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左，也不是右》

我們為什麼越來越難彼此說話

這幾年，我越來越常在公共討論中看到一個熟悉的場景。

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對話原本似乎可以繼續展開。但很快，討論就停止了。不是因為問題已經被理解，而是因為某個人被貼上了一個標籤——「左派」，或者「右派」。

一旦標籤出現，討論往往就此結束。

我常常忍不住追問一個問題：當我們說一個人是「左」，另一個人是「右」，我們究竟在說什麼？

很多時候，人們其實並不清楚。

這些詞被使用得如此頻繁，如此自信，但它們原本描述的是什麼樣的政治張力、社會問題與歷史經驗，卻很少有人再去細想。

慢慢地，我開始意識到，也許今天公共生活中真正的困境，並不只是「左」與「右」之間的分歧，而是一種越來越普遍的思維方式——一種把世界簡化為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

最近完成的一篇英文文章，正是從這個疑問出發。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試圖暫時離開日常政治爭論的喧囂，回到概念本身。「左」與「右」這組詞最早出現在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國民議會中，原本只是議會座位上的區分。支持激進改革的人坐在左側，支持王權與傳統的人坐在右側。

後來，這個空間上的區分逐漸演變成一種理解政治生活的框架。

它其實描述的是幾組長期存在的社會張力：自由與秩序、平等與階層、改革的衝動與制度延續的謹慎。

這些張力都是人類社會無法迴避的問題。沒有任何社會只需要自由而不需要秩序，也沒有任何社會只需要秩序而不需要自由。自由擴張帶來更多選擇與尊嚴，但也意味著更大的不確定性；秩序的強化帶來穩定與安全，但也可能壓縮個體的空間。

在歷史上，左右之間的分歧，其實更多是關於價值排序的不同，而不是道德高低或智慧優劣的區分。

然而，在今天的公共討論中，「左」與「右」常常不再是理解世界的工具，而變成了一種部落標記。它不再幫助人們思考，而是幫助人們迅速判斷：誰是自己人，誰是對立面。

一旦討論被這種部落邏輯接管，複雜的問題很容易被簡化為陣營對抗。

在文章中，我嘗試從幾個不同角度來理解這個現象。包括左右概念的歷史來源，它在當代美國公共話語中的運作方式，以及在不同政治制度與歷史經驗中，這些詞語的含義如何可能出現巨大的錯位。

其中一個讓我感到特別值得思考的例子，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語言中的「反右」運動。在那些政治運動中，許多被指為「右派」的人，其實只是主張更大的思想空間、更穩定的制度運作，或更理性的公共討論。

如果把這些主張放到今天的美國語境中，它們反而更接近某些自由派或改革派的觀點。

這樣的比較提醒我們：

「左」與「右」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坐標，而是不同歷史經驗中形成的政治語言。

因此，人們在不同社會中使用同樣的詞語時，往往其實在談論完全不同的事情。

寫這篇文章，其實並不是為某一種政治立場辯護。我更關心的是另一個問題：當複雜的公共問題被壓縮為簡單的陣營對立時，公共理性會發生什麼？

在一個由演算法、社交媒體與情緒動員共同塑造的時代，極端立場往往更容易傳播，而細緻的討論卻越來越難獲得注意。當不安全感在社會中上升，人們更容易尋求簡單而確定的答案。

於是，「左」與「右」這些原本描述政治張力的概念，逐漸變成了一種情緒化的語言。

而當標籤取代了理解，公共討論也就開始失去它原本的意義。

也許今天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人們在某些問題上偏向左或偏向右，而是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世界上的每一個問題，都必須被簡化為一個二選一的答案。

當這種思維方式蔓延時，分歧本身就足以成為敵意的理由。

問題從來不只是左或右。

問題是，我們越來越習慣用非此即彼的方式理解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