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體、知識與方法（二）

2.知識：再現真實如何可能 

    在本體論之後，接下來的問題是：紀錄片是如何能夠「認識」社會並「再現」真實呢？最常被引用的即是Nichols的四種（1991）或六個（2001）模式。

    不同於既有以某某運動（movements）或特定時期（periods）來劃分紀錄片的發展，「模式」（mode）的分類更接近於Max Weber的理念型（ideal type）：亦即它可能曾經出現於特定時期，但又較某某運動更具持久的原則或目標；個別的紀錄片也可能同時包含不同的模式：它們似乎可以對應紀錄片的歷史，但這並不意味著就是一個進化的過程：它們的發展乃是基於前一個模式的不足、技術的限制與創新、社會文化的變遷、關於再現真實及觀看慾望的意識形態等等所影響（Nichols, 2001, p.99）。

    Nichols（1991）的四種模式包括了：解說（expository），運用旁白作為全知觀點，用以陳述解說歷史世界之特定議題；觀察（observational），現場收音取代了事後旁白，以不介入的方式觀察事件或人物的發生過程；互動（interactive），再現了作者的現身、介入、互動與參與等等角色；反身（reflexive），透過拍攝過程的呈現，企圖喚起觀眾去思考影像如何再現真實。

    而六個模式：其中除了互動模式為參與（participatory）模式所替代之外；增加了詩意（poetic），它衍生自解說模式中的詩意解說（poetic exposition），主要是以藝術的形式來表達抒情的論述；表現（performative），它衍生自反身模式中的表現風格（expressionist style），比較接近實驗電影的意義（Nichols, 2001）。

    首先，上述不同模式的發聲（voice）方法，背後其實隱含著差異的知識論：解說與觀察的模式，乃是象徵著某種經驗╱實證主義的立場，即認為紀錄者透過視覺或觀看是可以發現真實並驗證知識的；參與及反身的模式，代表著某種社會建構或後現代的觀點，企圖呈現知識或真實乃是共同建構與相對主義的；而詩意與表現的模式，則是更強調著主觀詮釋與解構真實的面向。

    其次，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四種或六個模式，基本上都預設了只有研究者、作者或導演「有能力」（或「有權力」）得以認識社會並再現真實，因此，即使是被攝對象的聲音與身影出現在紀錄片之中，他們仍然無法代表自己，而是作為被代言的對象。 

參考資料 

Nichols, B. (1991). Representing Realit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Documenta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