演变的一部分全面接受，即向我所遭遇的每一件事低头鞠躬……”

这两年像是被偷走的一样，在我的简历里消失了。但这是我离我灵魂真正秉性最近的两年，生活在冲击与挣扎之中，伴随着茫然和混乱。不过未曾实现的愿望是不需被苛责的遗憾，看似错误的选择也让人更接近有关自己的真相。我时常想起黑色羽绒服下的自己，她似乎有一张敏捷狡黠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