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隐私他们需要什么资源？（资源门槛篇）

隐私侵害并非随手拈来的低成本行为，而是需要复杂资源投入的行为。只有具备特殊资源的人或组织才有能力实现对他人隐私的深度监控和窃取。可用资源越丰富，攻击手段就越强大；相反，资源稀缺者难以大规模实施隐私侵害。例如，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情报机构为破解网络通信中的加密技术，每年投入高达2.5亿美元，用于在商业软件和硬件中暗中插入后门（Ball 等, 2013）。这表明，只有拥有庞大预算和技术能力的国家或大公司，才可能随意“绕过”加密保护，监视他人通信。普通个体或小型犯罪组织通常无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成本和复杂程度。换言之，资源门槛本身就极大地缩小了“谁有能力做这件事”的范围：只有少数掌握技术、权力或组织资源的主体才能做到隐私侵害。

一、所需资源类型

隐私侵害通常需要以下几类资源中的至少一类或多类，缺一不可：

1、技术资源

精湛的网络和系统攻防技术。包括对监控设备的控制权、对账号/设备/网络的远程侵入能力、访问日志和流量数据的权限，以及对操作系统、网络协议、通信设备漏洞等的深入了解和利用能力。比如，安全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曾发现，NSO集团的 Pegasus间谍软件可以通过iMessage零点击漏洞远程感染iPhone。这种攻击不需要用户点击任何可疑链接，一旦手机接收特制的图片文件，即可植入监控软件，从而获得发送者和接收者的私密信息（Marczak 等, 2021）。类似地，另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埃及两名流亡反对派人士的手机仅通过点击一次WhatsApp链接，就被美国和欧洲支持的Pegasus和Predator间谍软件同时感染（Marczak 等, 2021）。这些例子说明，要实现对智能手机通信的暗中监听，攻击者需要掌握零日漏洞、逆向工程、加密破解等高级技术，并且需要很长时间和大量经费的投入。一般黑客或普通犯罪分子难以独立完成。

2、权限资源

具备制度性或职务性的访问权力。例如，从事网络运营、网络安全、通信运营或执法侦查的人员，他们所在职位允许查看和获取他人通信信息。全球多国法律允许运营商在特定条件下为执法部门提供用户通话、短信记录等信息，甚至实施监听。公开报道指出，微软曾配合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在Outlook.com邮件和聊天服务中插入后门，以协助政府监控。这类行为需要与设备厂商或服务提供商合作，利用合法授权绕过用户加密。又例如政府内部或大型组织中的网络管理员，可能掌握内部数据流量日志，只要绕过审计就能截取目标通信。显然，能获得这种权限的往往是国家机关、情报单位或大企业中的特定岗位，而非普通公民。

3、人脉与组织资源

单打独斗往往难以执行复杂监控任务，往往需要团队协作和组织支撑。比如，出售和部署高级间谍软件的通常是国家支持的情报公司或私人供应商，他们背后有政府或跨国组织作为客户和渠道。Citizen Lab报告提到，塞浦路斯公司Cytrox开发的Predator间谍软件就与其他国家情报商一起，组成了所谓“Intellexa联盟”——一个自称总部在欧盟、成员遍布欧洲的间谍软件联盟。这意味着攻击者往往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或网络，能够整合软件开发、情报分析、外交斡旋等多方面资源。类似地，在史诺登披露的NSA泄密文件中，NSA与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之间就存在紧密合作，将监控技术扩散到国际范围。这些组织化和协同作战的背景显示，监控行动通常需要团队运作、资金支持和组织掩护，而不是无头苍蝇式的随机行为。

4、情报与信息渠道

渠道的获取和利用能力同样重要。攻击者需要获得目标的通信元数据、内部报告、社交关系等情报，或通过黑市和合作伙伴交换敏感信息。例如，GCHQ一度组建了专门的人力情报（HUMINT）小组，深入全球电信行业安插“卧底”。这说明，他们可以通过内部渠道（如贿赂、招募内部人员等）获得关键信息。同样，一些情报机构之间或与私人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秘密情报共享网络，使得监控人员可以越过正常的审查流程，直接获取监控线索。没有这些信息渠道，攻击者对目标的一切都将蒙在鼓里，很难对症下药。

综上可知，隐私侵害是高资源、高成本的活动，不是无聊或愚蠢的“路人”随便就能做到的。只有具备上述资源的个体或机构，才有可能长期持续地监控他人的隐私。资源门槛本身极大地压缩了潜在攻击者的范围，限定了“谁有能力干这事”。

二、案例分析：安全环境下的隐私泄露

回到一个典型情境：某人换用全新购买的手机和欧盟通信卡，并使用号称端对端加密且极为安全的通信应用（如Signal）进行私密对话，却发现“私下对话仍被监听并泄露”。这在理论上是违反常规的：正常情况下，Signal等应用的端到端加密应保证信息只有通信双方能读取。要在这种环境下泄露对话内容，说明监控点并不在通信网络或应用服务器上，而是发生在手机终端本身或通信链路的深层。

结合前述资源分析，这种情况只能由极少数具备强大资源的攻击者造成。可能的实现途径包括：手机在出厂时被植入恶意固件、经手机操作系统漏洞远程控制、SIM卡所在的运营商网络被幕后操纵、或手机被安装了看似无害但实际上监控范围极广的系统组件。例如，公民实验室报告指出，NSO集团的Pegasus间谍软件就曾利用iMessage中的零日漏洞，连一条消息都不用点击，就远程安装到目标iPhone上。同理，若攻击者利用未知的基带漏洞或通过与手机制造商合作（如在固件中预装后门），即使用户使用安全应用，攻击者也能绕过加密锁定，把聊天记录直接从手机存储中窃取出来。

另一种可能是间谍软件通过合法外观绕过审查。有案例表明，即使应用本身安全，恶意程序也可借助操作系统的合法机制持续运行而不被察觉。例如，Citizen Lab报告中提到的Predator间谍软件就通过iOS的自动化功能实现了持久驻留，即便系统重启也不会被删掉。这种技术复杂度极高的攻击，不可能来自普通黑客，而是需要有政府级或军方级的背景和支持。

此外，如果手机操作系统存在尚未修补的漏洞，一些专业团队或商业间谍也能趁虚而入。例如，NSO等间谍软件商常年购买并出售零日漏洞，这些漏洞极为稀缺和昂贵。最新披露中，Pegasus曾在2021年利用一种JBIG2解码漏洞（CVE-2021-30860），一次就破解了苹果的iOS系统。这说明，攻击者如果不是国家级情报机构，往往无力负担这类零日漏洞的成本。

综合来看，倘若一个使用顶级加密应用的新手机仍发生监控，背后的实施者极可能是掌握高度隐秘手段的国家或情报集团，而非偶然的黑客个体。没有私自安装可疑软件的情况下，唯一合理的推断是：手机硬件或操作系统层面已被渗透。这完全符合前面提到的“资源密集型”特征——只有少数掌握技术、权限、人脉和情报网络的强大对手，才有手段在如此安全的环境中监听内容。

三、结论

综上所述，隐私侵害的实施者范围极其有限。能够开展此类行为的主体往往是掌握专门技术、人脉和法律/组织权限的国家或大型团体，而非普通个人。资源门槛高，意味着真正能够渗透端点、窃取加密信息的人寥寥可数。这也从侧面证明，当我们无法解释通讯被窃听的具体原因时，原因必定出在攻击者拥有我们难以想象的资源上。只有认清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隐私保护的挑战并非技术上的瑕疵，而是对抗力量的不对称。

参考文献

Ball, J., Borger, J., & Greenwald, G. (2013, September 5). Revealed: How US and UK spy agencies defeat internet privacy and security. The Guardian. theguardian.comtheguardian.com

Kirchgaessner, S., Lewis, P., Pegg, D., Cutler, S., Lakhani, N., & Safi, M. (2021, July 18). Revealed: leak uncovers global abuse of cyber-surveillance weapon. The Guardian. theguardian.com

Marczak, B., Scott-Railton, J., Abdul Razzak, B., Aljizawi, N., Anstis, S., Berdan, K., & Deibert, R. (2021a, September 13). FORCEDENTRY: NSO Group iMessage zero-click exploit captured in the wild. The Citizen Lab. citizenlab.ca

Marczak, B., Scott-Railton, J., Abdul Razzak, B., Aljizawi, N., Anstis, S., Berdan, K., & Deibert, R. (2021b, December 16). Pegasus vs. Predator: Dissident’s doubly-infected iPhone reveals Cytrox mercenary spyware. The Citizen Lab. citizenlab.cacitizenlab.ca

Lin, Y. (2019, February 12). 分析：华为安全风险 你需要了解的五件事. 大纪元时报.